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記載，崖山海戰，十萬民眾隨宋末帝投海自盡。 南宋鼎盛時，全國總人口八千餘萬、迫近一億大關。在被蒙古人進來時，這個龐大族群在被描述為任人切剁的“土豆”，全國各處都有張弘範（跟隨蒙古軍隊滅宋的漢人帶路黨）。
而另一方面，在這場東方歷史“華夷之變”中，中國的一些“東洋鄰國”卻未被“殃及魚池”，甚至有著不俗的表現。
13世紀下半葉，蒙古大軍在平定中國之後，對日本發動過兩次征服戰役。 第一次交戰是在公元1274年。進攻日本的蒙古遠征軍共兩萬五千人，面對第一次“蒙古遠征軍來襲”，日本舉國參戰，武士和民兵都投入戰爭中，慘烈的戰鬥進行了二十多天。擅長騎射的蒙古兵在擅長肉搏戰的日本人面前遭到重創， 頑強的日本民兵成功地阻止了蒙古軍的推進。由武士組成的日本重騎兵隊尤為英勇，他們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冒著箭雨列陣衝擊敵人，與敵軍貼身近戰，使蒙古人的弓箭優勢失效。蒙古軍折損大半後無力繼續守住陣地，只得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鮮的路上，蒙古的艦隊遭風暴襲擊。
第一次伐日雖然失敗，但是忽必烈不肯輕易罷休，尤其完全征服了中國、得到東方最富饒的大陸後，不免得隴望蜀、再起盜心，於是對日本發動第二次海戰。此戰忽必烈投入的參戰人員是第一次戰的十倍，但是依然沒有撈到半點便宜，最後再次被夥同“神風”的日本武士和民兵打敗。
兩次伐日皆北，蒙古人在東洋第一次遇到了勇氣不遜於自己的對手。遭到13世紀世界最強大的軍團侵襲，但日本卻沒有像宋中國那樣一敗塗地，而是最終擊潰了侵略者。除了地理優勢外，同仇敵愾不出叛將、全民皆兵鐵血抗敵也是要因之一。
相似的情況在越南也曾呈現。
在征服歐亞大陸過程中，蒙古軍三度征伐安南，1258年初元朝大將兀良哈臺一度攻陷安南都城升龍（河內），1285年脫歡再佔升龍。但是，越南人在陳朝宗室、“興道大王”陳國峻的帶領下，奮起反抗，他們人人手臂上刺著“殺韃”二字，奪回升龍。隨即全境反攻，殺退來犯之敵。
忽必烈大怒，此時他正在組織戰船進攻日本，遭遇“神風”。蒙古軍不敗神話竟然被島國日本、小小越南打破，於是他停止進攻日本，再派脫歡率10萬大軍攻安南。陳國峻以“游擊戰”切斷元軍的水路補給，利用漲潮而進攻，退潮則退走，並實施“木樁戰術”創造了以弱敵強、以小勝大的戰爭奇蹟--俘獲元軍400餘艘戰船，生擒主將烏馬兒。
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中國大陸和莫斯科公國都被蒙古帝國吞併。然而，所向披靡的蒙古大軍卻在小小越南吃了敗仗。忽必烈死後，蒙古大軍再也沒敢侵略安南。
同一地域，相近文化，卻沒有促成完全一樣的抗戰結果，這是為什麼？
在古代，越南比日本與中國的關係還要近--或為中國的藩屬國，或為中國一部分。兩國的文化有不少大同小異之處，越南的主體文化也受到儒家文化的深深影響。然而，同一地域，相近文化，卻沒有促成完全一樣的民風。縱觀歷史上兩國民間的表現，越南、日本民風明顯比中國彪悍。
眾所周知，推崇“尚德抑武”的儒家文化是偏軟的。而雖然受到兩千年儒家文化影響，但日本、越南仍然長期保有“強悍、尚武、富有反抗精神”的民族傳統。那麼，這種民風傳統是怎麼形成和保留的？
這就與他們的生存環境和獨存的文化背景有關。
從生存環境而言，日本和越南雖然不是“草原部落”，但由於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為生存廝殺爭鬥激烈程度不亞於草原部落。
由於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戰爭頻繁，內外紛爭不斷，這些國家的歷史烽煙不斷，幾乎就是一部充滿戰爭的歷史，也因此造就不少名垂青史的戰鬥英雄。對於歷史上勇猛善戰的英雄人物，他們特別崇敬。由此形成了特有的“武士文化”、“戰鬥文化”。
譬如抗蒙“興道大王”陳國峻，就被譽為民族英雄，越南南北處處有“興道大王”廟宇祭祀，香火千百年來不斷。越南人對英雄人物的頂禮膜拜以及英雄文化的傳統氛圍，由此可見一斑。
現代越南歷史學家曾說：“越南民族的傳統，歷來是全民皆兵。在田裡幹活的農民，一旦需要扛起槍就能上戰場進行戰鬥。”生活中，他們是知禮謙和的普通百姓，而在戰場上，他們絕對是可怕而難纏的鬥士。
舉國抗戰、全民皆兵--日本和越南這些特點，與“草原部落”騎兵的特點差不多。甚至可以說，他們的民風，就相當於東洋的“草原部落”。
回顧這段歷史，之所以在偏軟的“儒家文化圈”中，日本、越南的民族精神沒有被“軟化”、得以保持“彪悍民風”，一是因為“儒家文化”對他們上層影響大，對底層民間影響小。二是因為整個國家形勢所迫、“實用主義”大過“中土主義”。獨特的地勢加鐵血的武士英雄文化，使得日本、越南等國在蒙古大軍鐵騎下，得以“獨善其身”。所以，他們愈加崇尚武士文化英雄文化，以“彪悍、善戰”民風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