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 《五色鸚鵡圖》局部 波士頓博物館藏
《五色鸚鵡圖》流傳有緒，幅上的“天曆之寶”璽表明它為元內府所有，明末歸戴明說， 清初屬宋犖，後入清乾隆、嘉慶皇帝內府，全卷為乾隆內府重裱。重裱時，徽宗的題詩被移到了前面，《石渠寶笈初編》卷二十六著錄。此後，賞賜恭親王奕訢，辛亥革命後被其孫溥偉、溥儒等售予古董商，1925年為張允中在琉璃廠購得，他連題五跋，確認此係徽宗之作，考證其流傳過程，並核對與《石渠寶笈》的記載無誤。後為日本山本悌二郎購得，著錄於其1931年刊印的《澄懷堂書畫目錄》中，二戰後其後人售予波士頓美術館。
該卷屬於為國祈禱鴻運而作，以工筆的形式完成，顯得鄭重而熱烈、喜慶，充分表達了畫家的虔敬心情。繪畫的表現手法十分工緻而清新見筆，杏花用白粉填色。本圖雖未用“生漆點睛”，但鳥目層次豐富，栩栩如生。趙佶在繪畫構思方面的要求是畫中應有詩意，並富有情趣。在畫幅右側，有作者瘦金書題文和七律詩一首：
五色鸚鵡來自嶺表。養之禁籞，馴服可愛。飛鳴自適，往來於園囿間。方中春繁杏遍開，翔翥其上，雅詫容與，自有一種態度。縱目觀之，宛勝圖畫，因賦是詩焉。
天產乹臯比異禽，遐陬來貢九重深。
體全五色非凡質，惠吐夛言更好音。
飛翥似憐毛羽貴，徘徊如飽稻樑心。
緗膺紺趾誠端雅，為賦新篇步武吟。
幅上的落款只剩下“制”、“並”二字和殘損的花押，根據《祥龍石圖》卷、《瑞鶴圖》卷後的款書規矩都作“御製御畫並書”六字和花押“天下一人”，可以判定《五色鸚鵡圖》卷破損的字為“御製御畫並書”，押署“天下一人”，與《祥龍石圖》卷、《瑞鶴圖》卷一樣，在“制”字處鈐印“御書”（朱文）。
畫中五色鸚鵡的雙爪正攀在杏花枝上，鸚鵡與杏花是花鳥畫中的固定搭配。杏花被道教視為“仙花”，常被用於道教吉語。仙人居住的地方有杏花，張籍《尋仙》：“溪頭一徑入青崖，處處仙居隔杏花。”杏花甚至還成為仙人的食物，《西京雜記》：“東海都尉於臺，獻杏一株，花雜五色，六出，雲仙人所食。”“杏”在道家活動中有一定的象徵意義，如杏壇為道家修煉處或道觀，白居易《尋王道士藥堂因有題贈詩》：“行行覓路緣鬆嶠，步步尋花到杏壇。”唐建業卜者《題紫微觀》：“昨日朝天過紫微，醮壇風冷杏花稀。”可見杏花在道教中的特殊意義。
正是由於杏花有道教仙花的地位，它成為了宋徽宗畫作中常見的植物。僅就上文所列四件寫意花鳥真跡中，就有兩幅繪有杏花，而且均出現在畫幅開頭，即《四禽圖》卷四段中的第一段“杏花山雀”，《寫生珍禽圖》卷十二段中的第一段“杏苑春聲”。這兩枝杏樹上均繪有盛開的杏花，枝端還有數朵含苞待放，先用淡墨輕擦出枝幹、花瓣形狀，再覆以較濃墨，最後用濃墨點染枝幹、部分花萼，層迭描繪，墨色豐富。對照現代植物學對杏花形態的描述：“花單生於杏樹小枝端；花梗短或幾無梗；花萼5裂，裂片三角狀橢圓形，基部合生成筒狀；花瓣5，白色或粉紅色，闊卵形，長闊幾相等”，可以看出畫家驚人的寫實能力。但與徽宗稱讚的北宋趙昌所繪的《杏花圖》相對照，可見他將胭脂萬點、佔盡枝頭的繁密花朵實景作了疏簡的藝術處理，枝幹像他的瘦金書法一樣瘦勁。工筆《五色鸚鵡圖》中的杏花，顯然接近於趙昌，花朵、樹枝勾線細勁，更為形象生動，由於杏花在畫幅上的重要性，此畫又名《杏花鸚鵡圖》。
“五”在《易繋詞》中曰：“天數五，地數五。”“五色”為青黃赤白黑，五色象徵著五個方位，按照道教的陰陽五行說，祭祀五穀之神的社稷壇裡應擺放五色土，亦為青黃赤白黑，象徵天下。畫家筆下的“五色鸚鵡”基本上與社稷壇裡的五色大體相同，如頭頂、眼後為黑色，頸部上方為白色，背部和翅、尾、腿部為青色，也許是為避免與黃絹同色，鳥腹毛色為橘黃色。以此“五色”向諸朝臣表明此係“天產”、“異禽”、“非凡質”，乃“誠瑞雅”也，正如《宣和畫譜》所云：“五行之精，粹於天地之間，陰陽一噓而敷榮，一吸而揫斂，則葩華秀茂……而粉飾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觀眾目，協和氣焉。”不知是巧合，還是畫家刻意所為，這隻吉祥鸚鵡的毛色恰好與社稷壇供奉的五色土相近，它預示著國家社稷出現祥兆。
據北京動物園動物學家喬依倫先生的研究，現存與畫中“五色鸚鵡”有關的是華麗吸蜜鸚鵡（Trichoglossus ornatus）類，屬於鸚形目、鸚鵡科。它們生活於東南亞，其羽色鮮豔，主要以花粉、花朵、花蜜與果實為食物，鳥喙比一般鸚鵡略長，其身長25釐米，體重110克。鳥體為綠色，前額、頭頂和耳羽上方為藍色，耳羽下方紅色；耳羽後方的頸部兩側有一條黃色的羽毛，頭部後方為紅色並帶有深藍滾邊；喉嚨和胸部為橘紅色，每片羽毛均帶有很寬的藍黑色滾邊；翅膀內側覆羽黃色；尾巴內側黃色，虹膜紅色，鳥喙橘色。它們分佈在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西島、努沙登加拉群島、西南群島、摩鹿加群島（馬魯古群島）、帝汶島等島嶼，生活在約1000米高的山林裡，其生性活潑大膽，不懼人，叫聲尖厲。
畫中“五色鸚鵡”的造型和大小與華麗吸蜜鸚鵡相同，毛色的佈局相近，但毛色有一些不同，當今中國僅存的七個鸚鵡品種沒有華麗吸蜜鸚鵡，可見“五色鸚鵡”已不存在了，也許“五色鸚鵡”屬於華麗吸蜜鸚鵡的近親，它們遠在東南亞一帶。
鸚鵡在古代被視作為是有智慧的鳥，如同徽宗所言，鸚鵡能“惠吐夛言”，系祥瑞之禽，徽宗稱之為“瑞雅”。據幅上徽宗所題，畫中的鸚鵡是來自遙遠的“嶺表”的供品，“嶺表”即今廣東、福建一帶，唐代劉恂有《嶺表錄異》卷中說道：“容管廉白州產秦吉了，大約似鸚鵡嘴，腳皆紅，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鵡。以熟雞子和飯如棗飼之。或雲容州有純白者，俱未見之也。”可知嶺表是盛產奇異鸚鵡的地方。大凡宋人見到此類祥物，總要記上一筆，如熙寧六七年間，一段姓商賈，養一鸚鵡，能誦李白宮詞、心經，還能待客，一出獄的訪客憐其被囚，將其放歸，鸚鵡歸林後，見有商旅之車，都要問及段二郎安否。
徽宗具有一定的觀察力和表現力，抓住了鸚鵡登枝的獨特方式（即前後各兩隻爪趾抓住樹枝），但鸚鵡的嘴部畫得還不夠圓厚。徽宗的寫實繪畫出現失真的現象不止一次，例如他繪製《瑞鶴圖》卷，在“政和壬辰（1112年）上元之次夕”，“倏有群鶴飛鳴於空中，仍有二鶴對止於鴟尾之端……感茲祥瑞”，故作畫賦詩題字。鳥類專家指出畫中的丹頂鶴出現了兩個常識性的錯誤：丹頂鶴的黑色長羽是長在翅膀外側的卻被畫在鶴尾上，鶴不可能曲頸飛翔。想必當時群鶴在端門上空迴旋時，徽宗未曾親眼見到，只是在耳聞之後，圖繪吉兆。徽宗的御題畫《芙蓉錦雞圖》軸中的錦雞，其腹部應當是白色而不是紅色，均屬於觀察錯誤所致。
北宋滅亡後，《五色鸚鵡圖》卷在萬幸中遇到不幸，在混戰中被裹挾到了南宋臨安（今浙江杭州），幅上趙佶的瘦金書題字已經不完整了，細查破損處，完全是人為所致，究竟為何人所為？值得一探。
南宋初期，宋高宗自建元起就非常注重收藏散落在民間的歷代書畫，特別是徽宗所藏曆代法書名畫的下落，據吏部侍郎楊王休（1135－1200年）在慶元五年（1199年）所著《南宋館閣續錄》卷三載，當時已彙集了一千餘幅歷代繪畫，達到了南宋書畫收藏之盛。高宗在紹興年間鑑定、裝裱了一批書畫，元代周密《齊東野語》、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三《書畫裝裱》和周密《思陵書畫記》記述了高宗收藏的十餘件晉唐宋書畫的裝裱形式。與徽宗不同的是，高宗不直接介入書畫鑑定，延請他人定奪。高宗在建炎四年（1129年），“駐蹕錢塘，每獲名蹤卷軸，多令辨驗”。辨驗者就是畫家馬興祖，高宗任用曹勳、宋貺、龍大淵、張儉、鄭藻、劉琰、黃冕、魏茂實、任源等一批庸才主持內廷書畫裝裱事務，他們“品藻不高、目力苦短”，其勾當十分荒唐，大凡見到“古書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並行拆下不用。別令曹勳定驗。別行撰寫名作畫目，進呈取旨”。“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題識。其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為可恨耳。其裝裱裁製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儀式。”即便是徽宗御筆，也不例外，徽宗有數件花鳥畫就是這樣被裁去了徽宗的題識和印璽。這是“紹興裱”令人遺憾之處，客觀上給今人鑑定徽宗書畫製造了許多麻煩。高宗在晚年十分珍重徽宗的畫跡，“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特為卓絕”，高宗“時持玩流涕，以起羹牆之悲”。但為時已晚，許多徽宗御筆的題字處已被破壞了。到了元代，畫商們補上徽宗的偽款、印，以求善價，幸好本圖沒有這些蛇足。
1127年，北宋滅亡，該圖的作者趙佶連同宋廷的三千親屬、僕從和藝匠被金軍押赴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直到此時，他依舊是道袍裹身，頭戴逍遙巾，自稱是“流道”。有意味的是，他幾乎停止了此類繪畫活動，只是書寫一些他的自作詩，致力於尋求被釋放的兆頭。在萬里北行的途中，趙佶又一次見到了爛漫的杏花，他百感交集，寫下了《燕山亭·北行見杏花》：
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胭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趙佶於紹興五年（1135年）死於五國城。兩年後，安問使何蘚等還朝，南宋的高宗才得到父皇的死訊。無情的歷史沒有使這隻“五色鸚鵡”給北宋帶來吉兆，更何況徽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