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二年冬十一月，王安石主導實施的農田水利法頒佈。神宗雖是生於膏樑之家、長於宦豎女子之手，錦衣玉食之人，卻十分重視農田水利的建設問題。他曾經說過“灌溉之利，農事大本”這樣有見地的話，因此積極支持王安石制定的這項利國利民的變法措施。
新法鼓勵懂得水利技術的官員與貧民重在參與，希望所有人積極建言獻策。而且承諾凡是做出突出貢獻者不論官員與百姓皆給予一定之獎勵。
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人們興修農田水利的熱忱。許多不同身份的人，無論吏胥或農商，因“爭言水利”而被召至朝堂，其中優異者更得到了相應的官職。
很快，宋廷掀起了百年未有的興修農田水利熱潮。
農田水利法是體現專制國家經濟職能的一項重要措施，也是惟一真實體現了王安石變法思想中“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一項新法。
唐末以來藩鎮割據動盪不已，五代更是干戈紛紛，百餘年間無人過問治河築堤之事。北宋慶曆八年（1048年），黃河決堤改道，成為第三次大改道，形成了北流與東流並存的局面。北流經滏陽河與南運河之間，下游合御河（今南運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1060年，又分出一流經西漢大河故道、篤馬河（今馬頰河）入海，黃河下游分為北流與東流兩股，史稱二股河。
宋神宗熙寧年間，不論東流還是北流，仍時常決溢，嚴重影響了黃河下游廣大人民的生活與生產。宋廷對河患只是採取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權宜之計，得過且過、並無根治辦法。長久以來，人們日循苟且，竟然對偶爾的疏浚河道工程，也有人極力反對。深恐因“聚大眾、興大役”而引發民變。甚至有人胡說什麼“開河如放火、不開河如失火”，治理與不治理，結果都一樣。
王安石對黃河的水患形成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他明白黃河之所以常常決口，正是因為河床抬高，如果不加以治理，聽任這種情況繼續發展，那麼河水流速越來越緩，泥沙越沉積越多，水患的發生就會成為一種常態。
熙寧元年的黃河洪水，損毀良田無數。對黃河水患，神宗皇帝深以為憂，組織相關部門研究對策。這時河北屯田都監內侍程昉提議：“開浚二股河，堵塞北河道，使黃河歸入東流。”
此議一出，立即招致司馬光等人的強烈反對，王安石卻對此議極為讚許。他力排眾議，果斷組織力量開修疏浚二股河，把河水導向東流，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將北流堵塞。“程昉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
三年之後，王安石不無得意的向神宗彙報了治理黃河以來取得的成績：“昨修二股河，所用工夫、物料，比北流所費不多，又出公私田土為北流所佔者極眾，向時潟鹵，今皆沃壤。河北自此必豐富如京東，其功利非細也。”
從此，程昉受到神宗賞識與王安石的重用，他也兢兢業業，勤於政事，認真貫徹農田水利法，在治水與淤田工作中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績。
史載，漳河疏浚之後，根除了原武地方二、三十年來的水患，使數千頃的田地得到了豐收。此後程昉又馬不停蹄，在河北地區導引滹沱河水淤田，不久工作大見成效，“淤卻四千餘頃好田”。他又率領他的治河大軍修整了滹沱河的河床和堤壩，“出卻好田一萬頃”，並引漳、洺河淤地凡二千四百餘頃，使沿河諸縣百姓得到沿河三四百里的退灘沃田，百姓深受其惠，他們聯名上書向北宋政府致謝，頌揚程昉的政績。程昉還在滄州“增修西流河堤，引黃河水淤田種稻”，“添灌塘泊”，使滄州百姓受益良多。
反對變法的官員無視程昉治水與淤田的巨大成績，抓住他工作中個別的失誤，大肆上書攻擊，或說治理水患之舉“豈惟徒勞，必大煩擾”（蘇軾語）。或指責他“假朝廷威福，恐動州縣”（御史盛陶語）。更有甚者，如文彥博之流，竟閉目瞎說，說疏浚漳河“只移得東邊河，卻掘得西邊民田，空勞民，何所利？”
面對各種非議，神宗也產生了疑慮。一度派出中使去取回淤田之土“自嘗之”，神宗吃到口中“極為細潤”，味道好極了！事實勝於雄辯，經過調查，這才相信王安石所說的“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為肥沃”並非虛妄，反對派的謠言不攻自破。
程昉以一介刑餘之身，因治水一技之長，對熙寧變法時期的農田水利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程昉也因此而見知於神宗，更為王安石所推重。然而，在一些反對派官員的眼中看來，這卻成了王安石勾結內侍的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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