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學經義中，親親尊尊是人倫兩大要項，由親親而尊尊宗廟之禮始成。而宗廟祭祀的本意也正在於報本追遠，進而發揚尊尊親親之意、建立親疏有別之倫序。《儀禮·喪服小記》雲：“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禮記·大傳》亦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分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又曰：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
儒學經義之中，人倫秩序是對祖禰講尊尊、對子孫講親親，即由己及遠之意。而這一點，則又先從親親入手，然後再至“尊尊”。“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論語·述而》篇載曾子之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指的是喪禮，追遠即祭禮而言。此二禮的形式及目的雖有差別，但本於人之真情和倫理孝思卻殊無二致。《禮記·禮器》雲：“禮也者，返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郊特牲》言郊祀之禮亦云“所以報本反始也”，《祭義》篇又云：“致反始，以厚其本也。”所謂“報本反始”，即傳統祭禮精義之所在。儒學經義的邏輯性是嚴密和完整的，人間秩序由家庭為起點而推演之，社會之秩序方能建立、邦國之文明方能推演。幾千年來，儒家文化、或曰中國文明的要義皆本乎此。在傳統中國社會和儒學義理上，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家族是一個最為重要的中心，這也更是摶系中國民族的一個最重要因素。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記·祭統》雲：“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又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對祖先的祭祀和崇拜，自古就是中國文化之大者。但在古代，自天子至官師對祭祀祖先的廟制之設卻有著嚴格規定。《祭法》雲：“庶士、庶人無廟。”《王制》則曰： “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鄭注：“庶人，府史之屬也。”先秦時期關於寢廟之情況，散見於《書·顧命》、《儀禮·少牢饋食禮》、《周禮·考工記·匠人》、《禮記·月令》等篇。各書所述既有不同，後人解說亦各有異。所謂“寢廟”，古代宗廟分兩部分，後面停放神主與先人遺物之處曰“寢”，在廟曰“祭”，在寢為“薦”，前面祭祀之地為“廟”，合稱“寢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孔穎達《正義》雲：“寢廟者，《周禮注》雲：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又，《月令》孔穎達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但到了宋代，程伊川解釋雲：“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1]朱子亦曰：“正寢謂前堂也。”[2]古時宗廟隆殺之制甚嚴，天子七廟，大夫、士立廟則依次遞減，庶士、庶人而不得立廟。此即《左傳·莊十八年》所云“名數不同，禮亦異數”之意。“祠堂”，乃後世衍生所出現。《說文解字》曰：“堂，殿也”。《釋名·釋宮》則雲“古者為堂……謂正當向陽之屋”；“祠”，乃祭祀之意。概而言之，“祠堂“即祭祀祖先神靈之場所、禮堂。
禮經中專言祭禮者凡三篇，即《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其中《少牢》和《有司》為一篇。《特牲饋食禮》專述諸侯之士歲時祭其祖禰之禮，《少牢饋食禮》和《有司徹》則記載的是諸侯卿大夫祭祖儀節，對其祭禮的具體步驟和儀節均有著詳細的描述和說明。“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於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在《詩·小雅·楚茨》中所反映的周人祭禮過程，與《特牲》、《少牢》也大抵基本一致。此不具錄。清人胡培翬《儀禮正義》引官獻瑤雲：“大夫曰少牢饋食，所以別於天子國君之大牢也；士曰特牲饋食，所以別於卿大夫之少牢也。”又引蔡德晉雲：“士喪遣奠用羊、豕，是士之祭亦有用少牢者，蓋特牲其常，而少牢乃其盛禮也。”所謂特牲，就是一豕。凡牲，一為特、二為牢。而所謂饋食，簡言之就是用食。鄭玄注“饋食”雲：“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孰，即黍稷。士祭祖禰之禮，張爾岐注《儀禮》亦云“初祭即薦飪熟之牲體及黍稷”，以別於“天子諸侯之祭，先有先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至迎屍後乃進熟體黍稷也。”（《儀禮鄭注句讀·卷十五》“特牲饋食禮”） 《大戴禮記·曾子天圓》亦云：“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無祿者稷饋。”
《祭義》曰：“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祭統》雲：“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鄭玄《毛詩傳箋》亦云：“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故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尚書》曰：“祭者察也，言人事至於鬼神也。祭祀者，報本追遠也。追思其不及之養，而繼以未盡之孝也。”（《前人書札》）
漢季“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3] 但彼時的墓祠並不是後世嚴格意義上對祖先祭祀的家廟存在，而是僅僅作為對墓主的祭祀場所而存在。換言之，此時的墓祠是為了舉行墓祭而設，因此它與後世的家廟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程伊川因之指出：“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於廟。”[4]
魏晉之時品官私廟之祭可見諸文獻，《隋書·禮儀志》載北齊武成帝高湛河清三年採用魏晉制度而頒佈的《河清令》雲：
王及五等開國、執事官、散官從二品以上，皆祀五世。五等散官及執事官、散官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祭三世。三品以上牲用一太牢，三品以下少牢。執事官正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祭二世，用特牲。正八品以下、達於庶人，祭於寢，牲用特肫，或祭祖禰。諸廟悉依宅堂之制，其間數各依廟多少為限。（《隋書·禮儀志二》，又見於《通典·卷四十八》“諸侯大夫士宗廟”）
唐代的廟制規定新舊《唐書》記載稍異，但當以《新唐書》和《開元禮》為有唐決定性版本。《開元禮·卷三》“序例下”雲：“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四廟外有始封者，通祠五廟），牲皆用少牢。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於正寢，用特牲。”唐代的這個規定，即以一、二品大體比照先秦諸侯制度，三四五品及兼爵者大體比照古之大夫許立三廟。由唐到宋，是中國家廟制度的分水嶺。經過五代混亂的大破壞，文化遭到巨大斷裂，尊祖敬宗的倫理概念也隨之淡化。是以前人把這一時期稱為“五季”，即末代、最差之意。以至於在宋仁宗皇佑三年，文彥博請立家廟被許，也居然由於文化的斷裂而不知如何建築設計的地步[5]。同時，唐代門閥制度的崩壞和世爵的廢止，更使得宋代的家廟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困境。唐代的世爵制，使品官子孫縱然品秩很低，總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其家廟的存在。到了宋代，世爵的被廢使品官將自己的地位傳給子孫已不再可能，而另一方面，其子孫一旦沒落，家廟亦將不存。宋初沒有家廟制度，到徽宗政和三年頒佈《政和五禮新儀》，始有明文“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祭五世，文武升朝官祭三世，餘祭二世”的規定。然由於宋代無世爵，無世爵則廟制無法延續，故此時的制度實同虛設。同時，宋初的士人在禮制上，與庶人相同。而對於庶人的祖先祭祀，宋制並無成說。是以朱子評價曰：“政和之制，則雖稽於古者，或得其數，而失其意則多矣。”[6]
司馬溫公《文潞公家廟碑》雲：“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漢世公卿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唐宋以前制度雖然對品官廟制多有規定，但對於普通士庶卻是依然“祭於寢”。然報本追遠，其義則一，禮，莫外乎人情。正是在這一局面下，司馬光、張載、程頤、朱子相繼發皇，主張不論品官大小，士人之家均應設廟，後世士庶祖先之祭祀由此而肇端。司馬光《書儀》明確提及士人祭曾、祖、父三世，對於祭祀場所並替代以“影堂”名之：“仁宗時，嘗有詔聽太子少保以上皆立家廟，而有司終不為之定製度。惟文潞公立廟於西京，他人皆莫之立。故今但以影堂言之。”[7]橫渠先生張載又站在禮學的立場上而發揚：“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為之。今為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几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隻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8]在傳統廟制中，由於各廟祭一世，故祖先的世代數與廟數是相當的，但祭三世的品秩要求又遠非普通士人所能及，溫公、橫渠此說，一方面遵從了古禮“士一廟”的規定，另一方面則變通的採用士人於一廟祭及三世（曾、祖、父）。到了程伊川先生，則更一步提出祭及高祖、乃至始祖：
有問程子曰：“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卻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異也，皆至高祖，服既如此，則祭亦須如此，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若只祭禰，是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禮記·大傳》雲：“大夫、士有事大事，省於其君，幹袷及其高祖。”在禮經《喪服》篇中，並無高祖之服，但鄭注賈疏皆以高祖必當有服，後儒皆從之。伊川先生認為，高祖既有服，自當有祭高祖之義。且“禮以義起”，自不必拘泥於前人成說，高祖之服與其祭雖經無明文，但無論在服數、祭法、廟制上，皆合乎禮義之正。故，“且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同時，伊川明確主張大夫士庶之家祭及高祖以上，乃至始祖：“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9]再至朱子，雖沒有接受伊川的祭始祖說，但以程伊川祭高祖之說“最為得祭祀之本意”：“古者只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意。”[10]朱子遂承司馬溫公、張橫渠、程伊川之說，並以禮有大夫立三廟而可祭及高祖之先例，乃約前代之禮而創祠堂之制。朱子《家禮》雲：“古之廟制不見於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不得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禮雲。”並引《曲禮》之義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朱子首倡祠堂之設，作四龕以奉四世之祖而以四仲月祭之，另及冬至、立春、季秋、忌日之祭。“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並對祠堂之位置、內部結構陳設、祭祀程式皆有著詳盡描述。關於朱子所定祠堂之設及其祭儀，詳見於《家禮》，此不具錄。古者庶人祭於寢而不得立廟，自官師適士以上則無不廟者。《家禮》祠堂之制，則貴賤通得用之。單就影響而論，朱子的的偉大貢獻一是打破了古代“禮不下庶人”的成說，使“士庶”——士階層和庶民階層——即為任何人提供了都可實行的禮儀內容；《家禮》的第二個貢獻是為繼禮之本經《儀禮》之後，為後世提供了具有時代意義和更具實踐性和操作性的“新古典”禮學文獻；第三是其影響之大，就地域而言，《家禮》對整個東亞地區都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朱子之說雖然詳盡，但在當時並未得到官方的允許和認可。明洪武三年詔定的《大明集禮》雖然尊崇《家禮》之說，但依然還是規定庶人只能祭及父祖兩代：
庶人無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於居室之中間，或以他室奉之，其主式與品官同而櫝。……若庶人得奉其祖父母、父母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時享以寢之，大概略同於品官焉。（《大明集禮·卷六·吉禮六·宗廟》）
這個局面一直延續至大明嘉靖十五年。“嘉靖大禮議”是中國禮制史上的重大事件，明世宗朱厚熜以外藩入繼大統，尊其本生父興獻王為皇考，尊明孝宗則曰“皇伯考”。嘉靖十五年十月戊子，嘉靖帝為乃父朱佑杬“更世廟為獻皇帝廟”，時禮部尚書夏言上《請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建議嘉靖帝在宗廟祭祖方面“推恩”於天下官民。夏言此疏有“三議”，分別是《定功臣配享》、《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夏言主張品官家廟分為兩種類型：三品官以上祭祀五世祖先，四品官以下依舊祭祀四代之祖。並論述了祭祀五世祖的具體做法。但疏中依然明確庶人只可祭於寢，而不許立廟。《請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廟疏》曰：
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廟制亦未有定製，天下之為孝子慈孫者，尚有未盡申之情，……乞召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召天下臣工立家廟。（《大明會典·卷十一》）
萬曆十四年王圻編纂的《續文獻通考·卷一一五》“宗廟考”載嘉靖帝對於夏言之疏“乞詔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上是之”，對於“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世宗亦“從之”。即世宗採納了夏言的建議，於是下詔“許民間皆得聯宗立廟”。[11]
嘉靖十五年的家廟新制在嘉靖以後明代諸朝雖然並未得到承認，但詔令天下臣民得以祭祀始祖，這卻是中國禮制史上的重大變化和重大變革。該詔令本來只允許臣民在冬至、立春節日之時祭祖，並不準在家廟、祠堂中設立常祭之位。但允許祭祀始祖，即等於允許同姓各支得以聯宗祭祖。與此同時，政府又允許品官於家廟之中設置朱子所始議之祭始祖以臨時紙牌位，再加之又許“以今得立廟者為世祀之祖，世祀而不遷”，此舉則極易導致品官將始祖先祖之臨時性紙牌位改為常設之神主，繼而，遂一舉而開啟了家廟祭祀始祖之先河。品官家廟祭祀始祖一旦成為大宗祠，民間聯宗祭祖必然更競相仿效。而事實上自唐宋以訖，當時社會上本來就存在有著祠堂違制祭祖現象。如宋元之際的學者黃仲元在其所著《四如集》即雲：“祠吾族祖所自出御史公諱滔以下若而人，評事公諱陟以下大宗、小宗、繼別、繼禰若而人。上治、旁治、下治，序以昭穆，凡十三代。”又曰：“猗歟吾族，餘四百祀。人世趨新，宗法不墜。”[12]“禮緣人情而立制，因時事而為範。”禮緣人情、禮因義起、禮尚報本，禮，本乎人情合乎道義，而並非一經制定即不可改變之事。誠如宋人馬端臨《文獻通考》論及程朱“高祖之祭”所說：
《禮》雲“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為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疏有別而不貳，其法甚備，而猶嚴於廟祀之際。……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乃執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烏得為禮乎！故曰古今異宜，禮緣人情，當隨時為之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宗廟考十五”）
清人秦蕙田《五禮通考》亦論始祖先祖之祭雲：
程子有始祖先祖之祭，朱子以其似僭而廢之。是也。竊嘗思古今異宜，其禮當以義起。……若今人家之始祖，其義於宗法之別子同者，固當祭也。何則？古之所謂始祖者，在諸侯則始封者也，在大夫士則別子也，別子有三，後世封建不行，則為有國之始祖者寡矣。然有大功勳。爵至王公者。雖無土地。宜與古諸侯等。則其子孫宜奉為始祖而祭之矣。又後世天下一家，仕宦遷徙，其有子孫繁衍而成族者。則始至之人，宜為始遷之祖，與古別子之公子自他國而來者無異，是亦宜奉為祖而祭之矣。（《五禮通考·卷一百九》“吉禮、祭始祖先祖”。）
根據禮經本義，只有天子才能祭祀始祖，諸侯亦不得為之。而朱子倡祠堂之設，亦只是折中於伊川之說上至高祖而已。馬、秦二氏此論可謂精闢，當大宗小宗之法已亡之際，若完全拘泥於禮經之說而不知因革損益，其是先王制禮之本意？同時，禮緣人情而作，禮莫外乎人情，祖先崇拜作為中國人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完全本乎禮義、合乎人情、順乎天理。嘉靖十五年的規定亦只能導致其進一步的合法化，換言之，政府只能變相的默許之、承認之。嘉靖朝的允許士庶祭祀始祖，在客觀上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機。故而祭祀始祖先祖必定成為普遍現象，家廟向聯宗祭祖的大宗祠方向發展，地方政府亦只能聽之任之，於是嘉靖、萬曆年間形成大建宗祠祭祀始祖的普遍現象。
再至清代，《清史稿·卷六十二》雲：
一至三品廟五楹，三為堂，左右各一牆限之。北為夾室，南為房。庭兩廡，東藏衣物，西藏祭器。庭繚以垣。四至七品廟三楹，中為堂，左右夾室及房，有廡。八、九品廟三楹，中廣，左右狹，庭無廡。……庶士家祭，設龕寢堂北，以版隔為四室，奉高、曾、祖、禰，妣配之，位如品官儀，南鄉。……庶人家祭，設龕正寢北，奉高、曾、祖、禰位，逢節薦新，案不逾四器，羹飯具。
《欽定大清通禮·卷一六》亦云：
庶士家祭之禮，於寢室之北為龕，以版別為四室，奉高曾祖禰皆以妣配位。南向，前設香案總一。……歲以春夏秋冬節日出主而薦，粢盛二盤，肉食果蔬之屬四器，羹二，飯二。
庶人家祭之禮，於正寢之北為龕，奉高曾祖禰神位。歲逢節序，薦果蔬新物，每案不過四器，羹飯具。
據《清通禮》和《欽定大清通禮》的規定來看，清九品以上始得立廟，庶士庶人則依然於寢堂之北為龕而奉祀四代祖先。但清廷的這個規定和明嘉靖朝之後一樣，並沒能阻止民間祭祀始祖的進行。此不贅言。
需要說明的是，根據宗法制度是隻有宗子才有祭祀權的。《白虎通·宗族》上說：“宗，尊也。為先祖主者，為宗人之所尊。”清儒毛奇齡《辨定祭禮通俗譜》說：“祭必以子，子必有兄弟。但周制兄弟最嚴嫡庶，不惟嫡庶並嚴長次。惟長嫡可以主祭，次嫡與庶皆名支子則皆不得主祭。然此惟封建之世，天子諸侯卿大夫惟長嫡得襲，次嫡即不襲故。古之重嫡非重嫡也，重貴也。”[13]故《王制》雲：“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喪服小記》雲：“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曲禮下》亦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在傳統宗法制度中，並不是所有的子孫都有主祭權的，只有身為嫡長的宗子才能主祭。所謂“繼別者祭別，繼禰者祭禰，繼祖者祭祖，繼曾祖者祭曾祖，繼高祖者祭高祖，各有所繼，各有所祭”是也。
《祭統》雲：“祭者，教之本也。”《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祖先祭祀“序昭穆，崇功德，敬老尊賢，追遠睦族”，千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兩千餘年來一直是化育中國民族和摶系中國民族的最基本力量。家族祠廟，作為中國文化的最基本載體，非但是國人精神之歸宿，更在中國社會發展歷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而又不可估量、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祖先的祭祀，已成為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深深融入了這個民族的血脈之中。
有明一代是朱子《家禮》研究的高峰期，學者們對於家禮的研究更是盛極一時，因此，明代之後民間士庶各種《家禮》文本傳世頗多。孫夏峰先生所撰《家祭儀注》，對祖先時令節日之祭羅列頗詳，亦較有代表性：
晨起櫛沐後入次三揖，自小學便不可廢。朔望焚香而拜，元旦昧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令子孫供執事。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忌辰設食拜，子孫素食不宜享客。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吉慶事卜期設祭，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而拜，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以禮。凡祭，婦人別行禮，各如儀。（《夏峰先生集·卷十一》“雜著”）
一般來說，後世常見傳統士庶祭祖禮儀大致為“參拜、降神、進饌、三獻、受胙”等一系列程式，此不贅引。
[1] 《程氏遺書·卷二十二》。
[2] 《朱子家禮·卷一》。
[3] 見司馬光《文潞公家廟碑》。
[4] 《程氏遺書·卷十八》。
[5] 見司馬光《文潞公家廟碑》。
[6] 《朱子文集·卷三十》“答汪尚書論家廟”。
[7] 司馬光《書儀·卷十》“喪儀六、祭”。
[8] 《經學理窟·祭祀》。
[9] 《二程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
[10] 《朱子語類·卷九十》“禮七、祭禮”。
[11] 《夏桂洲先生文集·卷十一》。夏言（1482年－1548年），字公謹，號桂洲，諡文愍，江西貴溪人。明嘉靖內閣首輔、進士出身，有《夏桂洲先生文集》傳世。但夏言此議，在清人秦蕙田《五禮通考·卷一一五》“吉禮、大夫士廟祭”中遭到秦氏批駁，秦氏認為夏言此議為“亂宗法”。茲存其說，餘不具錄。
[12] 《四如集·卷一》“族祠思敬堂記”。
[13] 毛奇齡，《辨定祭禮通俗譜·卷二》“三、主祭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