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東吳偷襲荊州，是劉備的鍋，關羽的鍋，還是孫權的鍋

文/桓大司馬

關於孫權背盟偷襲荊州一事，其是非、得失一直聚訟紛紛，今天大司馬特地撰文，從東吳本身的戰略、東吳與劉備的關係、東吳的社會結構和軍制等方面著眼，務求將荊州之爭的來龍去脈說個清楚。

東吳的兩個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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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認為，孫權奪取荊州是東吳早早確定的基本國策，並舉魯肅、甘寧的話為例。魯肅最出名“榻上對”就建議孫權“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甘寧則建議孫權消滅為荊州鎮守東面門戶的黃祖，之後就可以“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在實際操作中，孫策、孫權確實多次進攻黃祖，在赤壁之戰前攻滅黃祖，染指荊州；赤壁之戰後，周瑜又經過一年多苦戰，擊敗曹仁，奪取南郡治所江陵；後來周瑜也曾試圖穿過荊州，攻克巴蜀，實現“天下二分”，由孫權、曹操平分天下。

因此，他們要不就認為孫權從借南郡給劉備那天起就沒安好心，要不就認為孫權奪取荊州是必然之勢，不會因為劉備、關羽外交得當就停止。

但是這種看法與實情不合。因為除了向西進攻荊州之外，江東孫氏越過長江，向北進攻的次數也不少。

建安二年（197年），孫策本欲與呂布、陳瑀（下邳陳氏）一同進攻袁術，得知陳瑀試圖聯合山越，奪取江東後，轉而攻擊陳瑀，江東軍隊渡過長江，攻打陳瑀的根據地海西（今江蘇東海），大破之。

建安四年（199年），孫策又試圖與曹操聯合討伐袁術。袁術死後，其部眾被劉勳接收，孫策忽悠劉勳進攻上繚，自己則又渡過長江，趁虛奪取劉勳的根據地皖城（今安徽潛山），盡俘其眾。此後，孫氏在江北經營廬江郡，作為深入中原的觸角。

同年，孫策乘奪取皖城之勢，派孫權率大軍攻打徐州，若非下邳陳氏的陳登守禦有方，孫氏有可能一舉奪取徐州。

陳登在教孫權做人方面貢獻甚大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戰爆發，孫策又有意乘袁曹交戰，從背後襲擊曹操的根據地許都，把天子劫到手中，進而奪取中原。雖然此舉難度很高未必能達成，但說孫氏有進取中原之心是沒問題的。

同年孫策遇刺身亡，孫策委任的廬江太守李術有自立之勢，孫權即位不久，立足未穩，但仍冒險出兵圍攻李術，經苦戰後奪取廬江，保住了江北的橋頭堡。

孫家的基本盤原是淮水、泗水流域的武力豪族，因為孫堅曾在淮河流域擔任縣令，孫策少時又留居淮上，著意結交豪傑，遂捏合成服務於孫家的軍事集團，陳寅恪先生稱之為“淮泗集團”。淮泗集團希望打回家鄉，孫家雖是江東人但出身寒微，在鄉里受大族鄙視，也不想只窩在江東，所以孫氏政權上下在初期都有很強的向北打的意願。

只不過，向北打，也要看自己的實力允不允許。

東吳為何北進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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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東吳北進的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部隊的戰鬥力，二個是江東士族北進的意願，三個是山越的牽制。

東吳的部隊，無論是淮泗集團的部曲，還是江東大族的私兵，都與“吳人”“越人”關係甚大。江東曾經是吳、越兩國的大本營，兩國雖然上層人士有周人和越人之別，但人民都以越族為主，淮南是淮夷的地盤，後來被吳越統治，其民間習俗與越人近似。

當時的越人，可不是今天的江南人那麼溫文爾雅，今日江南人的氣質是六朝以後接受中原士族文化薰陶的結果，古代的越人則更加類似於《賽德克·巴萊》裡面的獵頭者，雖然在兩漢與漢人已有初步融合，但依然相當彪悍，古越人的遺風后世在浙西一帶尚存，能征善戰的戚家軍就是浙西兵。

越人士兵作戰的特點是“剽輕”，就是十分剽悍，但是缺乏組織力和韌性，順風仗銳不可當，逆風仗則一敗塗地，這是江南軍隊直到東晉仍然有的毛病。呂思勉先生評價中古以前的軍隊是“南方軍隊以勇猛勝，北方軍隊以節制勝”，但論勇猛，曹軍的部隊雖有烏桓等北族成分，但未必在越人之上，但中原的軍略、操練勝於南方，而且還有相當數量的騎兵，因此吳軍在陸戰中處於明顯的劣勢，難以與曹軍爭鋒。

山越兵的即視感

隨著淮泗集團的凋零，東吳北上的意願也在下降。淮泗集團雖然多數也出身豪族，但脫離鄉土之後沒有了根基，難以像江東大族那樣野蠻生長，除去魯肅、諸葛瑾、步騭等少數家族以外都沒落了，於是東吳政權不可避免的要本地化，統治集團從淮泗集團轉向江東大族，施政也更多的體現出江東大族的意願。

江東大族本來跟孫策結了難解的冤仇，好在孫策的死給了孫權化解冤仇的機會，不過即使得到孫權重用，江東大族也無意北伐，那是損失自身實力為孫權火中取栗，所以他們對北伐頗不熱心；但是西取荊州有利於控制上游，保障江東的安全，所以他們對西進的熱情更高。

最後則是山越的牽制。東吳初期統治的所謂江東六郡遠沒有地圖上地盤那麼大，實際上只控制了平原地帶，山林裡面基本上是以越人為主融合漢人的山越部落，時不時出來造個反殺個人，東吳發動全社會之力，幾十年如一日的進攻山越，到孫權晚年才基本解決山越問題，不過那時東吳的政治也隨著孫權變成獨夫而陷入混亂，軍事上依然難有作為。

北方人士從陳瑀開始，就熟練的運用策反山越的策略，來遲滯東吳的擴張步伐。東吳在歷次大勝如攻滅黃祖、赤壁之戰、江陵之戰、石亭之戰後，試圖進取時，都因為北方鼓動或者山越自發作亂，而不得不停止前進。

因為這些因素，東吳北伐是很難獲得勝利的，一再受挫之後，他們在兩個戰略中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就是西征——奪取荊州。

荊州之爭的是非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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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戰前，曹操奪取了除江夏以外的荊州，劉備退避江夏，向孫權求援，兩家合兵打贏了赤壁之戰，隨即東吳開始反攻曹操的地盤，孫權自攻合肥，周瑜則與劉備合兵攻打荊州要地——南郡的治所江陵。

不過這一次分兵出擊也預示了日後東吳的戰略方向，孫權在合肥被嚇跑，而周瑜則經過長時間苦戰之後擊敗曹仁，攻克江陵，在此期間劉備軍為東吳阻擋曹軍的援軍，雖不是攻城主力，但也是有貢獻的，同時，劉備也趁曹軍北撤，攻下了長沙、武陵、零陵、桂陽等荊南四郡。

曹操雖敗，但實力仍然強大，怎樣抵禦曹操是這一階段江東的戰略重心。東吳如果直接統治荊州，恩信不夠，有可能立足不穩，而且東吳的駐守部隊會夾在江北的曹軍和荊南的劉備軍之間，一舉一動會非常尷尬。如果利用在荊州有恩信的劉備，讓他統領荊州，能夠更有效的調動荊州的軍政力量，幫東吳分擔曹軍的壓力，這樣東吳可以在東邊集中精力防守或者進攻，因此魯肅力主孫權把荊州借給劉備，劉備也主動到江東求借南郡，孫權就同意了。

不過，這個聯盟的基礎，是孫劉分別從荊州、揚州出兵攻打曹操。當劉備放著曹操不打，卻奪取益州成功，就讓孫權很不滿意了，尤其是在這之前劉備詭稱要保護同宗劉璋，阻止了周瑜西進益州，在奪得益州之後面對孫權索取南郡或次而索取長沙、桂陽等荊南諸郡的要求又完全無視，已經讓聯盟很難維持了。而孫權自己屢次北進又在合肥城下打出太多可歌可泣的戰績，致使劉備開疆拓土、野蠻生長的同時東吳幾乎沒什麼發展，對劉備的怨恨就更甚。

戰略態勢的變化是孫劉破盟的主因

當劉備在漢中硬碰硬擊敗曹操，而關羽又水淹七軍、威震華夏的時候，強弱已經在悄然發現變化，劉備已經超過曹操，成為孫權最大的敵人。這個時候劉備集團如果外交得力，或許聯盟還能維持一段，但是劉備耍橫在先，關羽傲嬌在後，聯盟就提前破裂了。

雖然劉備迫於曹操的壓力，歸還了湘水以東的長沙、桂陽兩郡，但一來那本來是東吳自己打下來的，劉備只是承認既成事實，談和後東吳還吐出了自己已經攻克的零陵；二來南郡是江南雄郡，其戰略地位與經濟價值就算長沙、桂陽兩個郡加起來也完全無法相比，所以在東吳看來自己還是吃虧的。關羽在水淹七軍之後，不顧東吳嫉妒，擅自奪取東吳湘關存糧來養活降兵，則更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東吳最終出兵襲荊州，殺關羽，又在夷陵之戰中大敗劉備的報復之軍，這一系列戰鬥讓雙方元氣都大傷，劉備早年聚集的能征善戰的部曲損失殆盡，蜀中統治不穩，孫權也損失慘重，在接下來曹魏的三路伐吳之戰中頹勢盡顯，若非朱然、朱桓等名將發揮出色，被曹魏一舉攻滅也不是沒有可能。可以說，從東吳偷襲荊州起，吳蜀兩國被曹魏吞併的命運就已經註定。

事後覆盤，從是非來看，劉備在赤壁之戰和南郡之戰中都有出力，借走南郡後也有力的幫東吳分擔了防務壓力，可以說久佔南郡並非全無道理，但是劉備藉此阻擋孫權西進，並且藉助佔據南郡的便利奪下益州，又不願採取妥當手段安撫孫權，尤其是任用的荊州主帥關羽對孫權百般欺凌，可以說劉備一方對於聯盟破裂還是有很大責任，而孫權的北伐戰績太感人，背盟偷襲在操作上太猥瑣，引起後人鄙視也是正常的。

王夫之認為，只有魯肅、諸葛亮能夠看清天下大勢，堅定不移的主導孫劉聯盟，而劉備一方的關羽、孫權一方的呂蒙等見不及此而貪圖眼前小利，劉備、孫權自己也不具備魯肅、諸葛亮的戰略眼光，不能信任魯肅和諸葛亮的戰略，最終導致吳蜀被曹魏及其繼承者西晉吞併，是歷史的悲劇。

從得失來看，東吳在北進和西進戰略中，因為自身陸戰乏力和劉備崛起導致戰略形勢改變，最終從最優的北進戰略改變為次優的西進戰略，雖然這一舉動令曹魏的統一幾成定局，但控制荊州尤其是三峽一帶也確實有意於東吳的國防，日後劉備攻吳的夷陵之戰和西晉攻吳的西陵之戰，都因為東吳掌握三峽而慘敗，可以說荊州延緩了東吳的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