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中國曆朝歷代都有。因為常年處於皇帝身邊，歷代帝王對於這個群體，相較臣僚更加信任。同時，帝王們為了“拉一派打一派”，搞政治平衡，更加會利用宦官作為“摻沙子”制衡大臣這個政治工具。在“挖牆腳”，“甩石頭”的政治鬥爭中，成功的維護了皇權。不過，凡事都有兩面，宦官固然可以幫助帝王達到政治目的，同時也會帶來政治危機，譬如，“閹宦之禍”就伴隨中國王朝更迭長達幾千年，一直不絕。
“閹宦之禍”雖然歷代都有，但是各朝卻也並不相同，有輕有重。有的朝代較重，例如漢朝和明朝；有的朝代較輕，例如宋朝與清朝。清代著名史學家、詩人趙翼曾經在《廿二史札記》中寫道：“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宦官權力大盛的時候，“竊官爵，盜財賄，乘勢使氣，為朝野之患。”他們“威權日熾，凌轢重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賄成”。手握重拳的宦官不僅凌駕於朝廷將相之上，甚至連皇帝的廢立生死也操之在手，所謂：“萬機之予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
宋朝與清朝固然也有宦官干政，但是無一例外都未成氣候。如果將宋朝的宦官與唐朝後期比較，唐代後期，皇帝和大臣剷除專權宦官的圖謀幾乎全部失敗，宦官卻能夠“易置人主，誅夷大臣”。整個唐朝，由宦官擁戴後登基的有七人，而被宦官殺害的更是多達三人。到了北宋時期，宦官再也沒有如同唐代那樣的動輒廢立皇帝，誅殺大臣，即使偶然有極少數的宦官企圖如此做，但都是無一成功，最後受到了朝廷嚴厲的懲罰。宦官王繼恩在宋太宗病危期間，串通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企圖擁立已經被廢為庶人的宋太宗長子趙元佐這個精神病患者為皇帝。被號稱“大事不糊塗”的宰相呂端得知後，立即予以制止。結果，王繼恩等人紛紛被貶黜和流放。宦官周懷政在宋真宗患重病期間，也同樣夥同一幫人，企圖殺掉當時的宰相丁謂，擁戴太子趙禎當皇帝，然後將宋真宗變成傀儡的太上皇，接著廢掉宋真宗劉皇后為庶人。宰相丁謂事前得到了密報，在宋真宗和劉皇后的支持下，先下手將周懷政緝拿並予以斬首。
如果宦官之禍僅僅包含廢立皇帝，誅殺大臣等政治野心，那麼宦官之禍就在北宋基本不存在，或者更準確點說，至少沒有成功。至於童貫後來被治罪，搜查其住宅發現有“非法之物”，這也更多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童貫固然罪有應得，但是說他推翻“趙家”天下，想做個閹人皇帝，本來就是一種絕不能實現的奇談。
北宋的“閹宦之禍”之所以少，按照《宋史》的說法是：“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唐朝後期的宦官權力太大，甚至自稱為定策國老，稱呼皇帝為門生天子的做法，導致政治上弊端重重。
宋朝建立後，宋太祖吸取前朝教訓，“不受內臣所媚”，正是有這樣嚴格的限制，使得宋朝對於宦官的擴權始終有一種警惕。宦官王繼恩因為鎮壓王小波、李順農民起義有功，朝廷開會論功行賞，“中書欲除宣徽使”，建議提拔，宋太宗趙匡義明確反對，說道：”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欲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不為所動，繼續提出，王繼恩“有大功”，除了這個職務，其他都不足以達到論功行賞的目的。宋太宗聽後勃然大怒，強烈譴責宰相，此事才作罷。翰林學士張洎為了討好宦官，請求讓宦官藍敏正、裴愈出任翰林學士院長和副院長，宋太宗斷然拒絕。他說道：“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覆轍！”
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宋代初期的君主對於宦官擴權的警惕。宋太宗雖然對於一些宦官加以信用，也只不過是利用一方的政治勢力制約另一方政治勢力。目的是在各種政治勢力之間搞平衡，以便更好的加以駕馭。而宦官在前朝留下的種種干政的弊端，宋太宗都看在眼裡，相較於臣僚，對於防範宦官權力的坐大，除了有現實的政治需要，還有歷史的教訓。從宋太祖開始，他就嚴格控制宦官人數。
唐朝時，李世民為了防範宦官勢力膨脹，把太監人數控制在一百人以內，到了趙匡胤時期，他強調宦官“自有定員”不能超過五十人。規定宦官年齡在三十歲以上，又無養父，才准許養子一人作為繼嗣，並在乾德四年六月，開寶四年七月，兩次下詔嚴格重申此項禁令，要求“所在嚴加覺察，違者不赦”。乾德四年六月的詔令中，要求：“內官年及三十以上乃許養一子，士庶不得以童男養為宦者。”鹹平年間，溫、臺等州巡檢徐志通因為私自閹割童男為宦而受到杖刑並且被刺配的處罰。宋真宗對於宦官培養自己接班人的做法，甚為警惕。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宋真宗說道：“中官皆養子，此弊宜深察。”雖然宋朝中後期宦官人數逐漸增多，但是朝廷還是不時三令五申下達禁令，甚至暫停宦官養子。
另外，宋朝在宦官擔任官職進行限制性的規定，專門為宦官設立了獨特的官階體系，用來區別朝中的文武官員。並且壓低宦官的品級，與文武官員相比，宦官升遷難度相當高。朝中文武官員都有一定的升遷年限，但是宦官不能照此辦理。南宋史學家李心傳曾說道：“真廟以來，宦者官雖尊，止於遙郡承宣使而已。宣和間始除童貫、楊戩、樑師成、譚稹、李珏、樑方平等十許人，靖康初政皆貶奪之”。元豐年間有人議論是否要改革品階制度時，有大臣“請並內侍官名易之”，宋神宗抬出祖宗強烈發對。他說道：“祖宗為此名，有深意，豈可輕議！”
除了限制宦官的官階，還限制其活動範圍，宋太祖時，宦官“不可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雖然後來不僅限於此，但是宋朝中央始終對於宦官勾結外官非常警惕。宋朝雖然率軍作戰的宦官很多，但是能夠像唐朝那樣獨掌兵權的，只有童貫一個人。而宋朝“六賊”之中，其首惡也是蔡京。童貫這些宦官雖然權傾一時，但是，始終與蔡京、朱勔等相互利用，借勢而起，從總體來看，宦官依舊難以凌駕於宰相之上，最多也只是平起平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