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稀世珍品的蘇軾書《醉翁亭記》，原是在阜陽所作

在安徽滁州醉翁亭景區寶宋齋內，有一處碑刻，兩塊四面，碑高239釐米，寬98釐米，正文402字，標題4字，跋95字，共501字。此碑刻為《醉翁亭記》，歐陽修撰，蘇軾書。後人稱為“歐文蘇字，珠聯璧合”，視為稀世珍品。明代馮若愚雲：“宋碑文字最著者莫如歐公滁二碑。”

那麼，蘇軾是在何時何地書寫的《醉翁亭記》呢，據史料顯示，這背後的故事，其實與一個叫潁州(今安徽阜陽市)的地方有關。

熱愛文學的人都知道，《醉翁亭記》是歐陽修於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擔任滁州太守時所寫。但《醉翁亭記》寫出來後並沒有馬上刻碑，直到慶曆八年(1048)三月，才由書法家陳知明首次刻碑，立於滁州。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王詔擔任滁州知州，見陳知明所書《醉翁亭記》字跡淺褊而小，恐難久傳，遂請歐陽修的門生、北宋大詩人兼大書法家、時任潁州知州的蘇軾改書大字，並刻石立碑。

元佑六年（1091年）蘇軾曾兩書《醉翁亭記》，其一為大字楷書，即後世立於琅琊山間的“滁州碑”母本；其二是用楷、行、草兼用字體寫成的長卷。

研究者發現，蘇軾的這兩款《醉翁亭記》的正文內容不盡相同，尾跋文字亦有異。草本跋為：“廬陵先生以慶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畫褊淺，恐不能傳遠，滁人慾改刻大字久矣。元佑六年軾為潁州，而開封劉君季孫請以滁人之意求書於軾，軾於先生為門下士，不可以辭。十一月乙未眉山蘇軾書。”其中，草本跋“字畫褊淺”，楷本跋作“字畫淺褊”；楷本跋於“而開封劉君季孫”後多出“自高郵來，過滁。滁守河南王君詔”十三字；書寫日期草本跋為“十一月乙未”，楷本跋為“十一月乙巳”。雖是一字之別，卻是十日之差。由落款時間判斷，草本寫在前，楷書本寫在後，草書《醉翁亭記》寫在楷書本十日之前。

那麼,擔任滁州知州的王詔又是請何人託付蘇軾而寫的呢。仔細研究過此碑文的發現，此人即是碑文跋語中所記的劉季孫。

劉季孫何許人也？緣何能得到蘇軾垂青，在十日之間兩書《醉翁亭記》，蘇、劉二人的關係究竟如何？蘇軾當時書寫《醉翁亭記》的時空背景到底怎樣？下面將根據存世詩文、蘇公的年譜以及相關文獻資料，對上述疑問逐一考究。

劉季孫(1033-1092)北宋詩人，蘇軾稱其為"慷慨奇士"。字景文，祥符(今河南開封)人，宋仁宗嘉佑年間，以左班殿直監饒州酒務，攝州學事(《石林詩話》卷下)。哲宗元佑中以左藏庫副使為兩浙兵馬都監。因蘇軾薦知隰州，仕至文思副使。七年，卒，年六十。博通史傳，性好異書古文石刻，仕宦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劉季孫交遊廣闊，與王安石、蘇軾、米芾，張耒等文人雅士相知。

蘇軾二十年間兩度守杭，之前熙寧時曾任杭州通判六年。劉景文此前於嘉佑年間在饒州（今江西鄱陽）履職，此時，蘇、劉二人是否相識不得而知，不過劉季孫的詩文涵養在當時曾得到過王安石的欣賞（《石林詩話》卷下有載）。元佑四年（1089年），蘇軾與舊黨政見不合，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劉景文時任西京路分都監左藏庫副使，在杭州與軾同僚，曾作《寄蘇子瞻自翰苑出守杭州》。元佑五年三月八日，蘇軾得見劉景文所藏歐公書，寫有詩文《題劉景文所收歐陽公書》《題歐陽帖》《跋劉景文歐公帖》等，可證此時蘇、劉已經相識相知。此後二人詩文往來，相交甚密。

元佑六年三月，蘇軾自杭州還朝。八月，為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今安徽阜陽）。九月重陽後，蘇軾到任潁州不久，獲劉景文寄詩《奉寄蘇內翰》，蘇軾獲景文詩後大喜，作《次韻劉景文見寄》。

十一月初，劉景文自杭州經高郵西赴汴京，中途折經滁州，受滁守王詔請託事宜。景文本欲拜會老友蘇軾，故迂道訪潁，與蘇軾重逢。留潁期間，蘇、劉相談甚歡，蘇軾特為劉景文撰詩六首。詩文之中，蘇軾與摯友重逢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相看握手”，暖意融融；“千里一笑”，盡在不言中。

劉景文來潁之際，正逢潁州久旱。蘇軾主政素以勤政著稱，其間多次主持祈告禱雨儀式，且撰文賦詩，有《祈雨迎張龍公祝文》《書潁州禱雨詩》《聚星堂雪（並敘）》《送張龍公祝文》等，並有《禱雨帖》傳世。景文來潁後，蘇軾所寫詩文多與其相關，並涉諸求雨、禱雨之事，

劉景文此番來潁，更有一項重要使命，那就是還受王詔請託，勞請蘇公俊筆書丹以傳遠。由於蘇、劉本是故友，恰在故地（歐陽修晚年致仕即在潁州歸養，熙寧四年蘇軾也曾專來拜謁），又是對先師敬表尊意，歐陽修的兩位公子也剛巧此時居潁，整日朝夕相處，於是蘇軾欣然應諾。

據蘇公尾跋所題，草本《醉翁亭記》書於十一月十一乙未日，當為景文來潁次日蘇公即興書就。蘇、劉此次相逢，頗多唱和，十日暢飲，難免陶然於醉。十日間，與劉景文有關的詩句多有言及飲醉之事，如“似知吾輩喜，故及醉中來”（《和劉景文雪》）；“萬松嶺上黃幹葉，載酒年年踏鬆雪”（《用前韻作雪詩留景文》）；“留子非為十日飲”（《和劉景文見贈》）；“豈知入骨愛詩酒，醉倒正欲蛾眉扶”，“酒餚酸薄紅粉暗，只有潁水清而姝”（《次前韻送劉景文》）。

蘇軾曾自言“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為不及……”（《題醉草》），又蘇軾《跋草書後》謂“僕醉後，乘興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可見蘇軾作草書需要藉助於酒，甚至雲“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答李方叔》）。則此草書《亭記》殆蘇公醉後筆耶？是以顛張醉素，滿紙雲煙，遂成天下奇書。蘇軾對歐公名篇自是諳熟於心，

且在不久之前（是年六月十五日），五十卷本的《居士集》書刻剛剛問世，蘇軾參修編纂，並親書《六一居士集敘》：“歐陽子歿十有餘年……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由是，蘇公醉後方能筆走龍蛇，一揮而就。

但是，畢竟歐文篇宏，又是蘇軾酒後大醉，因而草書《醉翁亭記》璧中偶入微瑕。草本“若非夫日出而林霏開”，多寫一“非”字；“雜然而前陳太守燕也”，少一“者”字。此外，“廬陵歐陽修也”雖出於敬尊，寫成了“廬陵歐陽公也”，但畢竟與歐公原文不合；“起坐而？譁者”句中“灌曄”之語雖古意盎然，但亦不同於歐公原文之“喧譁”。

如是他人，蘇軾書畢可能就此驚豔收工。可恰恰是劉景文，素喜歐公書帖，博聞強記的他品讀後發現了箇中瑕疵，並敢於他日向蘇軾陳指。由於是摯友相知，蘇軾對劉景文的意見很是尊重，於是在十一月廿一乙巳日，蘇公用最為精擅的大字楷書重新謄寫一遍，並適當修正了其中問題，於是才有了後來廣為流傳、端莊凝重的楷書大字本《醉翁亭記》。

蘇軾在“留子非為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和劉景文見贈》）詩句中引用漢臣張安世的典故，可能即是所指劉景文以博記銳眼修正自己書文中不妥之處。而草書本《亭記》雖有微瑕，筆法卻豪邁奔放、神韻飄逸，劉景文一定對此篇鴻文奇書非常喜愛，倘若蘇公重寫也未必能寫出原有的氣勢和韻味，此篇奇文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劉景文的收藏。

劉景文離開潁州赴京，在蘇軾的推薦下，不日即確知將升遷隰州太守。元佑七年（1092年）三月，蘇軾離潁州，改知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