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63年黃曆三月，54歲的宋仁宗去世了，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號，舉國哀痛。《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當他的死訊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裡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
宋仁宗
宋仁宗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後，“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時為遼國君主的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國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託哀思。”宋仁宗之後，當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趙頊又恢復了祖父宋仁宗趙禎溫和的改良做法時，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說：“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
直到700年後，自我感覺甚為良好、看誰都比自己差一大截的乾隆皇帝，也不得不承認：平生最佩服的三個帝王，除了其祖父康熙，另外兩個就是唐太宗和宋仁宗了。
宋仁宗是歷代帝王中屈指可數的明君聖主，他是北宋第四個皇帝，也是大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做了42年。
宋朝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與文化教育最繁榮的時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陳寅恪言所說的“造極”的“趙宋之世”，主要是指宋仁宗統治時期。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佔了六家。這六家(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中國的四大發明中，有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都出現於仁宗時代。
宋仁宗為何能創史上最繁榮時代?這與他胸懷仁義、寬厚待人的行事風格有關。
雅量能容，士大夫樂園
蘇轍是大文豪蘇軾的胞弟，他們哥倆與其父蘇洵，在“唐宋八大家”中就佔有了三席。嘉佑二年(1057年)。蘇轍與其兄蘇軾同登進士科。在這次晉級進士的考試中，年輕氣盛、心憂天下的蘇轍在試卷裡寫道：“我在路上聽人說，在宮中，美女數以千計，終日裡歌舞飲酒，紙醉金迷。皇上既不關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們商量治國安邦的大計。”
當時的考官們認為蘇轍無中生有、惡意誹謗，建議對之嚴厲制裁。宋仁宗卻很淡定地說：“朕設立科舉考試，本來就是要歡迎敢言之士。蘇轍一個小官，敢於如此直言，應該特與功名。”
血氣方剛的蘇轍僅僅依據道聽途說，便在科舉考試中“妄議”朝政，且矛頭直指皇帝，即便是在“康乾盛世”，也難逃其被滅九族的命運。宋仁宗的寬容心胸，由此可見一斑。
宋仁宗對讀書人的寬容，還有一個更典型的例子。
當時，四川有個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主張“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成都太守一看，嚇出一身冷汗，認為這是明目張膽地煽動造反，把他縛送京城，請朝廷制裁之。
按照歷朝歷代的律條，對這個口出不遜、有“煽動造反”之嫌的讀書人，即使不按“謀大逆”嚴懲，起碼也得按“危害國家安全”治罪。
誰知宋仁宗對這樣的事情，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他就事論事地說：“這是老秀才急於要做官，寫一首詩洩洩憤，怎能治罪呢?不如給他個官”。於是，這個讀書人被授予了司戶參軍的職位。
清明上河圖
縱觀數千年曆史，作為一位帝王，寬容蘇轍的事，或許有人能做到，但寬容四川秀才的事，恐怕只有宋仁宗等少數明君才能做到了。這說明宋仁宗很理性，能夠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即使對“煽動造反”的，也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明辨是非，分清是真要造反，還是發牢騷。然後做出符合事實的判斷，做出明智的決定。
堅持原則善聽勸誡
據宋人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一〉記載，名臣夏竦死後，趙禎打算給他一個諡號“文正”。
夏竦曾兩度擔任樞密使(國防部長)，並著有文集百卷、《策論》十三卷、《箋奏》三卷、《古文四聲韻》五卷、《聲韻圖》一卷，其中《文莊集》三十六卷等收入《四庫全書》。也算是一個文武兼備的“帝管幹部”。夏竦還知人善任，能任用人才。范仲淹不得志時，夏竦見他是個難得的人才，在夏竦任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時，保薦范仲淹任副使，使范仲淹與韓琦成為他的左右手。范仲淹給夏竦寫了封《謝夏太尉啟》，啟中說：“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薦。”
不料，負責官員考核的劉原父說：“給諡號是我們主管部門的事，我們挺負責的，你怎能侵犯我們的權利?再說，夏竦也不夠格。”司馬光也上書，說：“文正”的稱號太高。於是，趙禎收回成命，同意將諡號改為“文莊”。
皇帝想給大臣一個好聽點的“榮譽稱號”，要是擱在其他朝代，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但宋仁宗卻碰壁了，而且他再碰壁後從善如流，並沒有固執己見。這說明，宋仁宗十分尊重主管部門的意見，既不越俎代庖，也不剛愎自用。
宋人朱弁的《曲洧舊聞》裡載有一個宋仁宗拒吹枕頭風的故事。某日退朝後，宋仁宗回到寢宮，脫下帽子直嚷頭癢，讓內侍趕緊把專門給他梳頭的女官叫來。女官在給仁宗梳理頭髮的時候，看到他懷裡有文書，就問是甚麼事情。仁宗答說：“最近下雨不止，朝中諫官認為是陰氣太盛所致，故上書讓宮裡裁減嬪妃侍從的人數。”女官聽了以後很不屑地說：“那些宰相和御史，家裡多的是歌姬舞女，即使普通的官員，只要官職稍一如意，也會增置歌姬舞女的人數，皇上身邊不過就幾個人，他們就大喊‘陰氣太盛’，要求裁減，難道只許他們自己逍遙快活?”
宋仁宗聽後沒說話。女官又問：“這個建議必須執行嗎?”宋仁宗回答說：“諫官的建議，哪能不執行?”女官仗著自己平時為仁宗寵愛，認為再怎麼裁減也輪不到自己，於是賭氣說：“如果一定要執行的話，就請皇上先把奴家給裁掉。”宋仁宗當即站起身，讓掌管嬪妃名冊的內侍馬上攜帶名冊到後花園來，並下令看門者，即使是皇后前來也不準進入後花園。不一會仁宗就傳下命令，讓梳頭的女官以下共三十人，儘快攜帶私人物品從內東門出宮，事情辦好之後，馬上回奏，速速辦好。
當時已是吃飯時間，皇后為了不耽誤仁宗吃飯，親自去督辦這件事。直到接到回奏，仁宗才開始吃飯。其間，皇后始終不敢問原因，直到飯後喝茶，皇后才小心翼翼地問：“梳頭的女官是皇上平日最為恩幸寵愛的人，為何第一個就把她裁減出宮?”仁宗說：“這人勸我不要接受諫官的建議，怎能把她留在左右?”
後來，皇后時常以此事告誡宮中的嬪妃宮女，讓她們不要亂說話，更不要干預政事，不然就像梳頭的女官那樣，為皇上所不容。
唾濺帝面，君臣大義譜春秋
包拯在擔任監察御史和諫官期間，包拯屢屢犯顏直諫，唾沫星子都飛濺到仁宗臉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有一次包公要拿掉三司使張佐堯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張是仁宗寵妃的伯父，仁宗有點為難。回宮後，仁宗和寵妃想了辦法，讓張佐堯去當級別低一些的節度使。但是包拯卻是不依不饒，言辭更加激烈，仁宗生氣地說：“豈欲論張佐堯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包拯不客氣回答道：“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張最終沒能當成節度使，仁宗回到宮中責備寵妃說：“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宣徽使：史載，仁宗情急之下把節度使說成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御史乎?”
懷柔外夷，不以兵鋒威天下
當時，朝鮮半島高麗王朝歲歲向北宋進貢。有一次，使者回來報告說高麗的貢物越來越少了，要求出兵教訓高麗。宋仁宗說：“這只是高麗國王的罪過。現在出兵，國王不一定會被殺，反而要殺死無數百姓。”所以最終置之不理，沒有去訴諸武力。
律己私，修內而安外
宋仁宗不光對人仁慈寬厚，對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嚴格，史書中記錄了他大量嚴於律己的故事。
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時不時的就回頭看，隨從們都不知道皇帝是為了什麼。宋仁宗回宮後，風風火火地對嬪妃說道：“朕渴壞了，快倒水來。”嬪妃覺得奇怪，問仁宗“為什麼在外面的時候不讓隨從伺候飲水，而要忍著口渴呢。”宋仁宗回答說：“朕屢屢回頭，但沒有看見他們準備水壺，如果我要是問的話，肯定有人要被處罰了，所以就忍著口渴回來再喝水了。”對屬下能如此細緻入微之體恤，委實不易。
有一次，時值初秋，官員獻上蛤蜊。仁宗問從哪裡弄來的，臣下答說從遠道運來。又問要多少錢，答說共28枚，每枚錢主幹。仁宗說：“我常常告誡你們要節省，現在吃幾枚蛤蜊就得花費28000錢，我吃不下!”他也就沒有吃。
又有一天，仁宗處理事務到深夜，又累又餓，很想吃碗羊肉熱湯，但他忍著飢餓沒有說出來，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勸他：“陛下日夜操勞，千萬要保重身體，想吃羊肉湯，隨時吩咐御廚就好了，怎能忍飢使陛下龍體受虧呢?”仁宗對皇后說：“宮中一時隨便索取，會讓外邊看成慣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湯，御廚就會夜夜宰殺，一年下來要數百隻，形成定例，日後宰殺之數不堪計算，為我一碗飲食，創此惡例，且又傷生害物，於心不忍，因此我寧願忍一時之餓。”
興大業，君子滿朝無遺賢
宋仁宗一輩子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變法，因為只有變法才能改變積貧積弱的現象，才能富國強兵。可是做了長期準備工作的“慶曆變法”很快就失敗了。對於皇帝，我們也不能只憑成敗論英雄。這位仁宗皇帝確實是有不少事情沒有做成，但是他一輩子認定了一個目標，就孜孜不倦地做下去，這也很不容易。他還沒有親政，就發現了范仲淹是個人才，總想加以重用。“慶曆變法”失敗，他並沒有灰心，在儂智高入侵廣南州郡之時，他又突破人事制度，力排眾議，破格任用士兵出身的大將狄青為統帥，平定了儂智高之亂。在西北邊疆戰事不利之時，在南方獲得一次大捷，也足以振奮人心。在狄青受到排擠而去職之後，他又支持包拯在開封府秉公執法，反對權貴橫行。在他去世的兩年前，他又重用王安石，任為知制誥，醞釀再來一次規模更大的變法。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知識分子在創造精神財富的時候，特別需要精神上的寬鬆，仁宗時代是一個知識分子精神上特別寬鬆的時代，所以文學藝術事業都很發達。中國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佔了六家。這六家(三蘇、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又都活躍在仁宗時代，宋代官員待遇比較優厚，退休之後能夠優遊林下，吟詩作文。這種厚祿制度，使得官員沒有後顧之憂，能夠安心創作，所以文學藝術，成果累累，能夠流傳萬世。宋代以科舉取士，政府官員都是文學之士，在仁宗晚期，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相繼為相，歐陽修參加政事，包拯為樞密院副使，司馬光知諫院，王安石知制誥，真正稱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滿朝。這樣的事，歷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時代才有。
中國的幾大發明中，能把整個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發明——活字印刷術、火藥、羅盤，都出現於仁宗時代。
公元1041至1048年的仁宗慶曆年間，淮南路蘄州蘄水縣(今湖北英山縣)的布衣畢昇發明了「陶活字印刷術」，他是印刷工人出身，自然是無官無職的老百姓。正因為當時文化事業發達，有大量印書的需要，才促成了這樣一件重大發明。不久，山東農民王禎又發明了“木活字印刷術”，無錫布衣華燧又發明了“銅活字印刷術”。以後，活字印刷術傳入朝鮮、越南，十五世紀傳入歐洲，德國第一次用活字印刷《聖經》是公元1456年，比畢昇時代晚了四百年。
火藥用為武器，首先記載於《武經總要》一書，這是由仁宗時代曾公亮、丁度等人編纂的。從此，世界就由冷兵器時代進入熱兵器時代。南宋的虞允文在採石磯大破金兵，就曾經使用過霹靂炮。
宋仁宗時代的進士沈括是個博學多才的大科學家，他對天文、曆法、物理、數學、醫學、音樂無不精通，而最重要的發明，則是用於航海的指南針。公元1119年，宋代朱彧在《萍州可談》一書中寫到，當時廣州的海船出海，遇到陰雨，就用指南針指示方向，這是個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針的記載。沈括在《夢溪筆談》一書中說：根據他的計算結果，指南針所指的方向是朝南而微微偏東。他把指南針的偏向，叫做磁偏角。英國人到了十七世紀才發現這種現象，比沈括時代遲了四百多年。
一個善待臣民，又善於接受諫諍的皇帝，肯定是會贏得朝野熱愛的，甚至會得到敵國的敬重。宋仁宗之後，當王安石變法失敗，宋神宗趙頊又恢復了祖父宋仁宗趙禎溫和的改良做法時，遼國君主急忙召集將領，說：“不許再去邊界惹事了，宋朝又回到了仁宗的路上”。可見遼國人對宋仁宗趙禎敬畏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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