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我對於人，譭譽都不計較，即如說那個人說某人好，那個人說某人壞，很難據以定論。我的體驗，不要輕易攻訐人，也不要輕易恭維人。人很容易上恭維的當。但是我總覺得恭維人比較對，只要不過分的恭維。
對於自己要看清楚，沒有人不遭遇毀的，而且毀遭遇到很多，即使任何一個宗教家，都不能避免毀。像耶穌被釘十字架而死，就是因為被人毀。而且越偉大的人物，被毀得越多，所以說“謗隨名高”。一個人名氣越大，後面毀謗就跟著來了。
曹操還沒有壯大起來的時候，初與袁紹作戰，情勢岌岌可危，他的部下沒有信心，認為會打敗仗，很多人都和袁紹有聯絡，腳踏兩邊船，以便萬一情勢不對時，可以倒過袁紹那邊去。他們往來的書信資料，曹操都派人查到，掌握在手裡，後來仗打下來勝利了，曹操立刻把這些資料全部毀了，看都不看，問更不問。
有人對曹操說，這些人都是靠不住的，應該追究，曹操說，跟我的人，誰不是為了家庭兒女，想找一點前途出路的？在當時是勝是敗，連我自己都沒把握，現在又何必追究他們？我自己信念都動搖，怎能要求他們？如果追究下去，牽連太廣了，到最後找不到一個忠貞的人，不必去追問了。這也是曹操反用恕道，故意做到能夠寬容人。
其次古人的句子：“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人與人相見，三兩句話就說起別人來了，這是通常的事，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如果作為一個單位主管，領導人的人，要靠自己的智慧與修養，不隨便說人，也不隨便相信別人批評人的話，所謂“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一個攻訐人的人，他們之間一定有意見相左，兩人間至少有不痛快的地方，這種情形，作主管的，就要把舵掌穩了，否則就沒有辦法帶領部下的。
另外一些會說人家好話的人，中間也常有問題。李宗吾在他諷世之作的《厚黑學》裡，綜合社會上的一般心理，有“求官六字真言”、“做官六字真言”、“辦事二妙法”，所謂“補鍋法”、“鋸箭法”，都是指出人類最壞的做法。有些人最會恭維人，但是他的恭維也有作用的。
近代以來，大家都很崇拜曾國藩。其實，他當時所遭遇的環境，毀與譽都是同時並進的。因此他有贈沅浦九弟四十一生辰的一首詩：“左列鍾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這是說他們當時的處境，左邊放了一大堆褒揚令、獎狀。右邊便有許多難聽而攻擊性的傳單。
世間的是非誰又完全弄得清楚呢！多了這一頭，一定會少了那一邊，加減乘除，算不清那些帳。你只要翻開《莊子》書中那段屠羊說（人名）的故事一看，人生處世的態度，就應該有屠羊說的胸襟才對，所謂“萬事浮雲過太虛”。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這裡說，聽了誰毀人，誰譽人，自己不要立下斷語；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有人攻訐自己或恭維自己，都不去管。假使有人捧人捧得太厲害，這中間一定有個原因。過分的言詞，無論是毀是譽，其中一定有原因，有問題。所以譭譽不是衡量人的絕對標準，聽的人必須要清楚。
孔子說到這裡，不禁感嘆：“現在這些人啊！”他感嘆了這一句，下面沒有講下去，而包含了許多意思。然後他講另外一句話：“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夏、商、周這三代的古人，不聽這些譭譽，人取直道，心直口快。走直道是很難的，假使不走直道，隨譭譽而變動，則不能作人；做主管的也不能帶人。所以這一點，做人、做事、對自己的修養和與人的相處都很重要。
《莊子》也曾經說過：“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毀之而不加沮。”真的大聖人，譭譽不能動搖。全世界的人恭維他，不會動心；稱譽對他並沒有增加勸勉鼓勵的作用；本來要作好人，再恭維他也還是作好人。全世界要毀謗他，也絕不因毀而沮喪，還是要照樣做。這就是譭譽不驚，甚而到全世界的譭譽都不管的程度，這是聖人境界、大丈夫氣概。
據歷史上記載，有一個人就有這股傻勁，王安石就有這種書呆子的氣魄。王安石這個人，過去歷史上有人說他不好，也有人說他是大政治家，這都很難定論。但是王安石有幾點是了不起的，意志的堅定，是一般人所不能。
他有過“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懼，祖宗不足法，聖賢不足師”的倔勁。沒有把古聖賢放在眼裡，自己就是當代的聖賢，可見這種人的氣象，倔強得多厲害。相反的，說他是魔道呢？但也難下斷語。
他一輩子穿的都是破舊衣服，乃至他當宰相時候，皇帝都看到他領口上有蝨子。眼睛又近視，吃菜只看到面前的一盤，生活那麼樸素，可是意志之戇（zhuang4聲，剛直），戇得不得了。他對譭譽動都不動，表面上的確不動，實際上內心還是動的。所以這一段可以作為我們的座右銘，能夠做到譭譽都不動心，這種修養是很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