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28年夏季的東陵盜墓案，是民國眾多盜墓案中影響最大的一件，也是民國留給後人的最大懸案。直到今天，究竟誰是盜墓真凶，仍然懸而未決。
孫殿英
東陵被盜，舉國震驚
清朝皇室的東陵位於河北遵化，在北京東北125公里，埋葬著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嬪。1928年7月中旬，看守乾隆皇帝裕陵和看守慈禧太后定東陵的陵戶幾乎同時發現，他們所值守的陵寢被盜，不僅地面殿宇陳設遭洗劫，而且墓道被炸開，盜墓者進入地宮，劈開棺槨，盜走了隨葬寶物。很快，相關消息在陵區傳開，有人趁亂混進兩座已被炸開的地宮去尋找盜墓者沒有拿走的寶貝，有些耳目靈通的珠寶商人也來到遵化收購東陵寶物。
東陵被盜的消息很快傳到北平，一位叫衡永的前清都統聽到傳聞，給遵化縣（今遵化市）知事蔣起雋寫信求證。蔣起雋接到信後立即派人前往查看，證實東陵確實被盜，便覆信衡永：東陵被盜嚴重，“尤以乾隆、孝欽後陵為甚，屍骨狼藉，慘不忍睹。”信中所說“孝欽後”指慈禧，因為慈禧諡號為“孝欽顯皇后”。
衡永接到蔣知事的覆信，意識到事態嚴重。當時清“遜帝”溥儀住在天津，北平有個辦事處。衡永立即向辦事處官員彙報，辦事處官員馬上向平津衛戍司令部報案。司令部總參謀長朱授光接到報案立即向總司令閻錫山彙報。閻錫山接到報告，迅速作出部署，一面令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派一個營的兵力守護東陵，防止再發生類似事件；一面指示對案件進行調查，並電告全國各地警察局、海關、檢查站，嚴密監視可疑人員與物品，必要時予以扣留。與此同時，南京國民政府也接到了案情報告，蔣介石親筆批示：“通飭所屬，一體嚴密緝拿，務獲究辦，毋稍寬縱。”在此期間，新聞界也對案件作了廣泛報道，一些小報小刊更是藉機捕捉奇聞，或乾脆編造故事以博讀者眼球。一時之間，東陵盜墓案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熱議的話題。
在各地軍警的嚴密監控下，案件偵辦很快取得進展。8月3日，北平警備司令部在一次突擊行動中抓獲了兩名從事非法珠寶交易的人，買家是北平琉璃廠尊古齋古玩店老闆黃百川，賣家是一個叫譚溫江的中年男人。軍警從譚溫江租住在北京飯店的房間中查獲了大量珠寶，經古玩專家鑑定，這些珠寶大多是乾隆、慈禧陵地宮隨葬寶物。後經報界披露，這個叫譚溫江的人是個軍官，職務是國民革命軍第五師師長。
譚溫江的落網及真實身份的暴露，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民國年間盜墓案頻發，有所謂“十墓九空”之說，但上層軍官參與盜墓實屬罕見。聯繫到此前東陵陵戶中的種種傳聞，說乾隆和慈禧陵是被當地駐軍用炸藥炸開的，不少軍官參與了盜墓行動。譚溫江的第五師不久前就駐紮在東陵附近，第五師師部設在薊縣（今天津市薊州區）馬伸橋，距東陵的馬蘭峪只有幾十里路。而且據一些陵戶講，第五師7月上旬曾進駐過馬蘭峪，而這段時間正是乾隆和慈禧兩大皇陵被盜的時間。於是，社會上要求徹查譚溫江及其第五師的呼聲頗為高漲。
譚溫江的第五師隸屬於第三集團軍第六軍團第十二軍，十二軍軍長孫殿英聽說譚溫江出事了，急忙讓祕書給第六軍團總指揮徐源泉寫了件呈文，詳細列出譚溫江的第五師自6月24日至8月3日，其間大約40天的駐紮地及其所執行任務情況，旨在說明第五師逐日逐項駐防、移防都是奉了上級命令，沒有擅自行事。那第五師進沒進東陵呢？進了，但不是去盜墓，而是去剿匪。據孫殿英在呈文裡講，有個叫馬福田的人帶著一夥土匪，打著奉軍某獨立團的旗號，進入東陵為非作歹，而且聽說要盜陵，所以譚溫江師奉命進入東陵去剿滅馬福田匪幫。幸賴全師將士剿匪大獲全勝，繳獲了不少戰利品，其中包括兩箱珠寶。譚溫江在北京飯店房間被北平軍警查獲的珠寶，就是那兩箱珠寶中的一部分。
孫殿英在將呈文交給頂頭上司徐源泉的同時，還讓祕書另外謄寫了一份交給《順天時報》全文發表，以正視聽。
孫殿英在呈文中提到的馬福田，是東陵一帶的土匪，原住東陵東溝村。1924年，奉系二十八軍來馬蘭峪招兵買馬，馬福田想著背靠大樹，便接受了招安，被委任為團長。但馬福田匪性不改，1928年初，奉系二十八軍戰敗東撤，馬福田率領一夥人脫離該部，進入東陵。這夥土匪有幾百人，有槍有炮有炸藥，完全有能力炸開皇陵地宮，盜走裡面的藏寶。孫殿英的這份呈文，把盜挖皇陵的責任推給了馬福田匪幫，有一定的說服力，至少能夠自圓其說。呈文見報後，輿論對譚溫江的批評與指責有所緩和。隨後，孫殿英又命令第五師師部將繳獲的兩箱珠寶加封、編號後送第六軍團指揮部，徐源泉又將其轉呈北平警備司令部。北平警備司令部接到送來的珠寶，認為譚溫江私自出售戰利品，做法雖欠妥當，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因為十二軍屬於“雜牌軍”，需要“自籌軍餉”，打了勝仗將戰利品賣掉買軍需、發軍餉乃是慣例。基於此，北平警備司令部通知十二軍軍部，為譚溫江辦了保釋手續，將人領了回去。
一場由高級軍官參與倒賣皇陵地宮寶物所引起的風波，經過孫殿英的一份呈文解釋，似乎有了平息之勢。
隨從兵招供，孫殿英受牽連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風浪起於青島。在天津開往青島的一艘叫“陳平丸”號的客輪上，有個叫王儀臣的探警盯上了兩個年輕人。這兩個年輕人一身鄉下打扮，舉止粗魯，卻出手闊綽。在天津港買船票時他們買的是高檔的二等艙票，在船上用餐花錢大手大腳，與他們的穿戴舉止很不相稱。而且這兩個人總是遠離人群，說話交頭接耳，大熱天還穿著長衣長褲，手還總捂在腰間，好像裡面藏著什麼寶貝。王儀臣根據種種跡象判斷，這兩個年輕人絕非善類。上船前他就給在青島警察廳做探警的哥哥王誠齋發了電報，請求在“陳平丸”號靠岸時派人協助檢查這兩個行跡可疑的人。王誠齋接到電報後，派出4名探警等候在碼頭，兩個年輕人還未下船，便被警察控制檢查。探警從他們的貼身衣袋裡搜出了1000多元鈔票、兩個金戒指，還有36顆珍珠。又在他們攜帶的行李中翻出了國民革命軍第十二軍徽章及槍藥子彈等物品，證明兩人是軍人，他們所服役的部隊是不久前駐紮在東陵附近的十二軍。隨後，兩人被押到青島市警察廳，由警察廳廳長王慶堂親自主持審訊。
在審訊室裡，兩位年輕人承認是十二軍的人，一個叫張歧厚，是軍部隨從兵；一個叫張殿元，是伙伕。他倆說，因為部隊發不了餉，便開小差，要回家種地。王慶堂問：部隊發不了餉怎麼還有那麼多錢？開小差回家種地還用得著買二等艙票嗎？兩人張口結舌回答不上來。王慶堂更加確信他們很可能牽涉進了某個大案，便加大力度，嚴加審訊。
二人畢竟年輕，頂不住壓力，張歧厚首先招供。他說：“我年23歲，安徽宿州人，從前在第六軍第二混成旅一團團部當隨從兵，以後又改編在十二軍軍部當隨從兵，軍長孫殿英。我們部隊駐薊縣一帶，於今年五月間，隊伍開至馬蘭峪打土匪，駐在東陵。是由軍長孫殿英領著兩旅人去的，人數不足。旅長有韓大保及柴旅長，於五月節前兩三天，由軍長下命令，叫工兵營用地雷將西太后及乾隆皇帝二墳炸開。當時我未進去，由軍長的人把著門，都是團、旅、營長們下去拿東西，別人不得進去。他們拿完了，到天明以後，我才去的。我這36顆珠子，就是在西太后的墳裡拾的。”他還說，從西太后的陵墓裡拿到這些珍珠後，覺得再跟著部隊打仗也無益，就在部隊轉移途中偷偷跑到了天津。在天津賣了10顆珠子，得了1200元錢，買了兩個金戒指、一隻手錶。然後由天津坐船來青島，準備再由青島坐船經上海，轉回安徽原籍。
當天，張殿元也招供了。但他沒說出什麼有價值的口供。只是說，聽了張歧厚的勸說，覺得在部隊當兵不發餉，還不如回家種地呢，而且張歧厚承諾，只要與他結伴平安到家，就可以從賣珠寶所得錢裡分一部分給他。
張歧厚的口供經報紙曝光後，輿論譁然。因為此前人們只知東陵裡的乾隆、慈禧兩大皇陵被盜，不知道盜墓者是誰。如今張歧厚的口供明白說出，裕陵和定東陵是十二軍軍長孫殿英率部盜挖的，而且從兩座皇陵地宮裡盜取寶物的事情，主要都是孫殿英部下軍官所為。
隨後一份來自東陵的呈文，進一步指證孫殿英所部盜挖了皇陵。這是東陵內務府旗人和鈞寫給貝子溥伒的呈文，呈文主要是揭露東陵守護大臣毓彭監守自盜，說毓彭身為護陵大臣，勾結當地旗人、陵戶及古玩商販，將東陵殿宇陳設、供品盜出販賣，謀取私利。然後講，孫殿英的部隊駐在馬伸橋，目睹毓彭監守自盜的情形後，“見利智昏，頓起禍心”，派其部下，假借剿匪名義，於五月十八日率隊分駐各陵。將裕陵、定東陵，用炸藥炸燬地宮，劈開棺槨，將裡面所藏貴重物品全數起出，隱匿盜賣，事畢返防。他在呈文中還特別指出：“現下各陵毀壞已極，裕陵、定東陵地宮先皇、先後御骸尚在暴露，悲慘情形筆難聲述。”和鈞在呈文裡所說的“五月十八”，是指農曆，公曆為7月5日，這與此前外間傳說的東陵被盜日期大體吻合。這道呈文經溥伒之手，迅速傳遞到溥儀的書案上。
調查組進東陵，十二軍官兵疑點多
當時溥儀正住在天津日租界張園，聞聽東陵被盜，如喪考妣。他命人在張園搭建靈堂和祭壇，供奉著乾隆和慈禧的靈牌，溥儀和家人素衣減膳，朝夕奠禮。溥儀還主持召開了一次“御前會議”，決定成立“詳查籌辦東陵被盜善後事宜小組”，前往東陵詳細調查皇陵被盜情形，並現場主持重新入斂安葬等事宜。善後小組由載澤、寶熙等遺老大臣組成。8月中旬，載澤、寶熙等人率領著隨員、僕從、官役等70餘人趕赴東陵。與此同時，南京國民政府派出了以劉人瑞為組長的東陵善後調查小組，河北省政府也責成駐東陵的河北第一林墾局參議杜孝穆，就地深入現場調查。三方人員齊聚東陵，他們勘察了裕陵、定東陵地宮被盜現場，走訪了周邊陵戶，蒐集了相關物證，然後分別向各自的上級彙報了調查結果。三個系統的調查儘管措辭有所不同，但結論是一樣的：認定裕陵和定東陵遭武裝盜挖，盜挖皇陵的是十二軍官兵，而不是什麼馬福田匪幫。
據調查揭示，譚溫江的第五師是7月2日進入東陵的，部隊一到馬蘭峪就與馬福田匪部交上了火，雙方打得很激烈，打了將近一整天。最終，譚溫江師大獲全勝。但接下來的事情就有些詭異，譚溫江打了勝仗並不急著班師回營，而是在陵區安營紮寨住了下來。這還不算，十二軍的另一位師長柴雲升也率部進了陵區。7月3日，陵區附近的東西溝村、大紅門外及馬蘭峪、葦子峪一帶很多地方，同時張貼出十二軍軍長孫殿英的佈告，大意說，本軍來馬蘭峪剿匪，賴官兵奮勇，將士用命，大部土匪已被剿滅，小股餘孽尚存，現正部署逐細查究，要求鄉親積極配合。從這天起，部隊開始在陵區周邊30裡內實行戒嚴，道路禁止行人、車輛通行，士兵在陵區內逐戶搜查，居民不準外出。
7月4日，據稱是十二軍第二營七、八兩連的士兵來到裕陵，要臨時駐紮在正殿及配殿等處，將在殿內值班的旗丁趕到附近被稱為“圈”的居住點。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定東陵，4日上午，幾個軍官模樣的人來到定東陵大殿，將守陵人趕走，說他們要在那一帶“放地雷”。
在守陵人被趕走的第二天，“地雷”開始炸響。先是在定東陵，隨後是裕陵，驚天動地，聲震山谷。周圍的居民都聽到了炸響，但由於四面放有步哨，禁止通行，沒有人敢外出觀看。
7月11日，十二軍“剿匪”結束，駐紮在裕陵和定東陵的部隊同時撤離。在部隊離開時，細心的陵戶注意到，不少士兵的鞋底粘有白灰，他們走過的道路上也留下了灰痕。陵戶們看後心裡嘀咕，這些士兵很可能進過地宮，因為當初修建皇陵時大量使用白灰，時間久了這些白灰會滲進地宮裡，在地宮地面形成一層灰膏，因此，凡是進過地宮的人鞋底都會粘上白灰。隨後，陵戶在裕陵和定東陵發現了被挖掘的大坑，雖然洞口經過了回填偽裝，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盜墓者打開的通往地宮的入口。於是，裕陵和定東陵被盜的消息不脛而走，緊接著便出現了當地陵戶、附近山民乘亂混進地宮，偷盜寶物的事情。
在國民政府善後調查小組和清室詳查善後小組的調查文件中，還引述守陵人的話，說孫殿英在皇陵被盜期間曾親自來過陵區“主持分贓”。這些調查結論披露後，再次引來輿論譁然，社會各界紛紛要求徹查此案，依法嚴懲盜墓罪犯。
軍事法庭審案，孫殿英未被起訴
在社會輿論壓力之下，最高當局決定儘快將東陵盜墓案納入司法程序。鑑於本案涉及多名現役軍人，且含高級將領，當局決定在北平成立陸軍高等軍法會暨軍事特別法庭專門會審此案。軍事法庭規格很高，由第三集團軍第一軍團長、河北省主席商震上將任審判長，另由全國四大集團軍各推舉一名中將擔任審判官。軍事法庭成立後，審判長商震令遵化縣負責緝拿盜陵案正犯，前段時間被保釋的譚溫江又被重新收押。
媒體對此案十分關注，審判長商震似乎信心滿滿，他給報界寫了份“安民告示”類的文稿。他說：“本會審對於陵案約分三步進行：第一步調查人證，第二步審問，第三步公判。”他還說，第一步、第二步時期由於案件偵破的需要，不得不依法保守祕密，到公判時期一定會邀請新聞界廣泛參與，“籍資鴻播”。他的話講得合情合理，讓不少關心本案的人也隨之信心滿滿。
來年4月20日，軍事法庭在平津衛戍司令部進行第一次預審，被告以十二軍官兵居多，包括譚溫江、張歧厚、張殿元等人，還有幾名古玩商人和東陵陵戶。由於預審是不公開進行的，媒體報道不多。此後又進行了多堂預審，據說形成了多達18卷的案件卷宗。至6月8日，法庭進行最後一次預審，還讓譚溫江與張歧厚兩位被告當庭對質。譚溫江堅稱自己所持珠寶為剿匪所獲，面對張歧厚的對質則以沉默應對。
預審結束後，經審判長、審判官反覆權衡，形成了一份正式判決書。從當年的新聞報道中可知，判決書將案件定性為：“遵化縣駐軍勾結守陵滿員，將順治、乾隆、慈禧各陵盜掘，竊盜贓物。”這個定性有些模糊，因為當時的遵化駐軍很複雜，十二軍駐紮過，奉軍也駐紮過，還有其他一些雜牌軍也時駐時走。所以不能說法庭認定盜陵為十二軍所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軍事法庭的歷次預審中，孫殿英都沒有出庭。他不是被告，從當年為數不多的新聞報道來看，法庭預審中也沒有涉及他的問題。判決書雖然沒有對外公佈，但既然孫殿英不是被告，判決書裡肯定不會有對他的判決。
我們今天重新審視當年的辦案過程，法庭不審孫殿英有表面和深層兩方面的原因。從表面上看，不審孫殿英是因為缺乏有效證據。雖然國民政府善後調查小組和清室詳查善後小組的調查文件中都說孫殿英去過盜墓現場，還主持了分贓，但這些說法都引述自守陵人，而守陵人並未在分贓現場，是根據傳言作出的猜測。這樣的指控很難被法庭採信。還有那個叫張歧厚的士兵口供。他雖然交代說是孫殿英下令炸開的乾隆和慈禧陵，但他本人並沒有進地宮，也沒說明他是在什麼地方聽到或看到了孫殿英下達的命令，或者是聽了別人的轉述。而且他說孫殿英是在“五月節前兩三天”下令炸開的乾隆和慈禧陵，時間也不可信。所謂“五月節”是指端午節，那年的端午節是公曆6月22日，在此之前的兩三天，孫殿英部還在天津近郊，不可能有下令炸開皇陵的事。至於其他的民間傳聞，就更加不足為憑了。從這個角度講，法庭不審孫殿英並無不妥。
以上只是表面上的原因，至於深層次原因就要複雜得多了。當時國內戰雲密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四大巨頭正蘊釀著一場大規模戰爭。在這樣的節骨眼兒上，誰也不肯得罪像孫殿英這樣擁有重兵的人。特別是閻錫山對查辦此案更沒有積極性。因為孫殿英的十二軍歸他的第三集團軍管轄，萬一軍事法庭審出十二軍在軍長率領下全軍參與了盜墓行動，會讓他這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臉上無光。審判長商震是閻錫山的親信，明白閻長官的這點兒心思。所以他主導的軍法審判，儘可能地大事化小，不僅孫殿英沒有被起訴，最後的判決書也寫得含糊其辭。
就是這樣一種“大事化小”、含糊其辭的判決結果，在當年也很難被各方接受。判決書送到南京軍政部軍法司後，就泥牛入海，再無消息。隨後中原大戰狼煙遍地，孫殿英率領所部追隨閻錫山與蔣介石的中央軍作戰，商震投桃報李，釋放了羈押中的譚溫江。此後這個案子再未進入司法程序，一個原本不難審清的案子，就這樣成了歷史懸案。
孫殿英之責任，至今不明不白
東陵盜墓案剛發生不久，就有人在報紙上發文章，說孫殿英是盜墓正犯。小報小刊更是有滋有味地描寫孫殿英如何盜墓，慈禧太后如何“詐屍”，孫殿英的部下如何在地宮槍戰等等，說得有鼻子有眼，就是沒有根據。雖然後來軍事法庭審案不了了之，但民間傳說仍在繼續，只是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對這件事的興趣漸漸消解，各種議論也就越來越少了。
1947年，孫殿英在與解放軍作戰時戰敗被俘，在接受訊問與教育時，沒有人與他談東陵盜寶的事。曾有記者採訪過他，事後還寫了篇抒發感慨的文章，也沒有講東陵盜墓案。另外，第五師師長譚溫江獲釋後離開軍界，在天津做起了寓公。新中國成立後，他當過某公園的園長，還當選為天津市政協委員，但關於東陵盜寶的案子，未見留下隻言片語。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隨著歲月流逝，人們對這件事的關注度已大為降低。1947年秋孫殿英去世，1969年譚溫江去世。隨著這些關鍵當事人的相繼去世，也讓事件真相變得更加難以理清。
1978年、1979年，清東陵裕陵、定東陵地宮相繼對外開放，大清皇家地下宮殿的宏大氣勢與富麗堂皇深深震撼了遊客，兩座地宮曾經歷過的浩劫也令遊客扼腕嘆息。經過導遊繪聲繪色的講解與媒體竭力渲染，發生在幾十年前的那場盜墓案再次成為人們的熱議。隨後，一些所謂“知情者”紛紛寫出回憶文章，這些回憶提供了不少人們以前未曾聞、未曾知的細節，也增加了人們誤解歷史的概率。因為有些回憶弔詭離奇，還有些回憶與幾十年前小報小刊上的描寫及民間傳說相似。
按照這些回憶的說法，當年的盜墓案由孫殿英親自策劃並組織實施，案發前他召集幾個師長、旅長及其他親信開了個“戰前動員會”，宣佈了若干注意事項，主要是保密，還有不許私藏寶物等等。乾隆和慈禧陵地宮被炸開後，孫殿英親臨現場主持盜取寶物。從皇陵盜出的寶物後來被集中存放在孫殿英的軍部裡，由孫殿英主持論功行賞。還有人回憶說，孫殿英盜得寶物後大肆行賄，行賄對象包括眾多黨政要員，這才使得孫殿英逃過了法律追究。這些回憶沒有任何歷史文獻及實物佐證，令人真假難辨。
問題的焦點集中在孫殿英身上。儘管有大量的書籍、文章稱孫殿英為“東陵大盜”，但至今未見有人拿出孫殿英與東陵盜墓案直接相關的證據。就現有證據而言，一不能證明案發前孫殿英參與了謀劃，二不能證明案發時他到過現場，三不能證明案發後他擁有過東陵寶物。
還有兩個與孫殿英是否為“東陵大盜”直接相關的問題：第一，乾隆和慈禧陵寢地宮中藏有不計其數且價值連城的寶物，“東陵大盜”應當很富有，但從我們已掌握的資料看，孫殿英的部隊並不富有，不僅裝備很差，還常常發不出軍餉，這一點在東陵盜寶案發生前後沒有任何變化。第二，東陵盜寶案對孫殿英的個人及家庭生活沒有影響。沒有證據顯示孫殿英曾持有或佩戴過東陵寶物，1947年孫殿英被解放軍俘虜時身上也並沒有東陵寶物。另據他的家人回憶，他的太太、兒子誰都沒有見過任何東陵寶物。
孫殿英部下可能有人蔘與了東陵盜墓。至於他本人在案件中應當承擔什麼責任，是疏於管束，還是縱容包庇，抑或幕後黑手乃至現場指揮，這些都有待於我們進一步挖掘資料，查找證據。
責任編輯 李彥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