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古代的狀元：唐朝狀元不受重視 元朝狀元看出身
在中華民族的性格當中有一個深刻的烙印，它就是對於考試和功名的極度重視。比如每年高考來臨之際，與高考有關的熱點話題立刻就會登上熱搜，全國各地都在討論與高考有關的事項，而無數的學子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踏入考場，希望考出令自己滿意的答案。這是一個現實事件，因為高考成績將決定學子的大學，但它同時也是一個歷史事件，亦或說是一種歷史傳承，因為這種對於考試的極度重視，從一千多年前的中國人心中就埋下了種子，它就是科舉制度。正如於賡哲先生所說，“科舉制度在古代讀書人的心中埋下了種子，那就是考取功名……它形成了全民讀書和考試的社會氛圍，並且在中華民族性格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科舉制度形成的科舉文化，的確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深植在中國人的血液當中，比如狀元文化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即使是在現代，“狀元文化”仍舊大行其道，每年高考成績出爐之後，各地的文理科狀元都會登上書刊或是接受採訪，儼然成為熱點人物。在這種背景之下，不管是要參加高考的學子還是他們背後的父母，都對“狀元”夢寐以求，認為成為狀元未來的人生就會是一路坦途，而這與科舉制度的影響是分不開的，在世人眼中，“考取狀元就相當於是鯉魚躍龍門，是下層階級登往上層階級的天梯。”（《懸崖邊上的名士》大生）
不過對待歷史後人應當客觀公正，看待問題切不可一葉障目，比如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狀元，地位是有巨大差異的，並非所有狀元都如同宋代一樣，地位尊崇。
“狀元”這個稱號最早出自於唐朝，據史書記載：“舉人赴京應禮部試者皆須投狀，因稱居首者為狀頭，故有狀元之稱。”不過，唐朝時期的狀元地位並不像後世那樣尊崇，影響力也微乎甚微，這與唐朝狀元的選拔制度有關。唐朝時科舉制度雖然已經開始快速發展，但制度總體並不完善，狀元的選拔既不依靠皇帝欽點，也不根據考試成績，而是完全由考官決定。在這種情況下，賄賂考官、討好考官成為當時的風氣，只要是名氣大出身好的考生，就有機會成為狀元，因此唐朝的狀元含有許多“水分”，所以唐朝的狀元在史書上記載不多，史書也不會刻意強調他們的狀元頭銜。比如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狀元孫伏伽，在史書上的記載只有寥寥數筆，這與宋朝的狀元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唐朝的狀元與宋朝的狀元不可同日而語，兩者之間彷彿雲泥之別。宋朝的狀元符合後人對它的期待，在唐朝時狀元只是一個頭銜，不等於官職，想要做官還要等待吏部的補錄，而宋朝時的狀元含金量很高，狀元及第後立刻授予官職，而且升遷極快。當然，這種差異是有原因的。宋朝時科舉制度較為完善，皇帝和政府對科舉考試非常重視，從宋太祖開始禁止公薦，到宋真宗時期採取“糊名制”，體現的是科舉制度的日益完善和公平。在宋朝狀元的選拔完全憑藉他們在考場上的表現，因此宋朝的狀元皆是飽讀詩書、對答如流的賢士人才，至少在能力上是沒有大問題的，因此朝廷才會如此重視狀元。
錢穆在《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一書當中寫道：“宋代的科舉制度的完善，使他們可以選拔出更優秀的人才，狀元不再是一種符號，而是對官僚體系強有力的補充，這是宋的成就之一。”
元朝時，狀元的處境非常尷尬，首先元朝對於科舉制度的態度經常轉變，廢立不過統治者一念之間，而且即使科舉開設，也存在種族歧視，錄取的比例對於漢人來說很不公平，因此元朝時代的狀元，幾乎已經名存實亡。至於原因，易中天先生在他的《鐵血蒙元》中講述的非常透徹：“帝國的統治者很清楚，如果恢復科舉制度，蒙古人與色目人肯定無法與漢人一爭高下，他們把持政壇就不再可能……便讓許多讀書人希望落空。”
明朝時，科舉制度發生了一個戲劇化的變化，狀元的地位恢復到了與宋朝相仿的程度，但考取狀元的限制卻更多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基本上不能是重臣之後。在明朝時非常避諱重臣之後成為狀元，有時當朝重臣甚至會要求自己的兒子不要參加科舉，比如萬曆皇帝時的一位首輔沈一貫，就因此與自己非常有才華的兒子決裂。沈一貫的做法有些絕情，但從政治角度來看他的做法是有道理的，比如張居正就選擇不避嫌，他的兒子中了狀元，這在當時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人都在對他進行非議，張居正死後他的兒子們基本上都被革除功名，後代也背上罵名。
清朝時的狀元仍是憑藉考試成績，但是過程當中又參雜了許多人為因素，比如一個考生的樣貌或是姓名，都有可能成為他中狀元或者被革除狀元的原因。
到了現代，科舉制度不復存在，但科舉文化對社會的影響仍舊巨大，比如人們對於狀元的吹捧和追求，這當然是理所當然的。不過，縱觀中國歷史狀元的沉浮，我們會發現，科舉制度不在於選拔出狀元，而在於選拔出人才，現代的高考制度也是如此。因此，我們可以對狀元懷著熱烈的追求，但切不可盲目吹捧，否則便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
參考文獻：《隋唐人的日常生活》 於賡哲
《懸崖邊上的名士》 大生
《舊唐書》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 錢穆
《鐵血蒙元》 易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