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祕綏化清代被流放的人'

流人，是指被流放的人，犯人的一種，流放是古代刑罰的一種類型。流放的人中，有反抗滿清壓迫而起義的回教徒，有反清復明的前朝遺老，有追隨三藩叛亂的通謀人，有為官不正、或失職得咎、或瀆職得罪、或官場角鬥失寵的官員，也有因科場案、文字獄而獲罪的文人雅士。流放王朝的罪人，是清朝的《大清律》中笞、杖、徒、流、死等五種刑罰之一，流人近的發2000裡，遠的可發至4000裡。

中原大地出山海關外，東北寒帶地區，荒涼偏僻，原始未鑿，人煙稀少，從瀋陽直到黑龍江的齊齊哈爾和璦琿，遂被劈為流徙要地。盛京、寧古塔、伯都納、黑龍江等，這些都是當時著名的流放之地。

那麼，綏化清代流人是什麼情況呢？我們就請綏化清史專家、民革綏化市委副主委韓鵬宇給您揭祕綏化清代的流人。

遼代，定都上京（今赤峰市），人口向四周擴散，東部延伸至今黑龍江地域（主要位於今泰來縣）。當時的黑龍江人口，除原住民外，多為契丹南下掠奪的中原人口。他們被稱之為“生口”，作為戰利品賞賜給貴族。這些人口具有“流人”的一些特點，例如離家千里之外、被貶為奴等，但因其沒有固定的駐守場所，嚴格意義上還不能算作“流人”。此時的綏化地區，屬前渤海國時期的渤利州地域，因被契丹所滅，本就地廣人稀的地域人口更加稀少。考古可證，綏化市附近只有肇源發現有兩座遼代古城（剎什海城、烏拉爾基城）。因此，這個時期，綏化地域絕大部分區域屬於只有原住民遊牧的地域，並無流人。

金（元）代，女真族崛起，定都上京會寧府（今哈爾濱市阿城區），由於綏化地域距離會寧府很近，人口自然向綏化地域發展。雖然罕有文獻記載，但從已發現的30餘座金代古城遺址來看，綏化地域在此時期，曾有數十萬人口居住。他們重點分佈在呼蘭河兩岸，其中蘭西縣泥河左岸的郝家子城、青岡縣通肯河右岸的後管家城，可能是金代一級城市猛安城（相當於今天的北上廣）。上京路與蒲與路之間是一條重要交通要道，沿途有軍事駐防。金代的軍事駐防，有建城駐防的特點，比軍事駐點規模大得多，這些軍事駐防的城一般被稱作“驛站城”。在這條路徑上，明水縣的通泉城、對面城、民政城、繁榮城和青岡縣的何小懷城、隆勝城都是驛站城。金代把俘虜的宋朝中原人口多流放至冷山（今五常）、五國城（今依蘭）、會寧府（今阿城）等地，悲催的宋徽宗、宋欽宗兩位皇帝就是最典型代表。雖然目前尚無文獻可證，此時期綏化地域有流人，但眾多驛站城的存在，不排除有流人被充斥到城內駐防的可能性，且這種可能性通過觀察冷山、五國城、會寧府的流人流放可反證這種推斷的合理性。綏化地域最早有流人出現，應該就從金（元）起算。

明代，黑龍江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司之下設立衛、所。《明史》記載有衛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此時的黑龍江在經過遼、金兩代的發展後，人口得到顯著增加。而此時的綏化地域，分屬兀者衛（北林、蘭西東、慶安西）、兀者右衛（青岡、望奎）、兀者後衛（海倫、綏稜西）、塔山衛（蘭西、肇東）、納刺吉河衛（慶安、綏稜南）、阿者迷河衛（綏稜東）、朵顏衛（明水、安達西）。生活在這片地域的主體是女真族各部落，他們後來成為海西女真的主體，形成與建州女真、野人三足鼎立之勢。明代初期、中期他們臣服於明王朝，以納貢的形式表示對中原文明的渴望，這實際是對中原文明的窺測，直到努爾哈赤起兵，並最終走出東北，定鼎中原，完成了北方遊牧民族一統江山的偉大夢想。此時期的流人多被流放至三萬衛（今遼寧省開原市），海西女真最後因無法忍受來自西北部蒙古兀良哈、韃靼、瓦刺三部的襲擾，加上明朝對女真的招撫政策，陸續南遷至遼河附近。這導致綏化地域人口銳減，直至清光緒年間，闖關東移民回填綏化地域。所以，明代雖然有流人制度，對於綏化地域而言，非流放地域，而金代流放到綏化地域的中原人口也隨著歲月的發展逐漸被同化，最終成為女真族群的組成部分。

清代黑龍江境內大抵有10條驛道，約1萬多裡，近150個驛站，屬於現在黑龍江境內的有6000多裡，近100個驛站。這些驛站以雅克薩戰爭初為發端，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黑龍江將軍移駐齊齊哈爾城，這是一個基於戰事緊急設立驛站的歷史時期，近30年的時間，密集地設立了黑龍江城至北京的驛站。從康熙三十八年起至光緒末年，黑龍江再無大的戰事，驛站隨即進入到二百餘年的漫長髮展時期。

清代，綏化地域的驛站有兩處，均位於烏蘭諾爾（今肇源縣新站鎮）至呼蘭城這條線路上，設立時間雍正十三年（1735年），這條線路為北起齊齊哈爾城南至吉林烏拉線路上的一個延伸。以烏蘭諾爾為起點，向東北方向至呼蘭城，設6個驛站（新安、巴彥蘇蘇後增設）。這6站分別是博勒集哈、察布齊勒、俄多勒圖、布拉克、扎喀和碩、呼蘭，其中布拉克（肇東市四站鎮）、扎喀和碩（肇東市五站鎮）兩個驛站位於肇東市。

當時除齊齊哈爾城外，其他地域包括黑河、墨爾根（今嫩江縣）、布特哈（今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呼蘭等地逐漸人煙興盛繁庶起來，為了促進呼蘭城與齊齊哈爾城的交流，卓爾海將軍所以於雍正十三年開闢了這條線路。

驛站有兩種類型，額設驛站和駐兵驛站。額設驛站有固定人員、編制、經費，沒有駐防軍事力量。駐兵驛站為軍隊駐防，人員、編制、經費由軍隊統籌，主要負責傳遞軍事信息，隸屬副都統衙門（黑龍江將軍治下二級行政軍事指揮機構）。肇東市的布拉克、扎喀和碩兩個個驛站屬於駐兵驛站。

根據《欽命鎮守黑龍江等處地方將軍文緒、齊齊哈爾城副都統祿彭，諮兵部驛站細冊》的記載，驛站的最高官員稱站官，由部隊領催擔任，屬於九品之下的無品級官員。每臺領催委官一名，差丁十名、馬五匹、牛五隻。”照此計數，公職人員人數為11人，工資的規定是“差丁每名月給津貼錢二吊”。

日常辦公耗損，例如“馬匹，每馬月支草豆銀五分，馬匹每年按十分計算，例準倒斃三分，每馬補買價銀九兩。”“牛隻每年按十分計算，例準倒斃一分八釐，每牛補買價銀七兩。”“每臺每年應領燈油九十斛，每斛銀七分，計用銀六兩三錢”。

驛站職能，一是傳遞日常公文、奏摺；二是傳遞軍情；三是運送武器、貢品、軍餉、郵件。

驛站人口，光緒五年（1879年），《黑龍江地區各驛大小丁口數（滿文）》中記載，“布拉克驛，該驛現有戶一百零四，男丁三百零五，婦二百二十六，男童一百二十，女童一百零五。以上，共有大小丁口七百五十六。”11名公職人員，對應家屬有756人，顯然包括的不僅有家屬，更多的應是流刑的勞役人員。

光緒五年，《黑龍江地區水師營及各驛新舊漢人戶口冊（滿文）》稱：“布拉克驛，該驛現有戶三十七，舊漢人二百四十九，新投漢人十二。另，已故舊漢人十一。以上，由委領催鳳金保呈。”“扎碦和碩驛，該驛現有戶二十一，舊漢人一百六十六，新投漢人六。另，已故舊漢人六。以上，由委領催楊茂林保呈。”這個記載說明了為何布拉克驛人口如此之多，原來除了家屬外，還有漢人來投，這個漢人應該就是闖關東的“流民”。“扎碦和碩驛，該驛現有戶四十五，男丁二百零七，婦一百五十七，男童一百，女童九十三。以上，共有大小丁口五百五十七。”兩臺共計人口1313人，這個人數，密集的居住，已經是屯的雛形了，足見驛站也是黑龍江城鎮發展的主要發源地之一（其餘還有戍邊軍屯、闖關東窩棚、馬架子房等）。

《龍城舊聞》有明確記載：黑龍江的“站丁系雲南產，以吳三桂叛故謫允山海關外，旋由關外各站調撥來江。“屯丁，清康雍間，遣戍罪人分配各城，設屯耕墾，供給兵食，名曰官屯”。生活在肇東市四站鎮、五站鎮的流民，其祖先凡雲南籍，大抵是吳三桂部隊兵及隨軍家屬。他們多來自雲南省大理府下轄諸縣，先流放至山東省各府，後至黑龍江。

流人傳遞公文、軍情、郵件的過程本身即是清代驛站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站官亦稱“千爺”，公文自上一站傳遞至此，千爺登記，填寫排單，檢查將軍火票（憑證）和裝有文書的封筒、夾板是否破損，並蓋站印圖記。當值站丁備好馬匹、乾糧、武器、關防，穿上專用的坎肩兒，或“馬上飛遞”縱馬急馳或“附驛轉遞”趕牛車押送。從雍正十三年起算至今，四站鎮、五站鎮已擁有284年的悠久歷史，驛站是清代政令暢通的根本保證，流人在其間做出了重要的歷史貢獻。

雲南籍流人中多以白族為主體，肇東市四站鎮、五站鎮流人的後人中仍有保留有部分白族的文化傳統。白族有自己的語言，和北方官話發聲略不同，雖有一定的融合，但有其特點。今天如果你到四站鎮、五站鎮，仔細聆聽一些人的語言，就會發現他們的舌尖前後音不分，後音常發前音，上聲音偏多。流人的飲食因其工作性質而具有快捷性的特點，臘肉、馬肉乾、煎餅、油餅、飴鉻等食物至今廣為流傳。流人通常同宗同姓不通婚，兒女成婚後，不與父母同居；婦女通常不裹腳，從小學習針線活、做鞋；喜歡穿坎肩兒；內衣和襪子通常為白色，這些白族的民風民俗至今可見端倪。

流人在漫長的歷史演進中，既有其保持一定獨立性的特點，同時又有著與漢族文化相融合的特點。兩者並非獨立平行的兩條線，而是最終融匯在一起。清朝滅亡進入民國後，雲南籍流人由於驛站不復存在，迫使他們由流人的身份轉變為農民，這極大地擴充了他們的生存空間。本是兩個不同的族群由於共同生產生活在一起而逐漸擁有了共同的民族意識，相互借鑑與學習，尤其是流人向漢人學習成為生存的必然要求。在這種融合中，的確有著流人傳統民風民俗的衰解，但同時也有著相互尊重，接受並保護對方，尤其是漢人刻意保護流人傳統習性的行徑廣泛存在，才使得流人作為傳統地域文化、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尚不至於真正消亡。

綜上所述，肇東市因為清代“扎喀和碩”、“布拉克”兩個驛站的存在，客觀上存有內容豐富、歷史悠久的流人文化。它的出現，很好地證明了綏化市作為黑龍江地域的重要城市，擁有著非常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顯然，這對於綏化市的發展、文化的繁榮有著積極而深遠的意義。

文/ 本報記者 楊成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