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明月幾時有》的酒Vs宋江《西江月》的酒，哪個是真醉？'
宋朝重文治，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宋朝文人墨客有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氛圍。
但在宋神宗時代，實行變法，朝廷的政治開始分化成兩派，對文學創作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宋朝面對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需要加強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
從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現實到宋江《西江月》的虛擬，都能夠看到政治高壓的影響在逐步加強。
宋朝重文治，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宋朝文人墨客有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氛圍。
但在宋神宗時代，實行變法，朝廷的政治開始分化成兩派，對文學創作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宋朝面對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需要加強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
從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現實到宋江《西江月》的虛擬，都能夠看到政治高壓的影響在逐步加強。
一、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密州時所作。
對於北宋蘇東坡這首《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歷來都是推崇備至。南宋著名文學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認為此詞是寫中秋的詞裡最好的一首。這首詞彷彿是與明月的對話，在對話中探討著人生的意義。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尋味。因此九百年來傳誦不衰。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賞月，都不免想起古人諸多詠月的詩篇詞作。比較之下，還是更喜歡北宋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宋朝重文治，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宋朝文人墨客有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氛圍。
但在宋神宗時代，實行變法，朝廷的政治開始分化成兩派，對文學創作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宋朝面對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需要加強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
從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現實到宋江《西江月》的虛擬，都能夠看到政治高壓的影響在逐步加強。
一、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密州時所作。
對於北宋蘇東坡這首《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歷來都是推崇備至。南宋著名文學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認為此詞是寫中秋的詞裡最好的一首。這首詞彷彿是與明月的對話，在對話中探討著人生的意義。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尋味。因此九百年來傳誦不衰。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賞月，都不免想起古人諸多詠月的詩篇詞作。比較之下，還是更喜歡北宋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二、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時代背景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朝代，從1069年到1085年的16年間，是一場由宋神宗大力支持，代表皇家中央集權利益的社會改革運動，其規模影響堪比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后皇家中央集權與官僚集團地方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
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皇家利益、踐踏個體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敗但影響深遠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國家主義者眼裡是一次進步的改革。
王安石和蘇軾的關係，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對立，也有文人惺惺相惜的心節。
宋朝重文治，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宋朝文人墨客有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氛圍。
但在宋神宗時代，實行變法，朝廷的政治開始分化成兩派，對文學創作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宋朝面對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需要加強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
從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現實到宋江《西江月》的虛擬，都能夠看到政治高壓的影響在逐步加強。
一、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密州時所作。
對於北宋蘇東坡這首《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歷來都是推崇備至。南宋著名文學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認為此詞是寫中秋的詞裡最好的一首。這首詞彷彿是與明月的對話，在對話中探討著人生的意義。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尋味。因此九百年來傳誦不衰。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賞月，都不免想起古人諸多詠月的詩篇詞作。比較之下，還是更喜歡北宋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二、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時代背景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朝代，從1069年到1085年的16年間，是一場由宋神宗大力支持，代表皇家中央集權利益的社會改革運動，其規模影響堪比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后皇家中央集權與官僚集團地方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
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皇家利益、踐踏個體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敗但影響深遠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國家主義者眼裡是一次進步的改革。
王安石和蘇軾的關係，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對立，也有文人惺惺相惜的心節。
三、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語文釋義
公元1071年（熙寧四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並輾轉在各地為官。
他曾經要求調任到離胞弟蘇轍較近的地方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會。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蘇軾差知密州。到密州後，這一願望仍無法實現。
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當空，銀輝遍地，詞人與胞弟蘇轍分別之後，已七年未得團聚。此刻，詞人面對一輪明月，心潮起伏，於是乘酒興正酣，揮筆寫下了這首名篇。詞前的小序交待了寫詞的過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寫《明月幾時有》的初衷，蘇軾主要為表達對胞弟蘇轍的懷念。他運用直景形象描繪手法，勾勒出一幅皓月當空、親人千里、孤高曠遠的境界圖畫。且把自己清高獨立的意緒與神話傳說融為一體，通過對月亮陰晴圓缺的感嘆思考，巧妙地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實一併抒發了自己的看法。
在詞中，蘇軾把他的文人想象力作了痛快淋漓發揮。從天上的一輪明月、傳說中的宮闕和瓊樓玉宇；再到到人世間的亭臺朱閣、綺戶；再到人生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都傾情作了表達。
宋朝重文治，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宋朝文人墨客有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氛圍。
但在宋神宗時代，實行變法，朝廷的政治開始分化成兩派，對文學創作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宋朝面對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需要加強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
從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現實到宋江《西江月》的虛擬，都能夠看到政治高壓的影響在逐步加強。
一、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密州時所作。
對於北宋蘇東坡這首《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歷來都是推崇備至。南宋著名文學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認為此詞是寫中秋的詞裡最好的一首。這首詞彷彿是與明月的對話，在對話中探討著人生的意義。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尋味。因此九百年來傳誦不衰。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賞月，都不免想起古人諸多詠月的詩篇詞作。比較之下，還是更喜歡北宋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二、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時代背景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朝代，從1069年到1085年的16年間，是一場由宋神宗大力支持，代表皇家中央集權利益的社會改革運動，其規模影響堪比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后皇家中央集權與官僚集團地方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
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皇家利益、踐踏個體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敗但影響深遠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國家主義者眼裡是一次進步的改革。
王安石和蘇軾的關係，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對立，也有文人惺惺相惜的心節。
三、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語文釋義
公元1071年（熙寧四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並輾轉在各地為官。
他曾經要求調任到離胞弟蘇轍較近的地方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會。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蘇軾差知密州。到密州後，這一願望仍無法實現。
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當空，銀輝遍地，詞人與胞弟蘇轍分別之後，已七年未得團聚。此刻，詞人面對一輪明月，心潮起伏，於是乘酒興正酣，揮筆寫下了這首名篇。詞前的小序交待了寫詞的過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寫《明月幾時有》的初衷，蘇軾主要為表達對胞弟蘇轍的懷念。他運用直景形象描繪手法，勾勒出一幅皓月當空、親人千里、孤高曠遠的境界圖畫。且把自己清高獨立的意緒與神話傳說融為一體，通過對月亮陰晴圓缺的感嘆思考，巧妙地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實一併抒發了自己的看法。
在詞中，蘇軾把他的文人想象力作了痛快淋漓發揮。從天上的一輪明月、傳說中的宮闕和瓊樓玉宇；再到到人世間的亭臺朱閣、綺戶；再到人生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都傾情作了表達。
四、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政治述求
也有人認為，雖然這首詞是蘇軾在超然臺上寫就，但詞裡表露出的寓意可見，他的心情並不超然。雖然全詞描述的是中秋月景，但透露出的卻是他懷才而不得志，受挫下派、自己仍未放棄追求的內心獨白。
的確，當時北宋朝中的政治形勢依舊撲朔迷離，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權力爭鬥也越來越激烈。蘇軾這才發出了“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感嘆。
他既有“我欲乘風歸去”再展宏圖的渴望，“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深怕再次陷入黨爭的政治漩渦。
蘇軾調任杭州又知密州，雖說是自願，實質上仍是處於外放冷遇的境地。儘管他於詞中作了非常曠達的表白，卻也難以遮掩飾內心的鬱憤。因而，還有人說，這首中秋詞，也算是蘇軾對宦途險惡體驗的借景昇華與傾訴。
有意思的是，蘇軾也十分介意再有人拿他的詞作借題發揮進而陷害他。因此在詞的小注裡寫得很清楚：“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說白了就是自己是在中秋之夜喝得酩酊大醉，這詞是酒後的胡謅，而且內容是思念弟弟蘇轍的私房話。不管再是誰，總不至於拿一個醉酒之人論事吧？
然而，“躲過十五，躲不過初一“。蘇軾的文筆還是給他帶來了災難。烏臺詩案正在逼近。
宋朝重文治，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宋朝文人墨客有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氛圍。
但在宋神宗時代，實行變法，朝廷的政治開始分化成兩派，對文學創作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宋朝面對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需要加強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
從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現實到宋江《西江月》的虛擬，都能夠看到政治高壓的影響在逐步加強。
一、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密州時所作。
對於北宋蘇東坡這首《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歷來都是推崇備至。南宋著名文學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認為此詞是寫中秋的詞裡最好的一首。這首詞彷彿是與明月的對話，在對話中探討著人生的意義。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尋味。因此九百年來傳誦不衰。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賞月，都不免想起古人諸多詠月的詩篇詞作。比較之下，還是更喜歡北宋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二、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時代背景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朝代，從1069年到1085年的16年間，是一場由宋神宗大力支持，代表皇家中央集權利益的社會改革運動，其規模影響堪比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后皇家中央集權與官僚集團地方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
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皇家利益、踐踏個體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敗但影響深遠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國家主義者眼裡是一次進步的改革。
王安石和蘇軾的關係，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對立，也有文人惺惺相惜的心節。
三、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語文釋義
公元1071年（熙寧四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並輾轉在各地為官。
他曾經要求調任到離胞弟蘇轍較近的地方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會。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蘇軾差知密州。到密州後，這一願望仍無法實現。
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當空，銀輝遍地，詞人與胞弟蘇轍分別之後，已七年未得團聚。此刻，詞人面對一輪明月，心潮起伏，於是乘酒興正酣，揮筆寫下了這首名篇。詞前的小序交待了寫詞的過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寫《明月幾時有》的初衷，蘇軾主要為表達對胞弟蘇轍的懷念。他運用直景形象描繪手法，勾勒出一幅皓月當空、親人千里、孤高曠遠的境界圖畫。且把自己清高獨立的意緒與神話傳說融為一體，通過對月亮陰晴圓缺的感嘆思考，巧妙地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實一併抒發了自己的看法。
在詞中，蘇軾把他的文人想象力作了痛快淋漓發揮。從天上的一輪明月、傳說中的宮闕和瓊樓玉宇；再到到人世間的亭臺朱閣、綺戶；再到人生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都傾情作了表達。
四、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政治述求
也有人認為，雖然這首詞是蘇軾在超然臺上寫就，但詞裡表露出的寓意可見，他的心情並不超然。雖然全詞描述的是中秋月景，但透露出的卻是他懷才而不得志，受挫下派、自己仍未放棄追求的內心獨白。
的確，當時北宋朝中的政治形勢依舊撲朔迷離，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權力爭鬥也越來越激烈。蘇軾這才發出了“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感嘆。
他既有“我欲乘風歸去”再展宏圖的渴望，“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深怕再次陷入黨爭的政治漩渦。
蘇軾調任杭州又知密州，雖說是自願，實質上仍是處於外放冷遇的境地。儘管他於詞中作了非常曠達的表白，卻也難以遮掩飾內心的鬱憤。因而，還有人說，這首中秋詞，也算是蘇軾對宦途險惡體驗的借景昇華與傾訴。
有意思的是，蘇軾也十分介意再有人拿他的詞作借題發揮進而陷害他。因此在詞的小注裡寫得很清楚：“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說白了就是自己是在中秋之夜喝得酩酊大醉，這詞是酒後的胡謅，而且內容是思念弟弟蘇轍的私房話。不管再是誰，總不至於拿一個醉酒之人論事吧？
然而，“躲過十五，躲不過初一“。蘇軾的文筆還是給他帶來了災難。烏臺詩案正在逼近。
五、蘇東坡《湖州謝上表》與烏臺詩案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 ～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 ～1085）從事改制。烏臺詩案發生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即元豐二年（1079年）。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秋，蘇軾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公元1077年（熙寧十年）四月至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
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湖州謝上表》成為烏臺詩案的導火索。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宋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危機來臨時，方顯本色，此真可謂是一目瞭然也。
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蘇軾口中的對立派“新進”代表人物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既有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又有有識之士的相救，他才算躲過小人的暗算。
宋朝重文治，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宋朝文人墨客有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氛圍。
但在宋神宗時代，實行變法，朝廷的政治開始分化成兩派，對文學創作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宋朝面對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需要加強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
從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現實到宋江《西江月》的虛擬，都能夠看到政治高壓的影響在逐步加強。
一、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密州時所作。
對於北宋蘇東坡這首《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歷來都是推崇備至。南宋著名文學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認為此詞是寫中秋的詞裡最好的一首。這首詞彷彿是與明月的對話，在對話中探討著人生的意義。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尋味。因此九百年來傳誦不衰。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賞月，都不免想起古人諸多詠月的詩篇詞作。比較之下，還是更喜歡北宋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二、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時代背景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朝代，從1069年到1085年的16年間，是一場由宋神宗大力支持，代表皇家中央集權利益的社會改革運動，其規模影響堪比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后皇家中央集權與官僚集團地方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
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皇家利益、踐踏個體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敗但影響深遠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國家主義者眼裡是一次進步的改革。
王安石和蘇軾的關係，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對立，也有文人惺惺相惜的心節。
三、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語文釋義
公元1071年（熙寧四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並輾轉在各地為官。
他曾經要求調任到離胞弟蘇轍較近的地方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會。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蘇軾差知密州。到密州後，這一願望仍無法實現。
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當空，銀輝遍地，詞人與胞弟蘇轍分別之後，已七年未得團聚。此刻，詞人面對一輪明月，心潮起伏，於是乘酒興正酣，揮筆寫下了這首名篇。詞前的小序交待了寫詞的過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寫《明月幾時有》的初衷，蘇軾主要為表達對胞弟蘇轍的懷念。他運用直景形象描繪手法，勾勒出一幅皓月當空、親人千里、孤高曠遠的境界圖畫。且把自己清高獨立的意緒與神話傳說融為一體，通過對月亮陰晴圓缺的感嘆思考，巧妙地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實一併抒發了自己的看法。
在詞中，蘇軾把他的文人想象力作了痛快淋漓發揮。從天上的一輪明月、傳說中的宮闕和瓊樓玉宇；再到到人世間的亭臺朱閣、綺戶；再到人生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都傾情作了表達。
四、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政治述求
也有人認為，雖然這首詞是蘇軾在超然臺上寫就，但詞裡表露出的寓意可見，他的心情並不超然。雖然全詞描述的是中秋月景，但透露出的卻是他懷才而不得志，受挫下派、自己仍未放棄追求的內心獨白。
的確，當時北宋朝中的政治形勢依舊撲朔迷離，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權力爭鬥也越來越激烈。蘇軾這才發出了“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感嘆。
他既有“我欲乘風歸去”再展宏圖的渴望，“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深怕再次陷入黨爭的政治漩渦。
蘇軾調任杭州又知密州，雖說是自願，實質上仍是處於外放冷遇的境地。儘管他於詞中作了非常曠達的表白，卻也難以遮掩飾內心的鬱憤。因而，還有人說，這首中秋詞，也算是蘇軾對宦途險惡體驗的借景昇華與傾訴。
有意思的是，蘇軾也十分介意再有人拿他的詞作借題發揮進而陷害他。因此在詞的小注裡寫得很清楚：“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說白了就是自己是在中秋之夜喝得酩酊大醉，這詞是酒後的胡謅，而且內容是思念弟弟蘇轍的私房話。不管再是誰，總不至於拿一個醉酒之人論事吧？
然而，“躲過十五，躲不過初一“。蘇軾的文筆還是給他帶來了災難。烏臺詩案正在逼近。
五、蘇東坡《湖州謝上表》與烏臺詩案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 ～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 ～1085）從事改制。烏臺詩案發生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即元豐二年（1079年）。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秋，蘇軾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公元1077年（熙寧十年）四月至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
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湖州謝上表》成為烏臺詩案的導火索。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宋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危機來臨時，方顯本色，此真可謂是一目瞭然也。
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蘇軾口中的對立派“新進”代表人物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既有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又有有識之士的相救，他才算躲過小人的暗算。
六、蘇軾的《寒食帖》“天下第三行書”
公元1080年（元豐三年）四月，蘇軾撰詩並書《寒食帖》，又名《黃州寒食詩帖》或《黃州寒食帖》。墨跡素箋本，橫34.2釐米，縱18.9釐米，行書十七行，129字，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宋朝重文治，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宋朝文人墨客有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氛圍。
但在宋神宗時代，實行變法，朝廷的政治開始分化成兩派，對文學創作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宋朝面對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需要加強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
從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現實到宋江《西江月》的虛擬，都能夠看到政治高壓的影響在逐步加強。
一、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密州時所作。
對於北宋蘇東坡這首《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歷來都是推崇備至。南宋著名文學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認為此詞是寫中秋的詞裡最好的一首。這首詞彷彿是與明月的對話，在對話中探討著人生的意義。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尋味。因此九百年來傳誦不衰。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賞月，都不免想起古人諸多詠月的詩篇詞作。比較之下，還是更喜歡北宋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二、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時代背景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朝代，從1069年到1085年的16年間，是一場由宋神宗大力支持，代表皇家中央集權利益的社會改革運動，其規模影響堪比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后皇家中央集權與官僚集團地方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
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皇家利益、踐踏個體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敗但影響深遠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國家主義者眼裡是一次進步的改革。
王安石和蘇軾的關係，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對立，也有文人惺惺相惜的心節。
三、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語文釋義
公元1071年（熙寧四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並輾轉在各地為官。
他曾經要求調任到離胞弟蘇轍較近的地方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會。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蘇軾差知密州。到密州後，這一願望仍無法實現。
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當空，銀輝遍地，詞人與胞弟蘇轍分別之後，已七年未得團聚。此刻，詞人面對一輪明月，心潮起伏，於是乘酒興正酣，揮筆寫下了這首名篇。詞前的小序交待了寫詞的過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寫《明月幾時有》的初衷，蘇軾主要為表達對胞弟蘇轍的懷念。他運用直景形象描繪手法，勾勒出一幅皓月當空、親人千里、孤高曠遠的境界圖畫。且把自己清高獨立的意緒與神話傳說融為一體，通過對月亮陰晴圓缺的感嘆思考，巧妙地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實一併抒發了自己的看法。
在詞中，蘇軾把他的文人想象力作了痛快淋漓發揮。從天上的一輪明月、傳說中的宮闕和瓊樓玉宇；再到到人世間的亭臺朱閣、綺戶；再到人生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都傾情作了表達。
四、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政治述求
也有人認為，雖然這首詞是蘇軾在超然臺上寫就，但詞裡表露出的寓意可見，他的心情並不超然。雖然全詞描述的是中秋月景，但透露出的卻是他懷才而不得志，受挫下派、自己仍未放棄追求的內心獨白。
的確，當時北宋朝中的政治形勢依舊撲朔迷離，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權力爭鬥也越來越激烈。蘇軾這才發出了“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感嘆。
他既有“我欲乘風歸去”再展宏圖的渴望，“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深怕再次陷入黨爭的政治漩渦。
蘇軾調任杭州又知密州，雖說是自願，實質上仍是處於外放冷遇的境地。儘管他於詞中作了非常曠達的表白，卻也難以遮掩飾內心的鬱憤。因而，還有人說，這首中秋詞，也算是蘇軾對宦途險惡體驗的借景昇華與傾訴。
有意思的是，蘇軾也十分介意再有人拿他的詞作借題發揮進而陷害他。因此在詞的小注裡寫得很清楚：“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說白了就是自己是在中秋之夜喝得酩酊大醉，這詞是酒後的胡謅，而且內容是思念弟弟蘇轍的私房話。不管再是誰，總不至於拿一個醉酒之人論事吧？
然而，“躲過十五，躲不過初一“。蘇軾的文筆還是給他帶來了災難。烏臺詩案正在逼近。
五、蘇東坡《湖州謝上表》與烏臺詩案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 ～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 ～1085）從事改制。烏臺詩案發生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即元豐二年（1079年）。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秋，蘇軾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公元1077年（熙寧十年）四月至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
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湖州謝上表》成為烏臺詩案的導火索。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宋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危機來臨時，方顯本色，此真可謂是一目瞭然也。
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蘇軾口中的對立派“新進”代表人物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既有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又有有識之士的相救，他才算躲過小人的暗算。
六、蘇軾的《寒食帖》“天下第三行書”
公元1080年（元豐三年）四月，蘇軾撰詩並書《寒食帖》，又名《黃州寒食詩帖》或《黃州寒食帖》。墨跡素箋本，橫34.2釐米，縱18.9釐米，行書十七行，129字，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蘇軾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獄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作了二首五言詩：“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汙燕支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須已白。”；“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溼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此帖是蘇軾行書的代表作。這是一首遣興的詩作，是蘇軾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所發的人生之嘆。詩寫得蒼涼多情，表達了蘇軾此時惆悵孤獨的心情。
此詩的書法也正是在這種心情和境況下，有感而出的。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氣勢奔放，而無荒率之筆。
《寒食詩帖》在書法史上影響很大， 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也是蘇軾書法作品中的上乘。
正如黃庭堅在此詩後所跋：“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 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
宋朝重文治，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宋朝文人墨客有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氛圍。
但在宋神宗時代，實行變法，朝廷的政治開始分化成兩派，對文學創作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宋朝面對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需要加強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
從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現實到宋江《西江月》的虛擬，都能夠看到政治高壓的影響在逐步加強。
一、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密州時所作。
對於北宋蘇東坡這首《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歷來都是推崇備至。南宋著名文學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認為此詞是寫中秋的詞裡最好的一首。這首詞彷彿是與明月的對話，在對話中探討著人生的意義。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尋味。因此九百年來傳誦不衰。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賞月，都不免想起古人諸多詠月的詩篇詞作。比較之下，還是更喜歡北宋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二、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時代背景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朝代，從1069年到1085年的16年間，是一場由宋神宗大力支持，代表皇家中央集權利益的社會改革運動，其規模影響堪比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后皇家中央集權與官僚集團地方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
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皇家利益、踐踏個體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敗但影響深遠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國家主義者眼裡是一次進步的改革。
王安石和蘇軾的關係，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對立，也有文人惺惺相惜的心節。
三、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語文釋義
公元1071年（熙寧四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並輾轉在各地為官。
他曾經要求調任到離胞弟蘇轍較近的地方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會。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蘇軾差知密州。到密州後，這一願望仍無法實現。
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當空，銀輝遍地，詞人與胞弟蘇轍分別之後，已七年未得團聚。此刻，詞人面對一輪明月，心潮起伏，於是乘酒興正酣，揮筆寫下了這首名篇。詞前的小序交待了寫詞的過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寫《明月幾時有》的初衷，蘇軾主要為表達對胞弟蘇轍的懷念。他運用直景形象描繪手法，勾勒出一幅皓月當空、親人千里、孤高曠遠的境界圖畫。且把自己清高獨立的意緒與神話傳說融為一體，通過對月亮陰晴圓缺的感嘆思考，巧妙地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實一併抒發了自己的看法。
在詞中，蘇軾把他的文人想象力作了痛快淋漓發揮。從天上的一輪明月、傳說中的宮闕和瓊樓玉宇；再到到人世間的亭臺朱閣、綺戶；再到人生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都傾情作了表達。
四、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政治述求
也有人認為，雖然這首詞是蘇軾在超然臺上寫就，但詞裡表露出的寓意可見，他的心情並不超然。雖然全詞描述的是中秋月景，但透露出的卻是他懷才而不得志，受挫下派、自己仍未放棄追求的內心獨白。
的確，當時北宋朝中的政治形勢依舊撲朔迷離，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權力爭鬥也越來越激烈。蘇軾這才發出了“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感嘆。
他既有“我欲乘風歸去”再展宏圖的渴望，“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深怕再次陷入黨爭的政治漩渦。
蘇軾調任杭州又知密州，雖說是自願，實質上仍是處於外放冷遇的境地。儘管他於詞中作了非常曠達的表白，卻也難以遮掩飾內心的鬱憤。因而，還有人說，這首中秋詞，也算是蘇軾對宦途險惡體驗的借景昇華與傾訴。
有意思的是，蘇軾也十分介意再有人拿他的詞作借題發揮進而陷害他。因此在詞的小注裡寫得很清楚：“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說白了就是自己是在中秋之夜喝得酩酊大醉，這詞是酒後的胡謅，而且內容是思念弟弟蘇轍的私房話。不管再是誰，總不至於拿一個醉酒之人論事吧？
然而，“躲過十五，躲不過初一“。蘇軾的文筆還是給他帶來了災難。烏臺詩案正在逼近。
五、蘇東坡《湖州謝上表》與烏臺詩案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 ～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 ～1085）從事改制。烏臺詩案發生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即元豐二年（1079年）。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秋，蘇軾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公元1077年（熙寧十年）四月至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
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湖州謝上表》成為烏臺詩案的導火索。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宋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危機來臨時，方顯本色，此真可謂是一目瞭然也。
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蘇軾口中的對立派“新進”代表人物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既有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又有有識之士的相救，他才算躲過小人的暗算。
六、蘇軾的《寒食帖》“天下第三行書”
公元1080年（元豐三年）四月，蘇軾撰詩並書《寒食帖》，又名《黃州寒食詩帖》或《黃州寒食帖》。墨跡素箋本，橫34.2釐米，縱18.9釐米，行書十七行，129字，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蘇軾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獄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作了二首五言詩：“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汙燕支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須已白。”；“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溼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此帖是蘇軾行書的代表作。這是一首遣興的詩作，是蘇軾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所發的人生之嘆。詩寫得蒼涼多情，表達了蘇軾此時惆悵孤獨的心情。
此詩的書法也正是在這種心情和境況下，有感而出的。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氣勢奔放，而無荒率之筆。
《寒食詩帖》在書法史上影響很大， 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也是蘇軾書法作品中的上乘。
正如黃庭堅在此詩後所跋：“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 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
七、宋江《西江月》成反詩逼上梁山
歷史記載，蘇軾離世的18年後的公元1119年宋徽宗宣和元年，宋江聚眾36人在梁山泊（梁山濼）起義。
《水滸傳》中虛擬了宋江逼上梁山，源於他在潯陽樓上題寫的《西江月》被斷定成反詩有很大的關係。
宋江《西江月》反詩是出自《水滸傳》的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那天，宋江來到蘇東坡題字的“潯陽樓“。獨自一人，一杯兩盞，倚欄暢飲，不覺沉醉，“臨風觸目，感恨傷懷”，乘著酒興，填了一首《西江月》。因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也借得筆硯來，題在粉壁之上。“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寫完之後，意猶未盡，又在《西江月》後，題下四句詩：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題畢留款：“鄆城宋江作”。
這是宋江在潯陽樓上題寫的反詩。也正是這一事件，迫使宋江放棄幻想，最終走上梁山。
若說宋江的詩是反詩，主要是體現在“血染潯陽江口”和“敢笑黃巢不丈夫”上。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具有強烈“忠君思想”的宋江，自始至終都沒有要推翻朝廷的想法。
假如寫這首詩的人後來成為了反賊，那這詩就不難懂，可宋江最後成為了忠臣，這就難懂了。宋江究竟何意呢？其實就是借酒抒發內心的真實想法。
《西江月》之所以離經叛道，很可能是一個自負青年鬱郁不得志而借酒消愁的一時誑語，並不見得他內心真的有如此的打算和計較。
《西江月》，絕不是什麼反詩，而是宋江期望入朝為官的內心獨白，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忠君思想。這就是宋江的本意，《西江月》最終所表達的意思。
宋朝重文治，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宋朝文人墨客有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氛圍。
但在宋神宗時代，實行變法，朝廷的政治開始分化成兩派，對文學創作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宋朝面對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需要加強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
從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現實到宋江《西江月》的虛擬，都能夠看到政治高壓的影響在逐步加強。
一、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密州時所作。
對於北宋蘇東坡這首《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歷來都是推崇備至。南宋著名文學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認為此詞是寫中秋的詞裡最好的一首。這首詞彷彿是與明月的對話，在對話中探討著人生的意義。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尋味。因此九百年來傳誦不衰。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賞月，都不免想起古人諸多詠月的詩篇詞作。比較之下，還是更喜歡北宋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二、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時代背景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朝代，從1069年到1085年的16年間，是一場由宋神宗大力支持，代表皇家中央集權利益的社會改革運動，其規模影響堪比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后皇家中央集權與官僚集團地方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
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皇家利益、踐踏個體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敗但影響深遠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國家主義者眼裡是一次進步的改革。
王安石和蘇軾的關係，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對立，也有文人惺惺相惜的心節。
三、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語文釋義
公元1071年（熙寧四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並輾轉在各地為官。
他曾經要求調任到離胞弟蘇轍較近的地方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會。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蘇軾差知密州。到密州後，這一願望仍無法實現。
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當空，銀輝遍地，詞人與胞弟蘇轍分別之後，已七年未得團聚。此刻，詞人面對一輪明月，心潮起伏，於是乘酒興正酣，揮筆寫下了這首名篇。詞前的小序交待了寫詞的過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寫《明月幾時有》的初衷，蘇軾主要為表達對胞弟蘇轍的懷念。他運用直景形象描繪手法，勾勒出一幅皓月當空、親人千里、孤高曠遠的境界圖畫。且把自己清高獨立的意緒與神話傳說融為一體，通過對月亮陰晴圓缺的感嘆思考，巧妙地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實一併抒發了自己的看法。
在詞中，蘇軾把他的文人想象力作了痛快淋漓發揮。從天上的一輪明月、傳說中的宮闕和瓊樓玉宇；再到到人世間的亭臺朱閣、綺戶；再到人生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都傾情作了表達。
四、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政治述求
也有人認為，雖然這首詞是蘇軾在超然臺上寫就，但詞裡表露出的寓意可見，他的心情並不超然。雖然全詞描述的是中秋月景，但透露出的卻是他懷才而不得志，受挫下派、自己仍未放棄追求的內心獨白。
的確，當時北宋朝中的政治形勢依舊撲朔迷離，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權力爭鬥也越來越激烈。蘇軾這才發出了“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感嘆。
他既有“我欲乘風歸去”再展宏圖的渴望，“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深怕再次陷入黨爭的政治漩渦。
蘇軾調任杭州又知密州，雖說是自願，實質上仍是處於外放冷遇的境地。儘管他於詞中作了非常曠達的表白，卻也難以遮掩飾內心的鬱憤。因而，還有人說，這首中秋詞，也算是蘇軾對宦途險惡體驗的借景昇華與傾訴。
有意思的是，蘇軾也十分介意再有人拿他的詞作借題發揮進而陷害他。因此在詞的小注裡寫得很清楚：“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說白了就是自己是在中秋之夜喝得酩酊大醉，這詞是酒後的胡謅，而且內容是思念弟弟蘇轍的私房話。不管再是誰，總不至於拿一個醉酒之人論事吧？
然而，“躲過十五，躲不過初一“。蘇軾的文筆還是給他帶來了災難。烏臺詩案正在逼近。
五、蘇東坡《湖州謝上表》與烏臺詩案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 ～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 ～1085）從事改制。烏臺詩案發生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即元豐二年（1079年）。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秋，蘇軾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公元1077年（熙寧十年）四月至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
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湖州謝上表》成為烏臺詩案的導火索。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宋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危機來臨時，方顯本色，此真可謂是一目瞭然也。
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蘇軾口中的對立派“新進”代表人物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既有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又有有識之士的相救，他才算躲過小人的暗算。
六、蘇軾的《寒食帖》“天下第三行書”
公元1080年（元豐三年）四月，蘇軾撰詩並書《寒食帖》，又名《黃州寒食詩帖》或《黃州寒食帖》。墨跡素箋本，橫34.2釐米，縱18.9釐米，行書十七行，129字，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蘇軾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獄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作了二首五言詩：“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汙燕支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須已白。”；“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溼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此帖是蘇軾行書的代表作。這是一首遣興的詩作，是蘇軾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所發的人生之嘆。詩寫得蒼涼多情，表達了蘇軾此時惆悵孤獨的心情。
此詩的書法也正是在這種心情和境況下，有感而出的。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氣勢奔放，而無荒率之筆。
《寒食詩帖》在書法史上影響很大， 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也是蘇軾書法作品中的上乘。
正如黃庭堅在此詩後所跋：“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 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
七、宋江《西江月》成反詩逼上梁山
歷史記載，蘇軾離世的18年後的公元1119年宋徽宗宣和元年，宋江聚眾36人在梁山泊（梁山濼）起義。
《水滸傳》中虛擬了宋江逼上梁山，源於他在潯陽樓上題寫的《西江月》被斷定成反詩有很大的關係。
宋江《西江月》反詩是出自《水滸傳》的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那天，宋江來到蘇東坡題字的“潯陽樓“。獨自一人，一杯兩盞，倚欄暢飲，不覺沉醉，“臨風觸目，感恨傷懷”，乘著酒興，填了一首《西江月》。因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也借得筆硯來，題在粉壁之上。“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寫完之後，意猶未盡，又在《西江月》後，題下四句詩：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題畢留款：“鄆城宋江作”。
這是宋江在潯陽樓上題寫的反詩。也正是這一事件，迫使宋江放棄幻想，最終走上梁山。
若說宋江的詩是反詩，主要是體現在“血染潯陽江口”和“敢笑黃巢不丈夫”上。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具有強烈“忠君思想”的宋江，自始至終都沒有要推翻朝廷的想法。
假如寫這首詩的人後來成為了反賊，那這詩就不難懂，可宋江最後成為了忠臣，這就難懂了。宋江究竟何意呢？其實就是借酒抒發內心的真實想法。
《西江月》之所以離經叛道，很可能是一個自負青年鬱郁不得志而借酒消愁的一時誑語，並不見得他內心真的有如此的打算和計較。
《西江月》，絕不是什麼反詩，而是宋江期望入朝為官的內心獨白，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忠君思想。這就是宋江的本意，《西江月》最終所表達的意思。
八、製造宋江《西江月》反詩的黃文炳
黃文炳是在《水滸傳》中登場的虛擬人物，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謁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他在潯陽樓上發現宋江題寫的“反詩”，向蔡九知府告密，將宋江捕獲，後識破戴宗與梁山欲救宋江所定下的計策，勸蔡九知府將這二人就地處決，梁山好漢劫法場，將其捉住處死。
在宋江題反詩的問題上，是蔡九知府與黃文炳聯手製造的一起文字獄。完全超越了蘇東坡的“烏臺詩案”。
宋江《西江月》所謂的反詩，從根本上講只是一些牢騷發洩，情感流露，即使有過激之語，也只是說說而已，並不曾付諸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將宋江詩詞定為反詩，無論如何應當列入“思想罪”、“言論罪”的範疇，這種做法當然為當代政治所不取，就是在當時，也違背了太祖皇帝的誓詞。
然而，作為大宋地方官員的蔡德章與黃文炳，急於在“維穩”方面出政績，以便邀功請賞，仕途暢達，什麼太祖誓詞、本朝典章，就顧不得了。
蔡黃二人制造的這起文字獄，不僅未能保住江州地區的和諧穩定，反而引發了更大的社會動亂，可為古今一嘆！
宋朝重文治，宋太祖趙匡胤曾刻碑立誓，作過政治交待：“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葉夢得《避暑漫抄》)。宋朝文人墨客有一個相對寬鬆的創作氛圍。
但在宋神宗時代，實行變法，朝廷的政治開始分化成兩派，對文學創作必然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宋朝面對的遼國和悍勇的西夏，沒有漢唐的大氣魄，於是需要加強皇權專制中央集權，強調有一個利於穩定的輿論環境。
從蘇東坡《明月幾時有》的現實到宋江《西江月》的虛擬，都能夠看到政治高壓的影響在逐步加強。
一、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是公元1076年（宋神宗熙寧九年）中秋，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在密州時所作。
對於北宋蘇東坡這首《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歷來都是推崇備至。南宋著名文學家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認為此詞是寫中秋的詞裡最好的一首。這首詞彷彿是與明月的對話，在對話中探討著人生的意義。既有理趣，又有情趣，很耐人尋味。因此九百年來傳誦不衰。
每逢八月十五中秋賞月，都不免想起古人諸多詠月的詩篇詞作。比較之下，還是更喜歡北宋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二、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時代背景
王安石變法，是宋神宗朝代，從1069年到1085年的16年間，是一場由宋神宗大力支持，代表皇家中央集權利益的社會改革運動，其規模影響堪比春秋戰國時代的商鞅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是解決北宋建國后皇家中央集權與官僚集團地方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同時抑制土地兼併，大力發展生產力，從而改變整個北宋“積弱積貧”的社會格局，從而解決整個國家級政府的財政問題。最終達到富國強兵的終極目標。
從最終效果來看，王安石變法最終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國家確實富了，兵力確實強了。
王安石變法最大的觸犯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與利益派的強烈反對，內因外患最終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去世後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為宰相，王安石變法被全部廢除，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王安石的變法是在強化中央集權、鞏固皇家利益、踐踏個體利益的道路上的一次短期失敗但影響深遠的改革，它在法家或者國家主義者眼裡是一次進步的改革。
王安石和蘇軾的關係，雖然政治立場不同，但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對立，也有文人惺惺相惜的心節。
三、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語文釋義
公元1071年（熙寧四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於是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並輾轉在各地為官。
他曾經要求調任到離胞弟蘇轍較近的地方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會。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蘇軾差知密州。到密州後，這一願望仍無法實現。
公元1076年的中秋，皓月當空，銀輝遍地，詞人與胞弟蘇轍分別之後，已七年未得團聚。此刻，詞人面對一輪明月，心潮起伏，於是乘酒興正酣，揮筆寫下了這首名篇。詞前的小序交待了寫詞的過程：“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寫《明月幾時有》的初衷，蘇軾主要為表達對胞弟蘇轍的懷念。他運用直景形象描繪手法，勾勒出一幅皓月當空、親人千里、孤高曠遠的境界圖畫。且把自己清高獨立的意緒與神話傳說融為一體，通過對月亮陰晴圓缺的感嘆思考，巧妙地對自然現象和社會現實一併抒發了自己的看法。
在詞中，蘇軾把他的文人想象力作了痛快淋漓發揮。從天上的一輪明月、傳說中的宮闕和瓊樓玉宇；再到到人世間的亭臺朱閣、綺戶；再到人生的生離死別、悲歡離合，都傾情作了表達。
四、蘇東坡《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政治述求
也有人認為，雖然這首詞是蘇軾在超然臺上寫就，但詞裡表露出的寓意可見，他的心情並不超然。雖然全詞描述的是中秋月景，但透露出的卻是他懷才而不得志，受挫下派、自己仍未放棄追求的內心獨白。
的確，當時北宋朝中的政治形勢依舊撲朔迷離，變法派與保守派的權力爭鬥也越來越激烈。蘇軾這才發出了“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感嘆。
他既有“我欲乘風歸去”再展宏圖的渴望，“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深怕再次陷入黨爭的政治漩渦。
蘇軾調任杭州又知密州，雖說是自願，實質上仍是處於外放冷遇的境地。儘管他於詞中作了非常曠達的表白，卻也難以遮掩飾內心的鬱憤。因而，還有人說，這首中秋詞，也算是蘇軾對宦途險惡體驗的借景昇華與傾訴。
有意思的是，蘇軾也十分介意再有人拿他的詞作借題發揮進而陷害他。因此在詞的小注裡寫得很清楚：“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說白了就是自己是在中秋之夜喝得酩酊大醉，這詞是酒後的胡謅，而且內容是思念弟弟蘇轍的私房話。不管再是誰，總不至於拿一個醉酒之人論事吧？
然而，“躲過十五，躲不過初一“。蘇軾的文筆還是給他帶來了災難。烏臺詩案正在逼近。
五、蘇東坡《湖州謝上表》與烏臺詩案
宋神宗在熙寧年間（1068 ～1077）重用王安石變法。變法失利後，又在元豐年間（1078 ～1085）從事改制。烏臺詩案發生在變法到改制的轉折關頭即元豐二年（1079年）。
公元1074年（熙寧七年）秋，蘇軾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公元1077年（熙寧十年）四月至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
公元1079年（元豐二年）三月，蘇東坡由徐州調任太湖濱的湖州。他作《湖州謝上表》，其實只是例行公事，略敘為臣過去無政績可言，再敘皇恩浩蕩，但他在後又夾上幾句牢騷話：“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蘇軾《湖州謝上表》中語句和此前所作詩句，以謗訕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蘇軾，《湖州謝上表》成為烏臺詩案的導火索。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蘇軾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於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月十五日，御史臺申報蘇軾詩案的審理情況，其中輯集蘇軾數萬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蘇軾譏諷文字的人物名單，計有司馬光、範鎮、張方平、王詵、蘇轍、黃庭堅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李定、舒亶、王珪等欲置蘇軾於死地而後快，但宋神宗一時舉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約，除叛逆謀反罪外，一概不殺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平時與蘇軾互相詩文唱和，引為知己的保守派大臣們，在蘇軾入獄其間，一個給他求情的都沒有，反而是那些被保守派稱之為“奸邪”、“小人”、“新進”的那些變法派大臣，紛紛上書為蘇軾求情。危機來臨時，方顯本色，此真可謂是一目瞭然也。
宰相吳充直言：“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
已罷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連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預：“昔仁宗策賢良歸，喜甚，曰：‘吾今又為吾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而殺之可乎？”
蘇軾口中的對立派“新進”代表人物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
公元1079年（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聖諭下發，蘇軾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但不準擅離該地區，並無權簽署公文。這樣的結果，李定等人大失所望。
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險遭殺身之禍。既有宋太祖趙匡胤時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又有有識之士的相救，他才算躲過小人的暗算。
六、蘇軾的《寒食帖》“天下第三行書”
公元1080年（元豐三年）四月，蘇軾撰詩並書《寒食帖》，又名《黃州寒食詩帖》或《黃州寒食帖》。墨跡素箋本，橫34.2釐米，縱18.9釐米，行書十七行，129字，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蘇軾因宋朝最大的文字獄烏臺詩案，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作了二首五言詩：“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臥聞海棠花，泥汙燕支雪。暗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須已白。”；“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裡。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溼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起。”
此帖是蘇軾行書的代表作。這是一首遣興的詩作，是蘇軾被貶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所發的人生之嘆。詩寫得蒼涼多情，表達了蘇軾此時惆悵孤獨的心情。
此詩的書法也正是在這種心情和境況下，有感而出的。通篇書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氣勢奔放，而無荒率之筆。
《寒食詩帖》在書法史上影響很大， 被稱為“天下第三行書”，也是蘇軾書法作品中的上乘。
正如黃庭堅在此詩後所跋：“此書兼顏魯公，楊少師， 李西臺筆意，試使東坡復為之，未必及此。
七、宋江《西江月》成反詩逼上梁山
歷史記載，蘇軾離世的18年後的公元1119年宋徽宗宣和元年，宋江聚眾36人在梁山泊（梁山濼）起義。
《水滸傳》中虛擬了宋江逼上梁山，源於他在潯陽樓上題寫的《西江月》被斷定成反詩有很大的關係。
宋江《西江月》反詩是出自《水滸傳》的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那天，宋江來到蘇東坡題字的“潯陽樓“。獨自一人，一杯兩盞，倚欄暢飲，不覺沉醉，“臨風觸目，感恨傷懷”，乘著酒興，填了一首《西江月》。因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也借得筆硯來，題在粉壁之上。“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邱，潛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冤仇，血染潯陽江口！”
寫完之後，意猶未盡，又在《西江月》後，題下四句詩：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吁。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題畢留款：“鄆城宋江作”。
這是宋江在潯陽樓上題寫的反詩。也正是這一事件，迫使宋江放棄幻想，最終走上梁山。
若說宋江的詩是反詩，主要是體現在“血染潯陽江口”和“敢笑黃巢不丈夫”上。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具有強烈“忠君思想”的宋江，自始至終都沒有要推翻朝廷的想法。
假如寫這首詩的人後來成為了反賊，那這詩就不難懂，可宋江最後成為了忠臣，這就難懂了。宋江究竟何意呢？其實就是借酒抒發內心的真實想法。
《西江月》之所以離經叛道，很可能是一個自負青年鬱郁不得志而借酒消愁的一時誑語，並不見得他內心真的有如此的打算和計較。
《西江月》，絕不是什麼反詩，而是宋江期望入朝為官的內心獨白，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忠君思想。這就是宋江的本意，《西江月》最終所表達的意思。
八、製造宋江《西江月》反詩的黃文炳
黃文炳是在《水滸傳》中登場的虛擬人物，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謁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他在潯陽樓上發現宋江題寫的“反詩”，向蔡九知府告密，將宋江捕獲，後識破戴宗與梁山欲救宋江所定下的計策，勸蔡九知府將這二人就地處決，梁山好漢劫法場，將其捉住處死。
在宋江題反詩的問題上，是蔡九知府與黃文炳聯手製造的一起文字獄。完全超越了蘇東坡的“烏臺詩案”。
宋江《西江月》所謂的反詩，從根本上講只是一些牢騷發洩，情感流露，即使有過激之語，也只是說說而已，並不曾付諸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說，將宋江詩詞定為反詩，無論如何應當列入“思想罪”、“言論罪”的範疇，這種做法當然為當代政治所不取，就是在當時，也違背了太祖皇帝的誓詞。
然而，作為大宋地方官員的蔡德章與黃文炳，急於在“維穩”方面出政績，以便邀功請賞，仕途暢達，什麼太祖誓詞、本朝典章，就顧不得了。
蔡黃二人制造的這起文字獄，不僅未能保住江州地區的和諧穩定，反而引發了更大的社會動亂，可為古今一嘆！
有的人把我國的讀書人歸結為四種人：一是讀書做官，這是讀書人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二是歌功頌德，為有權有錢有勢力的人歌功頌德來換取自己的利益達到個人目的；三是告密，出賣別人為達到個人目的鋪平道路；四是嫉賢妒能背後整人，使用陰謀詭計去害別人，達到目的之後便開始小人得志，在害別人的同時還嘲笑那些不如自己的人。
黃文炳可是把後面的三條都佔全了。可以說在《水滸傳》這部書中，通過對黃文炳此等文人的描寫，便把中華文人的劣根性展露無餘了。
#全民來對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