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書、祥瑞一類把戲在中國史上並不少見，但像宋真宗這樣親自策劃、製造的倒也不多。
平心而論，真宗算不上是昏君或暴君。在對抗遼國入侵時他雖然沒有完全採納寇準的意見，畢竟還親征前線，比以後宋徽宗在金軍進攻時望風而逃、宋欽宗一味求降要強得多。
天書運動的真正導演是奸臣王欽若，他在遼軍入侵時曾主張遷都金陵（今南京市），被遣往天雄軍（今河北大名縣）駐防後，在強敵面前只會緊閉城門，修齋誦經。
他對敵國束手無策，侍奉皇帝、打擊政敵卻遊刃有餘，而真宗嚴重的虛榮心使他有了可乘之機。
本來，澶淵之盟被視為宋朝的勝利，力主御駕親征的宰相寇準在真宗心目中是大功臣。可是王欽若卻大進讒言，說這是“以萬乘之尊為城下之盟”，而寇準是將真宗當作賭博的“孤注”，不顧皇帝的死活為自己撈取名利。
這一招果然有效，從此寇準聖寵日衰，不久被降職為地方官。自從聽了王欽若的話，真宗將澶淵之盟視為奇恥大辱，卻又沒有挽回面子的辦法，於是王欽若獻計：“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
封禪必須要有“天瑞”，但既然以往就有“以人力為之者”，那麼只要真宗“深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
他還進一步讓真宗“解放思想”：“陛下以為《河圖》《洛書》真有其事嗎？無非是聖人利用神道設教罷了。”當真宗問直學士杜鎬《河圖》《洛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時，這位飽學的老儒也如此回答。
但真宗還怕宰相王旦會反對，讓王欽若去做說服工作。在得知王旦願意順從的信息後，真宗親自召王旦歡宴，散席時又特賜酒一樽，讓他帶回去與妻兒同享。王旦回家後發現，樽中裝的竟全是貴重的珍珠，他明白了皇帝的真意，更不敢再有異議了。
至此，王欽若的奸計得售，達到了排斥寇準和擺佈真宗的雙重目的。真宗在向全國臣民撒下了天書降臨的彌天大謊後，就像染上毒癮一樣，再也無法自拔，只能按照王欽若的導演不斷地表演下去。
他既需要欺騙臣民，也需要欺騙自己。以萬乘之尊，他絕不會有承認錯誤的勇氣。相反，在王欽若之流製造的祥瑞遍全國、頌歌響天下的狂熱中，真宗“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的虛榮心似乎真的得到了滿足，陶醉在虛幻的“大好形勢”下。
其實，直接參與王欽若陰謀的人極為有限，多數大臣只有附和而已，但首相王旦的態度卻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真宗最擔心的是王旦的反對，實際要是王旦能與平時一樣堅持正確立場的話，這場鬧劇確實是演不成的。
王旦的出身、經歷、能力、品行可以說是完美無瑕的。他出生在一個三代仕宦的家庭，父親王祐是宋初名臣。王旦二十三歲進士及第，出任知縣，仕途平穩，二十一年後升至參知政事，連續當政十八年。生前位極人臣，死後也備盡榮哀，以後還被配享真宗廟廷，所立碑上由仁宗御筆題為“全德元老”。
真宗親征澶州時，留守開封的雍王元份得了急病，王旦奉命趕回代理留守。臨行時他要求真宗召來寇準，並提出：“要是十天之內未得到捷報，我應該怎麼辦？”真宗沉默了好久，才說：“那就立太子為帝罷。”王旦敢於向皇帝提出如此敏感的問題，足見他的無私無畏。
果然，他回首都後直接進駐皇城，嚴密封鎖消息，直到歡迎真宗回京時，家人才驚奇地發現他居然是從城裡出來的。
他深知寇準的忠直，儘管寇準一直在真宗前說他的壞話，他卻總是讚揚寇準。真宗感到不解，王旦說：“我任宰相日久，政務上的缺漏必定很多，寇準對你一點不隱瞞，更說明他對陛下忠誠，所以我更器重量他。”
寇準被罷相後，託人向王旦要求使相一職，王旦驚奇地說：“將相的職位豈能自己要求？我不接受私人請託。”寇準十分忿恨。
不久任命下來，竟是有使相一職的，寇準向真宗謝恩，說都是陛下的恩德，真宗告訴他是王旦舉薦的結果，寇準深感慚愧，慨嘆自己遠不如王旦。
寇準到任後過生日時大擺宴席，平時也超標準地享受，被人告發，真宗大怒：“寇準什麼事都學我的樣，這還了得！”如果有人稍加發揮，這完全夠得上大罪。王旦卻不緊不慢地說：“寇準人倒是賢能的，可就是呆得沒有辦法。”真宗的氣消了，也就不再追究。
而對王欽若這樣的奸臣，王旦力勸真宗不要任命他為宰相。直到十年後王旦逝世，王欽若才如願以償。但他對王欽若也留有餘地，當王欽若因與人在真宗面前爭吵，引起真宗憤怒時，王旦並沒有落井下石，而是勸真宗按正常途徑處理。
雖然王旦不得不帶頭慶賀天書降臨，但對那些借獻祥瑞鑽營的人卻不屑一顧。當陳彭年通過副相向敏中送上一篇文章，王旦不看一眼就用紙封了。向敏中請他看一下，他說：“還不是想通過獻祥瑞往上爬。”
太監劉承規深受真宗寵幸，臨死時請求封為節度使，真宗對王旦說：“要不他死不瞑目。”王旦卻不為所動，反問道：“要是以後有人要當樞密使（國防部長），怎麼辦？”真宗只得作罷。
王旦家中經常賓客滿堂，卻從不接受私人請託。他了解了值得推薦的人後，總是祕密報告皇帝，即使被採納後也從不聲張。直到他死後史官修《真宗實錄》，才從檔案中發現很多官員都是他推薦的。
諫議大夫張師德是新科狀元，兩次上王旦門都未見上，以為被人家說了壞話，託向敏中向王旦解釋。當討論任命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令）一職時，王旦說：“可惜呀！要不該是張師德的。”
原來王旦一直在皇帝面前稱讚張師德，但見張師德兩次上門，很不以為然，說：“中了狀元，本來就前程無量，應該耐心等待。要是大家都靠走門路，沒有門路的人怎麼辦？”他不顧向敏中的一再請求，還是決定暫緩提升張師德，“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王旦的政治技巧也可謂爐火純青。他到兗州執行公務，太監周懷政同行，想找機會與他見面，他必定要等隨從到全，穿上公服在辦公室會見，談完公事後就退場。以後周懷政因罪被殺，大家才佩服王旦的遠見。
一次發生蝗災後，有人拾了死蝗蟲報告真宗，真宗給大臣看了，第二天大臣們就帶著死蝗蟲要求在朝堂展覽，然後率百官慶賀蝗災的結束，只有王旦堅持不同意。過了幾天各地上報，說飛蝗蔽天，真宗看著王旦說：“要是真讓百官慶賀了，豈不讓天下人笑話？”
一個算命人因為對宮內的事說三道四被殺了，在抄他家時發現了大批官員向他問吉凶的信件。真宗大怒，要御史立案追查，王旦說：“這是人之常情，再說他們也沒有談公事，算不上犯罪。”
真宗的氣還不能平息，王旦就拿出自己問過卦的紙來說：“我年青微賤時也不免問過卦，一定要處罰，就將我送監獄罷。”真宗說：“此事已經揭露了，總得有個交代呀！”王旦說：“我作為宰相是要執國法的，豈能自己犯法？希望不要聲張出去讓別人抓把柄。”
真宗礙著王旦的面子，答應讓王旦處理。王旦回到辦公處，立即將這些材料全部燒燬。果然真宗又改變主意，派人來取，卻什麼也沒有得到，有關官員因此而逃避了一場災難。
王旦敬重寡嫂，與弟弟王旭極其友愛，子女的婚姻不講門第。平時生活儉樸，用的衣被都是極普通的。他從來不買田置宅，認為子孫應當自立，否則有了田宅，反使他們爭奪出醜。真宗覺得他的住宅太差，要替他裝修，他說這是先人的故居，不能改變。
他對家人從不發怒，飲食不乾淨或不合口味，只是不吃，卻不怪罪。家裡人試他，故意在肉湯中放了點墨，他就只吃飯，說今天正好不想吃肉。下一次又在飯中放了些墨，他又說今天不愛吃飯，給我做些粥吧。
可見王旦完全夠得上一位不可多得的賢相，不愧為道德的典範。王旦順從真宗，為偽造的天書圓謊，並不是識不破王欽若的陰謀，更不是貪圖一樽美珠，而是不敢與“最高指示”對抗。
他可以千方百計化解真宗的怒氣，保護寇準和其他官員；也可以巧妙地抵制太監的非分要求，拖延執行皇帝隨心所欲的決定；但一旦意識到已經無法改變皇帝的決心時，就再也沒有勇氣不表示順從了。
固然，我們可以指責王旦的私心，但在專制君主的統治下，要求臣下揭露皇帝制造謊言實在是難乎其難，何況皇帝說的謊正是他本來就應該有的“天命”！
王旦為自己的失足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從此他只能一次次帶頭歡呼慶賀，一次次奉著偽造的“天書”主持各種大典。
他的良心受到強烈的自責，常常悶悶不樂，臨終時給兒子留下遺囑：“我沒有其他過錯，只有不勸阻天書這件事，是贖不了的罪。死後要剃掉頭髮，穿上黑衣服（僧服）下葬。”
他是有自知之明的，知道逃脫不了歷史的評判。但宋朝社會付出的代價更加沉重，可以想象，這樣大規模的巡遊、慶祝、祭祀、建築耗費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這樣狂熱的運動又給社會留下了多少創傷？從這一角度，我們是無法為王旦開脫的。
比起王旦來，寇準的失足更不光彩。他受王欽若排擠後當了十三年的地方官，再也耐不得寂寞了。天禧三年（1019年），巡檢朱能與太監周懷政勾結，謊稱在乾祐山發現了天書。
乾祐山就在寇準的轄境，他女婿王曙與周懷政關係密切，勸寇準與朱能合作，寇準就將天書降臨的“喜訊”上報朝廷，因而得到真宗的好感。
王欽若罷相後，寇準馬上獲得了代理宰相的任命。當時有人勸寇準：“你的上策是到達首都附近後堅決稱病要求改任地方官，中策是入朝廷後就揭發乾祐山天書的騙局，最下策是再當宰相，這會毀了你一生的聲望。”
但擋不住宰相的誘惑，寇準將寶押給了朱能和周懷政。一年後，寇準受丁謂陷害罷相。一個月後，周懷政在權力鬥爭中被殺，丁謂與皇后揭發了朱能偽造天書事件，寇準被貶相州（今河南安陽市）。
接著，朱能拒捕後自殺，寇準又被貶到道州（今湖南道縣），真宗死後更被貶到了雷州（今廣東海康縣），一年多後死於當地。
本來，受丁謂這樣的奸臣排斥會受到輿論的同情，但與朱能偽造天書聯繫起來就成了寇準洗不清的汙點。
或許有人要為寇準辯護：上報天書無非是隨大流，目的是復出，以便重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只要目的高尚，手段不妨卑鄙。
我不想對寇準的政治倫理作出價值評判，但試問，要是他不與朱能之類劃清界限，政治上還能有什麼作為？他復出後一年就再次下臺，不是很好的證明嗎？
在君臣上下喪心病狂時，知識分子的良心並沒有完全泯滅，依然有人公開批評真宗的行為。當天書降臨，百官爭言祥瑞時，龍圖閣侍制孫奭卻對真宗說：“我聽過一句話：‘天何言哉！’天連話都沒有，豈會有書嗎？”
真宗決定祀汾陰後，孫奭上疏，從八個方面提出了反對理由。他一針見血地揭露群臣的醜態：“現在見一隻野雕、山鹿就當成祥瑞奏報，秋天旱災、冬天打雷也要作為吉兆稱賀，背地裡說怪話取笑的人有的是。”他甚至將真宗與同樣封禪泰山、祀老子的唐明皇相比，勸真宗吸取唐明皇的教訓，“早自覺寤”，“無為明皇不及之悔”。
其他如王曾、張旻、崔立、張詠、任布等也都提出過各種反對意見。王曾還拒不接受“會靈觀使”的任命，真宗責問道：“大臣應該傅會國事，為何竟不合作？”王曾的回答是：“皇帝聽意見稱為明，臣子盡忠心稱為義。我只懂得義，不知道什麼合作不合作。”他因此而丟了副宰相的官，卻沒有改變初衷。
儘管他們沒有能夠阻止這場鬧劇，但顯示了知識分子的良心和人格。
孫奭等人幸而生在優容士大夫的宋朝，真宗也還有一點容納不同意見的雅量，所以至多隻是罷官降職。要是生在明朝，少不了會被拉到午門外打一頓屁股，或許會被活活打死。要是遇到一位暴君，必定會有殺身之禍，說不定會殃及九族。但即使如此，不也還是有人在說真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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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和近事》葛劍雄，九州出版社
本書是葛劍雄先生的名作之一。書中既有事關中國歷史地理和統一與分裂話題的文章，又有讀書尤其是讀史書的札記或感想；既有對師輩的回憶和懷念，又有對社會熱門話題的直陳己見；還有若干篇什，以專業背景，談論人口、移民和環境等世人矚目的問題。全書不乏學術性，又接地氣，內容精湛，視野開闊，歷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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