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那些年》小小那

宋朝歷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之後，出現了一位“仁”到骨子裡的皇帝—— 宋仁宗趙禎 ，就是“狸貓換太子”傳奇中那個大難不死的“太子”。

宋仁宗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執政最長的一位。他去世時，“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就連曾經的“死對頭”——遼國的皇帝都痛哭不已。直到700年後，自視甚高的乾隆皇帝，也坦承：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爺爺康熙和唐太宗，就是宋仁宗了。

一個皇帝，得做到什麼份上，才能擁有如此之感召力？

今天我們就從貫穿仁宗一生的這個“仁”字裡，找尋答案。

《少年包青天》劇照

—1— 對官員之仁

生活在仁宗朝的官員們是幸福的。朝臣上書言事，往往無所顧忌，哪怕情緒衝動，仁宗也不介意。

仁宗曾考慮封張貴妃的叔叔張堯佐當三司使，當時身為御使的 包拯 不同意。他認為，三司使是主管全國財政工作的，張堯佐不堪此任。仁宗只好讓步說，“那不行就封他個粗官，當節度使吧”。

包拯倒是同意封張堯佐這麼個虛職，但對仁宗“粗官”的說法還不放過，說太祖太宗不都當過嗎，怎能說是粗官？在爭論過程中，包拯情緒激動，唾沫星子都濺到了仁宗的臉上，仁宗也不生氣……

回宮後，張貴妃鬧脾氣，仁宗訓她說：“你就知道給你叔叔要這個使、那個使的，難道不知道包拯是御使嗎？”

也許正是仁宗這份寬容，使得他那一朝名臣輩出。如包拯、晏殊、歐陽修、范仲淹、蘇軾、司馬光、王安石等等，皆出於這一時期，可謂群星璀燦。

—2— 對僕人之仁

仁宗善於納諫，對朝臣寬容，對身邊奴僕也極其體諒。

有一次吃飯，他突然吃到了一粒沙子，一陣劇痛，趕緊吐出來，囑咐宮女：“千萬別聲張我吃到沙子，這可是死罪啊。”

還有一次，他在宮苑內散步，屢屢回頭張望，隨從們都不明白皇帝是什麼意思。等他還宮後，對嬪妃說道：“真把我渴壞了，快快倒水來。”嬪妃頓覺奇怪，問道：“陛下在外面怎麼不喝水，而讓自己受渴這麼久呢？”仁宗回答說：“朕屢屢回頭，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問的話，就有人要被處罰了，所以就忍著口渴回來了。”

—3—對學子之仁

趙禎對讀書人也比較寬容。嘉祐年間，蘇轍參加進士考試，在試卷裡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裡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

考官們認為蘇轍無中生有、惡意誹謗，趙禎卻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

當時，一個讀書人給成都知府獻了一首詩，中有：“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意思是隻要守住劍門關，用火燒掉入川必經棧道，西川就能割據一方。這無疑是一首“反詩”，嚇得成都知府趕緊把此人捆綁至京。宋仁宗瞭解後卻哈哈一笑，說：“這不過是老秀才急於求官而做出的荒唐事，不足以治罪。可安排他去偏遠小郡，出任司戶參軍一職。”

—4—對百姓之仁

仁宗對待老百姓也是仁慈的。《宋史》中，幾乎每隔幾行，就有一次仁宗為百姓做善事的記錄：

或是下令減少某一地方的賦稅，或是下詔賑濟某地災民，或是因為某地的自然災害、邊境戰爭失利而下詔自責、停止宴飲歌舞。每逢水旱災害，他要麼在宮廷內誠心祈禱上天賜福，早日結束災害；要麼光著腳站在庭院裡，自己罰站，以向上天謝罪。他幾乎每隔幾年，就遣散數百名宮女出宮，他說：“過去太后臨朝，臣僚親屬多安排女子入宮，現在我都讓她們回家了。”

這些善舉的密度之高，在中國曆代皇帝中，都是不多見的。仁宗每次退朝後，都會將所有的奏章親自閱覽一遍。有大臣勸他說：“如果是一些小事，陛下都要閱覽的話，實在太耗精力了。”仁宗說：“朕承先帝之託，況以萬機之重，豈敢泰然自若？”

全國判處死刑的案子仁宗都要親自複審，每年經他由死刑改為其它刑罰的人數動輒上千人。他對大臣說：“你們知道，我平時生氣罵人時，從來都沒有罵過‘你去死吧’這種刻毒的話，就更不敢在斷獄中濫用死刑了。”

對於濫用死刑的官員他十分憎惡，他給吏部的規定是：如果一個官員在斷案時錯殺了人，則終生不能再提拔。

即便對其他國家的百姓，仁宗也同樣仁慈。遼國發生了旱災，饑民湧入了宋境，仁宗命令地方官員等同於本國的人民一樣給予救濟。當時向宋稱臣的高麗國朝貢的物品越來越少，有大臣建議出兵懲戒，宋仁宗說，那只是國君的罪過，現在出兵的話，也不一定殺得了高麗的國王，還會殃及兩國的黎民百姓，還是算了吧。後來南宋的皇帝高宗趙構評價北宋的皇帝說：“先帝兼愛南北，不輕啟戰端”，仁宗趙禎正是如此。

—5— 對眾生之仁

一天上朝時，仁宗對大臣們說：“這幾天晚上朕總是餓得睡不著覺，昨晚特別想吃燒羊肉。” 有大臣說：“陛下為何不讓御膳房燒製呢？”

宋仁宗說：“朕一張口，御膳房可能就會形成慣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湯，御廚就會夜夜宰殺，一年下來要數百隻，形成定例，日後宰殺之數不堪計算，為朕一碗飲食，創此惡例，且又傷生害物，於心不忍，因此朕寧願忍一時之餓。”

公元1059年，距仁宗駕崩還有四年時，以宰相富弼為首的群臣連續五次上表請求給他加尊號為“大仁至治”，但是仁宗都沒有批准。但他離世後卻難以阻止群臣給他加上“仁”的尊號。就連元相脫脫編寫的《宋史》也對這段時期讚頌有加：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

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百姓無不哀傷痛哭，連乞丐與小孩都焚燒紙錢，煙霧飄滿了開封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遼道宗耶律洪基聽到其駕崩的訃告，抓住宋朝使者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遼國將宋仁宗送的御衣“葬為衣冠冢”，歲歲祭奠。

《大學》有言“為人君，止於仁”，即為人之君的最高境界就是“仁”，而縱觀宋仁宗的一生，他無愧於這個“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