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子君侃史

日本人的人種起源問題一直是日本史學界論爭的焦點，通過對現有觀點進行整理，主要有以下幾種：

1.最早到達日本的是由北歐遷徙而來的阿伊努人，後與遷移而來的亞洲黃種人混居形成今天的日本人；

2.由朝鮮半島的原始居民遷移而來；

3.源自古中國，乃是“吳太伯”之後。

有觀點認為，日本人是繩文人與朝鮮半島而來的彌生人的混血後代

對於前面兩種觀點，小編今後會專門再做分析，我們今天重點要講的是與中國文化密切相關的“吳太伯說”。至於充滿神話色彩的“徐福東渡”，小編在這裡就不再說明了，此事完全是無稽之談。

至德之君吳太伯

既然提到“吳太伯說”，那麼我們先了解一下這位吳太伯。

吳太伯此人可謂是周朝的老祖宗，《史記·吳太伯世家》有載：吳太伯乃是古公亶父長子，也就是周文王姬昌的伯父，所以才有“太伯”之稱。其弟季歷和他的兒子姬昌都很賢明，因此亶父傳位之時，太伯三讓其位於季歷，甚至不惜文身斷髮，逃奔到荊蠻之地。有感於此，季歷繼位之後，將其封於江東之地，建國勾吳。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是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徙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

——《史記·吳太伯世家》

如此可見，吳太伯是一位身世顯赫、品德高尚之人。用孔子的話講，吳太伯其人，實乃至德之君。

吳國的建立者：吳太伯

“吳太伯說”的歷史演變

有關“吳太伯說”，最早見於中國古籍《魏志·倭人傳》。此後隨著時代變遷以及中日兩國的關係發展，該學說也逐漸發生著變化。它的演變過程大致分為了三個階段：

一、元朝之前——日本人極為推崇“吳太伯”

一直到兩宋時期，日本與中國的關係都十分密切。日本國內從上至下無不奉華夏帝王為主，在醫藥、曆法、建築、官制等各個方面均學習中國，曾多次遣使前往中原學習。在受到中國官員以及皇帝接見之時，均強調自己是中國賢人之後。

陳壽所撰《魏志·倭人傳》是有關日本人的最早文字記錄，書中就曾提到當時倭人自稱乃是少康之後：

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後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

——《魏志·倭人傳》

少康是我國夏朝時期的著名君主，其子無餘後封於會稽，也就是古時的吳越之地。

唐朝時，日本多次派遣使團前往中國

而第一次有關日本人自稱為太伯之後的記載，出現於《晉書》。當時的倭人不但自稱是少康之後，還強調自己乃是吳太伯的後裔：

男子無大小，悉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又言，上古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昔夏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開蛟龍之害。 ——《晉書》

小編前面提到，吳太伯乃是吳國的祖先，如果單純看生活地點的話倒是也沒有問題，畢竟少康的後代以及吳太伯都是生活在吳地。

此後的南北朝、隋唐、兩宋時期的正史中，也多有關於日本人的記載，而其中有關他們的起源，無不是使用的“吳太伯”之後的說法。

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俗皆文身，自雲太伯之後，計從帶方至倭國，遁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七千餘里…… ——《太平御覽》

由於當時的日本並沒有自己的史書，所以相關記載均見於中國古籍。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有關日本人的起源，採用的均是“自稱”、“自謂”、“自雲”的說法，也就是說這都是日本人自己說的，不管真實與否，可見當時其國內對於中國的嚮往。

中國古籍中多記載日本人自稱為吳太伯後裔

二、元朝至明朝後期——“吳太伯說”受到挑戰

崖山海戰後，南宋滅亡，日本“舉國茹素”，從此認為中國已亡，自己才是中國文化的唯一繼承者。宗主國的文化淪喪以及神學的逐漸興起，導致日本國內對於其人種起源開始有了不同的看法。

元至順三年，日本僧人中巖圓月撰《日本紀》，書中將吳太伯認定為日本之祖，甚至言明吳太伯的六世孫乃是日本皇室始祖神武天皇。此言一出，引起了朝廷的強烈不滿，下令焚燬並列為禁書。

崖山海戰後，南宋君臣殉國，日本“舉國茹素”

明成化四年，日本著名學者一條兼良著《日本紀纂疏》，認為“姬氏國之名作為日本國號，見於漢土的寶誌和尚讖文中，而因其是太伯之後才命名為姬氏國”，贊同了中巖圓月的觀點。這在當時的日本史學界，再次引起了一片質疑之聲。

等到日本德川幕府建立，日本國內開始有意規避“吳太伯說”。日本大儒林羅山奉命編纂日本國史《本朝通鑑》，曾在書中寫到：

餘竊惟圓月之意，按《諸書》以日本為吳太伯之後，夫太伯逃荊蠻，斷髮文身，與蛟龍共居，其子孫來於筑紫，想必時人以為神，是天孫降於日向高千穗之謂乎……

——《本朝通鑑》

可見在當時，林羅山同樣認為日本人乃是太伯之後，並將這種說法加上了一層神學外衣，與天神說融合在一起。但此舉無疑挑戰了幕府禁令， 幕府重臣德川光圀將林羅山罷免，命其子林春齋主持《本朝通鑑》編修工作，並明令要求刪去有關“吳太伯說”的說法。

德川幕府時期，日本大儒林羅山

迫於國中壓力，林春齋刪除了太伯後裔的說法，並在《本朝通鑑》前編的跋文中明確表達了自己對於“吳太伯說”的質疑：

後世執簡以本邦為其（太伯）苗裔，俗所稱東海姬氏國之類，何其誕哉？本邦元是靈神之國也，何故妄取彼而為祖乎？若夫少康太伯之事，則異域之所傳稱，今不取焉。

——《本朝通鑑》

不過有意思的是，在林春齋的個人隨筆中，卻依舊支持日本人乃是“吳太伯後”的立場，只是考慮到《本朝通鑑》乃是幕府官修史籍，將會成為後世借鑑參考的依據，他本人站在官方的立場上，不得不將“吳太伯”後裔這一說法刪除。

在官方的影響下，質疑“吳太伯說”的聲音逐漸增多，他們認為中國的古籍所錄事實不詳，無法考證，閱讀之時不當全信。更有甚者，認為日本人乃是天照大神的子孫，不可能是中國凡夫俗子之後，這已經明顯帶有了民族主義色彩。

與漢、魏通交之時，稱王者三十餘國。三十餘國之中，自稱少康、太伯後裔者，尚無可考。……我邦之皇統，不可自輕。漢家書物，其文自明，然於我邦皇統並無相干。故盡信漢家書物所記，妄稱其皆為偽，非精讀漢家書物之舉也。 ——《國史通或問》新井白石

日本的史書中充斥著大量神話傳說

三、明末至日本二戰投降——“吳太伯說”被徹底推翻

自明朝中期開始，日本便不再以中國藩屬自居，而是將兩國視為對等的兩個國家。明末之時，更是數次拒絕南明政權的借兵之舉，對於明清之間的衝突保持一種隔岸觀火的態度。此時的日本，對於中國已經漸起輕視之意，這種態度在清朝取代明朝之後更是達到了頂峰。

由此帶來的變化之一，便是日本史學界開始質疑中國古籍的真實性，明確否認 “吳太伯說”並加以印證。

明治時代，有學者指出，日本正史《本朝通鑑》中並沒有關於日本人起源於吳氏的說法，而林氏家族的私論並不能當做正史依據，不足為信。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的面貌煥然一新，國力空前強大

昭和時代，日本對中野心逐漸膨脹，軍國主義思想滲透進了國家的方方面。1940年，村尾次郎發表《吳太伯說研究》，認為“吳太伯說”完全是中國古人的空想，沒有任何史實依據，目的是誇耀漢族的優越性，實不可取。此文一經發表，得到了眾多史學家的響應。山田孝雄曾發文支持村尾次郎的說法，認為“吳太伯說”不過是來自古時的一些日本諂媚之徒，目的是博取彼邦歡心罷了。

到了侵華戰爭時期，出於戰爭的目的，有學者明確提出：““吳太伯說”在此非常之時實不可信，以大日本民族之優秀，不可能也不允許起源於支那之地，“吳太伯”後裔的說法實在是淺陋至極”。

此時的日本國內，神權思想以及日本中心主義已經佔據主流，日本本國文化地位被抬到了極高的位置。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日本開始摒棄一切與中國有關的因素，自然也包括涉及到人種起源這一重要命題的“吳太伯說”。

二戰時期，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盛行

“吳太伯說”的演變與日本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

一個學說或者一種制度的建立以及發展往往有它的時代背景，“吳太伯說”也不例外。在特殊的環境下這種觀點得以催生，並隨著日本歷史的發展進程不斷髮生著變化。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態度改變以及其本國文化民族主義的逐漸盛行。

中華文明的繁榮與“吳太伯說”的盛行

在大部分歷史時期，日本文明的發達程度均遠遜於中國，甚至遠不如朝鮮半島的幾個國家。在東亞大陸上的國家已經邁入文明社會的時候，日本島上的居民甚至還過著類似於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如此野蠻粗鄙的國家在當時的中國人心裡自然是無法得到認同。

為了能夠掩飾自己的落後，在與中國交流的過程中獲得相對平等的機會，日本人便從中國的歷史人物中選取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祖。這才有了“吳太伯”之後的說法。

盛唐氣象——周邊國家紛紛為中國所折服

這種說法的提出無疑可以拉近與中國的距離，獲得中國人尤其是官方的認同感，便於派遣使者學習交流。漢唐時期，日本便曾派遣大量使團前往中國，對外均是自稱吳太伯之後。中國文化被日本全盤吸收，其文明進程開始加快。

中國的衰弱與日本本國文化的興起

宋朝滅亡之後，日本認為中國文明已經被野蠻的蒙古人玷汙，變得不再延續和純正，這種思想逐漸在日本國內盛行，日本人對於中國的態度也由之前的敬畏、仰慕開始變得輕視甚至蔑視。此外，為了達到統治的目的，日本國內當權者開始宣揚神權思想，提倡日本乃是神授之土，優於萬邦，在各個領域開始逐漸消除中國的印記和影響。

蒙古對中原文明進行了毀滅性打擊

此時，雖然依舊有學者堅持認為日本人乃是吳太伯之後，但反對的聲音開始不斷出現。日本學者開始強調本民族文化的主體地位，凸顯自身意識，對於“吳太伯說”不再單純的引用中國的古典著述，這種質疑也逐漸延伸到與中國相關的其他學說。

野心的膨脹與文化民族主義的徹底爆發

明末清初後，日本對於中國的態度已經大為不同，不但開始強調兩國應當平等共處，甚至多次派兵騷擾中國沿海地區。尤其是到了清朝後期，明治維新使日本國力空前強盛，而與之相比卻是清王朝的日益腐朽。甲午海戰更是讓日本的思想為之一變：原來的天朝上國竟然已經淪落到如此地步。眼見鄰國衰弱，日本的野心開始膨脹。

為了滿足戰爭的需要，除了軍事上的準備，一切與中國有關的文化認識也開始被徹底摒棄。在排斥、貶低中國的同時，日本的皇權至上思想開始走向極端，完全超出了歷史認識的範疇。在當時的環境下，“吳太伯說”已經完全沒有了生存空間。

清朝日益腐朽，而日本日益強大

結語：通過日本人對於“吳太伯說”的認識變化，反映了日本人中國觀的變化，也體現了日本人的極端功利主義原則，簡單來說就是：只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這不但表現在他對於古中國的態度上，也表現在二戰後他對於美國的態度上。在面對外來文化之時，日本人往往隨著他者力量的強弱而不斷變換著立場。

參考文獻：

《史記》 西漢.司馬遷

《魏志》 東漢.陳壽

《晉書》 唐.房玄齡等

《太平御覽》 北宋.李昉等

《本朝通鑑》 日本.林羅山

《國史通或問》 日本.新井白石

《吳太伯說研究》 日本. 村尾次郎

從“吳太伯說”的演變，探究日本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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