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GDP佔當時世界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均水平超過了現在中國。那麼這個盛世王朝裡有那幾個盛世之治呢？下面我們就盤點幾個給大家講講：
一、仁宗盛治
仁宗盛治是宋仁宗在位及親政治理國家的時期概括。宋朝也在這代君王之時達到全盛。 期間仁宗皇帝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因此他受到歷代歷史學家，政治家的稱讚。
期間宋朝四海雍熙，八荒平靜， 士農樂業，文武忠良。被後世譽為“聖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歷史上有“慶曆、嘉祐之治”之稱，尤以“嘉祐之治”為多。
人口和財稅堪比漢唐。嘉祐八年（1063年），全國人口達到1246萬戶，丁男2642萬口，42年國家人口淨增長379萬戶。這增長的戶數就相當於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總戶數。由於朝廷實行“藏富於州縣，培護本根”的政策，嘉祐年間的國家稅收增至3680餘萬緡，這是唐朝最多貨幣歲入時的四倍。而百姓的皇糧國稅卻並非多如牛毛
培養人才
仁宗重視人才的培養選拔，他封孔子後人為衍聖公，鼓勵各州縣興辦學校。一度賢相諸多，君子滿堂。寇準、王曾、晏殊、魯宗道，以及范仲淹、包拯、富弼、狄青、歐陽修、王安石，還有被仁宗朝簡拔或科舉入仕的“三蘇”、沈括、米芾等，都是彪炳史冊的傑出人物和讀書人的楷模。
文化繁榮
文化實現了繁榮。散文“唐宋八大家”中除去唐的韓、柳兩人，其他六個都活躍在仁宗時期。作為詩末的宋詞在晏殊、柳永、范仲淹、蘇軾等一大批詞人的推動下發揚廣大，打造了宋詞在中國文學史的翹楚地位。而說書、小說、雜劇等文學形式也得到了萌芽和發展。
科技發展
科技方面，中國的四大發明在仁宗朝有三個得到了應用，並轉化為生產力。火藥的發明推動了火箭、突火槍、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在對西夏的戰爭中發揮了作用。指南針開始用於航海，使宋朝擁有當時世上最龐大的帆船艦隊。畢昇的活字印刷術問世後，使宋代大量的典籍得以保留。還有王惟一發明的針炙銅人，完善了中醫針炙體系。朝廷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官交子”，對於世界經濟和金融史的貢獻不可低估。
哲學思想
哲學領域流派紛呈，為現代中華國學打下的堅實基礎。二程提出的“天理”命題，為沉悶的哲學界吹來了一陣清風，同時也為趙宋為何受周禪，以及建立封建統治秩序提供了理論支持。王安石提出了實學理論，培養了一大批學生，為他後來的變法提供了理論指導，儲備了幹部隊伍。
宋真宗趙恆末年（1021），戶數是867萬戶，1993萬口（丁男）。宋仁宗趙禎末年（1063），增加到1246萬戶，2642萬口（丁男）。宋仁宗統治國家人口增長了三百七十九萬戶，六百四十九萬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對寒酸了。仁宗這增長的三百七十九萬戶就相當於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總戶數。仁宗之盛可以想見。
貞觀之治時期人口只有三百多萬戶，開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萬（開元二十年全國民戶數為780萬戶）。而“仁宗盛世”一千多萬，包拯得出的結論“自三代以降，跨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越漢，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當客觀。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稱宋朝“太平之極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學家曾鞏自豪的說：“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萬確的！
宋仁宗時期龐大的國家財富來自於商稅，除農村、農業、農民外，更來自於城市、商業、商人。宋太宗時宋朝一年的商稅收入約四百萬貫。真宗景德年間，商稅也不過四百五十萬貫，而仁宗慶曆時，商稅增加竟猛增到兩千二百多萬貫。可見仁宗統治期間商業的巨大發展與繁榮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後，宋朝已經擺脫農業社會進入商業社會。所以美國學者們費正清、賴肖爾、克瑞格在《東亞：傳統與變遷》中感慨：“事實上從宋朝開始，農業的經濟價值已日益變得無足輕重。”以貨幣加實物粟、絹、綿、布等總數計：玄宗時天寶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調、地稅、戶稅所有收入，數額加起來共五千二百三十萬（貫、石、屯、疋等計量單位）。而這樣一個數額《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經指明：“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回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這個數字是不正常情況下“唯務割剝”取得的高額數字，這也是整個唐朝稅收的最高數額。可以肯定“開元盛世”之時的稅收遠遠小於五千二百三十萬這個數目。而且這個數字不止是稅，很大部分來自於庸、調。唐朝賦稅真正的重頭是庸調。所以這個數字水分太大。即使這樣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稅收數額貨幣加實物比也相差兩倍，所以曾鞏：“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皇祐（仁宗年號）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貞觀之治”時期無論是稅收還是戶數等具體實際指標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斷定無論怎麼比“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時國家稅收數額加起來也不如“仁宗盛治”。
二、乾淳之治
乾淳之治指宋孝宗在位期間經濟繁榮，出現的太平盛世。
宋孝宗在位期間，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宋朝相對進入到一個興盛時期，宋孝宗平反岳飛冤獄，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復中原。在內政上，宋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汙，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
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呈現政治繁榮的局面。南宋政府重視生產，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民和俗靜，家給人足，牛馬遍野，餘糧委田，出現了天下康寧的昇平景象。
此間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宋孝宗專心理政，百姓富裕，五穀豐登，太平安樂，史稱“乾淳之治”。
改革財政
宋孝宗為了恢復北宋中期的盛況，首先從整頓內政入手，安定民心，改變以往賑災方式，就是社倉法。又改變鹽鈔，將官府拖欠鹽商的錢還給鹽商，又放寬了鹽的專賣。宋孝宗又取消了很多加耗。大力削減冗官，又嚴格控制萌補任子，以前不加考核的官員兒子即可當官的情況沒有了。對官吏還經常考察實際才能，不合格的都予以革職。
發展經濟
注意發展經濟和文化發展經濟，首先在於減輕人民負擔。宋孝宗不僅屢次下詔減輕人民負擔，而且注意實效。例如，南宋初年以來，經常提前徵收本稅季的田賦，稱為“預催”。夏稅雖然規定是八月半納畢，而主管稅收的戶部卻規定，七月底以前就要送到首都臨安。到宋孝宗時，已提前到五月，甚至四月送到戶部，各地必須三、四月就要徵收，而此時的農作物根本沒有成熟，雖然多次下詔禁止，但戶部並不執行。因為，每年四、五月間指靠預催到的61 萬貫折帛錢供開支使用，若不預催，“恐至期缺誤”。淳熙四年（1177），孝宗得知後就說：“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別作措置，安可置而不問。”於是參知政事龔茂良提出，將戶部原先每年八月向南庫借的60 萬貫錢，提前到四月上旬借用，“戶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宋孝宗隨即下詔，此後必須按照規定時間收田賦，違者劾奏。拖延多年的預催問題，在宋孝宗親自幹涉下終於得到解決，至少在宋孝宗時期因而“民力少寬” 。又如地方官常以“羨餘”名義進奉錢財，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寵，宋孝宗在乾道五年（1169）時就指出：“今日財賦安得有餘”，並且表明不接受地方官進獻的“羨餘”。但到淳熙五年，紹興知府張津，又將“本府支用剩錢四十萬貫”作為羨餘進獻，宋孝宗詔令將此錢即作為“代納今年和買、身丁（稅錢）之半”，如有的人戶今年已納，則折算成明年應納稅錢之數，宋孝宗以之“警厲臣工，風動中外”，規勸官員為民多辦實事。
興修水利
宋孝宗經常督促地方官興修水利，“勉農桑，盡地利”，指出“水利不修，失所以為旱備”
，而且注重水利的實效。如在淳熙二年（1175）時指出：“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傷，乃不見有灌溉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並對江東路失職官員給予降官以示懲罰。孝宗時“水利之興，在在而有，其以功績聞者既加之賞矣，否則罰亦必行，是以年穀屢登，田野加闢，雖有水旱，民無菜色”
，雖不無誇張，但大體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改革紙幣
宋孝宗即位之初的隆興元年（1163），即下詔將會子加蓋“隆興尚書戶部官印會子之印”，以表明是由朝廷戶部發行的紙幣，增加其權威性，以促進其流通。宋孝宗對會子十分關心。
“楮（會子）未至於滯（指民眾不信任而難於流通）也，而已慮其滯，隆興元年廣行堆垛本錢（即紙幣發行的準備基金）以給之；楮未至於輕（指貶值）也，而已慮其輕，淳熙二年多出金銀以收之；楮未至多（指發行量過多）也，而已慮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見（現）在之數。故趙雄謂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自然貴重而楮幣通矣。”[12]
即是對宋孝宗紙幣政策的評價。由於政策恰當，保持了紙幣幣值的穩定與流通，不僅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宋孝宗時社會經濟繁榮興盛的反映。
輕徭薄賦
宋孝宗在位時期，也是南宋政治上最清明，經濟、文化最繁榮興盛的時期，宋孝宗不僅慎選官吏，注意吏治，還輕徭薄賦，興修水利，發展生產。輕徭薄賦方面如宋孝宗在取消無額上供錢時說：“既無名額，則是白取
於民也。”又如遇到災荒，宋代例將當年稅賦移到豐收年，分為二或三年補納，孝宗也說既是災荒，不應再收稅賦，下詔不準到豐年再補收。福建路興化軍（今福建莆田）自建炎三年起每年以“猶剩米”為名，額外徵收2.4萬多石供應福州，孝宗於乾道元年減去一半，至乾道八年又將剩餘部分全部減免。又如徽州（今安徽歙縣）自唐末五代初陶雅任郡守（任職自唐景福二年至後梁乾化三年前後，893—913年左右）時，增收的額外“科雜錢”1.2萬多緡，一直沿徵了260多年，直到乾道九年才免除，等等。
三、鹹平之治
鹹平之治指的是北宋宋真宗鹹平（998年-1003年）年間出現的治世。
宋真宗統治時期，勤於政事，任用李沆、曹彬、呂蒙正等人打理政事，政績有聲有色，減免五代十國以來的稅賦，注意節儉，鐵製工具製作技術進步，土地耕作面積增至5.2億畝，又引入占城稻，農作物產量倍增，紡織、染色、造紙、制瓷等手工業、商業蓬勃發展，貿易盛況空前。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侵宋，宋朝多數大臣建議不抵抗，遷都躲避，以宰相寇準為首的少數人極力主張抵抗，最後他們說服宋真宗御駕親征，雙方在澶淵相交，宋勝。真宗決定就此罷兵，訂立澶淵之盟以每年向遼納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來收買與遼的和平。
儘管宋朝的面積、人口、資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經濟，在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時，歲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災害頻仍，歲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
經濟繁榮，邊貿紅火，貢賦通達，稅收富足，北宋的統治日益鞏固，國家管理日益完善，史稱鹹平之治。
儘管北宋的面積、人口、資源都比唐朝差得多，但北宋經濟繁榮，邊貿紅火，尤善商賈，貢賦通達，稅收富足，這些是唐朝無法比擬的。遇到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時，歲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災害頻仍，歲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那時，宋朝富甲天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80%，其一年的鑄錢量最高可達五百萬貫。
北宋時期官員贓罪（貪汙）的現象卻減少了，尤其與相距較近的唐朝、明朝相比，更是稀少。
宋朝的國家財政收入在宋真宗病逝前一年，即天禧五年（1021年），其總額已達15000萬。
減免賦役
鹹平元年（998年），時任度支判官毋賓古向王欽若提到：“自五代以來，各地拖欠賦稅數量很多，百姓無力繳納，但是官員經常去催收，可是因為賬上掛著，基層當官的就年年下去催要，並且藉機勒索，這都成了一大社會問題。我上奏聖上免去這些賦稅”。
王欽若雕塑
王欽若聽了後，立即安排手下人，將這一方面的有關數字統計清楚，並且搶先一步，向宋真宗遞上了毋賓古打算遞的這麼一份報告。宋真宗看了報告說：“先帝怎麼沒想到這麼做呢？”王欽若回答：“先帝當然知道這麼做，只是留給陛下用來收天下人之心罷了”。宋真宗聽後覺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實施。
鹹平元年（998年）四月十六日宋真宗下令，凡是遠年拖欠的田賦一律免掉，因為欠錢被抓進監獄的一律釋放。三年後，讓各地認真核查落實，最後統計結果，共免除各處各地賦稅一千餘萬貫石匹兩等，宋真宗還親自審問因欠錢入獄的人，一連審了七天，又釋放了2600多人。免除債務達260萬。 並讓有關部門重新審問有關拖欠政府錢物檔案，凡有冤屈的重新處理。老百姓紛紛稱讚宋真宗，這一來，他對王欽若的印象就更好了。
後宋真宗多次下詔要求免除或減免各地賦稅，用以賑災和其他用途。如鹹平四年（1001年）閏月十八日，河北發生饑荒，減免賦役，併發糧食以賑災。另外下令減少服徭役的人數，根據鹹平四年統計，此次共減少195,802人。恢復死刑複核，釋放大批宮女等。
除此之外，宋真宗還辦了不少實事。如四川地區貼錢貶值，他得知後，立即下令調高折算比率。同時減少了大量服雜役的人，連他自己家族裡所用的絲織品也進行了削減。
重視農業
宋真宗本人對農業十分重視。在景德三年（1006年）下詔要求
古代耕作農民
各級地方長官官銜上一律加上“勸農使”或者“勸農”等字，鼓勵農民努力務農。又在景德二年作《景德農田敕》這部農業法規，以此規範農業生產和流通中的各種事項，並在後面很長時間內一直沿用。同時，大量印刷各種農業書籍分發給各地方官，讓他們認識農事，並大力在推廣高產作物占城稻。畝產量從唐代的2石（158640克）提升到北宋初的3石（227800克），至南宋更是高達5、6石（379800克-455760克）。墾田數目提升到524，758，432宋畝，突破唐代5億畝的最高值。
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宋真宗下詔廢除農具稅。並且在東封西祀時，宋真宗也堅持不徵調農民服徭役而用軍兵，也要求隨行人員不得踐踏莊稼。
除此之外，宋真宗十分討厭浪費糧食，多次下詔禁止丟棄糧食，並威脅“違者治罪”。
平抑糧價
宋真宗下令在全國推廣“常平倉”制度，常平倉起源戰國李悝平糴法，有儲量備荒和穩定物價的功能，宋真宗時政府規定：每年夏天由地方政府依照本地人口墊資購糧，以每戶一石計，設倉儲存，一旦遇到糧食價格上漲就減價賣給平民，達到平抑糧價的效果。另外設有專人管理，出陳如新，防止糧食腐爛。
常平倉制度對於災年幫助平民渡過難關，穩定社會起到重要作用。
增加徵榷
宋真宗政府對所徵收各種禁榷和商稅作了嚴密的規定，每個商業稅徵收點（稅場）都立了一個原始的定額稱為“祖額”，一個按實收數確立的定額稱為“近期”。每屆和每年都會對比，以此來獎懲官員。宋真宗時期規定所帶的是商業稅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如酒類稅在至道三年（997年）僅有121萬貫，但到了天禧三年暴漲至901萬貫，增加6培有餘。同時政府規定各地應向中央繳納那種物資的數額，使中央財政有了保障。
但遇到災變時規定執行不是很嚴格並會有修正，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七年時候遇到蝗災。真宗下令成立詳定茶法所，修訂稅法，否決三說、四說法，並作出弛禁通商的重大決策。
耕種技術
在宋朝的北邊有一個比宋建國還早的遼朝。在宋真宗上任前，兩國之間已有多次較量。給人的感覺是雙方大體旗鼓相當，互有勝負。不過，總體看來，宋朝逐漸由主動進攻轉向被動防禦。
與歷史上其他那些大一統王朝不同，北宋的北邊沒有萬里長城作為防禦北方遊牧民族政權的屏障，由於幽雲十六州（今北京、天津、陝西、河北北部一帶）自五代石敬瑭割讓契丹以來經後漢、後周直至北宋均未能收復，這就使得中原北部就是一馬平川，無險可守，遼朝的騎兵隨時可以南下飲馬黃河。
唐末五代時中原就已經喪失產馬地，無法建立大規模騎兵部隊，為了抵禦遼國騎兵，宋真宗大量地採用了宋太宗時的辦法：多開溝渠，多種水田，稱為“塘泊”，使其深不可舟行，淺不可徒涉，形成有河網、溝壕、水田、澱泊組成的“水長城”。
鹹平四年（1001年），還在今徐水周邊，引鮑河水以“隔限敵騎”
。景德元年（1004年），又以定州為中心，開挖連接唐河、沙河、界河的運河，有效地限制了敵方騎兵。景德元年（1004年），又以定州為中心，開挖連接唐河、沙河、界河的運河，有效地限制了敵方騎兵。除了開河渠外，還大力推廣一種“方田”，就是在田地內開挖方格式的水渠網。有的水渠達五尺寬，七尺深。趙恆在開挖河渠的同時，還大置屯田，積糧備戰，並啟用老將曹彬威懾武將。他還親自選拔精兵強將，對火兵器也給予了重視。宋軍人數從太祖末期的66萬人（作戰部隊35萬人），增加到宋真宗在位末年的91萬人（作戰部隊43萬人），大部分都是這一時期增加的。
鹹平四年（1001年）9月，宋真宗外出“觀稼”。沿途百姓看到他的儀仗後，竟自發地歡呼“萬歲”。宋真宗在統治前期就這樣樹立了自己的“仁義天子”形象。總而言之，宋真宗在即位之初，廣開言路，勤政治國，較清明的政治和日趨繁榮的經濟，使北宋社會出現了“鹹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說實話，宋朝經濟還是蠻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