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劉曉津：兩個堂吉訶德

1.

受人類學家郭淨引薦，借去昆明之便，順道拜訪劉曉津和她的源生坊。

網上能查到的資料不多，只知道源生坊在做關於雲南民族音樂的事，而關於劉曉津，其中有一篇陳堅寫的文章，引我無限遐想：

【大三、大四時，幾個雲南大學的同學形成了一個聯繫相對較多的小圈子，喜歡文學創作。經常聚集到尚義街六號吳文光家裡談天說地，抒發豪情。後來這個小圈子因詩人于堅的一首詩而大名鼎鼎——《尚義街六號》。於是我們的名字就被加上了一個名頭，尚義街六號李勃、尚義街六號朱曉陽、尚義街六號吳文光、尚義街六號于堅、尚義街六號費嘉等。

當時李勃和劉曉津已經確定戀愛關係。大學畢業後，他倆結婚，李勃被分配到省體委，劉曉津被分配到省檢察院。劉曉津的父親曾經是省政府領導，她出生高貴，並長得異常漂亮，小臉盤，五官精緻，身材高挑，皮膚白皙。記得她曾經在省話劇團學習過，朗誦非常好，身上有一股藝術氣質。總是感覺她讓人仰視、高不可攀。

後來劉曉津到省電視臺，再後來，劉曉津喜歡上了另外一個男人——搞繪畫的大毛（毛旭輝）。那時候，發生婚外戀是比較罕見的，就是在文學藝術圈內也很少。像她這麼出色的女子，自然在感情上非常挑剔。

當年，由於李勃在上大學時發表的短篇小說《阿惠》，引起省內文壇討論，他成為雲南高校和雲南文學圈的明星人物，平時總是牛哄哄的。有一個晚上，李勃穿著他父親的毛呢大衣到來，一揚長髮，朗誦了埃裡蒂斯的《瘋狂的石榴樹》。劉曉津坐在旁邊，幸福地望著他。

瘋狂的石榴樹，正是那個時代的某種象徵，鑽石般的種籽，詩、愛情、生命、將來……都包裹在時代的暗夜裡。李勃和劉曉津宣佈明天舉行婚禮，於是我們在冬天的早晨出發，朱曉陽、吳文光、費嘉杜寧等一干人（都是詩人）以及女朋友們，騎著單車，穿過呼呼北風，朝滇池進發，李勃和劉曉津騎著摩托，摩托後面掛著一個塑料袋，裡面藏著一隻燒雞。

我們來到滇池邊一棟別墅旁邊，別墅不能進去，我們在別墅外面的空地上站著，彈吉他，冷得發抖，找了幾張廢紙點著，烤了幾分鐘。還是冷，就回城去，到我住的小屋裡繼續慶祝婚禮，我讓母親燒了一鍋湯來，我們熱乎乎地喝湯，飲酒，跳舞，啃光那隻燒雞……】

2.

出發前一晚，劉曉津發來了一部紀錄片：《田豐和傳習館》。田豐是誰？劉曉津和他是什麼關係？先看吧。180分鐘。

凌晨一點半看完，錐心的痛，然後徹夜失眠。

這麼重要的一個人，這麼重要的一段往事，如果沒有劉曉津拍攝的這部紀錄片，至少對我而言，也許就被永遠塵封起來了。

1993年11月，中國中央樂團國家一級作曲家田豐，帶著西藏水利工程兵某部捐贈的十萬元人民幣，在昆明西郊安寧縣一個廢棄的學校校址上，開辦了雲南民族文化傳習館。

田豐從雲南邊遠村落一個個尋找老藝人和年輕學員，將他們聚集到傳習館來。傳習館的師生，來自彝族、哈尼族、納西族、藏族、佤族、怒族、獨龍族、傈僳族8個民族12個支系，少的時候30多人，多的時候100餘人，所有人一律免交學費，並由傳習館提供吃住，發零花錢，田豐要使他們衣食無憂，專心從事音樂舞蹈教學，搶救、保存瀕危的民族音樂和舞蹈。而傳習館的經濟來源，除了最初那十萬元，其餘全靠田豐憑藉個人聲望向社會集資和“乞討”。

180分鐘的紀錄片裡，完整展現了田豐發掘的那些精彩歌舞，比如綠春栽秧鼓、海菜腔、煙盒舞等，一撥又一撥中外的名人學者前來觀賞、學習，國內的相關從業者，如朱哲琴和何訓田，如楊麗萍——她日後轟動全國的大型歌舞《雲南印象》，便有很多內容來自傳習館。也完整呈現了田豐的徘徊和困頓：伴隨著他下鄉採風、尋找民間藝人、回到傳習館排練、向中外友人展示雲南傳統歌舞的，是傳習館經濟上的拮据，這幾乎是每天醒來就要面對的第一件事。紀錄片裡，他主動或被動的，接待了一撥又一撥投資商，嘗試了所有可能使傳習館在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方式，最終因為一位投資人而惹上官司，並敗訴。2000年6月，在艱難的、堅強的挺過七年，培養了幾十位紮紮實實的藝人後，傳習館被迫解散。一年後，因為肺癌晚期，田豐在北京醫院病逝。

在傳習館尚未倒閉，田豐還在四處奔走求援時，傳習館的師生們也人心惶惶，有人怨怪他管理不善，有人懷疑他是騙子，有人跳槽去了雲南省旅遊歌舞團，還有人，直接回傳習館搶道具。當田豐病逝後，他們也在外面碰得頭破血流，想要再回傳習館時，已經無家可回。

今天，距離創辦傳習館已經過去了26年，人們已經熟悉“原生態”一詞，也知道它的重要性，這是田豐帶來的。在1990年代，田豐和他的傳習館被稱為“驚人的探索”，“堂吉訶德的浪漫”，日後寫作田豐傳記的作者施雪鈞說，“他是近代百年音樂史上，第一個為保護民族原文化而獻身的殉道者。他以他的悲慘和失敗為代價，喚醒了中國社會對少數民族文化藝術保護的意識。田豐之前，雲南只是個素材基地，外省藝術家來雲南採風，創作出優秀作品，而本土藝術家永遠是邊緣角色，是田豐發現了農民音樂文化的巨大價值，是他拯救了一大批美妙悅耳、地地道道的雲南民間歌舞。”

當田豐最後一次從雲南回到北京時，兒子見他已經不成人樣，說：“爸爸，再也不要回雲南了。”田豐抱著兒子大哭：“再也不去了。”但臨終前一個月，他又說：“我的病很快就好，好了就回雲南，還有很多事要做。”因為寫作田豐傳記，施雪鈞採訪田豐家人，他們聽見“雲南”兩個字就感到刺心的痛，“千萬別跟我提雲南，田豐如果不在雲南，他不會死得那麼慘。”多年過去，田豐在雲南整理的12箱遺物，一直沒有打開過，雲南成了他們一家的傷心地。

讓田豐著迷，讓劉曉津震驚，今天在楊麗萍的《雲南印象》和其他歌舞中還能找到很多影子的雲南原生歌舞，從上往下分別是：紅河哈尼族《棕扇響鼓舞》、隴川縣景頗族《目瑙縱歌》、孟連傣族《架子孔雀舞》。

3.

田豐到底是誰？

如果你百度“田豐”，需要加一個前綴“作曲家”，才能搜到一點簡單的介紹：“中國音樂史上挖掘、保護、傳承“原生態”民間藝術的先驅。一生寫過200多部作品，涉獵交響樂、室內樂、歌劇、舞劇、合唱、影視音樂等領域。創作的交響合唱《毛澤東詩詞五首》，被譽為“中國合唱史短短不到100年時間裡的最高峰，沒有人超越他。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創作的交響合唱組曲《雲南風情》，被評為“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主要作品有：民族器樂曲《舟山鑼鼓》，長笛曲《清晨》，鋼琴組曲《高山族組曲》，大提琴小品《無詞歌》和《即興曲》，《交響狂想曲》，交響合唱隨想曲《彝寨行》，交響組曲《飛翔的大雁》等等。《第六套廣播體操》的配樂更是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長。”

他已然是中央樂團一級作家，已然創作出這麼多廣受歡迎的作品，為什麼要去做吃力不討好的傳習館？他為什麼臨終前還對雲南念念不忘，而他的家人卻對雲南諱莫如深？

之後一個月，藉助施雪鈞的田豐傳記《孤獨的音樂旅者》，藉助源生坊一套叢書裡的《田豐與傳習館》，才一點點復原了田豐的人生軌跡。

“田豐從他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命運已經給他蓋上了悲劇人生的印章。

他老家是在沔陽長盪口六合裡，1943年，父親揹著他離開了家，因為那一年日本人攻陷沔陽，而國民黨的焦土政策，在日本人攻進沔陽之前，就一把火把沔陽燒得全沒了，父親覺得活不下去了，於是揹著他和比他大五歲的表姐，一直背到了重慶的萬縣。

這段路有六百多公里，就當時的社會條件，他父親怎麼揹著他走這麼遠的路！當時田豐已經奄奄一息，長著瘌痢頭，都是膿包，流著膿，人已經瘦得不成樣。父親看田豐差不多要死了，盤纏又不夠，決定回去。他給了小客店的店主一點錢：“他現在還有一口氣，我不能埋了他，麻煩你等他死了以後把他埋了，我不帶回去了。”店主覺得田豐死在店裡不太吉利，就委託一個住店的、運軍火的小船主帶走他，就這樣，田豐上了船，三天三夜到重慶。這三天三夜，船主沒讓他進船艙，把他扔在甲板上，看他還有一口氣，就弄點粥湯給他喝。萬縣到重慶的路上，三天的烈日把田豐的病烤好了，他活過來了。到重慶後，他被表叔送進南川的第七保育院，兩個月後，田豐耍了一個小伎倆，以表叔的口氣寫了一封信給院長，說表叔讓我出去讀書，就這麼出去了。從南川到北陪這段路，他沒錢，就一路賣唱，最後被送到北碚一個教養院，是一個孤兒院，田豐在那裡待了一年多，因為羨慕孤兒院裡吹號的人每月有一碗肉吃，就學了音樂，從此就走上音樂的道路。

成年時，他到了南京軍區歌舞團。期間得了肺癆，住院，動手術——後來他說自己的胸腔是空的，因為那一刀把他的半葉肺都切掉了。所以田豐最後因為肺癌去世，這個隱患在童年時就埋下了——他在醫院住了四年，每天看著病房裡一個又一個人被抬出去，他已萬念俱灰，有一次南京軍區的前線歌舞團到舟山去演出，他也跟著去。當地一個業餘作者拿了一個有關舟山的作品想給歌舞團的作曲家看，大家不屑一顧，最後給田豐拿到。他敏銳地發現其中的價值，於是創作了他第一首發表的作品《舟山銅鑼》（1959年獲得第七屆世界青年聯歡節金質獎），突然發現自己有創作才華，從此進入一發不可收拾的創作階段。”

去雲南之前的田豐的命運，施雪鈞這麼寫道。

田豐為什麼要去雲南？他對雲南的深厚情感，到底因何而起？後來他自己寫過文章：

【1984年底，一個偶然的緣故，我來到了雲南，進入到一個眾多民族的音樂世界。那奇豔絢麗、豐富多彩、積澱了數千年的傳統藝術，使我迷醉到了無以自拔的地步，似乎只有在這裡，我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音樂的源與根，找到自己應該走的路。

雲南有26個民族（ 25個少數民族和漢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音樂、舞蹈、服飾、民俗、信仰等，僅音樂而言，小至一聲輕喚和幽谷中的口絃聲，大到滿山片野的情歌群和節日的呼喊聲，真是無聲不情、無音不意。那多調性和無調性的組合，比比皆是，千變萬化。風格綺麗的微分音讓人賞心悅目，東方所特有的二、四、五度及增減音程，或狂熱的音塊、音束等組合而成的舞蹈音樂，聽者無不為之傾倒。歷代巫聲的絕唱，無論技法、風格、奇想，都是近代聲樂藝術中難得見到的珍品。這裡的音樂，不管它是古樸的、現代的、抒情的還是狂熱的，都充滿著藝術的根本——人間的純情。

人們一直問我，我也一直在想，為什麼來雲南僅一個多月，就能寫出風格各異、情深意切的《雲南風情》組歌？就能在海內外引起那麼大的反響？我覺得應該從生活著26個民族的雲南這塊紅土地上去尋找答案。

這七八年，我大都是在雲南度過的，繼《雲南風情》後，我寫作了大型歌舞劇《愛的足跡》、《紅河情》及其它作品，雲南是夢文化的鮮活縮影，我在這裡的山鄉田野裡找到了夢文化的根。】

他也解釋了創辦傳習館的初衷和原則：

【人們對大氣的汙染，水資源的惡化，似乎還比較清醒，至於對商品文化、科技文化、純理性的文化所導致人類文化淪喪和消亡的危險進程，似乎還很不清醒，但我確信，一體化了的地球文化形成之日，便是人類文化的消亡之時。

面對這一無法阻擋的現實，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是觀望？是等待？還是像卡爾·馬克思說的那樣：去求救於野蠻人？因為他說：‘只有野蠻人才能使一個在垂死的文明中掙扎的世界年輕起來。’要挽救一個在垂死的文明中掙扎的垂死的文化，使它賦有新的生命並年輕起來，必須從原始古樸即蠻荒的最有血肉最富感情的傳統文化中去尋求出路，這也是當今文明世界已進入末途的文化的唯一出路。

雲南傳統文化之千姿百態，或許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難以與之匹敵，這就是那個可以拯救一個垂絲文化的原始古樸的傳統文化。所以雲南的傳統文化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人類。

為了設法保存這一有著數千年曆史的動態文化遺存，我上下奔走，八方呼籲，發起籌建了雲南民族文化傳習館。它的任務就是，通過原住民自身的傳承活動，口傳心授，言傳身教，把現今還存活著的傳統文化（包括原始歌舞、宗教祭祀、民俗民風及傳統工藝等），通過傳習的方法，使其一代一代地保存發揚下去。

如果再不搶救、保存，以它們目前消失與瓦解的速度，這眾多的傳統文化經典，必然消亡無疑，若再任其自然發展下去，那將是我們這一代人對人類歷史犯下的不可饒恕的過失。

所以傳習館的工作原則：“求真”：即內容形式要真，情感風味要純。“禁變”：我們保存的是傳統文化之經典，經典是不許改變的。我們必須堅守這二原則，決不屈服於金錢的謗惑和權勢的壓力，因為這將傷害傳統文化的純潔性和真實性。】

1980年代，田豐在雲南大量採風，也創作了大量作品，這首《洱海漁女》是《雲南風情》的一部分。

4.

“求真、禁變”，“如果再不搶救，就是對歷史犯下不可饒恕的過失”……田豐的所有語言都像石頭一樣，鐺鐺鐺紮在地上，就像他剛烈的性子。在紀錄片《田豐和傳習館》裡，他在傳習館扮演的角色似乎不是音樂家，而是一個大家長，為了填飽幾十個師生的肚子，到處奔波，最後身心俱疲，卻沒有知音。

一個又一個傍晚裡，他獨自一人在山上踱步，眉頭緊皺，長吁短嘆。後來我們也去到安寧，就在昆明著名的西山背後（西坡）。昆明一側的西山（東坡），分明很迤邐，但在安寧這一段，山體荒蕪、生硬、乾澀，也許是因為冬天的原因，但田豐也常在冬天的暮色裡，在這些地方踱步。他分明是個音樂家，而且正迎來藝術的黃金時代，卻被傳習館的生存和發展纏繞，長年累月陷入經濟、生活和管理的瑣事裡，那時的他，是否懷念在中央樂團單純的創作，是否懷念在雲南的紅河州、在版納、在怒江州單純的採風時光呢？雖然他在怒江採風時，被貢山縣文化局的人牴觸，“我們已然過上好生活，你還要把我們往回拉！”

當他做傳習館時，學者不理解他，投資人不理解他，傳習館的師生也不理解，“我們被田豐騙了”，整個時代也並沒有迴應他。在他去世十年後，劉曉津和源生坊組織了一個紀念會，雲南那些受田豐影響的音樂人、作家，傳習館的師生，大家紛紛趕回來，以這樣的方式遙寄他們對田豐的想念。

【我把田豐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做了一個比較，當年巴托克看到現代世界的推土機把一片一片的村莊推平，把一棵棵大樹放倒時，感到一個個文明就要消失了，他拿著愛迪生錄音機，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蒐集了九千首即將消逝的民歌。巴托克提出：農民音樂是我們的根，我們今天的所有活力都來自民間音樂。他希望作曲家對農民音樂，應該像使用母語一樣來進行創作。田豐比巴托克有過之而無不及，田豐不僅發掘、發現了很多民間音樂的瑰寶，還進行了保護，這是巴托克沒做到的。】

——作家施雪鈞

【《雲南風情》那部作品，當時在我們音樂界像放了一個原子彈，很轟動。我們雲南的音樂文化，思想比較保守，誰轉了一個調，寫了一個變音，他們就說沒有原來的味了。但田豐老師來了以後，打破了這種觀念，我們看到了大師的技巧，高超的創作思想。雲南音樂之所以能有今天，楊麗萍的《雲南映象》那麼火，都有田老師的功勞在裡邊。】

——雲南詞曲作家曹鵬舉

【1985年9月份，田豐來雲南搞一個作品，想在雲南找幾個比較得力的人幫他。那時候我剛好在藝術學院教書，就委任我負責接待他。田豐先生在雲南的三部重要作品：《雲南風情》《愛的足跡》《紅河情》，我參與了前兩部。

《雲南風情》1985年底完成，後來被評為金獎。這部作品在全國反響很大，雲南音樂界是一種壩子文化，特別安於現狀，出去的很少，所以很封閉。田豐的到來，開創了一個先河，給雲南少數民族音樂、原創音樂帶來了多聲部的發展。

《愛的足跡》創作於1988年，這是一部完整的劇，跟少數民族的婚嫁、生死觀、宗教非常緊密，所以整個構造有打歌，有哈尼族的哭嫁調等。田豐從各個方面，把雲南少數民族的歷史、生態、習俗、宗教等展示出來。他因為這部作品在紅河呆了很久。採風過程中，給田豐最大觸動的就是栽秧鼓舞，是綠春縣土嘎村的，一共二十四套，各種變動打法，當時他很激動，多次跟我談到，說這個鼓的音樂價值不亞於非洲鼓。這個鼓的打法是反打，左手憋起打，而且是兩面鼓，反打的是蹲著的，拿兩根細細的小鼓棒，敲的節奏是“啼啼踏、啼啼踏、踏踏踏踏”。另一面是正打，兩個人，有很多舞步，最典型的是“噠啲噠啲……”打鼓是三人配合，打得最精彩的就是土嘎村的三個老太太。後來辦傳習館，還把她們幾個請來做教員。

他有個習慣，會和合作者從早到晚談論各種音樂問題。採訪時，別人都是找權威的人記錄，他是記錄所有人。不管到哪裡，他都帶著微型的索尼小錄音機。採錄以後就一直聽，我們經常要坐很久的車，他一上車就聽他的隨聲聽，就好像你不存在了，只有他聽的那個音樂存在。他是一個非常單純的藝術家，很有激情，聽到一個精彩唱段，如痴如醉，連續幾天都可以跟你摩拳擦掌一直談。所以當他發現這些音樂、藝人流失時，就慢慢有了心願，要辦一個傳習館。

但創辦傳習館後，田豐基本就沒有完整的音樂作品了，我常想，如果他不去做這個事情，會為我們做出許多世界級的精品，他不搞創作，對整個人類都是一種損失。但是如果他不走這一步，就沒有今天楊麗萍的《雲南映象》，沒有今天的原生態音樂，以及在他帶動下的雲南音樂的傳承保護。】

——原雲南藝術學院音樂學院院長劉曉耕

【我們生在礦山，躺在富礦裡，但根本不知道民族音樂應該怎麼弄。田豐先生對的創作，實際上是把我們喚醒了。我們大量學習他的理念和創作手法，在他的影響下，我和黃田在1992年創作的舞劇《阿詩瑪》，把當年全國舞劇=比賽的所有獎項都拿過了。

他有段時間住在我那兒，每天洗臉的時候，吃飯的時候，都在聽音樂。他聽什麼呢？一部分是民間採風來的音樂，另外一部分他聽什麼？你想都想不到——他聽傑克遜，聽一些非常現代、非常先鋒的音樂。有次開會，我倆坐一塊兒聊天，我說田老師怎麼最近你不太寫了？他跟我說了一句我覺得分量非常重的話：“經過這麼多年，我越來越覺得民間的音樂太好了，我寫的沒有他們寫的好，所以我不寫了。”】

——雲南作曲家萬里

【傳統民族文化就像熱帶雨林裡的野生稻種，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情況下，流行的稻種都要退化，怎麼辦？就要靠熱帶雨林裡的野生稻種跟它雜交，再扶植出新的有生命力的稻種。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就像野生稻種，保留了它，就保留了一個種子。田豐先生在這些文化瀕臨滅亡的時候，把它們保護下來，就像保留了那些即將消亡的種子。

田老喚醒了一大批雲南人，讓我們對地域文化重新認識，並在以後有意識地保護它。我當時寫了幾本長篇小說，都是女性那種，跟我自己的親身經歷有關，可能是從傳習館開始，我有了一種轉折，對地方文化，對民族民間的東西，有了更深的認識和研究。

我曾經問田老，最打動你的東西是什麼？他說是一種人性的真實。他給我講了一個例子，“我第一次到佤山去，一個夜裡睡不著覺，聽見一種如泣如訴的音樂聲，我是一個音樂家，我接觸的樂器或者聲響已經非常非常多了，但這種非常單純的東西打動了我。我從住處走出來，那個地方很遙遠，很荒涼，就在月亮下，順著小路，來到樹林裡，看見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樹林裡對唱。男的蹲在地上，彈著獨絃琴，邊彈邊唱，唱完幾句，女的接著唱。怎麼會有那麼動人的歌！我感覺到一種巨大的震動。第二天我去問這個男的唱的是什麼，他說我唱的是，我們兩個很相愛，但現在各自都有家了，我們不能在一起，但我對你的感情，就像這個月亮，有時候它落下了，某一天還會升起。那個女的就說，我們的感情就像這山裡的風，有時候沒有了，但某一天還會刮起來。”那麼原始的音樂，有那麼動人的情愫，而且傾訴的是人生兩難的境地，田老說，這種音樂就是使他震撼的原因。

有段時間在傳習館，我住在田老樓上，晚上就聽他的音樂，有《哈尼魂》什麼的，聽了特別感動。有天晚上，我聽了音樂後睡不著覺，樓底下田老的房間有彈鋼琴的聲音，那種曲調，有一種既憂心又悲愴，既高闊又遼遠的東西。我開始不好意思問，為什麼每天晚上夜很深了，還有這樣的聲音？而且跟白天聽到的民族音樂完全不一樣？後來田老告訴我，他正在做歌劇《屈原》，他想做一個大作品，不時有一些片段閃現出來。如果屈原當年憂思的只是一個楚國，那田老憂思的是，我們文化裡最有生命力、最動人的東西，在慢慢地消失，他心裡有屈原的那種心態。

我覺得田老很孤獨，他在雲南，為什麼在深夜裡彈的是屈原呢？屈原是孤獨的，他走得太超前了，只有“問天”，田老也是一個先行者，周圍一片黑暗，他要把心掏出來要照亮別人。】

——雲南作家何真

【1993年11月27號，我和施萬恆、阿家文等十多個老師學生來傳習館。當時傳習館非常困難，自己做飯，自己砍柴，補貼很少，教員每月60元的生活補貼，學員每月20元生活費。1995年，基金會的錢不到位，田老師跟我說，“你給知道賣米賣菜的人說，先賒著，叫他們放心，一個月以後給他們。”我們賒米、賒菜吃，堅持了一個月。田豐老師為辦這個傳習館，嘔心瀝血，沒有傳習館，我、施萬恆、阿家文成不了國家級民間藝人，李懷秀、李懷福更不能成為國家的歌星。

傳習館的道路坎坷，田老師教育我們，如果不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只想享受、吃喝，那跟牲畜有什麼兩樣？當時我的五個孩子還小，到傳習館，老婆也反對，為什麼我還堅持？田豐老師說，你會的東西不是你自己的，是經過幾千年，老祖宗傳下來的，你不傳承就是對國家的犯罪。】

——傳習館老師後寶雲

【我是1994年5月8日進入傳習館的。田老師每天跟我們講雲南民族原生態的東西，但那時候我們很小，不在乎，聽不懂，現在奔波了一轉，才慢慢知道田老師說的話每一句都是實話。

田老師專門讓我學巫鼓，那時我們幾個人一起學，都不愛學，東玩西玩的，田老師說，你們幾個好好學，不要玩了，玩什麼玩？阿牛就說，學什麼學，學了也沒用。田老師說，你們不懂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你們現在什麼都不是。

有一次，我和阿牛看著飛機飛過去很興奮，田老師說，飛機有什麼好看的，以後你們學會了老藝人的東西，坐飛機都會做怕掉。阿牛膽子有點大，說，“田老師，你是取笑我們噶，我們都能坐上飛機，你把我拉出去槍斃我都不信。”田老師生氣時，眼睛會紅，嘴裡會抖，就說，“你們農民永遠不懂，坐飛機不只是漢族能坐，你們民族也能坐，不學老藝人的東西，你們怎麼能坐上飛機呢？”後來劉曉津老師帶我們去美國，坐上大飛機的時候，我想起了田老師。

田老師做傳習館非常艱難，有些人不理解，說田老師是傻瓜，也有人說田老師是天才。綠春栽秧鼓24套是田老師挖出來的，《雲南映象》在用，很多歌舞團也在用。還有綠春的哭嫁，有一次在錄音棚錄音，有個專家聽我哼了幾句哭嫁調，說這個太棒了，是哪裡的？我說是田老師挖掘出來的。田老師為我們雲南做了很多貢獻，但是後來我們把田老師弄得很慘。】

——傳習館學員羅鳳學

【當時我受邀參加紀錄片《田豐和傳習館》的拍攝，我是學者嘛，都是抱著比較懷疑的態度，在傳習館，我們提了很多問題，田豐就來辯駁，回答。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在他一間房子裡，曉津（劉曉津）、我、老萬（萬雪明）和田豐聚在一起，他開始講他正在創作的歌劇《屈原》，比如講到《山鬼》這段，他會講整個過程給你聽，就像描述一個舞臺。那次讓我感覺到，田豐把自己和屈原在做對比。屈原所處的時代，一個大的風暴正在到來，當時很多小國家各有各的文化和傳統，但這個大風暴將把這一切全部摧毀。屈原當時所面臨的困境和悲劇，不僅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這個文化上的悲劇，田豐在另一個時代也同樣感受到了。田豐不是理論家，但憑他對音樂的直覺，他感受到了這個時代的轉變，而且他做了先驅。

過去這一百年，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絕大多數的眼光朝外看，都希望一個外來文化徹底改造我們傳統中的腐朽和封建。田豐接觸到雲南民族文化後，整個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我們所否定的那些東西，田豐發現了它最根本的價值。他在交響樂領域有那麼高的地位，為什麼要放棄它們而朝向雲南民間文化保護？一定是這個東西有超過交響樂的吸引力。

傳習館教學的方式，是儘量地不去改變。有人說這是保存基因，我想用藏族的另外一個說法：伏藏。在一個佛法衰落的時代，會有一些高僧把經書埋藏在山裡或湖裡，過了百年，後人發掘出這些經書，重新創造出新的文化。】

——雲南人類學家郭淨

經傳習館和源生坊兩個機構、兩代人努力，得以保存下來的老藝人和他們的拿手樂器，從上往下分別是：隴川景頗族丁麻胖演奏“勒南”、紅河哈尼族陳德優吹芭蕉葉、紅河彝族阿家文和他自制的四弦。

5.

見劉曉津前，我曾無數次想象她的樣子——一定高冷！像陳堅說的，讓人仰視，高不可攀。曾經尚義街6號的女主角，又用前後十年時間，拍攝、製作《田豐和傳習館》，她要如何決絕，強大，才能面對這一切？坐在創庫藝術區源生坊工作室後的院子裡，忐忑不安地等著她的到來。

她來了，非常準時。之前安靜得能聽見心跳的院子，因為她的到來，好像添了幾隻快樂的小鳥。還沒和我打招呼，先問郭淨老師：“怎麼樣，我剛做了保養，你看我氣色是不是好了很多噶？”多麼可愛的、年過60的女性呀！

那個午後，安靜的院子裡，除了太陽在不同空間轉移，只剩她一人，大聲的、快樂無比的，講起源生坊老藝人和新學員的故事，講起她和他們鬥智鬥勇的故事，以及“語言瑰麗得不得了”的民族音樂，講到動情處，就會停下來唱一曲。我們跟著太陽的方向換著地兒烤背，也跟著她的故事，內心跌宕起伏著。她是像太陽一樣能量巨大的人。

行李&劉曉津

行李：你以前是尚義街6號的女主角，以為很高冷。你來之前，心裡想了無數開場白，但全都沒用上，你一笑，所有冰都融化了。

劉曉津：那都是往事啦。尚義街6號的主要成員大多是我們雲南大學中文系的同學，李勃、于堅、費嘉、文光，這四個是主力，還有經濟系的朱曉陽。那時盛行詩歌，他們也頻繁寫作。我前夫李勃比較早出名，有點少年得意。于堅年紀最大，之前在工廠工作時就開始寫作了。李勃嘴巴厲害，經常把大家貶一頓，把于堅氣得說不出話。文光憨厚，爸媽也客氣，而且文光自己住一個小屋子，所以大家常聚集到他家。

我本來是想考話劇，沒考上，才不得已考了中文系。畢業後分配到了檢察院，檢察院怎麼能去呢！我就鬧，我爸說，“你還是為我想想，我是雲大校長，你帶頭鬧事太不好了。”過了兩個多月才去報道，都是復轉軍人，很樸素，結果我穿著喇叭褲去哈哈！一年後，1984年，調到電視臺，如魚得水，開始學拍電視。

行李：從那時起開始做紀錄片的？

劉曉津：開始是學學蘇聯的樣式，做專題片，但慢慢的，精神上不滿足。1990年，文光在北京拍了《流浪北京》，成為中國第一部獨立紀錄片，我們也在昆明看了，那時得到一個概念：獨立紀錄片，就開始自己拍。

行李：後來拍了哪些作品？

劉曉津：1990-1993，拍了《中國西南當代藝術家五人集》，記錄大毛、張曉剛、葉永青、周春芽、王川這五位當時在西南活動，後來在中國美術史上也很有影響力的當代藝術家和他們策劃的 “中國經驗”展。

1994-1995年，拍了《尋找眼鏡蛇》。用大毛給我買的Hi8家用攝影機，拍攝北京的女性藝術家，紀錄她們在理想與現實,情感與事業,生活與創造之間的求索與徘徊。

1995-1996，和郭淨老師一起拍了《關索戲的故事》。在雲南澄江縣小屯村，有一種戴面具演出的戲，即關索戲。這個戲種自清朝傳承下來，1950年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起起落落，1980年後又恢復。《關索戲的故事》其實最好沒拍到關索戲，而是拍了因為關索戲而發生的一系列關係和矛盾。

最後一部紀錄片就是《田豐和傳習館》。

行李：你1984年到電視臺，好像田豐也是那時來雲南的。你和田豐是怎麼結識的？

劉曉津：1994年夏天，傳習館剛創辦沒多久，因為拍紀錄片,我和十多個記者一起去了傳習館，沒想到我的人生也在這裡發生轉變。當時傳習館在距離昆明30公里的安寧縣境內，當我們看到一群穿著民族服裝的地道山民在那兒又唱又跳時，那歌舞驚天動地，是我們從來沒見過的，在場的每個人都被感動得熱淚盈眶。之前我們跑過雲南很多地方，但從來不知道有這樣好的民族歌舞，沒想到民間歌舞有如此強烈的藝術震撼力。

行李：為什麼這些歌舞給你們這樣大的衝擊？

劉曉津：我們從小所受的教育，都沒有關於少數民族文化，尤其是歌舞文化的真實信息，我們其實完全不知到它的存在。我們聽過京劇、歌劇、交響樂、流行音樂，但不知道同處一個省份，雲南的少數民族有怎樣的歌舞，所以當我們第一次面對傳習館的表演，被震撼，其實是因為自己的無知，也感到慚愧。

行李：當時周圍對他和傳習館，是怎樣一種聲音？你是第一次見到就決定要拍他的紀錄片嗎？

劉曉津：當時有很多人叫好，也有很多人質疑，連田豐自己也說不清，但直覺告訴我，這很有意思。八、九十年代，人們還在為解決溫飽問題而奔波，田豐是最早敏銳覺察到民族文化瀕危的學者之一，我想要通過攝影機來觀察、記錄這個帶有烏托邦色彩和具有實驗性意味的學校，在一個經濟轉型、加速改革步伐的社會中，它會走出什麼樣的路？後來的兩年時間，我一直設法使自己的紀錄片拍攝和傳習館聯繫在一起，1996年，得到雲南電視臺支持，開始拍攝紀錄片《田豐和傳習館》，前後拍攝近七年時間，後期製作花了四年多。

行李：傳習館當時搶救、保存了那些民族歌舞？

劉曉津：源生坊後來出版了一套叢書，有一本詳細記載了田豐和傳習館的工作。我簡單舉幾個例子。

田豐經常下鄉採風，一次偶然，在雲南與越南接壤的彝族村莊土嘎村發現了綠春鼓，當時這個鼓被當作廢舊的坐凳閒置一邊，經過田豐反覆的追問和要求，終於說服村裡三位60多歲的彝族老太太打鼓示範。傳習館成立後，田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三位老太太請到傳習館，讓她們把二十四套式打鼓技藝傳授給傳習館的年輕姑娘，這是在傳習館眾多節目展示中，最令人激動的“綠春栽秧鼓”。

還有巫鼓，來自雲南楚雄，這個鼓通常是彝族巫師在為主人家驅魔治病時所用，田豐被它聲音吟唱、鼓面擊打、轉動身軀三者合一的獨特魅力打動，也把這位老巫師請到傳習館，讓三個男青年跟他學習。七年時間裡，最後只有一位男青年學會了，就是大理巍山的彝族小夥羅鳳學，老巫師離開傳習館時，把父輩相傳的鼓送給了羅鳳學，回家鄉三個月後，老巫師就去世了。羅鳳學2005年和我們去美國巡演時表演了這套“巫鼓祭”，觀眾激動得不得了。

還有包括海菜腔在內的“滇南四大腔”，當時邀請“滇南四大腔”的著名老藝人後寶雲、施萬恆來傳習館，每天一字一句傳授年輕學員。這批年輕人中，有一個叫李懷秀的女孩子，最後通過中央電視臺舉辦的歌手大賽，唱紅中國。

行李：紀錄片裡，我看你也經常和他一起下鄉。

劉曉津：我們跟田豐到過建水哈尼族坡頭村，去過西盟佤族山寨，去過怒江峽谷……因為有這個過程，才真正接觸到雲南民族文化的現狀，真正像田豐說的那樣：第一年去，村裡還有這個東西。第二次去，村裡人不願演不願唱了，說是封建迷信或者是要錢。第三次去，老人死了。人亡藝絕的現象比比皆是。有一次，為了尋訪民族教員，田豐下鄉22天，空手而回，也是這些現狀，才使他那麼著急的、不顧一切的要辦傳習館。

行李：十年，你目睹了傳習館從創辦到解散的整個過程。

劉曉津：傳習館辦到後期，內部問題成堆：經濟問題、戀愛問題、族群間的問題、田豐和學員之間的爭吵……最後不得不解散時，田豐竭盡全力挽救，他對藝人們說，要以傳習館為家，一旦走出傳習館，就會被社會吞沒。但大家不相信他。傳習館倒閉後，大家到社會上去磨礪，結果傷痕累累，才意識到田豐說的話非常對。

行李：最難過的是，田豐還在時，傳習館的師生們也對田豐諸多抱怨，雲南省旅遊歌舞團的王紅雲來挖人，阿牛去了，後來還回傳習館搶道具，田豐去世後，王紅雲也拿著錢跑了。看完紀錄片，感到脊背都發涼。

劉曉津：田豐一去世,傳習館的生命就結束了，一個艱苦奮鬥了七年的學校，說沒就沒了，我日夜都沉浸在悲傷中，常常從夢裡驚醒，嚴肅的紀錄片都是直面社會現實，但我悲傷得不想再拍紀錄片了。

行李：你親眼目睹了傳習館的命運，為什麼還要來做源生坊？

劉曉津：傳習館解散後的幾年，在傳習館學習了七年的師生們流落失散到社會各處，剛開始他們被各個演出團體爭奪，但走上都市舞臺後，發現通過他們來賣票掙錢很困難，就找各種理由不要他們。那期間我正在剪傳習館的片子，經常在機房接到他們的電話，後寶雲打電話來說，“劉老師，我們太痛苦了，田老師讓我們知道民族文化的重要，可現在我們在村子裡想唱傳統的民歌還要悄悄的，怕被別人笑，想跳傳統的舞，連個地方也沒有。”阿牛也打電話來：“劉老師，我現在湖南一個旅遊渡假區跳舞，一個月掙1200元，可我心裡一點也不高興，這裡跳的舞跟我們民族根本沒關係，全是客人喜歡什麼老闆就叫我們搞什麼，如果田老師的傳習館還在，哪怕是一個月200塊錢我也要回來。”傳習館學習最用功的羅鳳學，幾經輾轉，最後留在了石屏縣駐昆明辦事處，做一份看門打雜燒飯的工作，每月600元，那段時間我和他經常見面，他常跟我說：“田豐老師說得對，我們這批人，不管你個人會跳多少歌舞，有多大本事，出了傳習館的大門，你分分鐘就被社會吞沒了，社會太強大，我們個人太渺小，我們這批人要組織在一起才有力量。”

傳習館辦學七年，培養了這一批對民族傳統文化有自覺保護、傳承意識的民間藝人。傳習館一倒閉，這批人就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園。

我在傳習館拍攝了那麼多年，大家和我最熟，很希望我把大家團結起來，我也不忍心看到田豐付出生命來點燃的火種就這樣熄滅。2004年8月，有一個契機，組織20多個傳習館的民間藝人返回到傳習館當年的冊娥校區，等美國人來選節目，他們彼此一見面就淚流滿面，說起田豐就哭。在傳習館的七年，也是他們人生中最精彩的七年，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大家拉著我的手說，“劉老師，我們再也不能分開了，你一定要答應我們，把大家組織起來。”都是五六十歲的老男人啊！你是不能說不的。加上郭淨老師也和我說，曉津，現在為農民做事的人不多，尤其是文化人。也難得農民信任你，你就試試看。就這樣，22位民間藝人和我邀約，正式創辦“源生坊”。我把電視臺分給我的房子賣掉，賣了19萬，先花10萬成立源生坊，又用剩餘的錢買了一臺索尼小高清攝像機和一個筆記本電腦，就這樣幹起來了。

行李：那時你已經拍了十多年紀錄片，其實是要中斷自己的事業。

劉曉津：對，我何嘗不知道。突然放棄，來做源生坊，值不值？周圍人都問我，大毛也勸我，可是當民間藝人跟你訴說的時候，心就軟了，民族文化的解體，等同於民族的解體，我想把田豐的事業繼承下去。

行李：難道不怕走上和傳習館相似的命運嗎？

劉曉津：完全有可能！但拍了田豐的紀錄片後，幾年都平靜不下來，想起田豐做的事就會哭。在傳習館七年，那些藝人們的歌聲一直縈繞在耳邊，後來卡拉OK根本沒法去，我原來是多愛唱歌的人，這十年我再也不唱了。

行李：已經被傳習館洗耳了。

劉曉津：是的。傳習館那麼好的事情，說沒就沒了，還是很惋惜，很悲痛，如果我們不做，會被這悲痛壓一輩子。

行李：有人說，傳習館的解散，其實也有管理上的不完善處，你做源生坊後，要怎麼調整？

劉曉津：傳習館當時完全靠田豐個人爭取贊助，源生坊的原則是不辦學校，不把大家集中在一個地方，大家平常還是在村子裡，我要找到了錢或者有機會，就召集大家來演出。這變成源生坊永遠的規則，平日一個月有1500元工資，來演出時，一天付30元誤工費。這樣可進可退，不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

行李：這些年去哪些地方演出過？

劉曉津：我們在美國巡演過30天，包括在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在北京、上海、成都、昆明有多場演出。也在中央電視臺參加過“民族民間歌舞盛典”，我們自己也做過幾次藝術節。有段時間，在創庫建立了源生坊小劇場，每年7到10月，把大家聚集起來演出。後來也還在各個村莊做過一些“雲南少數民族傳統音樂舞蹈村寨教學傳承計劃”，還鼓勵村寨自發的民間歌會，我們給到一些經費支持。

行李：藝人們平日在鄉下，怎麼管理？

劉曉津：最初做普及班，我們單方面給老藝人生活補貼，請他們召集年輕人來學習。但年輕人來不來學，沒有約束，也沒有考試，就像放養，放了個兩三年，後來發現一句都沒學會，我們就辦了提高班，要考試，要責任制，一對一目標管理，一個老師教一個學生。三個月後考試，老師每月發一定基本工資，考過一個學員，每個老師另得80元獎金。我還和他們砍價，他們說教會一個唱腔要1200元，或者800元，我都認識他們20多年了，我說，“不行！太貴了！海菜腔最難，教會一個，打死不能超過600元，沒那麼多錢，錢不好找。其他腔不如海菜腔難，那就降價，500元、400元、300元、200元……而且要考試過關你才能拿錢。”海菜腔最難教，最難學，我們用三個月完成了，後來又用兩年時間學完了滇南四大腔。然後就用這種方式，一個村一個村複製。

行李：聽你講這些，特別感慨，本來是做很藝術的事，結果一地雞毛。這些瑣事很消磨人，你沒有過猶豫、後悔，想要放棄的時候麼？

劉曉津：Never！從來沒有過一絲猶豫。源生坊的實踐有它的意義，值得你付出所有。以前我想成為一個紀錄片導演，想成為藝術文化行當的專業人士，現在我成了一個社會工作者，為老藝人跑腿打雜，牽線搭橋。但很值得，少數民族音樂歌舞的傳承是全世界的難題，也不只是中國的問題，源生坊就是想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上，看能走一條什麼樣的路出來，這個目標很大，為這個目標所做的任何付出都是值得的。你不做一做，怎麼知道能走到哪一步呢！

行李：你1990起開始拍攝藝術家群體，你也切實的生活在這個群體裡，身邊都是雲南最重要的藝術家，當那些藝術家一個個都走向世界時，你卻走向了田野，不會有失落感嗎？

劉曉津：紀錄片人在某些方面是社會工作者，藝術家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奮鬥，會得到社會承認，或者說會很成功。從這個角度看，最成功的紀錄片人，他的付出也不可能有相應的得到，所以紀錄片人為社會做奉獻的成分要更多一些。我所知道的，吳文光、蔣越、段錦川、譚樂水、祁雲、魏星這些紀錄片導演，我們的處境都很艱難的，我們都拍攝紀錄片十多年了，到現在還在堅持，而且一點樂觀的跡象都沒有，只能說我們太喜歡紀錄片了。紀錄片人還有中國傳統文人的氣質，文以載道。這是我們的責任。

行李：聽說你現在想畫畫？你家裡就有毛旭輝老師這樣的大畫家，多好的條件。

劉曉津：是，我現在很想畫畫，但可以等老一點再畫，源生坊是社會性的事情，只要有機會，像你們來，我就不遺餘力的講，平常根本不講話，半死不活的樣子，只有講民間藝人的事，我就開始來精神。田豐性格比我剛烈、孤傲，剛了就易折，我是個女人，像竹子一樣，有時劈開了，但身子不斷，事在人為，至於他怎麼開花結果，或者怎麼被塵封，那就該怎麼發生就怎麼發生。

源生坊這15年，是做了一些事，但我常常想，我們做的這些，到底有什麼用？在聲勢浩大的全球化面前，我們想要挽救那些瀕於滅絕的“聲音”，是否類同於堂吉訶德與風車作戰？或者更像“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前陣子看《金剛經》，看完後一個星期說不出話來。做源生坊，個人的名利是個空，做源生坊也是個空，什麼都是過眼雲煙，但知道是空，還要做，我有一種使命感，要把它變成我的修行。

行李：源生坊有贊助嗎？

劉曉津：有的，2005年至今，一直是香港張頌仁先生的夢周文教基金會為源生坊提供資助。張先生最好玩了，他那次原本是來我們家跟大毛談畫展，見我不在，問：曉津呢？大毛說曉津帶農民去美國了。張先生很敏感，他曾當過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東方部的主任，馬上打聽這事。後來見到我，他問我最想做什麼事，我說鄉村傳承，那鄉村傳承要多少錢？我說錢不多，就是養幾個老藝人。他說我來養吧！就開始一直支持我們。他父親曾是西南聯大的，還在雲南大學上過課，也有這個因緣。但錢也不多，每一分都要用到刀子上，所以我會和老藝人們討價還價。

行李：你早年應該過了很多享福日子，到了晚年，卻要這麼斤斤計較著去算錢。

劉曉津：還好，我這個人的優點是能幹，我們家裡裡外外的裝修，買釘子買水泥，都是我弄，大毛負責形而上的部分，我負責形而下。

行李：聽郭老師說，早年你在家裡把毛老師畫的椅子做成了現實的椅子。你中途放棄紀錄片拍攝來做源生坊，就像田豐中途放棄音樂創作來做傳習館一樣，以前雲南油畫家姚中華先生稱田豐是“二十世紀的堂吉訶德”，感覺是那個堂吉訶德，引出了你這個堂吉訶德。而且沒有你這個堂吉訶德，那個堂吉訶德就會漸漸被遺忘。

劉曉津：我主要是愛做事，做源生坊有多少苦啊！但在做事裡頭有快樂，其實還是為自己做，為自己的快樂而做。或者說，我是徹頭徹尾的生命派。

劉曉津帶當時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北京站總代表馬赫力先生了解源生坊老藝人，下圖最右側是她先生，藝術家毛旭輝。

採訪：Daisy

照片提供：源生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