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名相——房玄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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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名相——房玄齡

房玄齡(579年~648年),名喬,字玄齡,齊州臨淄(今山東淄博)人。

房玄齡曾祖房翼,後魏鎮遠將軍、宋安郡守,襲壯武伯。祖房熊,字子,釋褐州主簿。父房彥謙,好學,通涉《五經》,富有辯才,是魏、齊間的山東著名學者。在他出仕幾任地方官時,對老百姓厚加慰撫,施行善政,以致被當地人民“號為慈父”。房彥謙對隋煬帝的必將覆亡,早有預感,他曾對他的朋友說:“主上性多忌克,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隋書 · 房彥謙傳》)。協助李世民籌謀統一全國,取得帝位,是唐朝開國功臣,也是貞觀年間有遠見卓識的名相,前後在相位二十一年,是唐代在位時間最長的宰相。協助唐太宗成就了“貞觀之治”,使唐朝出現了政治修明、經濟繁榮的局面。

中華名相——房玄齡

房玄齡自幼耳濡目染,頗承其父遺風。自幼聰慧,善詩能文,博覽經史,精通儒家經書,又向父親學得一手好書法,工草隸。他年幼時即識見不凡,隋煬帝大業年間,隋王朝還正在興旺時期,表面上天下寧晏,大家都以為國祚方永,房玄齡卻悄悄對父親說:“隋帝本無功德,但誑惑黔黎,不為後嗣長計,混諸嫡庶,使相傾奪,儲後籓枝,競崇淫侈,終當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家國。今雖清平,其亡可翹足而待。”其父大為驚異。十八歲時本州舉進士,授羽騎尉。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對他深為器重,向裴矩說:“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必成偉器,但恨不睹其聳壑凌霄耳。”房玄齡對於長輩恪守孝道,其父長期臥病,“綿歷十旬(一百天)”,他盡心服侍藥膳,沒有脫過衣服睡覺。父親去世,他五天不進飲食。後調任隰縣縣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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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太原留守李淵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率軍三萬,兵發關中,勢如破竹,深得民心,《舊唐書 · 太宗紀》稱,李世民到渭北的沿途,“三輔(指長安附近)吏民及諸豪猾詣(到)軍門自效者,日以數千,扶老攜幼,滿於麾下”。政治上敏感的房玄齡,眼見隋朝大勢已去,下決心去渭北投李世民,“杖策謁于軍門”。當時李世民徇兵渭北,主要指涇陽(今陝西涇陽)、雲陽(今陝西三原西)、武功(今陝西武功西北)一帶,這一地區距隰城約有七、八百里之遙,房玄齡徒步追謁李世民,可見其誠心。恰好著名文學家溫彥博亦在李世民部下,他早聞房玄齡才名,便大力舉薦。李世民廣求賢才,收納天下英俊,與房玄齡一見如故,當即拜其為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主管軍事機要文書的起草和參謀),屢從徵,參謀劃策,典管書記。同年十一月,唐軍攻佔隋都長安。第二年五月,李淵滅隋稱帝,國號唐,改元武德,是為唐高祖。

中華名相——房玄齡

武德元年(618年)六月,立李建成為皇太子,封李世民為秦王,李元吉為齊王。李世民拜房玄齡為秦王府記室,封臨淄侯。他起草文書,井井有條,才氣橫溢,史稱他:“在秦府十餘年,常典管記,每軍書表奏,駐馬立成,文約理贍”。高祖嘗謂侍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每為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耳。”後隨李世民轉戰南北,每平定一地,別人爭著求取珍玩,他卻首先為秦王幕府收羅人才。與房玄齡齊名的杜如晦,就是因為房玄齡的盡力保舉而留在李世民幕中,後終成為股肱之臣。《舊唐書 · 杜如晦傳》記載,原來杜如晦為李世民的兵曹參軍(訓練士兵的軍事參謀),後來要被調出,房玄齡對李世民說:“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聽後十分震動,感激地對房玄齡說:“爾不言,幾失此人矣!”立即把杜如晦調到身邊作為心腹人員。房玄齡有意結交許多有才能的謀臣猛將,“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為李世民收羅了一批文武之材,壯大了秦王李世民的勢力。在跟隨李世民削平群雄的戰爭中,他還注意蒐集各地民情、亡隋的圖籍文書。《舊唐書 · 太宗紀》曰:李世民攻下王世充、段達等盤踞的洛陽,房玄齡當即想到要把隋王朝留下的圖籍保存起來,以備將來治國之用。李世民贊曰:“漢光武得鄧禹,門人益親,我今有玄齡,猶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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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王朝建立以後,皇位之爭激烈起來。房玄齡參與了“玄武門之變”的策劃,助李世民誅殺了太子建成。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五人並功第一。不久,唐高祖李淵主動退位,讓位給李世民。李世民即位,改元貞觀。貞觀元年(627),房玄齡為中書令,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滿,說:“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唐太宗說:“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得兵來,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功臣同賞耳。”房玄齡協助李世民經營四方,削平群雄,奪取皇位,李世民所以稱讚他有“籌謀帷幄,定社稷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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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觀元年,唐太宗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改革隋朝舊制。房玄齡領受旨意,精簡機構,舉薦賢能,把唐朝中央各官府的文武官員從兩千人減為六百四十三人;並在全國合併州縣,以山河形勢,把全國劃分為十道,派遣得力官員分巡各道,執掌政務,並定期對各級官員進行考查,賞罰十分嚴明。元朝註釋《貞觀政要》一書的學者戈直,在評論“貞觀之治”時,稱道“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為首”。而省官之實施,功在房玄齡,因為他傾力實踐了省官這一關係到唐王朝“長治久安”的第一要政,使唐朝很快出現了“中國既安,四夷即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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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齡善於發揮別人的長處,“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他和杜如晦配合得最好,杜如晦的長處是善於決斷,史稱“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房玄齡常常和唐太宗預先作出謀劃,等待杜如晦作出決斷,用房玄齡的話說:“非如晦莫能籌之”,結果杜如晦來到時,往往都能和房玄齡的主張契合。所以史家贊雲:“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彼此相輔相成。後世以他和杜如晦為良相的典範,合稱“房、杜”,素有“房謀杜斷”之譽。唐太宗重視選拔人才,他認為宰相的首要職責是求訪賢才,“致治之術,在於得賢”,他曾對房玄齡和杜如晦說:“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房玄齡知人善任,常常向太宗推薦新發現的人才,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太子晉王李治(即後來的唐高宗)宮中,有一位官居太子右衛率(負責太子宮的保衛工作)的李大亮,為官清廉,生活儉樸,竭心奉公,“每當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齡稱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當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兼領太子右衛軍,又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甚為器重。房玄齡用人不拘一格,知人善用,“不求備取人”,也不問貴賤,隨材授任;恪守職責,不自居功。比如張亮,“素寒賤,以農為業”,但“倜儻有大節”,有智謀,而膽氣不足,無將帥才,經房玄齡薦舉,避短用長,官至刑部尚書,參與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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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齡深知致政之術在於得賢,因此用人寧缺毋濫。有一時期,管理財政的度支部缺少合適的人選,房玄齡“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這種“寧受吝權之譏,而不忍冒昧以與下”的精神,可謂用心良苦。房玄齡忠心輔佐唐太宗,需要他過問的事情很多,從《貞觀政要》的若干條記載看,他不僅要過問吏治,經常審查司法的得失,還要知悉武庫甲仗的多少,以及宮室營造等細務。其所謂“事無鉅細,鹹當留意”。小有不察,都覺得是自己的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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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加強和鞏固唐王朝的統治,唐太宗即位後,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議修訂法律。鑑於隋“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滅亡”的教訓,唐太宗主張寬簡刑政,審慎法令。房玄齡等根據唐太宗的旨意修訂成的唐代法律,即《貞觀律》,有四個部分,即律、令、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其中“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舊唐書 · 刑法志》)與前代相比,房玄齡等制定的《貞觀律》在量刑定罪上大為減輕。房玄齡在唐太宗左右,雖不像魏徵那樣成為剛直不阿的諍臣,但覺得有不當處,也經常向唐太宗當面提出意見。例如貞觀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問周圍的大臣:“自古草創之主,至於子孫,多亂何也?”房玄齡在一旁答道:“那是因為幼主生長深宮,少居富貴,未識人間情偽和理國安危的緣故。”以此來警戒唐太宗不要過於寵愛子孫。貞觀十六年(642年),高麗發生內亂,唐太宗想出兵干預,房玄齡勸阻說;“臣觀古之列國,無不強凌弱,眾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取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他又以歷史為鑑,勸諫唐太宗:“昔漢武帝屢伐匈奴,隋主三徵遼左,人貧國敗,實此之由,惟陛下詳察。”(《貞觀政要 · 征伐》)唐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見。貞觀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又打算再次東征。這時房玄齡已經重病纏身,仍然不顧重病,書寫諫表,上呈太宗。他對兒子們說:“當今天下安靜,各得其所,惟東討高麗,將要成為國家大患。吾知而不言,會銜恨入土,死不瞑目的。”此表寫得十分誠摯懇切,使唐太宗十分感動,嘆息道:“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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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齡長期連任相職,一直兢兢業業,不敢絲毫懈怠。史書上稱他:“任總百司(總管政府各個部門),虔恭夙夜,盡力竭節,不欲一物失所。”正由於房玄齡對唐太宗忠心耿耿,當時朝廷上下對他都十分尊重,唐太宗遇有什麼大事或難以解決的事都要隨時詢問他。貞觀七年(633年),唐太宗將任命一名關內道的黜陟使(代表中央去地方檢察不法的官吏),就親自向房玄齡請教。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要任命李緯為民部尚書,也派人去徵求房玄齡的意見,房玄齡沒有表示肯定意見,“但云李緯好髭鬚”,唐太宗便因此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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