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翻清朝時期有關臺灣的文獻和檔案，會發現在後期有這麼一個詞頻繁出現——“分類械鬥”，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此詞首次出現在臺灣鎮總兵柴大紀等人的奏摺中後，“分類械鬥”一詞漸漸成為了駐臺官員上奏清廷奏摺和上諭中常用的專有名詞，到了道光年間更成為清政府的官方用語。
“分類械鬥”，這個詞大部分人從表面應該能理解其意思：以地域，宗族等因素劃分的不同群體之間的大規模鬥毆。這種鬥毆自古就頻繁出現，通常是由於對某些資源（比如土地，水源，礦山）等的爭奪引起的，即使是到了現代，“械鬥”這一陋習仍沒有根除。
有些械鬥規模很大，竟然驚動了軍隊，圖為1908年廣東，出發前去彈壓宗族械鬥的清兵。
其實在清代，不同群體間的大規模械鬥在很多地區都頻繁出現，最著名的便是兩廣地區的“土客械鬥”，這種械鬥後來甚至催生了“太平天國”這麼個怪胎，可為什麼“分類械鬥”一詞會成為臺灣地區的專用術語呢？
這主要是和臺灣地區特殊情況有關，清朝臺灣地區械鬥之頻繁，治安之混亂可以說是全國首屈一指，令人瞠目結舌，後期甚至被形容為“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群體性事件屢禁不止….
為何寶島臺灣在清代會出現如此怪狀呢？這就要從清朝治理臺灣的措施說起…
1683年，康熙大帝派施琅發兵攻滅明鄭政權，控制了臺灣，這是歷史上中國大一統王朝的中央政府首次控制檯灣，然而如何對待臺灣，這卻在清廷引發了爭議，因為康熙帝平臺的目的是掃除前朝反對勢力，並非有意治理臺灣，很多大臣主張遷回所有居民，放棄臺灣。
“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康熙
但還有一批有識之士不同意這個方案，最終在施琅和李光地等大臣的據理力爭之下，康熙還是決定收臺灣為版圖，不過清廷仍然無意治理臺灣，收臺灣為版圖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給東南找一個屏障， 於是，為節省行政、治安成本，清廷限制了臺灣的人口成長，頒發了嚴苛的《渡臺禁令》。
《渡臺禁令》規定：一，嚴禁偷渡臺灣，違者嚴懲；二，渡行臺灣者不得攜眷，已渡臺者亦不得接取家族；三，嚴禁粵民渡臺（因為粵東人曾屢次幫助鄭軍對抗清軍）。
這給臺灣社會帶來了巨大影響，尤其是第二條，由於渡臺者禁止攜帶家眷，導致臺灣地區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產生了大批無業單身男性（閩南語稱之為“羅漢腳”），這對於社會來講是一個巨大的不穩定因素，同時，清政府在臺灣地區的統治並不上心，統治力很薄弱，治臺態度消極，這使得臺灣地區公權力不彰，社會多為豪族把持。
可到了清中期之後，中國人口膨脹，大陸地區人地矛盾激化，在這種壓力下，清政府放寬了“渡臺禁令”（但並未廢除，徹底廢除要到1874年），這使得乾隆後期和嘉慶年間，大量大陸移民（閩粵兩省為主）湧入臺灣，這些移民通常是抱團而來的，而先來後到的各移民團體因爭奪各類資源（如土地分配，灌溉水權、爭取墾地、建屋蓋廟）頻繁爆發衝突。
這便是“分類械鬥”。
男女比例失調，政府公權力不彰，同鄉移民聚集地相近容易抱團排外，民風強悍（泉、漳民人及粵人在原籍本就長期存在動輒“械鬥”的傳統惡習）…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臺灣地區開始了長達一百多年的“大亂鬥”。
臺灣地區械鬥種類之繁雜可以說是令人咋舌，有根據祖籍地或族群劃分的：原漢衝突（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衝突），漳泉械鬥、閩粵械鬥（因福建移民為福佬人，廣東移民多為客家人，又稱又稱“福客械鬥”或“閩客械鬥”）、頂下郊拼；有根據宗族劃分的：異姓械鬥、同姓宗族械鬥…；甚至還有根據不同職業團體劃分的…
注：頂下郊拼（“拼”是閩南語，特指臺灣分類械鬥），又稱“四縣反”，指的是1853年發生於艋舺（今臺北市萬華區）的分類械鬥，械鬥雙方分別為以泉州府晉江、南安、惠安三邑移民為主的頂郊和以泉州府同安（今屬廈門市）人為主的廈郊（有時轉音讀為下郊），此次械鬥影響極大，除了造成重大傷亡外，還造成不同團體之間的遷徙。
這些械鬥的分類主要是以濁水溪（臺灣島最長河流）為界，以北通常是以同一原鄉群體劃分的械鬥，例如閩客械鬥、泉漳械鬥，而以南則常見以同一姓氏群體內部性質的械鬥。
臺灣分類械鬥教嚴重的地區
臺灣地區最早有記載的械鬥出現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不過康熙和雍正年間，臺灣地區的械鬥還不算嚴重，畢竟這個時期臺灣人口有限，矛盾不至於激化；而到了乾隆年間，隨著移民激增，械鬥已經成為臺灣地區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到了清末同治（1862-1874年）初年,臺灣民間械鬥已變成“七八年一小鬥,十餘年一大斗”。
據《臺灣省通稿》所記載：自康熙六十一年(1721年)至同治五年(1866年)的145年間,臺灣發生較大的民間械鬥共28起，小規模的更是不計其數…
那麼清政府是否進行過有效管理呢？當然也是有的，清政府雖然對治理臺灣不上心但也絕不希望這個地方混亂不堪，畢竟分類械鬥造成臺灣社會動盪,有害海疆穩固，不過早期清政府在臺灣能力，公權力不彰，所以最多隻能做到辦理控制規模、預防民變和善後；這使得民風彪悍的各派移民根本不把官方放在眼裡，械鬥改打還是打！
而乾隆中後期開始, 清廷加大了對臺灣“分類械鬥”的處置力度（畢竟打得太不像話了），並逐漸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防範和彈壓制度。這些防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分類械鬥的發生。到道光朝時, 分類械鬥雖仍時有發生, 但總的趨勢是處於下降狀態的。自同治五年(1866年)以後,臺灣未曾出現過大規模的械鬥（小規模的仍然頻繁存在），一直到甲午戰爭後，在日本殖民當局的強力鎮壓之下，臺灣的分類械鬥才基本消弭。
持續一百多年的分類械鬥給臺灣地區帶來了極大的消極影響，這不僅對社會有極大的破壞，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嚴重阻礙了臺灣地區的發展。
比如嘉慶十一年（1806年）的漳泉械鬥，造成的結果是：”互相焚殺,數月不休。而最慘者,惟沙轆一帶泉人,望風而遁,渡海溺死及被沿途截殺,不可勝計。避難男婦,俱歸鹿港,填滿街巷”。
而且，不同族群之間經過長期械鬥之後，各族群發生大遷徙，同族群聚居一處，這加重的族群之間的隔離和對立，一直到現在，臺灣的族群問題還是無法完全消除，這仍是當今臺灣重要的社會問題之一, 影響著臺灣社會各方面的發展。
作者：雲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