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的“盛唐“中：世界其實是個整體'
歷史上把唐朝分成四個時期。首先是初唐，從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到武則天，都屬初唐。然後是盛唐，主要是玄宗李隆基時代。安史之亂平定之後進入中唐，包括唐憲宗李純的元和中興都屬於中唐時期，那時候藩鎮割據的問題其實都差不多得到了解決。但是等到憲宗李純一死，大唐的國勢又急轉直下，憲宗李純死後二十年不久國家進入晚唐時期。
要注意盛唐兩個字，不是隨便叫的。中國歷史上這麼多朝代帶”盛“字前綴的，就唐朝獨一份兒。
你從來沒聽過什麼盛宋，盛明，好像清朝有個康乾盛世，但是後世也從來沒把這段時期叫做是“盛清”， 康乾時期所謂盛世問題也多了去了。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44年，是所謂盛唐的核心時段，而且是唐朝真正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期。武則天時期雖然埋下了不少禍根，但是開花結果全部都在她孫子李隆基執政的這44年。
歷史上把唐朝分成四個時期。首先是初唐，從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到武則天，都屬初唐。然後是盛唐，主要是玄宗李隆基時代。安史之亂平定之後進入中唐，包括唐憲宗李純的元和中興都屬於中唐時期，那時候藩鎮割據的問題其實都差不多得到了解決。但是等到憲宗李純一死，大唐的國勢又急轉直下，憲宗李純死後二十年不久國家進入晚唐時期。
要注意盛唐兩個字，不是隨便叫的。中國歷史上這麼多朝代帶”盛“字前綴的，就唐朝獨一份兒。
你從來沒聽過什麼盛宋，盛明，好像清朝有個康乾盛世，但是後世也從來沒把這段時期叫做是“盛清”， 康乾時期所謂盛世問題也多了去了。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44年，是所謂盛唐的核心時段，而且是唐朝真正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期。武則天時期雖然埋下了不少禍根，但是開花結果全部都在她孫子李隆基執政的這44年。
唐詩的風格也從盛唐那種昂揚向上，英氣勃發的狀態急轉直下。像杜甫後期的那些詩，其實就是在反反覆覆說一個字——那就是“苦”啊，實在太苦了。尤其老杜不幸活到了安史之亂結束之後的第七個年頭才死，國家屢遭兵燹，老杜是閱遍人間滄桑。安史之亂平定之後又過了一些日子，進入中唐的藩鎮時代的穩定期，唐詩才又開始繁榮，什麼元白詩派，元稹白居易的樂府詩。韓愈孟郊的韓孟詩派，尤其是韓孟兩人，他們主張詩隨心走，不平則鳴，有點意識流的意思。
前面說過，李隆基當政，雖然前期在整頓國家行政機器上花了功夫，可本質上執行的是沒有武則天的武則天政策。比如在邊疆問題上，李隆基剛剛登基的時候其實延續了武則天時代的戰略收縮政策，簡單來說就是不打仗不折騰。因為當時李隆基和朝臣們有共識，那就是李家的政權復辟沒多久，當務之急就是結束內耗，恢復國民經濟生產才是最關鍵的。當時國家情況嚴重到什麼程度，舉個例子，李隆基登基之後一開始動不動就帶著滿朝文武往洛陽跑，去收大運河上運下來的糧食。收了糧食之後在洛陽一呆就是好一陣，不回來。大臣們是一個勁兒的勸他，因為李隆基這麼做其實是屬於政治不正確：洛陽在關東，歷來是武則天的首都；李家的傳統統治核心可是關中地區，也就是長安。而且當年可不像現在，陝西西安到河南洛陽，高鐵也就幾小時。
那個時候文武百官拖家帶口，來回一趟少則一月多則倆月的時間，全浪費在路上了。朝廷兩邊來回跑，下面幹活的官員是實在吃不消。可李隆基不幹，反而把勸他的大臣臭罵一頓。沒辦法，實在是國家沒錢，關中又經常大旱，收不上來糧食。什麼政治正確不正確都不管了，先顧著眼前吃喝再說。雖說洛陽是武則天時代的首都，可實在是在運河邊上，經濟上要比長安要好太多了。
歷史上把唐朝分成四個時期。首先是初唐，從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到武則天，都屬初唐。然後是盛唐，主要是玄宗李隆基時代。安史之亂平定之後進入中唐，包括唐憲宗李純的元和中興都屬於中唐時期，那時候藩鎮割據的問題其實都差不多得到了解決。但是等到憲宗李純一死，大唐的國勢又急轉直下，憲宗李純死後二十年不久國家進入晚唐時期。
要注意盛唐兩個字，不是隨便叫的。中國歷史上這麼多朝代帶”盛“字前綴的，就唐朝獨一份兒。
你從來沒聽過什麼盛宋，盛明，好像清朝有個康乾盛世，但是後世也從來沒把這段時期叫做是“盛清”， 康乾時期所謂盛世問題也多了去了。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44年，是所謂盛唐的核心時段，而且是唐朝真正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期。武則天時期雖然埋下了不少禍根，但是開花結果全部都在她孫子李隆基執政的這44年。
唐詩的風格也從盛唐那種昂揚向上，英氣勃發的狀態急轉直下。像杜甫後期的那些詩，其實就是在反反覆覆說一個字——那就是“苦”啊，實在太苦了。尤其老杜不幸活到了安史之亂結束之後的第七個年頭才死，國家屢遭兵燹，老杜是閱遍人間滄桑。安史之亂平定之後又過了一些日子，進入中唐的藩鎮時代的穩定期，唐詩才又開始繁榮，什麼元白詩派，元稹白居易的樂府詩。韓愈孟郊的韓孟詩派，尤其是韓孟兩人，他們主張詩隨心走，不平則鳴，有點意識流的意思。
前面說過，李隆基當政，雖然前期在整頓國家行政機器上花了功夫，可本質上執行的是沒有武則天的武則天政策。比如在邊疆問題上，李隆基剛剛登基的時候其實延續了武則天時代的戰略收縮政策，簡單來說就是不打仗不折騰。因為當時李隆基和朝臣們有共識，那就是李家的政權復辟沒多久，當務之急就是結束內耗，恢復國民經濟生產才是最關鍵的。當時國家情況嚴重到什麼程度，舉個例子，李隆基登基之後一開始動不動就帶著滿朝文武往洛陽跑，去收大運河上運下來的糧食。收了糧食之後在洛陽一呆就是好一陣，不回來。大臣們是一個勁兒的勸他，因為李隆基這麼做其實是屬於政治不正確：洛陽在關東，歷來是武則天的首都；李家的傳統統治核心可是關中地區，也就是長安。而且當年可不像現在，陝西西安到河南洛陽，高鐵也就幾小時。
那個時候文武百官拖家帶口，來回一趟少則一月多則倆月的時間，全浪費在路上了。朝廷兩邊來回跑，下面幹活的官員是實在吃不消。可李隆基不幹，反而把勸他的大臣臭罵一頓。沒辦法，實在是國家沒錢，關中又經常大旱，收不上來糧食。什麼政治正確不正確都不管了，先顧著眼前吃喝再說。雖說洛陽是武則天時代的首都，可實在是在運河邊上，經濟上要比長安要好太多了。
中唐以後，就是安史之亂過後，白居易回頭看唐玄宗初年這段歷史，說“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其實開元和天寶都是唐玄宗的年號，宋璟（就是宋開府），和楊國忠，倆人都李隆基不同時間段的宰相。意思是說，你看開元年間的宰相宋璟多好，邊境上打了勝仗都不賞，就為了防止那種窮兵黷武的風氣。到了天寶年間的宰相楊國忠，此人不是東西，為了向皇上邀功不斷在邊境上和人幹仗。好像後來國家不幸就完全是宰相的事，和別的沒任何關係。其實真不是這樣，玄宗早年間不賞邊功，是因為國家沒得可賞，太窮了。
可是，我們前面說過，到了李隆基晚年，唐朝邊境上是赫然羅列著十個擁兵五十萬眾的節度使，史稱天寶十節度，這10個節度使不是守邊境就完了，而是屢屢對外展開進攻。這說明李隆基後來邊疆政策轉變了。而且是巨大的轉變。那原因是什麼呢？肯定不是白居易說的就是楊國忠一個人的原因。有人說是李隆基晚年昏聵，用人不當，不光是楊國忠，還用了李林甫這類大肆搞黨爭的奸臣。還有種說法最近比較流行，說因為從唐朝立國到李隆基這五代人，不斷開邊，邊疆戰線延長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不得已在漫長的邊境線上廣佈節度使。
但我覺得這些原因都沒說到問題的根本。一般人往往有種錯覺，就是喜歡以一種完全孤立的，靜態的角度去看古代的世界。然而，世界從來都是一個流變的整體。這種整體性即便是在工業革命、大航海之前的人類社會也是存在著的。這個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民族遷徙、國家崛起和衰落，都會以一種漣漪的狀態最終擴散到世界的其他各個角落。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其實從來沒有什麼全球化，因為全球一直是一個整體。
歷史上把唐朝分成四個時期。首先是初唐，從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到武則天，都屬初唐。然後是盛唐，主要是玄宗李隆基時代。安史之亂平定之後進入中唐，包括唐憲宗李純的元和中興都屬於中唐時期，那時候藩鎮割據的問題其實都差不多得到了解決。但是等到憲宗李純一死，大唐的國勢又急轉直下，憲宗李純死後二十年不久國家進入晚唐時期。
要注意盛唐兩個字，不是隨便叫的。中國歷史上這麼多朝代帶”盛“字前綴的，就唐朝獨一份兒。
你從來沒聽過什麼盛宋，盛明，好像清朝有個康乾盛世，但是後世也從來沒把這段時期叫做是“盛清”， 康乾時期所謂盛世問題也多了去了。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44年，是所謂盛唐的核心時段，而且是唐朝真正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期。武則天時期雖然埋下了不少禍根，但是開花結果全部都在她孫子李隆基執政的這44年。
唐詩的風格也從盛唐那種昂揚向上，英氣勃發的狀態急轉直下。像杜甫後期的那些詩，其實就是在反反覆覆說一個字——那就是“苦”啊，實在太苦了。尤其老杜不幸活到了安史之亂結束之後的第七個年頭才死，國家屢遭兵燹，老杜是閱遍人間滄桑。安史之亂平定之後又過了一些日子，進入中唐的藩鎮時代的穩定期，唐詩才又開始繁榮，什麼元白詩派，元稹白居易的樂府詩。韓愈孟郊的韓孟詩派，尤其是韓孟兩人，他們主張詩隨心走，不平則鳴，有點意識流的意思。
前面說過，李隆基當政，雖然前期在整頓國家行政機器上花了功夫，可本質上執行的是沒有武則天的武則天政策。比如在邊疆問題上，李隆基剛剛登基的時候其實延續了武則天時代的戰略收縮政策，簡單來說就是不打仗不折騰。因為當時李隆基和朝臣們有共識，那就是李家的政權復辟沒多久，當務之急就是結束內耗，恢復國民經濟生產才是最關鍵的。當時國家情況嚴重到什麼程度，舉個例子，李隆基登基之後一開始動不動就帶著滿朝文武往洛陽跑，去收大運河上運下來的糧食。收了糧食之後在洛陽一呆就是好一陣，不回來。大臣們是一個勁兒的勸他，因為李隆基這麼做其實是屬於政治不正確：洛陽在關東，歷來是武則天的首都；李家的傳統統治核心可是關中地區，也就是長安。而且當年可不像現在，陝西西安到河南洛陽，高鐵也就幾小時。
那個時候文武百官拖家帶口，來回一趟少則一月多則倆月的時間，全浪費在路上了。朝廷兩邊來回跑，下面幹活的官員是實在吃不消。可李隆基不幹，反而把勸他的大臣臭罵一頓。沒辦法，實在是國家沒錢，關中又經常大旱，收不上來糧食。什麼政治正確不正確都不管了，先顧著眼前吃喝再說。雖說洛陽是武則天時代的首都，可實在是在運河邊上，經濟上要比長安要好太多了。
中唐以後，就是安史之亂過後，白居易回頭看唐玄宗初年這段歷史，說“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其實開元和天寶都是唐玄宗的年號，宋璟（就是宋開府），和楊國忠，倆人都李隆基不同時間段的宰相。意思是說，你看開元年間的宰相宋璟多好，邊境上打了勝仗都不賞，就為了防止那種窮兵黷武的風氣。到了天寶年間的宰相楊國忠，此人不是東西，為了向皇上邀功不斷在邊境上和人幹仗。好像後來國家不幸就完全是宰相的事，和別的沒任何關係。其實真不是這樣，玄宗早年間不賞邊功，是因為國家沒得可賞，太窮了。
可是，我們前面說過，到了李隆基晚年，唐朝邊境上是赫然羅列著十個擁兵五十萬眾的節度使，史稱天寶十節度，這10個節度使不是守邊境就完了，而是屢屢對外展開進攻。這說明李隆基後來邊疆政策轉變了。而且是巨大的轉變。那原因是什麼呢？肯定不是白居易說的就是楊國忠一個人的原因。有人說是李隆基晚年昏聵，用人不當，不光是楊國忠，還用了李林甫這類大肆搞黨爭的奸臣。還有種說法最近比較流行，說因為從唐朝立國到李隆基這五代人，不斷開邊，邊疆戰線延長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不得已在漫長的邊境線上廣佈節度使。
但我覺得這些原因都沒說到問題的根本。一般人往往有種錯覺，就是喜歡以一種完全孤立的，靜態的角度去看古代的世界。然而，世界從來都是一個流變的整體。這種整體性即便是在工業革命、大航海之前的人類社會也是存在著的。這個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民族遷徙、國家崛起和衰落，都會以一種漣漪的狀態最終擴散到世界的其他各個角落。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其實從來沒有什麼全球化，因為全球一直是一個整體。
從中華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世界。比如，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戰略選擇，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和整個世界大勢的演化邏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在一千三百年前把視野拓展到大唐以外的疆域，我們就會發現此時外界的國際環境已經產生了質的變化。
首先，唐朝最強大的鄰居，吐蕃的小國王在李隆基登基後沒幾年也成年了，而之前吐蕃的朝政一直由太后和宰相把持。之所以之前是“小國王”，那是因為原來政權不在他手裡，可人家長大了對權力的訴求也是很強盛的。原來在攝政時期，吐蕃的注意力都在國內，相對來說對唐朝也是處於一個戰略收縮的狀態。結果吐蕃王親政之後的第二年，就開始重新在西域開疆拓土，一心和唐朝一決雌雄。其次，在差不多和唐朝建國的同時，中東地區建立起了阿拉伯帝國，這個國家與李隆基時代的唐朝在同一時期也進入了全盛期。曾經在西域輝煌過的什麼東突厥、西突厥、還有突騎施等等遊牧部落本來在中間還能做一下緩衝力量，但是這個時候也都全部衰落了。阿拉伯的軍隊把當時的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打得慘敗，坦羅斯一戰，唐軍幾萬人全軍覆沒。高仙芝可是當時唐朝一流名將，能夠遏制住西域的吐蕃勢力多虧這個人，我們以後還會專門講他。第三，東北的契丹，這個時候已經實力也已經非常強大，成為唐朝東北國境線上的嚴重威脅。當年武則天和他老公高宗李治，完成了自隋煬帝楊廣和唐太宗李世民以來的遺願，滅亡了東北亞第一強國高句麗（高句麗不是後來的朝鮮高麗，這完全是倆國家）。但是高句麗的滅亡給唐朝的東北邊境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武則天時代，契丹就已經到了能從東北打到河北的程度。連一貫走綏靖路線的武則天，那次都被迫出兵抵抗。到了李隆基時代，契丹對唐的威脅就更嚴重，雖然雙方角逐不分上下，但是讓唐朝在玄宗時代徹底陷入了東北和西北兩面作戰的境地。這是武則天時代完全沒有的情況。
武則天統治中國的時候，史料可查的記載是吐蕃和其他周邊遊牧民族確實也都多少處在內亂中。比如吐蕃，就是小國王即位，太后和大臣攝政。阿拉伯帝國剛剛滅亡了波斯，就是現在的伊朗，還沒來得及向中亞擴散。唐朝在東北那時候剛剛滅亡了高句麗，還設了一個安東都護府。可到了玄宗朝的時候，國際局勢幾十年間峰迴路轉，以前好像不是什麼威脅的勢力，現在全大的嚇人了。李隆基一方面這時候勵精圖治，國力確實比武則天時代強不少。
另一方面也確實從戰略上考量，主動出擊比被動防守要有效的多，所以只能東北西北兩頭，是廣佈節度使，一邊打一邊守。之所以叫藩鎮，主要功能還是為國家看大門兒。所以大家千萬別僅僅以為是李隆基晚年因為國家有錢了，就窮兵黷武；或者這疆域範圍太廣，沒辦法只能養起這麼多邊防軍。那北宋的時候連現在的北京都丟了，黃河上游整個被西夏給搶跑了，這疆域夠小了吧。結果東京開封府養八十萬禁軍，而且還老打不過人家，老捱揍。所以這軍隊數量多寡和邊境線多長國家多大實在沒什麼關係，確實和國際局勢密切相關。
歷史上把唐朝分成四個時期。首先是初唐，從高祖李淵、太宗李世民到武則天，都屬初唐。然後是盛唐，主要是玄宗李隆基時代。安史之亂平定之後進入中唐，包括唐憲宗李純的元和中興都屬於中唐時期，那時候藩鎮割據的問題其實都差不多得到了解決。但是等到憲宗李純一死，大唐的國勢又急轉直下，憲宗李純死後二十年不久國家進入晚唐時期。
要注意盛唐兩個字，不是隨便叫的。中國歷史上這麼多朝代帶”盛“字前綴的，就唐朝獨一份兒。
你從來沒聽過什麼盛宋，盛明，好像清朝有個康乾盛世，但是後世也從來沒把這段時期叫做是“盛清”， 康乾時期所謂盛世問題也多了去了。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44年，是所謂盛唐的核心時段，而且是唐朝真正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期。武則天時期雖然埋下了不少禍根，但是開花結果全部都在她孫子李隆基執政的這44年。
唐詩的風格也從盛唐那種昂揚向上，英氣勃發的狀態急轉直下。像杜甫後期的那些詩，其實就是在反反覆覆說一個字——那就是“苦”啊，實在太苦了。尤其老杜不幸活到了安史之亂結束之後的第七個年頭才死，國家屢遭兵燹，老杜是閱遍人間滄桑。安史之亂平定之後又過了一些日子，進入中唐的藩鎮時代的穩定期，唐詩才又開始繁榮，什麼元白詩派，元稹白居易的樂府詩。韓愈孟郊的韓孟詩派，尤其是韓孟兩人，他們主張詩隨心走，不平則鳴，有點意識流的意思。
前面說過，李隆基當政，雖然前期在整頓國家行政機器上花了功夫，可本質上執行的是沒有武則天的武則天政策。比如在邊疆問題上，李隆基剛剛登基的時候其實延續了武則天時代的戰略收縮政策，簡單來說就是不打仗不折騰。因為當時李隆基和朝臣們有共識，那就是李家的政權復辟沒多久，當務之急就是結束內耗，恢復國民經濟生產才是最關鍵的。當時國家情況嚴重到什麼程度，舉個例子，李隆基登基之後一開始動不動就帶著滿朝文武往洛陽跑，去收大運河上運下來的糧食。收了糧食之後在洛陽一呆就是好一陣，不回來。大臣們是一個勁兒的勸他，因為李隆基這麼做其實是屬於政治不正確：洛陽在關東，歷來是武則天的首都；李家的傳統統治核心可是關中地區，也就是長安。而且當年可不像現在，陝西西安到河南洛陽，高鐵也就幾小時。
那個時候文武百官拖家帶口，來回一趟少則一月多則倆月的時間，全浪費在路上了。朝廷兩邊來回跑，下面幹活的官員是實在吃不消。可李隆基不幹，反而把勸他的大臣臭罵一頓。沒辦法，實在是國家沒錢，關中又經常大旱，收不上來糧食。什麼政治正確不正確都不管了，先顧著眼前吃喝再說。雖說洛陽是武則天時代的首都，可實在是在運河邊上，經濟上要比長安要好太多了。
中唐以後，就是安史之亂過後，白居易回頭看唐玄宗初年這段歷史，說“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其實開元和天寶都是唐玄宗的年號，宋璟（就是宋開府），和楊國忠，倆人都李隆基不同時間段的宰相。意思是說，你看開元年間的宰相宋璟多好，邊境上打了勝仗都不賞，就為了防止那種窮兵黷武的風氣。到了天寶年間的宰相楊國忠，此人不是東西，為了向皇上邀功不斷在邊境上和人幹仗。好像後來國家不幸就完全是宰相的事，和別的沒任何關係。其實真不是這樣，玄宗早年間不賞邊功，是因為國家沒得可賞，太窮了。
可是，我們前面說過，到了李隆基晚年，唐朝邊境上是赫然羅列著十個擁兵五十萬眾的節度使，史稱天寶十節度，這10個節度使不是守邊境就完了，而是屢屢對外展開進攻。這說明李隆基後來邊疆政策轉變了。而且是巨大的轉變。那原因是什麼呢？肯定不是白居易說的就是楊國忠一個人的原因。有人說是李隆基晚年昏聵，用人不當，不光是楊國忠，還用了李林甫這類大肆搞黨爭的奸臣。還有種說法最近比較流行，說因為從唐朝立國到李隆基這五代人，不斷開邊，邊疆戰線延長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不得已在漫長的邊境線上廣佈節度使。
但我覺得這些原因都沒說到問題的根本。一般人往往有種錯覺，就是喜歡以一種完全孤立的，靜態的角度去看古代的世界。然而，世界從來都是一個流變的整體。這種整體性即便是在工業革命、大航海之前的人類社會也是存在著的。這個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的民族遷徙、國家崛起和衰落，都會以一種漣漪的狀態最終擴散到世界的其他各個角落。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其實從來沒有什麼全球化，因為全球一直是一個整體。
從中華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世界。比如，認為中國歷史上的戰略選擇，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和整個世界大勢的演化邏輯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在一千三百年前把視野拓展到大唐以外的疆域，我們就會發現此時外界的國際環境已經產生了質的變化。
首先，唐朝最強大的鄰居，吐蕃的小國王在李隆基登基後沒幾年也成年了，而之前吐蕃的朝政一直由太后和宰相把持。之所以之前是“小國王”，那是因為原來政權不在他手裡，可人家長大了對權力的訴求也是很強盛的。原來在攝政時期，吐蕃的注意力都在國內，相對來說對唐朝也是處於一個戰略收縮的狀態。結果吐蕃王親政之後的第二年，就開始重新在西域開疆拓土，一心和唐朝一決雌雄。其次，在差不多和唐朝建國的同時，中東地區建立起了阿拉伯帝國，這個國家與李隆基時代的唐朝在同一時期也進入了全盛期。曾經在西域輝煌過的什麼東突厥、西突厥、還有突騎施等等遊牧部落本來在中間還能做一下緩衝力量，但是這個時候也都全部衰落了。阿拉伯的軍隊把當時的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打得慘敗，坦羅斯一戰，唐軍幾萬人全軍覆沒。高仙芝可是當時唐朝一流名將，能夠遏制住西域的吐蕃勢力多虧這個人，我們以後還會專門講他。第三，東北的契丹，這個時候已經實力也已經非常強大，成為唐朝東北國境線上的嚴重威脅。當年武則天和他老公高宗李治，完成了自隋煬帝楊廣和唐太宗李世民以來的遺願，滅亡了東北亞第一強國高句麗（高句麗不是後來的朝鮮高麗，這完全是倆國家）。但是高句麗的滅亡給唐朝的東北邊境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武則天時代，契丹就已經到了能從東北打到河北的程度。連一貫走綏靖路線的武則天，那次都被迫出兵抵抗。到了李隆基時代，契丹對唐的威脅就更嚴重，雖然雙方角逐不分上下，但是讓唐朝在玄宗時代徹底陷入了東北和西北兩面作戰的境地。這是武則天時代完全沒有的情況。
武則天統治中國的時候，史料可查的記載是吐蕃和其他周邊遊牧民族確實也都多少處在內亂中。比如吐蕃，就是小國王即位，太后和大臣攝政。阿拉伯帝國剛剛滅亡了波斯，就是現在的伊朗，還沒來得及向中亞擴散。唐朝在東北那時候剛剛滅亡了高句麗，還設了一個安東都護府。可到了玄宗朝的時候，國際局勢幾十年間峰迴路轉，以前好像不是什麼威脅的勢力，現在全大的嚇人了。李隆基一方面這時候勵精圖治，國力確實比武則天時代強不少。
另一方面也確實從戰略上考量，主動出擊比被動防守要有效的多，所以只能東北西北兩頭，是廣佈節度使，一邊打一邊守。之所以叫藩鎮，主要功能還是為國家看大門兒。所以大家千萬別僅僅以為是李隆基晚年因為國家有錢了，就窮兵黷武；或者這疆域範圍太廣，沒辦法只能養起這麼多邊防軍。那北宋的時候連現在的北京都丟了，黃河上游整個被西夏給搶跑了，這疆域夠小了吧。結果東京開封府養八十萬禁軍，而且還老打不過人家，老捱揍。所以這軍隊數量多寡和邊境線多長國家多大實在沒什麼關係，確實和國際局勢密切相關。
我們後來人看歷史，往往帶著先入為主的成分。認為某些歷史上的重要戰略選擇，當時的人具有完全的自主性。
尤其是和君王自己的個人選擇和喜好有關，好像和整個世界大勢的演化邏輯沒有任何關係。李隆基當時廣佈節度使，被後人說成是窮兵黷武，引發了安史之亂。然而安史之亂平定後的歷史演進軌跡是這樣的：吐蕃，趁著唐朝在西北的邊防軍撤到內地平亂，所以迅速佔領了隴西地區，還一度攻陷首都長安。中亞地區皈依了伊斯蘭教，這在漢朝都是從來沒有的新情況，直到一千年之後的乾隆年間，才又“舊土新歸”，重新命名為新疆。東北的契丹各部落更是趁機壯大，直到藩鎮時代末期建立遼國，成為後來宋朝的老大難問題。
所以，基於這些後續演進的歷史，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李隆基，實在不得不感慨一句 他遇到的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狀況。只怕他獨自一人從興慶宮內眺望長安的夜景時，也曾有過“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時刻。
他在位的後期不斷在西北和東北加大軍事上的投入，實在是逼不得已。是一種為了守住祖宗基業的無奈之舉。即便沒有安祿山，大唐的盛世也已經到了強弩之末。農業時代的文明體，發展到達瓶頸期的時間快，比如李隆基時代的唐朝；而此時他周圍的這些文明體也都成長到了成熟期，都盼望著與正中央的這個大帝國一決雌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