我國是信仰佛教人口最多的國家，約有兩億左右。雖然佔全國人口比重不是特別的大，但是我國人口基數大，這也比好多國家的人口總數還要多。雖然佛教起源於古印度，但是現在的印度人卻很少再有信仰佛教的了。反而是中南半島、東南亞、東亞等許多國家信仰佛教，其中也包括我國。並且我國本土的道教似乎總是“競爭”不過佛教，連我們自己都不太重視。
縱觀我國曆史每當太平盛世、社會穩定之時，佛教會極度的繁榮興盛。唐代詩人杜牧在《江南春》中就為我們描繪了這一場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我國南北朝時期雖然也是分裂的時代，但是總體上是一個相對安定的時期，既沒有之前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那麼亂，也沒有後面的五代十國那麼亂。所以佛教非常的興盛，特別是南朝梁時期，開國皇帝武帝蕭衍幾次三番的想把皇帝不當了出家當和尚。可見佛教影響力是多麼的大。
在唐朝，李家人認為道家老子是自己的先祖，而且道教也將其奉為祖師爺，稱為“太上老君”。於是，李唐皇室在尊道的同時，鑑於佛教在民間的影響力也禮佛，再加上崇儒，於是形成了唐朝“三教並行”的基本國策。但是無論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如何推崇道和佛之間的哪一個，也沒有法定上的“國教”。如果非要說有，那也只能說是儒家或者說是“儒教”。而中國人大體上是一個“無宗教”、“無信仰”的民族，無神論在精英階層中一直佔據主導地位。所以即便是佛教在社會繁榮時期再昌盛，也不可能佔據社會的主導地位。
要知道，雖然我國有盤古開天和女媧造人的傳說，但是前者最早出現在東漢之後，而後者則更晚。所以中國古代的世俗王權總是凌駕於宗教之上的，不像歐洲那樣，甚至教皇一句話就能讓一個君主失去合法性。古代的統治者雖然不乏信奉宗教的，例如修仙煉丹的嘉靖皇帝和出家為僧的順治皇帝。但是統治者會去控制宗教的過度發展，特別是佛教。我國曆史上就曾有七次大規模的“法難”：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周世宗滅佛。
究其原因，還是因為佛教發展的太好了：寺廟享受著眾多信徒的香火錢、掌握著大量不用納稅的土地、擁有者一大批不用服兵役和從事社會生產的僧尼……總而言之，佛教的過度發展會阻礙封建社會的世俗統治，阻礙生產力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和尚會出門去化緣，曰“佛渡有緣人”，用世俗的眼光來說其實就是白吃不幹活。反觀本土的道教就不一樣了，真正的道士從來不出門化緣，道教講究的是“不勞不食”，也就是如果不幹活就不能吃飯。所以，即便是一些道觀在荒郊野外、崇山峻嶺之中，沒有信眾前來朝拜道士也能自給自足。
我們不難發現，每當天下太平之時，在佛教極度昌盛的背後，我們幾乎很難發現道教的活動。而當亂世之時，卻又見不到佛教的活動，反而是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道士來救濟信仰佛祖的蒼生。最著名的就是“全真七子”之一的“長春真人”丘處機，不顧自己74歲的高齡從中原向西跋涉萬里到達中亞拜見成吉思汗，成功的讓成吉思汗修改了蒙古人屠殺的政策，被譽為“一言止殺”。可以說，如果不是丘處機真人，亞歐大陸上不知還有多少無辜的蒼生死在蒙古鐵騎的屠刀之下。
即便是近代抗日戰爭中，我們熟悉的“狼牙山五壯士”中被掛在樹枝上倖存的戰士宋學義是被李圓通道長冒著生命危險救下的。“獨臂將軍”、開國上將賀炳炎就是武當山的道士出身的。茅山道士黎遇航為抗日部隊做嚮導、送情報，擔任新四軍的糧食保管員和情報站站長。東三省淪陷後，遼寧閭山聖清官監院田信良道長直接拉起了一支民間武裝，親自帶人阻擊日寇、打擊漢奸、破壞敵交通設施。曹信義道長也是在東北淪陷後“一手拿香，一手拿槍”積極抗日……反觀這個時候的佛教，我們甚至感覺不到其存在。這也不禁讓網友感嘆：“亂世菩提不問事，老君背劍救蒼生”。
在道教經典中，我們不難發現其“愛國主義”的概念。特別是在《太平經》中，直接寫到“助國得天心”。類似“救國”、“保國”、“扶國”的詞語幾乎每本書都有，其愛國情懷可見一斑。而佛教講究“不殺生”，也正是一句不殺生，抵消了所有信徒對其不救國的質疑。可是為什麼道教“競爭”不過佛教呢？
究其原因，還是在於信仰的不同。道教推崇的是道德，讓大家崇拜忠義之士鼓勵衣食住行都要靠自己努力奮鬥，修的是今世，然而多少人對今生滿意呢？而佛教有一個“來世”的概念，提倡要今生苦修以換取“來世”的幸福。通俗點說，道教講的太現實，現實到不像一個宗教應該有的樣子。而佛教則是正兒八經的宗教，信仰高於現實。
在我國現代，據官方統計有一萬六千多座大小寺廟，僧尼合計約20萬；登記開放的道觀約兩千座，其他隱居在山裡的無法統計，保守估計大約在七千左右，住觀道士約3萬餘人，散居的正一派道士約6萬多人。相比之下還是佛教佔上風，不過參考古代的佛道勢力對比，也毋庸置疑。現在是和平年代而且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繁榮昌盛。所以佛教能夠繼續興盛也是有現實基礎的。雖然小編不信宗教，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城市裡也見過很多的寺廟，至於道觀，目前還沒見識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