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正義的通信帝國和軟肋

文|強家宏

編輯|封成


孫正義等待T-Mobile和Sprint的合併,已經太久了。

久到他眼中的“第一接班人”,Nikesh Arora,從接手Sprint的相關業務到履歷上出現“軟銀前總裁”的字樣,這樁承載著軟銀帝國向“世界第一”衝刺野心的合併案,仍舊懸而未決。

而讓Arora痛失“軟銀太子”寶座的,正是其在Sprint業務上的失手。

Arora其人,一路行來可謂是光芒萬丈,波士頓學院和美國東北大學的兼職研究員出身,在谷歌的十年間,從歐洲、中東和非洲市場業務的管理者到帶頭負責拓展谷歌全球直銷業務的首席商務官,他一步步走上谷歌高級副總裁的位子,同時也成為公司薪酬最高的主管高層。當然,更為孫老闆看重的,大概是他在加入谷歌之前T-Mobile的首席營銷官和董事會背景。

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大概Arora也沒想到,他會在軟銀迎來人生的“滑鐵盧”。2014年,就在T-Mobile和Sprint的合併談判接近完成之時,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提出關於“反托拉斯”的問題,交易冷卻。

孫正義的通信帝國和軟肋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這場交易的另一個主角,T-Mobile,卻在合併案前途不明之時拿出大筆補貼招徠用戶,而“倒黴”的Sprint直到2015年合併案告吹才反應過來,以優惠套餐的模式參與到這場已然失了先機的價格戰當中,跟T-Mobile搶奪用戶。

在過去的十年裡,Sprint大部分時間都在虧損,用戶不斷流失,惡性競爭加上4G網絡建設的高額費用,最終帶來的是超過1000億美元的沉重負擔。

問題之嚴峻,出乎Arora的意料,可能就連孫正義本人,也沒有想到。


01


“我是一個男人,任何一個男人都想成為第一。”

2012年10月15日,在宣佈收購Sprint的發佈會上,孫正義如是說。

言過其實嗎?非也。他是外界眼中的“日本巴菲特”,2000萬美金換來阿里上市後超1000倍的投資回報,他也是美國《商業週刊》筆下的“電子時代大帝”,當孫老闆06年斥巨資併購沃達豐日本的時候,市場一片唱衰,軟銀股價暴跌60%,只因掩在沃達豐“日本第三大運營商”皮囊之下的,是“網絡質量堪憂、內部管理混亂、員工士氣一落千丈”的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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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時間,孫老闆把一艘家喻戶曉的“快要沉沒的船隻”改造成為日本通信市場所向披靡的“航空母艦”,說是“點石成金”,也不為過。

讓軟銀移動實現華麗轉身的,是孫正義發起的電信價格戰。

2006年10月24日,日本開始實施“攜號轉網”制度。巧合的是,在前一天軟銀移動公佈了大幅調低手機通話資費的“金計劃”,所有加入該套餐的用戶,在軟銀網內互打電話、互發短信免費;2007年1月,軟銀移動又推出了著名的“白色套餐”,980日元的月租遠低於其他兩家4000日元的包月費用。

如果說調整資費的措施是點燃日本通信市場變局的火種,那大膽、激進的營銷策略就是讓軟銀移動扶搖而上的東風。其連續推出的幾個電視廣告都排在用戶喜好的前列,到2007年夏天,軟銀銷售門店的數量增加了25%,銷售櫃檯的數量增加了45%,一時間,無數日本人轉投軟銀的網絡。2007年5月,軟銀的月淨增用戶數量超過了KDDI,成為當月日本淨增用戶份額的第一,軟銀正式進入上升期,並在此後多年保持著同樣的增長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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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有過旅日經歷的人大概率會知道,長期以來,日本人很少使用國外品牌的手機,他們習慣的,是由移動運營商提供的垂直一體化的定製機,不管是摩托羅拉、諾基亞還是三星,都在日本銷量慘淡。

直到iOS和Android這樣的智能操作系統打破了運營商i-mode的壟斷,孫老闆敏銳地嗅到了其中不同尋常的商機。2008年,軟銀獲得iPhone在日本的獨家代理協議,等到2011年的夏季,軟銀移動發佈的新品已經有九成以上是智能機了,而同期NTT DoCoMo發佈的新品,智能機佔比不過60%,KDDI只有43%。

對軟銀而言,智能機開放的生態和App經濟是天籟般的福音。軟銀在自家發售的終端設備上內置了雅虎日本一鍵啟動的按鈕,不僅帶來了新用戶入網,還拉動了整個數據流量的使用,一個月內,用戶在雅虎日本的每日搜索量增長了三倍,首頁的瀏覽量更是增長了三十倍以上。

隨著iPhone成為日本最暢銷的智能手機,孫正義領導的軟銀移動成為日本市場上盈利狀況最好的電信運營商。

孫老闆能從眼前的生意中,看到未來生意的方向和發展前景,他是互聯網經濟的先知先覺者和受益者,從PC時代到移動互聯網時代,一貫如是。


02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被互聯設備和傳感器覆蓋的全新時代,確保在美國各地都能便捷地連接上網,擁有世界級的移動網絡,是我們實現無處不在的連接願景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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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孫老闆向“世界第一”進軍的戰鬥檄文,為此他不惜花費220億美元從美國衛星電視巨頭的手中搶到Sprint的控股股權。按照孫老闆的計劃,他想將這家美國第三大無線集團與排名第四的T-Mobile合併,與電信市場的龍頭企業Verizon和AT&T分庭抗禮。

合併後的新公司將擁有1.3億用戶,以及31%的全美市場份額,成為超越AT&T的全美第二大運營商。

一如既往的大膽,好似上個故事的翻版。正如軟銀日本手機部門首席財務長藤原和彥指出的那樣,“Sprint現在要做的,與我們不久前面臨挑戰時要做的非常相似,我們以前曾經歷過這些。”

孫正義2000年在接受採訪時曾說過,“網絡上,一切東西變化都太快了,所以你不能走尋常路。”

一語成讖。

事情最大的變數在於,奧巴馬治下的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變得越來越信奉干涉主義,而這種變化,早在2011年就有了徵兆。就業、競爭、自由市場和消費者成本這些本不在FCC考量範圍之內的指標被納入議程,因此他們將價值390億美元的AT&T與T-Mobile合併案推向行政法官進行審查和聽證,這是FCC在反對一項合併案時的慣常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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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正義本該考慮到這一點的,遺憾的是他沒有,又或許是他在三思之後覺得自己有能力讓這筆交易在FCC獲得通過。

當被問及“如果Sprint不能完成對T-Mobile的收購,你將怎麼辦”時,孫老闆的言語間流露出若有似無的不可一世的狂妄,“我們需要一定的規模,而一旦我們的規模達到了,這就是一場三個巨頭之間的較量。我希望進行一場真正的戰鬥,而不是偽戰鬥,如果我不能進行一場真正的戰鬥,我將發起大規模的價格戰。”

大概在他的眼中,打開美國市場會成為他34年職業生涯最為輝煌的時刻。而Sprint正是那塊協助軟銀走出日本的踏板,他將親手締造出一個全球性的通信帝國。

事與願違,至少從2014年華盛頓監管機構傳遞出的信息來看,他判斷失誤了。此時分析師的言論愈發悲觀,“不等到2017年新總統入主白宮,Sprint與T-Mobile的合併就沒戲。”

事情的發展脈絡,恰合外界預期。過去十年間一直令客戶和股東失望的Sprint,不但沒能成為第二個沃達豐,孫老闆在美國的這筆投資反倒變成集團最大的包袱。

死馬當作活馬醫。孫老闆只得將Sprint作為一項獨立業務來經營,他照搬了沃達豐在日本的套路,然而這次,降價並未像在日本那樣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為他的對手,T-Mobile,早就在這麼幹了。

大把燒錢只是減緩了Sprint用戶的流失速度,到2015年秋天結束的時候,Sprint的負債已經高達296億美元,比它本身的市值還要多100億美元。

孫正義是天生的冒險家,迄今為止,他的所有豪賭都賭贏了,但Sprint極有可能會成為他人生中第一個重大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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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比想象的還要糟。2017年1月,奧巴馬卸任,新上任的特朗普總統似乎沒有什麼理由阻止Sprint與T-Mobile的合併,雙方的合併對於兩家公司的長期發展、營收增長、股價上漲,以及特朗普強調的本地化方案,都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孫老闆撐起美國電信市場鼎立之勢的夢想,似乎有了新的希望。

假象,而已。這次問題的焦點,不再是來自監管機構的反托拉斯問題,而是轉移到了“由誰來控制合併之後的公司”上,來自T-Mobile的官方聲明中出現如下字樣,“雖然合併潛在的規模效益仍具有一定吸引力,但它給T-Mobile股東帶來的好處並不明朗,我們還是決定各自前進。”

顯然,蒸蒸日上的T-Mobile,已經不甘心當一個配角了。

03


“我是孫子的後代,血液中的祖先在召喚我,站在這裡,我感到自己已經取得的成績是何其微不足道。”

這是孫正義1996年第一次來到中國,站在長城上,踏著腳下的方磚,扶著牆上的條石時,發出的肺腑之言。

時過境遷,孫老闆恐怕不再惦念自己口中的那片所謂“故土”了。

5月22日,BBC報道稱,據一份源自英國芯片設計商ARM的內部文件,員工暫停與華為及其子公司的“所有在履行的合同,授權許可證和任何在商談中的合同”,以遵守最近美國的貿易禁令。該公司在一份備忘錄中表示,因為其設計包含“源自美國的技術”,因此,它認為自己受到了特朗普政府對華為銷售禁令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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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大家更常聽到的是蘋果、高通這樣的技術公司,似乎很少有人瞭解ARM是誰。一言以蔽之,ARM公司本身並不生產芯片、處理器等硬件設備,只負責設計包含指令集架構、微處理器、圖形核心、互連架構在內的IP搭建,然後將技術授權給其他諸如半導體、軟件或是OEM廠商。

目前全球有超過九成以上的智能手機與平板電腦採用ARM架構,我們熟知的三星Exynos處理器、高通的驍龍處理器以及蘋果的A11芯片、華為的麒麟芯片,無一例外,均屬ARM陣營。這家成立於1990年的芯片設計公司,曾是英國最大的上市科技公司,只不過它在2016年9月被孫老闆以243億英鎊的天價收入囊中。

孫老闆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他拋售了阿里巴巴、芬蘭遊戲商Supercell和GungHo在線娛樂的部分股權,籌集了“以萬億日元計算”的資金,來完成這場關於“核心業務領域頭號企業”的收購。

可硬幣有兩面,軟銀在獲得技術領域巨大影響力的同時,財務狀況再度惡化。即使孫正義口口聲聲“貨幣寬鬆釋放的資金將繼續保持充裕”,他的帝國已是危險重重,暗礁密佈了。

形勢比人強,時間來到2018年的夏天,T-Mobile超過Sprint,成為美國第三大運營商。幾乎在同一時間,孫正義做出讓步,T-Mobile與Sprint的合併,被第三次提上議程。

只不過這一次,新公司CEO變成了T-Mobile的首席執行官John Legere,總裁兼首席運營官也由T-Mobile的Mike Sievert擔任,董事會主席花落T-Mobile的大股東,德國電信主席Tom Hoettges之手。

時至當日,這場由孫老闆發起的併購交易,他的存在感幾近於無。他和Sprint的首席執行官Marcelo Claure的名字,也只是出現在了新公司董事會成員的名單之列,就連新公司的名字,也叫做“New T-Mobile”。

為了讓合併案獲得總統的支持,Sprint甚至做出了“在合併完成後的三年內,部署5G網絡並覆蓋97%的美國人口,在六年內覆蓋99%的美國人口”的承諾。特朗普還在當年的6月表示,孫正義正計劃將其在美國的投資增加到720億美元,遠高於之前承諾的5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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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老闆處理掉Sprint這塊燙手山芋的心情,前所未有的迫切。

然而不多久,一群美國議員上書特朗普,他們在信件中寫道:“這些公司實際上是外國資本所有,其一還與中國方面的資本維持著長期且緊密的聯繫,於是全面以及強硬的國家安全調查非常有必要。”大意就是希望對美國電信運營商T-Mobile併購電信運營商Sprint的行為進行更嚴格的審查,於是T-Mobile與Sprint的第三次合併,又雙叒叕一次被擱置。

2018年的冬天,軟銀表示“將逐步更換由華為設備支持的4G網絡,轉由愛立信、諾基亞提供基站設備”,並在其國內5G網絡基站的部署工作中拒絕了華為的參與,逐步拆除了華為的5G設備。

效果顯而易見。今年5月,FCC主席Ajit Pai鬆口,向該委員會建議批准T-Mobile和Sprint的合併,這被市場視作是“交易獲得批准的入場券”,因為在歷史上,美國司法部的反壟斷部門從未出現過與FCC意見不合的情況。

消息一經公佈,Sprint飆升27%,錄得逾一年半的盤中新高。

好景不長。6月11日,包括紐約州在內的數十州檢察長髮起訴訟,目的就是阻止這樁價值265億美元的合併案,理由是該交易將使得全美主要移動網絡運營商的數量從4個減到3個。

儘管在此前,兩家公司已提出“出售預付費移動網絡品牌Boost Mobile”的方案,以降低合併後兩家公司在預付費移動網絡市場中的份額,有意思的是這些資產的潛在買家正是同孫老闆搶奪Sprint失敗的D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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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老闆的迴應也挺有趣。他11天后在臺北出席活動時表示,“我從來沒有授權ARM斷供華為,並且ARM也並未真正停止與華為的合作,ARM目前只是在遵守美方‘禁止25%以上技術來自美國的外國公司與華為合作’這一禁令,未來仍有許多可能性。”

襄王有夢,神女無心,通信帝國的夢做了太久,孫老闆似乎到了夢醒時分。

2018年12月19日,軟銀剝離其移動電話部門,使其單獨上市,成為日本史上最貴的IPO;6月22日,孫老闆又在臺北出席活動時表示,希望在五年內讓ARM重新上市。

路漫漫其修遠兮,虧損了十年的Sprint的重建,已漸行漸遠,唯一的懸念,大概是孫老闆何時能從他的藩籬中掙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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