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觀止》卷十一・宋文：蘇軾12篇 蘇轍3篇 曾鞏2篇 王安石4篇
《古文觀止》是清人吳楚材、吳調侯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選定的古代散文選本。二吳均是浙江紹興人，長期設館授徒，該書是清朝康熙年間選編的一部供學塾使用的文學讀本，此書是為學生編的教材。
《古文觀止》收自東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全書12卷，以收散文為主，兼取駢文。題名“觀止”是指該書所選的都是名篇佳作，是人們所能讀到的盡善盡美的至文了。
《古文觀止》由清代吳興祚審定並作序，序言中稱“以此正蒙養而裨後學”，當時為讀書人的啟蒙讀物。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式鐫版印刷。
該書所選的古文，均以散文為主，兼收韻文、駢文。先秦選的最多的是《左傳》，漢代選得最多的是《史記》，唐宋時代選得最多的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的文章。照文體來看，該書選韻文十三篇，如《楚辭·卜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杜牧《阿房宮賦》等，這些作品都是“極聲貌而窮文”，工於描繪，描繪中雖用韻語，但與詩不同，往往韻散結合，來加強聲情之美。散文則或記人或記事，有議論有寓言等等。
目錄：
卷十一・宋文
- 上梅直講書(蘇軾)
- 喜雨亭記(蘇軾)
- 凌虛臺記(蘇軾)
- 超然臺記(蘇軾)
- 放鶴亭記(蘇軾)
- 石鐘山記(蘇軾)
- 潮州韓文公廟碑(蘇軾)
-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札子(蘇軾)
- 前赤壁賦(蘇軾)
- 後赤壁賦(蘇軾)
- 三槐堂銘(蘇軾)
- 方山子傳(蘇軾)
- 六國論(蘇轍)
- 上樞密韓太尉書(蘇轍)
- 黃州快哉亭記(蘇轍)
- 寄歐陽舍人書(曾鞏)
- 贈黎安二生序(曾鞏)
- 讀孟嘗君傳(王安石)
- 同學一首別子固(王安石)
- 遊褒禪山記(王安石)
-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王安石)
上梅直講書
宋代：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梟》，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矣!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讚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 《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遊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樸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梅直講，即梅堯臣，字聖俞，曾任國子監直講（輔佐博士的一種官職）。宋仁宋嘉佑二年（1067年）蘇軾進士及第，當時的主考官為歐陽修，參評官為梅堯臣。蘇軾考中後，寫了這封信表示自己對歐陽修、梅堯臣的感激之情，也抒發了“士遇知己之樂”，反映出作者內心的抱負。
本文很明顯地分為兩個部分：先援引史實說明雖周公、孔子這樣的聖賢也會有困厄不遇之時，而孔子身處逆境卻能知足常樂；後半篇則直敘作者早有仰慕歐陽修、梅堯臣之心而終於受到他們的賞識，並讚揚了梅堯臣之為人。看來先是懷古，後轉而敘今，似乎各有側重，實際上前半篇是伏筆，後半篇則是實寫，這正是本文寫作上的的獨特之處。
喜雨亭記
宋代：蘇軾
亭以雨名，誌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木，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佔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遊以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蘇軾於嘉祐六年（1061年）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籤書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判官。次年，開始修建房舍，並在公館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為休息之所。這年春天久早不雨，亭子建成時，碰巧下了一場大雨，民眾歡欣，於是作者為此亭命名為“喜雨亭”，並寫下了這篇文章。
凌虛臺記
宋代：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
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
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彷彿，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誇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出仕，任鳳翔籤判。嘉佑八年（1063年），鳳翔太守陳希亮在後圃築臺，名為“凌虛”，求記蘇軾，於是蘇軾便作了這篇《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宋代：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
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為求褔而辭禍者，以褔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褔。夫求禍而辭褔，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鬥，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餘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採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適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餘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發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全之計。
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
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餘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為新黨所不容，被排擠出朝廷，先任開封府推官，繼任杭州通判。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被批准改任密州太守。第二年，政局初定，他便開始治園圃，潔庭宇，把園圃北面的一箇舊臺修葺一新。他的弟弟蘇轍給這個臺取名叫“超然”。故此，蘇軾寫了這篇《超然臺記》。
放鶴亭記
宋代：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
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bēi)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詩》曰：‘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蓋其為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豐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記 《放鶴亭記》。
此文作於元豐元年（1078年）十一月八日，時蘇軾知徐州。隱者張師厚隱居於徐州雲龍山，自號雲龍山人。後遷於東山之麓並作亭其上，自馴二鶴，鶴朝放而暮歸，白日裡令其自由地飛翔於天地間，所以名亭為“放鶴亭”。蘇軾為之作題記。
石鐘山記
宋代：蘇軾
《水經》雲：“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桴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餘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餘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餘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餘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莊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餘欺也！”
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餘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餘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六月，蘇軾由黃州團練副使調任汝州（現河南臨汝）團練副使時，順便送他的長子蘇邁到饒州德興縣任縣尉，途徑湖州，遊覽了石鐘山，進行實地考察，為辨明石鐘山命名的由來，寫了這篇文章。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代：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佑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歡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裡，期年而廟成。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拜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能望。作書抵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札子
宋代：蘇軾
臣等猥以空疏，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
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
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樂石，針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瞭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陸贄為唐德宗時宰相，著名政論家。他的奏議往往切中時弊，為後世所推崇。該文寫於宋哲宗即位不久。當時舊黨上臺，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呂惠卿等人弄得面目全非，弊端百出，新舊黨之爭依然激烈，國無寧日。蘇軾進此札子，乞校正陸贄奏議，並建議哲宗反覆熟讀，從中得到治國的啟發。文章寫得娓娓動聽，很有說服力。如“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都非常切合作者、陸贄、宋哲宗之間的關係。文章認為，陸贄的札子雖當世不為德宗所用，但已是如“經效於世間”的良藥，為“治亂之龜鑑”，若為哲宗熟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文章寫得真切動人。
前赤壁賦
宋代：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馮 通：憑)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 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共適 一作：共食)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餚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赤壁賦》寫於蘇軾一生最為困難的時期之一——被貶謫黃州期間。元豐五年（1082年），蘇軾曾於七月十六和十月十五兩次泛遊赤壁，寫下了兩篇以赤壁為題的賦，後人因稱第一篇為《前赤壁賦》，第二篇為《後赤壁賦》。
後赤壁賦
宋代：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 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餚，月白風 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 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 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 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 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 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 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
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 乎？”問其姓名，俯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 邪？”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赤壁賦》寫於蘇軾一生最為困難的時期之一——被貶謫黃州期間。元豐五年（1082年），蘇軾曾於七月十六和十月十五兩次泛遊赤壁，寫下了兩篇以赤壁為題的賦，後人因稱第一篇為《前赤壁賦》，第二篇為《後赤壁賦》。
三槐堂銘
宋代：蘇軾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銘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恤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郁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本文是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蘇軾在湖州任上為學生王鞏家中“三槐堂”提寫的銘詞。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樹於庭而得名。古代傳說，三槐象徵朝廷官吏中職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鞏的曾祖父。
文章主題在於歌頌王佑的品德和功業，分五段進行。第一二兩段，從天命的有常立論，肯定了善善惡惡的因果報應，提出“仁者必有後”的觀點，為全文的理論基礎。第三四五層，記敘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經過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孫後代多有仁德賢能者的事實，說明王佑仁愛厚施、積善成德，因此才子孫多賢，福祚綿綿不絕，從而論證了觀點，突出了主旨。
全文貫穿著天命有常、因果報應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認為“善惡之報，至於子孫”，顯然帶有懲創人心、引為鑑誡的良苦用心。文章敘議兼行，揮灑如意。文字簡潔，自然流暢。
方山子傳
宋代：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遁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象乎？”因謂之方山子。
餘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餘所以至此者。餘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餘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餘既聳然異之。
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餘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餘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
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
餘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倘見之歟？
元豐三年（1080年），陳慥聽說蘇軾被放逐而相迎於途中，以後過往頻繁。據蘇軾自己統計，在黃州四年，他“三往見季常，季常七來見餘，蓋相從百餘日也”（詳《岐亭五首》）。兩人情至深，故蘇軾於元豐四年（1081年）寫下了這篇散文。
六國論
宋代：蘇轍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死亡。常為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
夫秦之所以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弊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範睢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
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
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於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此文的開頭，欲擒故縱，引出論題。六國“以五倍之地，十倍之眾”的絕對優勢，卻相繼為秦所滅，乃是決策者目光短淺，“不知天下之勢”之故。隨之，從當時的“天下之勢”展開論述。
文中反覆論證秦與六國爭天下，關鍵就在韓、魏之郊野。因為對秦來說，韓、魏首當其衝，若韓、魏不附，乃是其腹心之疾；對山東之各諸侯國來說，韓、魏是他們理想的屏障。所以在七雄相鬥的形勢下，韓、魏的地位就顯得特別重要。這就是當時起決定作用的“天下之勢”。
形勢擺出之後，接著從正反兩方面引例作證。以秦來說，范雎受秦重用，立即助秦昭王收韓；商鞅受秦重用，則助秦孝公收魏。當韓、魏未附秦之時，昭王出兵攻齊，範堆憂之。由此證明秦欲爭得天下，必先收韓、魏而後可。當秦軍越韓過魏而攻燕趙，這本身是件冒險之舉，若燕趙正面迎戰，韓、魏再乘機擊之於後，那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秦人遠攻燕趙，卻毫無韓、魏之憂，那是因為韓、魏屈於秦之淫威而已歸附它的原故。文章寫到這裡，再作收束，歸結到“天下之勢”。如此說來，韓、魏附秦是不識天下之勢了；進而又為其開脫：韓、魏本身勢孤力弱，面對虎狼之秦，又怎能自保而不歸附於秦呢？其中自含山東各諸侯國“不知天下之勢”而不助韓、魏杭秦之意。正由於六國都不能正視天下之勢，以致秦人得以東指而“天下追受其禍”。
末段再從各諸侯國著筆，闡明作者為其構想的“自安之計”。當時的天下之勢，一方面韓、魏不能單獨杭拒強秦，另一方面，山東各諸侯國又要藉助韓、魏以巴秦。那最好的辦法就是山東諸國應不惜代價去“厚韓親魏以摒秦”。這樣，就會出現另一種局面：秦人不敢越過韓、魏的土地遠攻齊、楚、燕、趙；而齊、楚、燕、趙也就能安居後方。一旦齊、楚、燕、趙能與韓、魏通力合作，相互支援，那秦國就不能有所作為。這確是當時拯救六國危亡的良方。末尾筆鋒一轉，回到冷酷的歷史現實：即六國決策者目光短淺，不識“天下之勢”，彼此“背盟致約，以自相屠滅”，以致“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突”，從而自食惡果，相繼滅亡。文章截然而止，含不盡感慨。
全文緊扣“天下之勢”，縱論六國與秦爭天下中的成致得失，層層解剖，鞭辟入裡，說透“自安之計”。而筆又一氣流注，曲折盡意。
上樞密韓太尉書
宋代：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跡，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
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于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
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向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公元1056年，蘇軾、蘇轍隨父親去京師，在京城得到了當時文壇盟主歐陽修的賞識。第二年，蘇軾、蘇轍兄弟高中進士，“三蘇”之名遂享譽天下。蘇轍在高中進士後給當時的樞密使韓琦寫了一封信，這就是《上樞密韓太尉書》。蘇轍想通過這封信來打動韓琦，從而得到他的接見和賞識。
黃州快哉亭記
宋代：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 ，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餘兄子瞻名之曰“快哉”。
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蹟，亦足以稱快世俗。
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雲 ，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哉！
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
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黃州。蘇轍上書營救蘇軾，因而獲罪被貶為監筠州（今江西高安）鹽酒稅。元豐六年，與蘇軾同謫居黃州的張夢得，為覽觀江流，在住所西南建造了一座亭子，蘇軾替它取名為“快哉亭”，蘇轍則為它作記以志紀念。
蘇轍（1039-1112），字子由，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嘉佑二年（1057）與其兄蘇軾同登進士。自號潁濱遺老。卒，諡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與父洵、兄軾齊名，合稱三蘇。
蘇轍的散文《黃州快哉亭記》，因其高超的藝術技巧，歷來被人推崇備至，公認是一篇寫景、敘事、抒情、議論緊密結合並融為一體的好文章。最能體現蘇轍為文紆徐（從容緩慢）條暢（通暢而有條理）、汪洋（氣度寬宏）澹泊（不追求名利）的風格，就同他的為人一樣。這篇文章由寫景敘事入手，而後轉入議論。條理清晰，結構嚴謹，過渡自然，不露痕跡。寫景，能曲肖其景，但又不實不死，做到情景俱出，境界深遠，讓人產生豐富的聯想；敘事，能於簡要之中插入閒情，磊落跌宕，分外遠致。這篇文章最傑出的地方，還在於它的議論。文章就同樣的“風”，因帝王、庶人生活、思想之不同而感覺殊異的事實，得出“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的結論。立論正確，論證有力，結論無可辯駁，令人信服。“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樑·劉勰《文心雕龍·論說》）要能破理，立論首先要正確，要“貴是而不務華”。（漢·王充《論衡·自紀》）《黃州快哉亭記》以人對外物的感受是千差萬別、因人而異的事實立論，這無疑是正確的。立論“貴是”，就要貴在正確揭示事物的本質。要能破理，在論證過程中還應做到，所“考引事實”必須“不使差忒”。（宋·洪邁《容齋隨筆》）蘇轍在文章中徵引楚襄王蘭臺披襟當風故事，作為論證的例子，故事的出處在宋玉的《風賦》（見·樑·蕭統《昭明文選》），確鑿無誤，足可傳信。最難能的是，這篇文章的議論始終帶著情韻，故雖有一股憤懣不平之氣貫注其間，卻不顯出傖父面目。“風無雄雌之異……而風何與焉？”“連山絕壑……烏睹其為快也哉！”等等議論就是。這些議論都近乎於言情，近乎於繪景，顯得情韻十足，無絲毫議論常有的逼人氣勢。唯其如此，文章紆徐條暢，汪洋澹泊的總體風格，也就不致因這些議論而遭受貶斥。
寄歐陽舍人書
宋代：曾鞏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並。夫銘志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曾鞏十分仰慕歐陽修的道德文章。公元1046年（宋仁宗慶曆六年）夏，曾鞏寫信請歐陽修為已故的祖父曾致堯作一篇墓碑銘。當年，歐陽修寫好《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曾鞏即寫此信致謝。這封信作於公元1047年（慶曆七年），作者29歲。
贈黎安二生序
宋代：曾鞏
趙郡蘇軾，餘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餘，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餘。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
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餘曰：「餘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乃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裡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餘聞之，自顧而笑。
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餘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裡之人。若餘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
然則若餘之於生，將何言哉？謂餘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
遂書以贈二生，並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這是一篇應黎生之求而寫的贈序，寫於治平四年（1067）。黎安二生是蘇軾寫信推薦給曾鞏的朋友。他們從四川拿著自己的文章來京師就正於曾鞏，也是“以文會友”之意。不久，黎生補任江陵府司法參軍。行前，應二生之請，曾鞏寫了這篇著名的文章。
讀孟嘗君傳
宋代：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在王安石看來，士應是大則“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足以為天下國家只用”，因此士的才幹“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而不是皓首窮經，從政時“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王安石的《讀〈孟嘗君傳〉》，名為讀後感，實則借題發揮，以表達自己對人才的看法。
同學一首別子固
宋代：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私有系，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雲。
北宋慶曆元年（1041），王安石與曾鞏同時應禮部試。次年，王安石得中，而曾鞏落第還鄉。慶曆三年（1043）三月，王安石自揚州籤判任上還臨川，至舅家。隨後，他又前往南豐見了曾鞏，此文大約作於此時。
遊褒禪山記
宋代：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僕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
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眾，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裡，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餘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餘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餘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餘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於是餘有嘆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為可譏，而在己為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餘之所得也！
餘於僕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餘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本文是王安石在公元1054年從舒州通判任上辭職，在回家的路上游覽了褒禪山，三個月後以追憶的形式寫下的。12年後（1070年）罷相。他不顧保守派反對，積極推行新法。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觀點，這與本文的觀點也有相似的地方。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宋代：王安石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餘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為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為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為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為。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眾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
銘曰：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許平是個終身不得志的普通官吏。在這篇墓誌銘中作者主要是哀悼許平有才能而屈居下位的悲劇。第一段寫許君有大才卻終不得用的事實；第二段以離俗獨行之士和趨勢窺利之士的不遇，來襯托許君的不得志；第三段寫許君的後事；第四段銘文只二十餘字，概括許平一生遭遇，隱含強烈的悲憤。全文議論較多，情調慷慨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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