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統治者，他可以凶惡殘暴，他也可以驕奢淫逸，因為，這是能爬到權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的常態，草民們對此早已經習慣，並不得不乖乖認命了。古人所言“惟闢作福，惟闢作威，惟闢玉食”(《尚書·洪範》)，就是這個道理。但是，他們唯獨不能愚蠢，不可腦殘！道理十分簡單，即愚蠢會導致治國理政上的荒腔走板，最終墮入滅亡的深淵！
“自毀長城”，就是統治者愚蠢的一種直觀體現。
現在，就讓我們回溯歷史的長河，瞭解一下“自毀長城”這個典故的來龍去脈，看看它的發明者——南朝劉宋時期的優秀將領、著名功臣檀道濟的歷史悲劇，這樣，我們或許可以對“自毀長城”這個典故中所蘊涵的文化特質與時代精神有進一步的體會，咀嚼出更加複雜的滋味。
儒家“亞聖”孟子說過：“知人論世”，這當然是不刊之論。所以，我們在敘說檀道濟悲劇性個人遭際之前，姑且先來了解一下他所處的時代，看一看他的悲劇是如何不可避免地發生的。因為“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離婁上》）。在巨浪滔天、呼嘯而至的社會洪流面前，個人的力量，個人的作為的確是渺小而無奈的。
東晉末年，門閥政治的日趨腐敗，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危機四伏，人心思亂，結果導致爆發了震撼南半個中國的孫恩、盧循武裝舉事(以前我們的歷史教科書稱之為“孫恩盧循起義”。可怎麼看這場動亂也沒有絲毫的“起義”氣息，名不副實，還是改稱“武裝舉事”來得合宜)，在鎮壓這場武裝舉事的過程中，一些出身地主階級中下層——寒門的將軍，開始掌握了東晉王朝的兵權。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劉裕，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藉助東晉“第一王牌軍”北府兵的力量，“奮起寒微”，滅亡了東晉，登上皇帝寶座，建立起劉宋新王朝。
劉宋王朝的建立，使東晉以來門閥士族的統治地位遭到削弱，專制主義的皇權重新抬頭。這是符合古代社會發展總趨勢的合理現象。然而，專制皇權的強化，也造成了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激化。宋武帝劉裕嚥氣之後，他的繼承者多為貪婪不厭足、殺人不眨眼的暴君，為了奪取和鞏固帝位，他們彼此猜忌，互相殘殺，上演了一幕幕勾心鬥角、你死我活的“骨肉相殘”醜劇。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餘波之所及，使得劉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尤其是聲望高、地位重的功臣勳將，也往往在莫須有的罪名中被無辜屠戮。遂造成了劉宋王朝內部君臣離心離德，軍力不振，無法抵禦北魏政權進攻的一系列嚴重惡果，也為日後野心家蕭道成乘機崛
起，滅宋建齊朝創造了條件，提供了契機，所謂“人必自侮然而他人侮之”！
檀道濟就是在這樣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開始其人生跋涉的，而他最終的蒙冤被殺，則是這種黑暗政治之下，功臣宿將歷史命運的一個象徵，一個標本。
檀道濟，高平金鄉（今山東金鄉北）人，出身寒門，是劉裕的最早追隨者之一，也是劉宋王朝中最著名的將領。歷任揚武將軍、寧朔將軍、徵南大將軍、司空、江州刺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等要職。他智勇兼備、驍勇善戰，在歷次重大戰役中，“身先士卒”，所向摧破，討魯山、擒桓振，破徐道復，還曾輔佐劉裕北伐後秦，連克許昌、成皋、洛陽等重鎮要地，大獲全勝，戰功赫赫。後又長年擔負戍守北邊的重任，在與北魏大軍相拒過程中，屢建功勳。北魏軍中上下對他都是忌憚三分，惟恐避之不及。
以其軍事才能和卓越貢獻而言，稱檀道濟為捍衛國家的“萬里長城”並不為過，說他是維繫劉宋政權安危的中流柱石也恰如其分。
檀道濟作為一位傑出的軍事統帥，在治軍管理上也頗有建樹，往往能臨事不驚，處危不亂，善於量勢設計，穩定軍心，扭轉戰局。如著名的唱籌量沙，巧解敵圍就是突出的一例。無怪乎後世兵書《三十六計》也要和他扯上關係了，將“檀公三十六計，走為上”作為全書的立論依據及切入之點。
在對待戰俘問題上，檀道濟也具有遠見卓識，不以血腥屠戮為能事，以達到瓦解敵軍鬥志、減少自己進軍破敵阻力的目的。如北伐攻克後秦戰略要地洛陽後，檀道濟曾俘獲後秦軍將士四千餘人。當時部下都建議乾脆統統坑殺算了，一則以絕後患，二則以破敵膽。其實，這種做法也屬於古代戰爭中勝利一方對敗軍所經常採取的一種措施。當年白起在長平坑殺趙軍降卒四十餘萬，西楚霸王項羽鉅鹿鏖戰獲勝後坑殺秦軍降卒二十餘萬，就都採取了這種做法。然而，檀道濟卻認為“伐罪弔民，正在今日”，大開殺戒，得不償失，於是把這些戰俘一概釋放，遣送回家。《孫子兵法·作戰篇》上講，“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檀道濟的這一善俘舉動，收到了政治上、軍事上的很好效益，使得“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眾。”（《宋書·檀道濟傳》）
檀道濟雖然功勳卓著，兵權甚重，可是對於劉宋政權卻是一片忠心，並無貳志。這一點連宋武帝劉裕本人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一直沒有效法當年漢高祖劉邦的做法，將這位大功臣推上斷頭臺，並且在臨終之前淳淳囑咐他的繼承人少帝劉義符說：“檀道濟雖有幹略（即軍事上頗有一套），而無遠志（即政治上沒有什麼野心），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也即控御起來不會有困難）。”（《宋書·武帝紀下》）
可是，就是這樣一位忠心耿耿、威震強敵的英勇將領、元戎功臣，最終還是不能為他參與擁立起來的宋文帝劉義隆所容納，慘遭滅門大禍，留下千古遺恨！
檀道濟平生唯一可算是做錯的事情只有一件（僅僅從“恪盡臣節”尺度衡量），這就是他當年出於為劉宋朝廷前途考慮，參與了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所策劃的廢殺少帝、擁立文帝的活動。雖然說這件事情有干預朝政（其實也是皇帝家中私事）之嫌，文帝上臺後並不感激，對事件的主謀徐羨之、傅亮、謝晦等人大開殺戒，恩將仇報，但是檀道濟早已改弦更張，“洗面革心”，及時地向宋文帝效忠輸誠，替文帝擒殺了過去一條戰壕裡的同志謝晦將軍，也算是將功折罪，很對得住宋文帝了。按理，檀道濟應該太平無事，至少是有驚無險。
然而，宋文帝劉義隆終究是不會放過這位功臣元勳的。他登基後，以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的緣故，而始終對他心存“疑畏”。之所以暫時不殺檀道濟，不過是他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替自己鎮守北方，抵禦北魏大軍的進攻。這一點，是隻知道打仗，不懂得政治權術的檀道濟將軍所永遠也不會想到的。
宋文帝這一陰暗的心理，恰好為無恥小人所利用。彭城王劉義康十分嫉妒檀道濟的功名，便趁宋文帝久病不愈、心情鬱悶惡劣之際，屢進讒言，誣陷檀道濟：“宮車晏駕，道濟不可複製。”這正好撓著了宋文帝的癢處，牽動了他隱忍多年的凜凜殺機，“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六韜.文韜.守土》)。所以必須提前解決，以求一勞永逸，“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於是即把檀道濟從其駐地江州召回朝廷。當時，檀道濟的妻子已經預見到此去凶多吉少，危在旦夕：“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招，禍其至矣。”
但是，檀道濟的見識似乎還比不上一個婦人，總以為自己有大功於朝廷，對皇上忠心耿耿，大概還不至於有大的危險，依然奉詔入京。“生人作死別，荼毒當奈何。”（《太平御覽》卷八八五，引《異苑》“時人為檀道濟歌”，並注云：“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別，顧瞻城闕，歔欷愈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故時人為其歌曰”。）
在京城建康住上一段時間後，宋文帝的病情略有好轉，恰好北魏又於此時入侵邊境，宋文帝一看檀道濟還有他的用處，就準備讓檀道濟“還鎮”，放他回江州。檀道濟剛剛踏上回歸的船頭，尚不及拔錨啟航，宋文帝舊病復發，沉痾不起，有道是“攘外必先安內”，於是再度下達聖旨，把檀道濟從船上召喚下來，收付廷尉，並將其子孫、親信一網打盡。
宋文帝的詔書“痛斥”檀道濟“階緣時幸，何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之比。曾不感佩殊遇，恩答萬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至。元嘉以來，猜咀滋結，不義不暱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民之聽，彰於遐邇。”（《宋書·檀道濟傳》）似乎真的是罪大惡極，罄竹難書。可是具體開列的罪名，卻僅僅是包容詩人謝靈運，“潛散金貨，招誘剽滑，逋逃必至”（同上）等等，這實在是莫須有的罪名，捕風捉影，查實無據。即便真的有，亦罪不至死。真可謂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是宋文帝除掉檀道濟的決心已定，也就顧不得更多了，遂將檀道濟及其兒子檀植、檀夷等親屬、部將數十人，押赴刑場砍頭示眾，製造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屠戮功臣事件。“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南史·檀道濟傳》）
當檀道濟面臨逮捕之時，曾憤怒得“目光如炬”，摘下帽子往地上猛地一摔，恨恨道：“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這就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成語“自毀長城”的由來。
檀道濟的悲嘆感慨太有道理了，“自毀長城”的惡劣後果立即呈示了出來，宿敵北魏君臣聞知檀道濟的死訊，禁不住大喜過望，雀躍歡呼，認為劉宋朝廷方面再也沒有能同自己相抗衡的大將之材了，自己可以高枕無憂，為所欲為了：“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宋書·檀
道濟傳》）(這跟當年晉文公聽說勁敵楚國令尹子玉被逼自殺的消息後，興奮地大聲喊叫“莫予毒也”的狀況如出一轍！)於是便趁機加強了對劉宋政權的軍事攻擊，劉宋北部邊境局勢驟然緊張，防禦陣線幾至頹潰。
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劉宋皇帝才想起檀道濟守邊安境的好處來，免不得浩嘆一番：要是檀道濟還在就好了，豈能容北魏“索虜”軍隊如此囂張搗亂！可惜人死不能復生，再說也等於白說，“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這正好應驗了“人必自侮，然後他人侮之”這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檀道濟的悲劇，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在古代殘酷的政治鬥爭中，功臣宿將往往不是老謀深算、心腸歹毒的君主的對手，他們慣於按自己正常的思維安身立命，待人接物，對專制君主刻薄寡恩、猜忌濫殺本質缺乏清醒的認識，輕信君主的“允諾”，迷信君主的“善意”，結果不免是大上其當，徒呼奈何，悔之莫及。這類學有專攻的“專業人士”，在某一領域內自是才華橫溢，建樹多多，但是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上、波詭雲譎的政治權術鬥爭中卻顯得十二分的幼稚。他們若是不慎陷身於權力鬥爭，其結局通常都非常的悲慘。韓信、白起、李牧等人是如此，檀道濟自然也不曾例外。對於封建專制君主來說，像檀道濟這樣的功臣勳將，永遠是潛在的威脅，有用時不妨當槍使，一旦感到用起來不怎麼方便，或者說自己的地位受到某種威脅（儘管絕大多數情況下這不過是主觀的想象，典型的“狼來了”而已），便要趕緊丟開，甚至乾脆折斷，這正是古代統治者“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固有心態。對其而言，這乃是永遠無法改變的政治取捨。
與此相反，一些庸庸碌碌的小人，雖無一技之長，卻能憑著八面玲瓏、搖脣鼓舌而飛黃騰達、左右逢源。會做事的不如會做人的，有功勞的不如沒功勞的，英雄豪傑、功臣勳將四處碰壁，歷盡坎坷，甚至無端付出生命的代價；無能之輩、奸佞之徒春風得意，稱心如願，或當大官，或撈大錢，這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特色之一，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歷史悲劇。
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歷朝歷代的經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為人處世的，卻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立功的。一本《增廣賢文》，幾乎充滿了這種文化“犬儒”色彩：“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非皆因常開口，煩惱總緣強出頭”，“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憂”，“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它們所要向人們提醒的，就是隻要會做人，便等於擁有了一切，否則你專業再精、功勞再大、貢獻再多，也是白搭，純屬徒勞。檀道濟似乎不太明白這層奧祕，所以，下場才會那麼悲慘，死的才會那麼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