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和他的三位助手

司馬光和他的三位助手

如果要評選中國一千年以來最偉大的史學家,我會毫不猶豫地投票給司馬光,當然是因為他的偉大著作《資治通鑑》。在他以前,雖然主要史書有紀傳、編年兩體,但紀傳體的體例是本紀略具提綱,列傳專記個人,至於一件史事的來龍去脈,則非反覆研讀史書,無法理清頭緒。編年雖歷代皆有其書,或過於簡略,或僅及一代。唐初興起編年體的實錄,繼任皇帝要為先帝一朝修實錄,很好的創意,但本朝修本朝事,要求真相,那就難了。

司馬光在政治上失意之際,硬是堅持工作十九年,將公元前403年到後959年長達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歷史,在佔有全部文獻的基礎上,逐年逐月逐天排比史事,用通曉暢達的語言表達清楚,檯面上的理由是為皇帝治理天下提供借鑑,主要目的還是將這些年代重大史書全部梳理清楚。南宋後講史藝人都以此書為工作底本,更發揮了向民眾普及的價值。

司馬光如何能取得這樣偉大的成就?可以舉出個人學養、皇帝支持、助手得力、史觀通達、親力親為、堅持始終等原因。其他人也有機會得到這些條件,為什麼只有司馬光能成功?我認為主要原因是以司馬光為中心的團隊的通力合作,加上司馬光始終親自執筆,方得成功。

司馬光修《通鑑》,最直接動機是他編年敘述先秦時期的史書《稽古錄》得到英宗讚許,且要求他擴展至有宋立國以前。繼位的神宗繼續支持,恰好司馬光與主政者王安石政見有分歧,於是退居洛陽,專事著述。皇帝倒也理解,讓他史局自隨,提供經費,配備助手。所謂助手,就是名份仍是朝廷官員,職守僅是編書。司馬光挑了劉攽、範祖禹、劉恕三位,學問好,史有專攻,樂於協作,政見也接近,不然常起爭執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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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畫像與《資治通鑑》

這三位助手可以略作介紹。

劉攽(1023—1089),字貢父,僅比司馬光小四歲,但成名甚早,是北宋最著名的漢史學者,宋時《漢書》經他校刊方通行,著作亦多。《通鑑》開修,他以知曹州入為國史院編修官。因漢史有《漢紀》《後漢紀》兩部編年史可為基礎,《通鑑》漢代部分成書較早,因而他離開團隊的時間也較早。

範祖禹(1041—1098),字夢得,三人中年齡最小。他雙親早亡,由叔祖範鎮撫養成人。司馬光與範鎮為莫逆友,故選定他。入局初他方年少得意,司馬光指點他仕進不可有貪心,得以盡改舊習,專力修書十五年。其中最繁蕪的唐代部分,由他專主其事。他後來奏進自己的著作《唐鑑》時,自述“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跡,析以義理,緝成一書。”南宋高宗通讀兩書,認為“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範祖禹有臺諫手段”(《貴耳集》捲上),即看到兩者的聯繫與不同器局。

劉恕(1032—1078),字道原,是司馬光主貢舉時的門生。他一生精力幾乎盡瘁於《通鑑》,在書成前六年就因風攣疾去世。長編部分,他承擔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兩部分,司馬光視他為左右手。他本人從政經歷幾無可述,本人著作最重要的是《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可惜沒有傳世。《通鑑》的十國部分以此書刪削而成,史料價值最高。

三位助手都是飽學之士,且都進士登第,願意不計較自己的仕宦前程,給司馬光當下手,當然是出自對司馬光道德人品、學問識斷的景仰與信任。而全書編纂得以順利展開,更得益於司馬光的規劃得當,掌控有方。

今存司馬光《與範內翰論修書帖》,就是具體指導範祖禹如何編纂唐史長編,即以實錄為基礎,實錄中事有涉及前後者,加註於前後事項下,然後要求“將《新唐書》《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並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即把當時能找到的正史及其他與史實有關的記載,分年、月、日加以編排,使無遺漏。然後再說明“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並告知唐代文獻中有涉及隋前、唐後者,亦摘出交另人。還有許多細節的交待,比如一年幾次改元,以何年號為準;但凡僅屬文辭優雅的文章,書寫自己心情的詩歌,或“詔誥等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詼諧止於取笑之類”,則一概不取,但如果其間“或詩賦有所譏諷”、“詔誥有所戒諭”、“妖異有所儆戒”、“詼諧有所補益”,仍請保留。細節交待如次清楚,保證團隊工作之有序進行。

司馬光和他的三位助手

《資治通鑑》殘稿(局部,藏於國家典籍博物館)

浩翰大書,又遵循上述步驟操作,工作量是巨大的,據說留在洛陽的修書的殘稿就裝滿兩間屋子。更可貴的是,司馬光始終堅持親自定稿,嚴格為自己制定額定工作量,將範祖禹匯錄的《唐紀》長編每四丈截為一卷,規定自己每三天刪訂一卷,如果某天有事耽誤了,後來一定要補上。他身邊常常僅一老僕聽候差遣,夜裡讓老僕先睡,自己看書直至夜半方睡下。五更初即起來,點燈著述,夜夜如此。為防讀書時睡著,他把一節圓木做枕頭,稱為警枕,若睏倦睡下,枕頭滾動,人即驚醒。

宋元時不少人見過司馬光修書草稿,無一作草字,一絲不苟。文物出版社1961年曾影印司馬光手稿一份,記東晉元帝永昌元年(322)史事大要,共二十九行,四百六十餘字,通篇正楷,字體規範。對此稿性質,學界有不同看法,或以為《通鑑》初稿,或以為刪改長編供書吏謄寫的提示,等等。多年持續工作,嚴重影響了他的健康。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於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禆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這一年是元豐七年,他六十五歲,離開朝廷已有十五年,皇帝很少催促,但他始終朝夕抓緊,終克有成。書成之時,他的身體已經極度衰竭,後兩年即去世,真是“精力盡於此書”。

今人作科研,喜講團隊合作。以司馬光為例,倘無三位助手的傾力合作,沒有團隊核心司馬光的親自定稿、全力投入,這部偉大著作的完成是很難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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