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孫中山北伐前後

在孫中山晚年,從威爾遜、哈定到柯立芝,這三位前後主政的美國總統,所給予中國革命領袖的態度,始終是不睬不理,甚至鄙視的。孫中山始終未能叩開美國的外交大門……

自廣州政府建立之後,孫中山一如革命之初,深受美法革命自由獨立精神的影響,制度上亦“實以美國為模範”,而我“華人亦信任美國”,認為“美國是中國真正的朋友”,故對美國抱持熱切期待,積極拓展聯美外交,一次又一次地呼籲美國政府施予援手,出面主持公道。然而在孫中山晚年,從威爾遜、哈定到柯立芝這三位前後主政的美國總統,所給予中國革命領袖的,卻是不睬不理,甚至鄙視,始終未能叩開美國的外交大門。

對孫中山北伐的態度

孫中山一生,為了討伐北方軍閥,追求統一全國的目標,前後曾發動兩次北伐。第一次自1921年12月抵桂林設大本營,迄於1922年4月,因陳炯明在廣州之掣肘而返旆;5月再於韶關誓師,至6月16日復有陳炯明之叛變,攻擊總統府之事件,至8月間孫中山不得已而離粵,兩者統計歷時八個月。第二次於1924年9月,移大本營於韶關,隨之分向贛、湘出發,至12月譚延闓湘軍在江西之被迫後撤,歷時約四個月。

1922年4月中旬,孫中山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訪問,指出:“廣東合法政府北伐之目的,不在中國北方人民,而在日本及為日本外府之北廷。……推原北廷之所以能存立者,良由列強各國之承認。倘各國否認之,中國即能統一於民意合法政府之下,然後解散無用之軍隊,整理財政,禁止賄賂,則國庫充裕,外債即可清償。故列強多承認北廷一日,即多重苦中國人民一日,亦即中國真正民治之政府,不能早現一日。美國自來對於中國毫無攫取土地之野心,亦未利用中國衰弱以營私利,故今日否認北廷,當然事也。”

孫中山認為“美國素重感情,主持人道”,美國的領袖地位足以左右他國,又得中國人民信任,所以希望美國協助中國抵拒日本、整理財政,更希望美國出面召集會議,協助中國解決問題。

孫中山北伐,對美國所提出的第一件外交訴求,便是向美國要求撤銷對北京的承認。在華盛頓會議期間,孫中山的駐美代表馬素曾將廣州政府的提案,分發給各國首席代表,並再一次要求列強撤銷對北京政府的承認,但美國國務院始終沒有理會。伍廷芳甚至向美國要求,“若不能撤銷對北京的承認,是否可允不干涉,使雙方作一決戰”。美國最大的希望在南北達成和議,使國際銀行團能充分作業,此即女史家柏格所稱的“華盛頓模式”。

孫中山的第一次北伐,因未獲陳炯明的支持,不久即撤兵。消息傳到華盛頓,國務卿許士大喜過望,即刻報告哈定總統。而美國公使舒爾曼對孫中山和陳炯明也有不同的評價。

廣州政府所展開的北伐軍事行動,因不獲陳炯明的支持,湖南戰事受挫。孫中山告訴當時正在廣州訪問的美國助理軍事參贊弗隆,陳炯明因不支持北伐而遭解職處分。舒爾曼於5月20日向國務院報告,陳述孫、陳之間的衝突,並分析南北之間的情勢,認為直奉戰事已近尾聲,奉系慘敗,且直系的吳佩孚與陳炯明之間已達成某種妥協,北伐無望。據廣州政府外交委員會表示,南方派等待吳佩孚開出和平條件,如果符合要求,準備說服孫中山接受。如果勝利的吳佩孚致力於憲法政府之完成及中國統一之工作,孫中山則準備和北方和談。舒爾曼估量中國政情愈來愈樂觀,但問題在於中國能否把握住這一機會。

美國在孫中山北伐前後

美國駐華公使Jacob Gould Schurman。Schurman對孫中山觀感不佳,曾對柯立芝總

拒絕出面為孫調停“安排退路”

同年6月16日,陳炯明部炮轟觀音山總統府,孫中山脫險後避難於永豐艦,繼續指揮陸軍與叛軍對抗。廣州副領事休斯頓當日即向國務院報告此事。不久,休斯頓登艦訪問孫中山,並勸孫中山下野。他在給國務院的電報中,提到廣州政府外交總長伍廷芳於21日交出廣東省長印信,22日陳炯明被推為廣東臨時省長,包括伍廷芳及廣東海軍都一再要求孫下野。23日,休斯頓向駐華公使舒爾曼發出急電稱,孫中山暗示如能有尊嚴的退路,願意離粵,希望領事團能從中斡旋,因為據瞭解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有意調停,美國是否願意加入頗令人矚目。舒爾曼的答覆是:“美國駐廣州的領事館,既不可從中斡旋,也不應該提供良好的幫助。”

舒爾曼同時向國務院說明了這項決定的理由,他認為“現在別無他法,只有清除孫中山,非勝即敗,如果陳炯明沒有收拾孫中山,似乎留待北京政府來完成。”他向國務院建議說:“外國的調停,只會壯大孫中山的威望,並確保孫將來的聲譽。”美國國務院於6月26日答覆:“國務院不贊成廣州總領事館參加任何調停計劃,你在這方面的意見,國務院無條件同意。”換言之,從舒爾曼到國務院,都不贊成美國出面調停,“為孫逸仙安排一個光榮的退路”。

6月25日,孫中山的美國顧問諾曼前往拜會休斯頓,討論取得前往上海的安全保證,但美領事館未曾給予協助。至8月9日,孫中山以北伐軍回師失利,決定離粵赴港,他希望美國能夠提供他赴港的交通工具,派那文和女婿戴恩賽,分別向美國駐廣州領事和白鵝潭上的美國軍艦洽商乘艦離粵事宜。但廣州領事已奉駐華公使與國務院之命,不得參與調停孫、陳戰事,因而拒絕孫中山的請求。最後還是英國領事館派“摩漢號”炮艦相送,孫中山與蔣中正、陳策等人才順利抵港,換乘俄國“皇后號”去滬。

美國在孫中山北伐前後

對華政策終未能轉向

美國政府始終對孫中山統一中國心存疑慮,而陳炯明事變又對誰有利呢?舒爾曼更由此認定,孫中山不可能東山再起,但他很快會發現這種看法,恐怕是一項嚴重的錯誤。

孫中山於8月14日抵達上海後,各團體代表在吳淞口岸歡迎者約數千人,連日颶風驟雨,鵠立江岸不倦。翌日,孫中山發表《宣佈粵變顛末表示統一意見宣言》,提出了新的號召:主張合法國會自由行使職權,實施兵工計劃,發展實業,尊重自治,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討伐叛國禍首陳炯明。他並且先後派員分赴北方及西部與各派聯絡,直、皖、奉、黎等集團也都派代表至滬相商。黨務方面,則召集張繼等53人舉行會議,力謀改進。對外交涉——尤其是對俄交涉,已在祕密中展開。不管從任何角度看,孫中山在滬比在粵時更能控制全盤形勢,他不是一個已被推翻的失敗者,而是各方仰望的一箇中心人物。

8月16日,上海美商《大陸報》刊出孫中山慷慨激昂的對外宣言,表明了他為建立南方政權以堅持憲政民主的努力,並且嚴正譴責北方軍閥的黷武主義和陳炯明的叛變。孫中山一時之間不但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更成為中國政局注目的中心。誠如《紐約時報》刊出了合眾社發自上海的報導所說:“孫已成為各派人士在上海集會的中心關鍵人物;他的住所已變成各方面意見並不一致的政治領袖們的‘麥加’——人心歸向的所在,許多宴會在舉行著,而政治卻是這些宴會中的主菜。”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官員們看到這種情形非常吃驚,總領事克寧漢於8月22日向國務院報告說:“在南方失敗了,孫逸仙現在卻變成比任南方政府首領時更具全國性格的人物。很多北方的著名軍人與民政首長,都來尋求孫先生的支持。”克寧漢從孫中山受歡迎人數之多,拜訪者之頻繁,甚至得出“此人極有影響力”、“孫中山是個可信賴的政治家”的結論。

遺憾的是,不論上海總領事的報告或《紐約時報》的報道,終究無法影響美國國務院對華政策之轉向。即使在1923年2月孫中山重返廣州,續行大元帥職權,甚至成立合法政府之後,美國政府對孫中山以及廣州政府仍不改以往的冷漠態度,這當中關餘事件的交涉便是最顯著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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