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古典小說《儒林外史》中的經典篇章，入選初中語文課本的《范進中舉》可謂是家喻戶曉。它以幽默辛辣的描述對明清所謂“道德先生”極盡嘲諷之能事，為科舉蹉跎一生、甚至瘋癲的范進，前倨後恭的丈人胡屠夫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切的巧妙轉折，皆來源於窮困多時的窮酸秀才范進的一朝登第，而最先傳報這一喜訊的報喜人同樣有著精彩的表演。當范進因為執意參加科考而導致家中糧盡，不得不抱著家中最後一隻老母雞出外販賣後：
“才去不到兩個時候，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範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裡；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才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著要喜錢。”（《儒林外史》）
作為古典小說《儒林外史》中的經典篇章，入選初中語文課本的《范進中舉》可謂是家喻戶曉。它以幽默辛辣的描述對明清所謂“道德先生”極盡嘲諷之能事，為科舉蹉跎一生、甚至瘋癲的范進，前倨後恭的丈人胡屠夫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切的巧妙轉折，皆來源於窮困多時的窮酸秀才范進的一朝登第，而最先傳報這一喜訊的報喜人同樣有著精彩的表演。當范進因為執意參加科考而導致家中糧盡，不得不抱著家中最後一隻老母雞出外販賣後：
“才去不到兩個時候，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範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裡；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才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著要喜錢。”（《儒林外史》）
文中的三位報喜人與范進非親非故，卻在得知其高中之後快馬加鞭、敲鑼打鼓的衝進範家報喜。原因無它，正如文中所述“簇擁著要喜錢”，而且索要數額不小。哪怕是面對著范進這樣一個窮到都揭不開鍋的秀才，不僅好酒好肉招待，最後還是用丈人胡屠夫送來的“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
實際上，《范進中舉》中所述的報喜人在古代並非是作者異想天開，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社會頑疾，這些靠著傳報中舉士子喜訊謀取鉅額利益的報喜人群體，是古代自科舉考試興起便應運而生的一條灰色產業鏈的關鍵一環。
一 科舉報喜制度與社會無賴的投機
自隋文帝創建科舉考試之後，中國的官員選拔逐漸開始擺脫門閥士族的控制，廣大沒有家世背景的寒門儒士只要肯於專研書本，便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一介白丁和朝中官宦的天壤之別，刺激著無數平民子弟“埋首故紙堆”，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鯉魚躍龍門，施展胸中抱負。唐代詩人孟郊的《登科後》生動的描述了這一心態：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因此，出於早日出人頭地、儘快擺脫被人輕視的焦急心態，這些往往自詡“十年寒窗冷板凳”的讀書士子往往會對錄取結果極為關心，甚至到了爭分奪秒的地步。一如萬曆年間禮部所奏：“諸生能耐之半生，不能耐之旦暮？”（《明神宗實錄》卷五三五，萬曆四十三年八月丙申）士子們為了科考中舉都忍耐了大半生，卻不能忍耐片刻也是人之常情。
作為古典小說《儒林外史》中的經典篇章，入選初中語文課本的《范進中舉》可謂是家喻戶曉。它以幽默辛辣的描述對明清所謂“道德先生”極盡嘲諷之能事，為科舉蹉跎一生、甚至瘋癲的范進，前倨後恭的丈人胡屠夫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切的巧妙轉折，皆來源於窮困多時的窮酸秀才范進的一朝登第，而最先傳報這一喜訊的報喜人同樣有著精彩的表演。當范進因為執意參加科考而導致家中糧盡，不得不抱著家中最後一隻老母雞出外販賣後：
“才去不到兩個時候，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範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裡；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才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著要喜錢。”（《儒林外史》）
文中的三位報喜人與范進非親非故，卻在得知其高中之後快馬加鞭、敲鑼打鼓的衝進範家報喜。原因無它，正如文中所述“簇擁著要喜錢”，而且索要數額不小。哪怕是面對著范進這樣一個窮到都揭不開鍋的秀才，不僅好酒好肉招待，最後還是用丈人胡屠夫送來的“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
實際上，《范進中舉》中所述的報喜人在古代並非是作者異想天開，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社會頑疾，這些靠著傳報中舉士子喜訊謀取鉅額利益的報喜人群體，是古代自科舉考試興起便應運而生的一條灰色產業鏈的關鍵一環。
一 科舉報喜制度與社會無賴的投機
自隋文帝創建科舉考試之後，中國的官員選拔逐漸開始擺脫門閥士族的控制，廣大沒有家世背景的寒門儒士只要肯於專研書本，便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一介白丁和朝中官宦的天壤之別，刺激著無數平民子弟“埋首故紙堆”，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鯉魚躍龍門，施展胸中抱負。唐代詩人孟郊的《登科後》生動的描述了這一心態：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因此，出於早日出人頭地、儘快擺脫被人輕視的焦急心態，這些往往自詡“十年寒窗冷板凳”的讀書士子往往會對錄取結果極為關心，甚至到了爭分奪秒的地步。一如萬曆年間禮部所奏：“諸生能耐之半生，不能耐之旦暮？”（《明神宗實錄》卷五三五，萬曆四十三年八月丙申）士子們為了科考中舉都忍耐了大半生，卻不能忍耐片刻也是人之常情。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唐代開始，官府便為中舉士子設計了一種類似後世“喜報”的文書——“榜帖”或“金花帖子”。如宋代劉昌詩所記：“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箋書姓名……使人持以報之，謂之榜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蘆蒲筆記》卷六《金花帖子》）在當時，手持喜報傳報中舉士子的人尚且是由官府派出的人員。可是，不久之後，事情開始變味了。
唐武宗會昌三年（843），文人高退之參加科考，考完之後便回到了家鄉盩厔（zhou zhi）。按照一般官府人員的辦事效率，即便考中之後也會拖個十天半個月才會將喜報傳至家中。可是令高退之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他回家之後還未過去一天的時間，“進士團遣人齎榜，扣關相報，方知忝幸矣。”（《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為了給一位家居盩厔山中的進士報喜，這些報喜人不惜“扣關相報”，且速度快的令人咋舌，根本就不像是素來以嚴謹和低效著稱的官府中人。事實也正是如此，據《唐摭言》記載，那些給高退之報喜的所謂“進士團”乃是“長安遊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為‘進士團’。”而他們如此熱心的根本原因，同樣是為了求得那些中舉士子的喜錢。就這樣，原本為解決士子期盼中舉結果之苦的一項良好的制度，卻因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成為了遊手好閒之徒牟利的工具。
宋代科舉承襲唐代制度，吸取了唐代科舉報喜被人鑽空子的教訓，設計了更為嚴格的傳報制度。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記載：“國初循唐制，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箋……書其刑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後來為了防止中間有人走漏消息，乾脆取消喜報制度，改為當眾“臨軒唱名”，試圖以最為公開的手段規避這一惡習。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儘管宋代君臣為了防止科舉結果提前洩密而導致遊手之徒利用此來牟利，設計出了無數技術手段，但現實卻令人觸目驚心。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吳興人吳倜高中狀元，報喜人“先以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間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齊東野語》卷十一《吳倜》）這些無賴之徒按照中舉名次的高下來向中舉士子索取賞錢，按照北宋一緡略等於後世一兩銀子的價格，“不幸”高中狀元的吳倜就面臨著出一千兩銀子的巨資給這些人的悲慘境地。
隨著這條科舉灰色產業鏈的危害愈演愈烈，深受其害的官府終於將懷疑的目光放在了本該“為人師表”的主考官身上。南宋寶佑六年（1258），慶元府（今浙江寧波市）在舉行解試之前，“增葺貢闈，煥然翬跂”（《四明續志》卷一《科舉》），在修理貢院之時，將考場的圍牆陡然加高。而在那年考試之後，慶元府境內曾經橫行一時的報喜人竟然消失的無影無蹤。加高考場圍牆而阻隔了內外傳遞消息的路徑，一個政府絞盡腦汁也無力解決的社會頑疾的關鍵原因似乎已經透露在了人們面前。
二 報喜人的勒索手段
遺憾的是，隨著朝代的更替和一些“內部人員”有意無意的淡化，南宋年間慶元府的這一“偉大發現”並未得到後世的重視，科舉考試背後的這條灰色產業鏈得以繼續發展，危害烈度和廣度都在大幅攀升。
明代文人陳益詳敘述自己家鄉——福建省的鄉試報喜費用：“國初，泥金之報賞不過數金；嘉、隆之際，增至數十；今（萬曆）則至於數百。”（《陳履吉採芝堂文集》卷十三《文類·木鉞》）僅僅是為了取得舉人身份的鄉試，明代萬曆年間的報喜費用就達到了數百兩之巨。而遠未結束，到崇禎年間，左都御史李邦華上疏痛斥報喜陋習時，哪怕是經濟發展水平遠不如福建的自己家鄉——江西省吉水：“三十年前僅費百數十金，而今幾以五六百金計矣。”（《李忠肅先生集》卷六《申禁報榜疏》）
後世讀者看到這些觸目驚心的數據時，一方面會對這樣一種社會陋習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也會有些奇怪。按照一般人對於古代社會的理解，這些已經取得官員身份的讀書人為何會心甘情願的掏出數額如此巨大的報喜費用呢，難道官員還會懼怕無賴嗎？
實際上，除了出於科場及第是自己乃至家族最為關鍵的喜事，不願意有一丁點不吉利的心理因素作祟之外，那些以此為生的報喜人無所不用其極的勒索手段更是逼迫這些初出茅廬的讀書人無法強硬的關鍵所在。正如郭培貴先生所說：“（這些人）絕非文弱的書生，也率非善良的平民，而是既能鑽營官府打探消息，又有一定社會勢力且能黑下臉來敲詐勒索的人。”（《中國科舉通史·明代卷》）
古典小說《醒世姻緣傳》之中，有著這樣一個情節。成化年間，山東省繡江縣秀才狄希陳趕赴京師，花費三千兩白銀捐得一個正七品的中書舍人官銜。哪怕是這樣一個捐官，那些報喜人也聞風而動，“一夥報喜的京花子，約有二三十人，一齊趕將來家。”面對這樣大的陣仗，膽小怕事的狄希陳不敢露面，躲在裡屋。這些報喜人見狄希陳不給錢，開始破口大罵，直至動手搶砸東西。見到這位捐納的中書大人仍然沒有露面的意思，報喜人便使出了絕活：
“又選出幾個最無賴的潑皮，脫了衣裳，摘了網巾，披撒了頭髮，使磁瓦勒破了頭皮，流得滿面是血，躺臥正廳當中，聲聲只叫喚：“狄中書家打殺報喜的人了！””
一言不合，便用自殘的手法訛詐新任官員。即便是膽子再大、骨氣再硬的讀書人面對此種無賴行徑，恐怕也只能“出錢消災”了事。
作為古典小說《儒林外史》中的經典篇章，入選初中語文課本的《范進中舉》可謂是家喻戶曉。它以幽默辛辣的描述對明清所謂“道德先生”極盡嘲諷之能事，為科舉蹉跎一生、甚至瘋癲的范進，前倨後恭的丈人胡屠夫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切的巧妙轉折，皆來源於窮困多時的窮酸秀才范進的一朝登第，而最先傳報這一喜訊的報喜人同樣有著精彩的表演。當范進因為執意參加科考而導致家中糧盡，不得不抱著家中最後一隻老母雞出外販賣後：
“才去不到兩個時候，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範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裡；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才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著要喜錢。”（《儒林外史》）
文中的三位報喜人與范進非親非故，卻在得知其高中之後快馬加鞭、敲鑼打鼓的衝進範家報喜。原因無它，正如文中所述“簇擁著要喜錢”，而且索要數額不小。哪怕是面對著范進這樣一個窮到都揭不開鍋的秀才，不僅好酒好肉招待，最後還是用丈人胡屠夫送來的“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
實際上，《范進中舉》中所述的報喜人在古代並非是作者異想天開，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社會頑疾，這些靠著傳報中舉士子喜訊謀取鉅額利益的報喜人群體，是古代自科舉考試興起便應運而生的一條灰色產業鏈的關鍵一環。
一 科舉報喜制度與社會無賴的投機
自隋文帝創建科舉考試之後，中國的官員選拔逐漸開始擺脫門閥士族的控制，廣大沒有家世背景的寒門儒士只要肯於專研書本，便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一介白丁和朝中官宦的天壤之別，刺激著無數平民子弟“埋首故紙堆”，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鯉魚躍龍門，施展胸中抱負。唐代詩人孟郊的《登科後》生動的描述了這一心態：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因此，出於早日出人頭地、儘快擺脫被人輕視的焦急心態，這些往往自詡“十年寒窗冷板凳”的讀書士子往往會對錄取結果極為關心，甚至到了爭分奪秒的地步。一如萬曆年間禮部所奏：“諸生能耐之半生，不能耐之旦暮？”（《明神宗實錄》卷五三五，萬曆四十三年八月丙申）士子們為了科考中舉都忍耐了大半生，卻不能忍耐片刻也是人之常情。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唐代開始，官府便為中舉士子設計了一種類似後世“喜報”的文書——“榜帖”或“金花帖子”。如宋代劉昌詩所記：“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箋書姓名……使人持以報之，謂之榜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蘆蒲筆記》卷六《金花帖子》）在當時，手持喜報傳報中舉士子的人尚且是由官府派出的人員。可是，不久之後，事情開始變味了。
唐武宗會昌三年（843），文人高退之參加科考，考完之後便回到了家鄉盩厔（zhou zhi）。按照一般官府人員的辦事效率，即便考中之後也會拖個十天半個月才會將喜報傳至家中。可是令高退之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他回家之後還未過去一天的時間，“進士團遣人齎榜，扣關相報，方知忝幸矣。”（《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為了給一位家居盩厔山中的進士報喜，這些報喜人不惜“扣關相報”，且速度快的令人咋舌，根本就不像是素來以嚴謹和低效著稱的官府中人。事實也正是如此，據《唐摭言》記載，那些給高退之報喜的所謂“進士團”乃是“長安遊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為‘進士團’。”而他們如此熱心的根本原因，同樣是為了求得那些中舉士子的喜錢。就這樣，原本為解決士子期盼中舉結果之苦的一項良好的制度，卻因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成為了遊手好閒之徒牟利的工具。
宋代科舉承襲唐代制度，吸取了唐代科舉報喜被人鑽空子的教訓，設計了更為嚴格的傳報制度。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記載：“國初循唐制，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箋……書其刑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後來為了防止中間有人走漏消息，乾脆取消喜報制度，改為當眾“臨軒唱名”，試圖以最為公開的手段規避這一惡習。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儘管宋代君臣為了防止科舉結果提前洩密而導致遊手之徒利用此來牟利，設計出了無數技術手段，但現實卻令人觸目驚心。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吳興人吳倜高中狀元，報喜人“先以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間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齊東野語》卷十一《吳倜》）這些無賴之徒按照中舉名次的高下來向中舉士子索取賞錢，按照北宋一緡略等於後世一兩銀子的價格，“不幸”高中狀元的吳倜就面臨著出一千兩銀子的巨資給這些人的悲慘境地。
隨著這條科舉灰色產業鏈的危害愈演愈烈，深受其害的官府終於將懷疑的目光放在了本該“為人師表”的主考官身上。南宋寶佑六年（1258），慶元府（今浙江寧波市）在舉行解試之前，“增葺貢闈，煥然翬跂”（《四明續志》卷一《科舉》），在修理貢院之時，將考場的圍牆陡然加高。而在那年考試之後，慶元府境內曾經橫行一時的報喜人竟然消失的無影無蹤。加高考場圍牆而阻隔了內外傳遞消息的路徑，一個政府絞盡腦汁也無力解決的社會頑疾的關鍵原因似乎已經透露在了人們面前。
二 報喜人的勒索手段
遺憾的是，隨著朝代的更替和一些“內部人員”有意無意的淡化，南宋年間慶元府的這一“偉大發現”並未得到後世的重視，科舉考試背後的這條灰色產業鏈得以繼續發展，危害烈度和廣度都在大幅攀升。
明代文人陳益詳敘述自己家鄉——福建省的鄉試報喜費用：“國初，泥金之報賞不過數金；嘉、隆之際，增至數十；今（萬曆）則至於數百。”（《陳履吉採芝堂文集》卷十三《文類·木鉞》）僅僅是為了取得舉人身份的鄉試，明代萬曆年間的報喜費用就達到了數百兩之巨。而遠未結束，到崇禎年間，左都御史李邦華上疏痛斥報喜陋習時，哪怕是經濟發展水平遠不如福建的自己家鄉——江西省吉水：“三十年前僅費百數十金，而今幾以五六百金計矣。”（《李忠肅先生集》卷六《申禁報榜疏》）
後世讀者看到這些觸目驚心的數據時，一方面會對這樣一種社會陋習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也會有些奇怪。按照一般人對於古代社會的理解，這些已經取得官員身份的讀書人為何會心甘情願的掏出數額如此巨大的報喜費用呢，難道官員還會懼怕無賴嗎？
實際上，除了出於科場及第是自己乃至家族最為關鍵的喜事，不願意有一丁點不吉利的心理因素作祟之外，那些以此為生的報喜人無所不用其極的勒索手段更是逼迫這些初出茅廬的讀書人無法強硬的關鍵所在。正如郭培貴先生所說：“（這些人）絕非文弱的書生，也率非善良的平民，而是既能鑽營官府打探消息，又有一定社會勢力且能黑下臉來敲詐勒索的人。”（《中國科舉通史·明代卷》）
古典小說《醒世姻緣傳》之中，有著這樣一個情節。成化年間，山東省繡江縣秀才狄希陳趕赴京師，花費三千兩白銀捐得一個正七品的中書舍人官銜。哪怕是這樣一個捐官，那些報喜人也聞風而動，“一夥報喜的京花子，約有二三十人，一齊趕將來家。”面對這樣大的陣仗，膽小怕事的狄希陳不敢露面，躲在裡屋。這些報喜人見狄希陳不給錢，開始破口大罵，直至動手搶砸東西。見到這位捐納的中書大人仍然沒有露面的意思，報喜人便使出了絕活：
“又選出幾個最無賴的潑皮，脫了衣裳，摘了網巾，披撒了頭髮，使磁瓦勒破了頭皮，流得滿面是血，躺臥正廳當中，聲聲只叫喚：“狄中書家打殺報喜的人了！””
一言不合，便用自殘的手法訛詐新任官員。即便是膽子再大、骨氣再硬的讀書人面對此種無賴行徑，恐怕也只能“出錢消災”了事。
除了上述這種極端手段之外，藉口大吉大利給這些新晉舉人、進士一個下馬威更是報喜人常用的手法。顧公燮在《明季縉紳之橫》中提及：“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隨行，立刻修整，永為主顧。”
報喜人闖到中舉士子家中，二話不說，便直接手持短棍，將士子家中打個稀爛，美其名曰“改換門庭”，隨後便張口“大老爺”、閉口“大老爺”的慶賀討賞。在這樣的“恩威並施”之下，結果便多能“心想事成”。而且，這條灰色產業鏈之外還衍生出了另外的產業鏈，一些工匠與報喜人串通勾結，在報喜人將士子家中打砸之後，立刻為其整修，索取高價。這種現象的蔓延，便產生了許多苦笑不得的事情。
河南有一個姓呂的主事，他的兒子參加鄉試之前，呂主事通過自己的官場運作，成功送給主考官一筆賄賂。消息洩露出去後，所有人都知道呂大人的公子只要走走過場便可以高中。於是，在放榜的那天凌晨，還未得到確切消息的報喜人蜂擁而至，都來索要賞錢。其中也慘雜了一些仇家，“故意以報為名，將他窗戶什物打碎。”沒想到，因為呂大人賄賂的消息傳得太廣，主考官不敢冒風險，“及榜掛出，並沒大名。”（《醉醒石》）倒黴的呂主事不僅賠了無數賞錢，還要額外花錢修理家中，一時成為笑柄。
三 報喜陋習的社會危害
動輒數百，乃至上千兩白銀的報喜錢給本意是網羅天下讀書士子的科舉考試蒙上了一層陰霾，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社會危害。
科舉制度設計初衷，在於“天下英雄盡入吾轂”，因此格外注重地域和不同階層的公平性。《中國科舉通史·明代卷》中，哪怕是到了明末官場腐敗、賄賂公行，豪閥門第壟斷仕途的大背景下，家中三代從未有過為官經歷的普通貧寒士子依然佔據了進士人數的四分之一以上。
作為古典小說《儒林外史》中的經典篇章，入選初中語文課本的《范進中舉》可謂是家喻戶曉。它以幽默辛辣的描述對明清所謂“道德先生”極盡嘲諷之能事，為科舉蹉跎一生、甚至瘋癲的范進，前倨後恭的丈人胡屠夫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一切的巧妙轉折，皆來源於窮困多時的窮酸秀才范進的一朝登第，而最先傳報這一喜訊的報喜人同樣有著精彩的表演。當范進因為執意參加科考而導致家中糧盡，不得不抱著家中最後一隻老母雞出外販賣後：
“才去不到兩個時候，只聽得一片聲的鑼響，三匹馬闖將來。那三個人下了馬，把馬拴在茅草棚上，一片聲叫道：“快請範老爺出來，恭喜高中了！”母親不知是甚事，嚇得躲在屋裡；聽見中了，方敢伸出頭來，說道：“諸位請坐，小兒方才出去了。”那些報錄人道：“原來是老太太。”大家簇擁著要喜錢。”（《儒林外史》）
文中的三位報喜人與范進非親非故，卻在得知其高中之後快馬加鞭、敲鑼打鼓的衝進範家報喜。原因無它，正如文中所述“簇擁著要喜錢”，而且索要數額不小。哪怕是面對著范進這樣一個窮到都揭不開鍋的秀才，不僅好酒好肉招待，最後還是用丈人胡屠夫送來的“送來的幾千錢打發他們去了。”
實際上，《范進中舉》中所述的報喜人在古代並非是作者異想天開，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社會頑疾，這些靠著傳報中舉士子喜訊謀取鉅額利益的報喜人群體，是古代自科舉考試興起便應運而生的一條灰色產業鏈的關鍵一環。
一 科舉報喜制度與社會無賴的投機
自隋文帝創建科舉考試之後，中國的官員選拔逐漸開始擺脫門閥士族的控制，廣大沒有家世背景的寒門儒士只要肯於專研書本，便有了“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一介白丁和朝中官宦的天壤之別，刺激著無數平民子弟“埋首故紙堆”，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鯉魚躍龍門，施展胸中抱負。唐代詩人孟郊的《登科後》生動的描述了這一心態：
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因此，出於早日出人頭地、儘快擺脫被人輕視的焦急心態，這些往往自詡“十年寒窗冷板凳”的讀書士子往往會對錄取結果極為關心，甚至到了爭分奪秒的地步。一如萬曆年間禮部所奏：“諸生能耐之半生，不能耐之旦暮？”（《明神宗實錄》卷五三五，萬曆四十三年八月丙申）士子們為了科考中舉都忍耐了大半生，卻不能忍耐片刻也是人之常情。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唐代開始，官府便為中舉士子設計了一種類似後世“喜報”的文書——“榜帖”或“金花帖子”。如宋代劉昌詩所記：“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箋書姓名……使人持以報之，謂之榜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蘆蒲筆記》卷六《金花帖子》）在當時，手持喜報傳報中舉士子的人尚且是由官府派出的人員。可是，不久之後，事情開始變味了。
唐武宗會昌三年（843），文人高退之參加科考，考完之後便回到了家鄉盩厔（zhou zhi）。按照一般官府人員的辦事效率，即便考中之後也會拖個十天半個月才會將喜報傳至家中。可是令高退之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他回家之後還未過去一天的時間，“進士團遣人齎榜，扣關相報，方知忝幸矣。”（《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題名遊賞賦詠雜紀》）
為了給一位家居盩厔山中的進士報喜，這些報喜人不惜“扣關相報”，且速度快的令人咋舌，根本就不像是素來以嚴謹和低效著稱的官府中人。事實也正是如此，據《唐摭言》記載，那些給高退之報喜的所謂“進士團”乃是“長安遊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為‘進士團’。”而他們如此熱心的根本原因，同樣是為了求得那些中舉士子的喜錢。就這樣，原本為解決士子期盼中舉結果之苦的一項良好的制度，卻因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成為了遊手好閒之徒牟利的工具。
宋代科舉承襲唐代制度，吸取了唐代科舉報喜被人鑽空子的教訓，設計了更為嚴格的傳報制度。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記載：“國初循唐制，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箋……書其刑名，花押其下，護以大帖。”後來為了防止中間有人走漏消息，乾脆取消喜報制度，改為當眾“臨軒唱名”，試圖以最為公開的手段規避這一惡習。
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儘管宋代君臣為了防止科舉結果提前洩密而導致遊手之徒利用此來牟利，設計出了無數技術手段，但現實卻令人觸目驚心。宋徽宗崇寧五年（1106），吳興人吳倜高中狀元，報喜人“先以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間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齊東野語》卷十一《吳倜》）這些無賴之徒按照中舉名次的高下來向中舉士子索取賞錢，按照北宋一緡略等於後世一兩銀子的價格，“不幸”高中狀元的吳倜就面臨著出一千兩銀子的巨資給這些人的悲慘境地。
隨著這條科舉灰色產業鏈的危害愈演愈烈，深受其害的官府終於將懷疑的目光放在了本該“為人師表”的主考官身上。南宋寶佑六年（1258），慶元府（今浙江寧波市）在舉行解試之前，“增葺貢闈，煥然翬跂”（《四明續志》卷一《科舉》），在修理貢院之時，將考場的圍牆陡然加高。而在那年考試之後，慶元府境內曾經橫行一時的報喜人竟然消失的無影無蹤。加高考場圍牆而阻隔了內外傳遞消息的路徑，一個政府絞盡腦汁也無力解決的社會頑疾的關鍵原因似乎已經透露在了人們面前。
二 報喜人的勒索手段
遺憾的是，隨著朝代的更替和一些“內部人員”有意無意的淡化，南宋年間慶元府的這一“偉大發現”並未得到後世的重視，科舉考試背後的這條灰色產業鏈得以繼續發展，危害烈度和廣度都在大幅攀升。
明代文人陳益詳敘述自己家鄉——福建省的鄉試報喜費用：“國初，泥金之報賞不過數金；嘉、隆之際，增至數十；今（萬曆）則至於數百。”（《陳履吉採芝堂文集》卷十三《文類·木鉞》）僅僅是為了取得舉人身份的鄉試，明代萬曆年間的報喜費用就達到了數百兩之巨。而遠未結束，到崇禎年間，左都御史李邦華上疏痛斥報喜陋習時，哪怕是經濟發展水平遠不如福建的自己家鄉——江西省吉水：“三十年前僅費百數十金，而今幾以五六百金計矣。”（《李忠肅先生集》卷六《申禁報榜疏》）
後世讀者看到這些觸目驚心的數據時，一方面會對這樣一種社會陋習痛心疾首，另一方面也會有些奇怪。按照一般人對於古代社會的理解，這些已經取得官員身份的讀書人為何會心甘情願的掏出數額如此巨大的報喜費用呢，難道官員還會懼怕無賴嗎？
實際上，除了出於科場及第是自己乃至家族最為關鍵的喜事，不願意有一丁點不吉利的心理因素作祟之外，那些以此為生的報喜人無所不用其極的勒索手段更是逼迫這些初出茅廬的讀書人無法強硬的關鍵所在。正如郭培貴先生所說：“（這些人）絕非文弱的書生，也率非善良的平民，而是既能鑽營官府打探消息，又有一定社會勢力且能黑下臉來敲詐勒索的人。”（《中國科舉通史·明代卷》）
古典小說《醒世姻緣傳》之中，有著這樣一個情節。成化年間，山東省繡江縣秀才狄希陳趕赴京師，花費三千兩白銀捐得一個正七品的中書舍人官銜。哪怕是這樣一個捐官，那些報喜人也聞風而動，“一夥報喜的京花子，約有二三十人，一齊趕將來家。”面對這樣大的陣仗，膽小怕事的狄希陳不敢露面，躲在裡屋。這些報喜人見狄希陳不給錢，開始破口大罵，直至動手搶砸東西。見到這位捐納的中書大人仍然沒有露面的意思，報喜人便使出了絕活：
“又選出幾個最無賴的潑皮，脫了衣裳，摘了網巾，披撒了頭髮，使磁瓦勒破了頭皮，流得滿面是血，躺臥正廳當中，聲聲只叫喚：“狄中書家打殺報喜的人了！””
一言不合，便用自殘的手法訛詐新任官員。即便是膽子再大、骨氣再硬的讀書人面對此種無賴行徑，恐怕也只能“出錢消災”了事。
除了上述這種極端手段之外，藉口大吉大利給這些新晉舉人、進士一個下馬威更是報喜人常用的手法。顧公燮在《明季縉紳之橫》中提及：“凡中式者，報錄人多持短棍，從門打入廳堂，窗戶盡毀，謂之“改換門庭”。工匠隨行，立刻修整，永為主顧。”
報喜人闖到中舉士子家中，二話不說，便直接手持短棍，將士子家中打個稀爛，美其名曰“改換門庭”，隨後便張口“大老爺”、閉口“大老爺”的慶賀討賞。在這樣的“恩威並施”之下，結果便多能“心想事成”。而且，這條灰色產業鏈之外還衍生出了另外的產業鏈，一些工匠與報喜人串通勾結，在報喜人將士子家中打砸之後，立刻為其整修，索取高價。這種現象的蔓延，便產生了許多苦笑不得的事情。
河南有一個姓呂的主事，他的兒子參加鄉試之前，呂主事通過自己的官場運作，成功送給主考官一筆賄賂。消息洩露出去後，所有人都知道呂大人的公子只要走走過場便可以高中。於是，在放榜的那天凌晨，還未得到確切消息的報喜人蜂擁而至，都來索要賞錢。其中也慘雜了一些仇家，“故意以報為名，將他窗戶什物打碎。”沒想到，因為呂大人賄賂的消息傳得太廣，主考官不敢冒風險，“及榜掛出，並沒大名。”（《醉醒石》）倒黴的呂主事不僅賠了無數賞錢，還要額外花錢修理家中，一時成為笑柄。
三 報喜陋習的社會危害
動輒數百，乃至上千兩白銀的報喜錢給本意是網羅天下讀書士子的科舉考試蒙上了一層陰霾，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社會危害。
科舉制度設計初衷，在於“天下英雄盡入吾轂”，因此格外注重地域和不同階層的公平性。《中國科舉通史·明代卷》中，哪怕是到了明末官場腐敗、賄賂公行，豪閥門第壟斷仕途的大背景下，家中三代從未有過為官經歷的普通貧寒士子依然佔據了進士人數的四分之一以上。
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盡入吾轂”
這樣一來，就會面臨一個問題，報喜費用支出再多，對於那些世代豪閥的家庭來說，尚可勉力為之，而那些家境貧寒的中舉士子又該如何應付呢？崇禎十六年（1643），時任左都御史的李邦華的一封奏疏道破了真相：“貧士遇此不得不多方稱貸，以暫圖發遣。”（《李忠肅先生集》卷六《申禁報榜疏》）
面對著報喜人的勒索敲詐，家境貧寒的中舉士子不得不到處借錢，暫且應付。需要注意的是，就在李邦華上疏的第二年，明朝便滅亡了。即便是在官員仕途沒有以往風光的滅亡前夕，貧寒士子舉債支付報喜人費用的現象依然引起了朝廷高官的憤慨，那在當官極為榮耀的太平年月，貧寒門第負債現象的嚴重便可想而知了。無論以何種手段應付報喜費用，最終仍會給新晉士子造成嚴重的經濟壓力。於是，這些尚未被官場汙濁風氣影響的年輕官員便會不擇手段的撈取錢財，以儘快支付債務。崇禎元年（1628），身為“天子近臣”的戶科給事中韓一良一語道破天機：“彼原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國榷》卷八十九，崇禎元年七月庚申）如此一來，本就惡劣的腐敗風氣有了這些“生力軍”的加入，變得愈發令普通人民難以忍受。
除了動搖國家賴以治理天下的官僚體系之外，報喜人的巨大收益也引來了沒有門路參與其中的社會無賴的覬覦，對普通社會治安也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正德十二年（1517）京師會試，不少報喜人與考場中人相互勾結，在尚未公開放榜之時便拿到了中舉士子的姓名，寫在喜報之上趁著夜色去傳報。“有惡少伺於途，挺僕其人，奪其紙以去者。”（《鈐山堂集》卷二十七《雜記·南省志》）這些把中舉士子視為“任人宰割羔羊”的報喜人竟然也成為了“京師惡少”們的獵物，被人在路上打倒在地，奪取喜報，至於生死更是不可知曉。
綜上所述，古代科舉考試自從產生之日起，便如影隨形的有了以其為生的報喜人團體的鑽營。不僅給社會治安、社會風氣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更在於中舉士子因此揹負了沉重的債務壓力，不得不與貪官汙吏同流合汙，加速了一個王朝的滅亡。
在這背後，除了那些社會無賴的敲詐勒索之外，隱藏在這條灰色產業鏈源頭的那些人更是造成這一社會惡果的罪魁禍首。不少有識之士紛紛上奏朝廷，希望能夠革除這一弊政，然而每次都不了了之。萬曆四十三年（1615）八月，禮部為此上奏皇帝，甚至得到了“上然其言”，“明各地方通行禁止，犯者嚴拿治罪”的批示，但最終卻不了了之。（《明神宗實錄》卷五三五，萬曆四十三年八月丙申）
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現象，除了南宋寶佑六年慶元府的偶然發現之外，另一公開的現象更是直指那些“為人師表”的考官們。《禮部志稿》記載，在科舉考試之後，除了那些社會無賴充當的報喜人之外，“本部（禮部）班頭例往討取犒賞。”
如果說面對潑皮無賴般的民間報喜人的勒索，小部分士子還敢挺身而出的話，那這些來自於負責科舉考試、代表天下讀書人的禮部的班頭（辦事吏員）的討賞，又有誰敢拒絕呢？
於是，在這一場上下齊心的饕餮盛宴的共同努力之下，本就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迅速走向了它的終點。這條灰色產業鏈卻並未隨著王朝的滅亡而終結，清朝入主中原，大開科舉之門，報喜人再次死灰復燃，成為社會公害。於是，便有了清代經典小說《范進中舉》的應運而生。而報喜人的影響也一直流傳，甚至在今日尚能依稀見到某些身影。
參考文獻：
郭培貴：《中國科舉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劉明鑫：《明代的科舉走報》，《史學月刊》，2019年第7期。
王定保：《唐摭言》。
劉昌詩：《蘆浦筆記》。
趙彥衛：《雲麓漫鈔》。
《明神宗實錄》。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清]吳敬梓：《儒林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