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卿美
湘軍是晚清時期的漢族地方武裝力量，專門為鎮壓太平天國而生。一支龐大的軍隊，需要浩繁的軍費開支。崇尚“厚餉養兵”的湘軍，沒有一分錢行政撥款，完全需要自籌資金。為了籌集軍費，湘軍採取了各種手段，各種花樣創收，無所不用其極。
據《湘軍志》記載，湘軍籌集軍費主要有幾種渠道，最初則以捐輸為主。所謂捐輸，就是通過封官或獎賞的方式，讓大家自願捐錢。郭嵩燾曾主持過這項工作，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都設有勸捐機構，如漢口勸捐總局，衡陽勸捐總局。在各州、縣還有眾多勸捐分支機構。
湘軍剿匪宣傳圖
勸捐機構，更像是宣傳機器，但宣傳再好，讓人家掏錢的事情還是很費勁。曾國藩首先讓富豪帶頭捐款，如湖南首富蔣徵蒲，認捐十餘萬兩。蔣徵蒲的工作相對好做，因為他本就是湖北荊宜的高官，此時正丁憂在家，為親人守孝。如果他不識相，以後就沒法再當官，也就沒有了摟錢的機會。
原兩廣總督陶澍本來已經死了，但經過曾國藩的軟硬兼施，陶家也認捐一萬餘兩。雖有富豪帶頭，但其他人仍響應的很少，尤其是百姓，沒幾個人願意主動捐款。
於是，強徵攤派便成了新的手段。每家每戶、不論窮富，必須捐錢。據《駱文忠公奏議》載，湘軍各地捐輸機構工作人員以經濟普查為名，挨家挨戶進行摸底、查訪。貧困家庭自然也不會放過，沒有田產、沒有穀物、沒有收入，直接抓去充當勞役，如挖壕溝、修城牆等。
如此一來，百姓便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怨聲四起。曾國藩深感民力有限，便上奏咸豐皇帝，繼續要政策。
據《曾國藩全集》記載，1854年，曾國藩上奏，“民力艱難……再三勸輸，終不踴躍。”曾國藩給出的方法是，賣官賣文憑。他向咸豐要了四千份空白監生執照，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開始賣官，並派專人進行監督。此招效果雖不錯，但引發的矛盾也很大。因為官員職位有限，賣出去那麼多官，勢必會影響其他在職的官員，衝突在所難免。
後來，湘軍開始推行厘金徵收。所謂厘金，就是極少的數額，“釐”的含義便是微小。收取厘金的方式，主要以過路過橋收費為主。方法很簡單，軍隊派兵到各主要交通要道設卡收錢。這種方法本是江北大營幫辦大臣雷以誠的發明，他在揚州初創了此法。在《雷以誠請推廣釐捐助餉疏》中，雷稱，此方法是“既不擾民，又不累商……每米一石，捐錢五十文，計一生僅捐半文，於民生毫無關隘，而聚之則多。”
厘金又分為百貨釐、監釐、土藥釐、洋藥釐，根據不同貨物，繳納4-10%不等的稅率。曾國藩任兩江總督時，認為此法甚好，便大力推廣，各省迅速成立厘金局。1855年，駱秉章率先在長沙開設厘金局。據《湖南釐務彙纂》記載，湖南是“釐以每錢一千抽收二、三十文錢為率”，即2-3%的稅率。由此，湖南每年的厘金收入大概在100萬兩左右。
1858年，厘金徵收制度推廣至全國，併成為湘軍軍費的主要來源。厘金收入具有持久、穩定等特點。湘軍最終能剿滅太平天國，沒有厘金的保障是無法完成的。
據臺灣《厘金制度新探》一書記載，1869年，全國厘金的收入已經達到1230餘萬兩，這個數額相當於全國地丁收入的68%，是非常重要、非常可觀的一筆的鉅額收入。各地的厘金局如同初期的勸輸總局，也是遍地開花，一些歷史知名人物都曾幹過此差事，如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丁日昌等人。
但厘金的徵收並不是雷以誠宣傳的那麼美好，“既不擾民，又不累商”是不可能的。英國人呤唎所著的《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中，稱厘金的徵收是勒索。“釐卡，寧可說是勒索卡，遍地設立。可憐的中國商人如墜迷霧之中，不知究竟對誰應納稅而對誰也不應納稅，這一切毒害是顯而易見的。”
讓商人煩惱還不止如此，厘金的稅率說漲就漲。1861年，安慶設立厘金總局，突然將百貨的厘金提高至“百抽二”，也就是2%。而原來安徽其他地方，以及外省的百貨釐只有1%。日用百貨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湘軍剝削了百貨商人，商人自然會提高商品價格，最終導致日用品漲價，並傳導給百姓。四年間，安徽厘金的收入為169萬兩之多。
據《清史稿》記載，除去徵收厘金這種主要方法外，湘軍還盯上了鹽稅。鹽業歷來是國家壟斷的行業，這塊一直是肥肉。同成立勸輸總局、厘金局一樣，各地紛紛建立督銷局、招商局，主要任務就是幫助鹽商運輸、銷售，以便從中收取鹽稅。鹽船若從長江下游至上游，安慶、武昌都會設卡收費，如安慶收取每斤收取10.5文,武昌收取9.5文。所謂雁過拔毛。食鹽也是百姓生活必需品，地方財政都視鹽稅為重要收入來源。地方扒層皮、湘軍再刮層油，無疑加重了鹽商的負擔，最後還是會轉嫁到百姓頭上。
食鹽如此，湘軍對待茶葉也同樣不放過。茶葉同是大宗商品，皖南茶葉比較有名，曾國藩將茶葉稅作為軍費的一項來源。自1858-1862年，四年時間，湘軍收取稅銀四十二萬兩。
以上這些都是檯面上的籌集方法，上不了檯面自然還有很多，如縱容士兵搶掠是任何武裝力量都採用的常見手法。一方面是搶太平天國的，攻城拔寨必搶之。在電影《投名狀》中，湘軍更是喊出了“搶糧、搶錢、搶女人”的雄壯口號。另一方面則是搶百姓的。據《皇朝瑣屑錄》記載，“遴選劣紳為耳目，為爪牙，幾乎竭澤而漁，竭山而畋。”
據《紐約時報》報道，1864年7月，湘軍攻陷天京。湘軍屠城搶掠，但搶甚少，因為幾乎無糧可搶。搶不了百姓的糧食，就搶木料。有清人日記曾這樣描述：“泊船水西門，見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紛紛。”搶來的各種百姓用品裝滿了大小貨船，長江之上，一時蔚為壯觀。
1855年，湘軍進入南昌。作為目擊者，鄒樹榮在他的《紀平江勇事》中記錄了湘軍搶掠的驚人行徑，“搶奪民財持刀槍,稈堆竹木皆精光。車牽鋤耙亦喪亡,或作爨村炊黃梁,或索贖值充私贓……茶酒肉飯任取嘗,不敢索值採篋囊。”
1894年,譚嗣同來到南京。此時，距離天京失陷已經過去三十年。然而，南京依然沒有恢復元氣，當地百姓對湘軍一片罵聲。“不料官軍一破城,見人即殺,見屋即燒,子女玉帛,掃數悉入於湘軍,而金陵永窮矣。”
諷刺的是，太平軍佔領期間的景象與之截然相反。在南京，“髮匪(指太平軍)據城時,並未焚殺,百姓安堵如故。”在江西，“所到之處迎壺漿,耕市不驚民如常。”
譚嗣同為此深深感嘆：“中國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 瞷然驕居，自以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臾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