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名的詩人為何看起來苦哈哈的？
提起中國古代的詩人們，人們似乎很容易這樣的印象：大多數詩人的命運似乎都不太好。但凡成了詩人，那麼他要麼遭受政治上的失意，要麼遭受生活上的窘迫，要麼遭受思想上的折磨，或者這三件糟心事全遭受。此情此景，不少人想起了“詩能窮人”這一觀點。那麼，這樣的觀點是否符合實際呢？
首先來了解一下“詩人”的範圍。在中國古代，“詩人”這個概念有廣、狹之分。狹義的詩人特指《詩經》作者，因而往往與“辭人”相對。廣義的詩人泛指寫詩的人，包括“辭人”和寫其他類型詩的人。自從司馬遷《史記》著《屈原賈生列傳》以後，屈原和賈誼就並稱了。兩人雖處於不同時代，但是平生都憂讒畏譏、才華出眾而與世多違，遭遇相似，又都長於辭令，所以屈原、賈誼這兩個倒黴人兒遂漸成為古人心目中某類詩人、文人的代表人物。
其實早在漢代以後，人們就已經開始注意到詩人與文人的不幸命運了。不過，早期人們較多地把詩人、文人的不幸與他們性格上的缺陷聯繫起來。比如班固在《離騷序》就批評屈原“露才揚己”。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也說“自古文人，多陷輕薄”，並且歷數屈原以來許多詩人、文人的不幸遭際。談到其原因時提到文章的特點是使人“標舉興會，發引性靈”的，所以詩文寫得好的人難免喜歡錶現自我而忽略其他。
而到了晚唐，孫樵在《與賈希逸書》中列舉了楊雄、元結、陳子昂、王勃、李白、杜甫等人的例子，說明詩人的不幸遭遇皆因詩而起，從而得出“詩能窮人”的結論。的確，特別是翻看唐朝詩人們的生平，那叫一個慘，沒有最慘，只有更慘。（筆者在這裡不再詳細贅述）北宋蘇軾在《答陳師仲主簿書》中說：“詩能窮人，所從來尚矣，而於軾特甚”。在這裡，蘇軾明確提出“詩能窮人”這一理念。蘇軾作為文人和臣子，以詩歌為武器，描寫百姓的痛苦生活，揭露社會的黑暗現實，卻屢遭詆譭、貶謫。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反對新法，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因此蘇軾進一步明確提出“詩能窮人”的觀點。這實在是一個文人的無奈之言。
南宋的劉克莊非常贊同蘇軾的觀點。劉克莊因為寫的《落梅》詩中最後兩句“東風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被言事官李知孝等人指控為訕謗朝政。後來他不再隨便寫詩了，官運卻好了起來。結合自身遭際劉克莊對“詩能窮人”深信不疑，他還舉戴復古的例子來論證，戴復古雖然作為南宋詩派領袖，可一生卻漂泊於江湖，貧困潦倒，以布衣詩人終老。戴復古這是真正的“物質貧窮”！
更有甚者認為詩人的宿命本就是不好的，如杜甫《天末懷李白》感嘆說：“文章憎命。”（有文才的人命運多舛），白居易接過這個話題，認為“詩人薄命”。其《自解》詩說“我亦定中觀宿命，多生債負是歌詩。”詩人困厄，是逃不出的宿命。不窮苦的詩人，反而是意外了。
從早期關注詩人自身的性格缺陷變成關注詩人悲劇性的宿命，人們對詩人的態度也從批評轉為同情與理解甚至欣賞了。
不得不說“詩能窮人”似乎是一個魔咒。其實啊，“詩能窮人”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有一定的原因。從詩歌本身的內部原因來看：優秀的詩歌多是暴露社會黑暗，揭示人民的苦難，反映作者的真情實感的，因此這一類詩歌大多不受統治者待見。比如《西昆酬唱集》中的《宣曲》詩有諷刺古代帝王后宮荒淫之意，於是宋真宗下詔，禁止其出版。
從詩人以及詩人所處的環境等外部原因看：我們知道，中國古代的文人多半與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在政治腐敗，奸臣當道的社會，正直的詩人往往與上層權貴有對立的價值觀，很容易產生矛盾衝突，而詩歌就成為昏君奸臣打擊詩人的最佳手段。能寫好詩的人又多有一種“知識分子”的脾氣，他們傲岸不屈，堅決與惡勢力作鬥爭。因此這些詩人惠在一定程度上違背統治階級的意志，所以詩人們會因詩受到打壓和迫害。除了蘇軾，唐代詩人劉禹錫也因為詩歌被一貶再貶。他曾寫過一首《玄都觀桃花》，“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是說把“劉禹錫們”排擠出去之後那些小人才得勢的，結果已經遭貶的劉禹錫和他的小夥伴們再次受到報復。12年後，劉禹錫再遊玄都觀，寫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等句，抒發他不怕打擊，他劉禹錫又回來了。所以……又被貶到外地做刺史去了。
看到這裡，似乎可以給“詩能窮人”一個定論了。加上各朝各代不斷出現的“詩人薄命”“窮而後工”等說法，寫詩似乎確實給很多詩人帶來不少厄運。以上內因和外因的分析並不是筆者一本正經胡說八道。
但是，筆者同時也注意到，在“詩人例愁苦”之類言論流行之時，就有人對此表示懷疑。宋人許棐直截了當地表示“不信詩人一例窮”；宋人周必大以終身榮路的宋祁為例也說“殆未可以窮論也”。在宋代，一方面詩人薄命之說更為普遍，另一方面也出現完全相反的說法，那就是“詩能達人”——詩歌能使人顯達。然而，這個說法並未引起廣泛的認同，甚至很快被人們遺忘。
講道理，從總體來說，重視詩賦等文學創作是中國古代的社會風尚，同時也是君主提拔人才的重要依據。西漢枚乘、司馬相如都因善賦而見用，東漢班固因《兩都賦》名聞天下，“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建安時期，三曹父子不僅處於政治中心，更是文壇領袖，一時間促進詩賦的繁榮，人才也集聚鄴下；在齊樑時代，對於善詩者可特別加以升遷，但尚未成為一種明確的以詩取士的制度；唐代實施科舉制，設立注重文詞的“進士科”，詩歌便成為下層士子改變命運的途徑，真正成為對所有讀書人開放的“祿利之路”。寫文作詩者通過考試可以獲得擔任官員的資格，即便在當時世界範圍看，中國文人都算是相當幸運的。
詩人遭受厄運的畢竟是少數，而因為寫詩而“窮”，完完全全因為寫詩而遭受厄運的詩人，更是少之又少———多數是出於“政治”的原因。前面說過，中國古代的文人多半與政治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筆者以為，“詩能窮人”之類言論普遍流行何嘗不是一種“被動接受”？以賦詩明志的偉大屈原說“發憤抒情”，寫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司馬遷說“發憤著書”，中唐文壇領袖韓愈說好的詩文是“不平則鳴”，新樂府運動倡導者白居易說“詩人尤命薄”，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領導者歐陽修說“窮而後工”，再到全能才子蘇東坡說“身窮詩乃亨”。這些人，單拎出來，哪個不是重量級人物？更何況他們的這些言論有一脈相承之處？
孤立地看，“詩能達人”之說是可成立的，而且具有某種真實性與合理性，但當它與“詩能窮人”或“窮而後工”之說相提並論時，它就顯得特別蒼白，它沒有更深邃、更崇高的傳統詩學理想與價值觀來支撐，而且還流露出某種世俗功利色彩。相比之下“詩能窮人”或“窮而後工”之說雖然看起來比較“片面”，但是有源遠的內涵。
詩歌以悲怨為美的觀念在古代有深遠的傳統，中國詩學精神主體的根基是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詩言志”為開山綱領的中國傳統詩學從一開始就特別強調風雅比興與怨刺精神，強調發憤抒情。詩人在對人生悲劇的體認、接受和抒發中，更多地體現了對道的堅守和追求，由此充滿了以道自任、任重道遠的使命感與悲劇性的崇高感。所以真正“窮”的詩人就不僅只關心一己之困頓，而是會思考整個社會的命運甚至是整個人類的命運。這樣的詩歌註定能超越時代引起人們的普遍共鳴。
你看那杜甫，身居陋室卻不忘乞求“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每每讀之，讓人感動。還是歐陽修說得更準確一些：“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這條悲劇線索始終貫穿於詩學領域，再加上屈原、司馬遷、韓愈等文壇巨擘的推薦，以悲苦之音吟唱人生，反映時代生活，展示作家的創作激情，體現了創作動機，揭示了文學創作的藝術本源，“詩能窮人”展示了中國傳統詩學的一種特殊的審美價值。
中國文化中有世俗化與功利性的特點，但更推崇高貴性與超越性的。而詩人，無疑是中國文化高貴傳統的代表，他們似乎對於詩歌有一種執著的追求與願為之犧牲的信仰。寫詩帶給他們的好處，他們全都還給了藝術。正是那些“窮”詩人，豐富了中國古代的文化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