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一生之力支持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宋神宗趙頊，究竟是一位什麼樣的皇帝呢？這是後人想知道的答案。趙頊，原名仲鋮，宋朝第六位皇帝，是宋英宗和高皇后的長子，慶曆八年（公元1048年）生於濮安懿王宮邸睦親宅。趙頊出生當天，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氣聚集成雲。據《宋史》記載，趙頊自幼“好學請問，至日晏忘食”。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立為皇太子，次年即位，時年二十歲，是為宋神宗。當太子時，就喜讀《韓非子》，對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頗感興趣；還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理財治國思想非常讚賞。即位後，北宋正值內外憂患，財政睏乏之際，宋神宗沒有氣餒，力圖“思除歷世之弊，務振非常之功”，表現出“奮然將雪數世之恥”的政治氣勢。
因趙頊在即位前已聞知王安石，“由是想見其人”。即位不數月，就讓王安石出任江寧（今江蘇南京）知府。幾個月後，又召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寄以治國安邦的厚望。宰相韓琦執政三朝，由於不贊成王安石入閣，堅辭相位。神宗問：“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韓琦說：“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表明了他反對王安石執政的態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罷相位時，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薦了文彥博。對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對，或以默然置之，堅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當朝大臣如參知政事吳奎、御史中丞呂誨、參知政事唐介、侍讀孫固等也都以王安石“護前自用”、“論議迂闊”、“狷狹少容”等為理由，極力反對王安石為相。面對種種阻撓，神宗不以為然。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拜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委以重任，從而揭開了變法圖治的序幕。
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還特命設置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戶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昇之主持。在這個機構中，神宗聽從王安石的推薦，進一步起用了呂惠卿、章敦、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協助王安石擬定和貫徹新法。在變法的過程中，神宗以君權的力量（破壞了宋初君相分權制度），保證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寧二年，新法逐漸出臺實施，但是馬上遭到朝內外“舊黨”（反對新法派）的反對。他們指責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
在朝議紛紛面前，神宗雖曾一度猶豫，但終不為所動。他理解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張，並先後罷退一批反對變法的官員。如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鏐、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範純仁、李常、孫覺、楊宗愈皆不得言，相繼去”；“翰林學士範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歐陽修乞致仕，“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出彥博守魏”。相反，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宋神宗進一步提升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權力，於是，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新法先後頒行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
神宗即位之初，對王安石富國強兵的變法主張極為欣賞，並在變法的前一階段，即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以前，對新法的推行給予大力支持。如果沒有神宗的支持與配合，王安石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變法是不可能的。隨著變法的逐步深入，變法在實施過程中的變味，與民爭利的弊端也逐步顯現出來，反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於是，神宗開始左右搖擺，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勢力的情況下，勉力維持新政。熙寧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內外舊黨以“天變”為由，又一次反對變法。這一次得到了太皇太后、皇太后和向皇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為首的外戚參與反對變法，不能不對神宗產生巨大影響，這是因為英宗、神宗一系實非仁宗嫡嗣，只是由於仁宗無子，才把英宗選為皇儲，最後繼承皇位。所以，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對神宗有較大的威懾力。由是，神宗開始動搖，當王安石對“天變”反駁時，神宗不再聽從王安石“天變不足懼”的解釋了，相反他認為“天變”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諮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後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
四月，神宗終於在太皇太后、皇太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訴“安石亂天下”的情況下，罷王安石相，改知江寧府，變法受挫。熙寧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隨著舊黨勢力的增強，新黨內部意見的分歧，宋神宗對王安石專任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頗厭之，事多不從”，變法不能推進。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天上出現彗星，舊黨又以“天變”對變法提出非議，神宗更加動搖。他對王安石說：“聞民間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復求罷相，出判江寧府。
王安石兩次罷相，都是神宗向舊黨妥協的結果。神宗的目標是希望通過變法富國強兵，但他一怕得罪兩宮太后，二怕出亂子。當“人情諮怨”、朝議洶洶，變法碰到較大阻力時，他要調整政策了，他要相對平衡地對待要求變法的“新黨”和主張守祖宗規矩的“舊黨”這兩股無法調和的政治勢力。這樣做，一方面可以給自己留有餘地；一方面仍然體現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傳統家法。其實，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變法的時候，就注意撫慰舊黨中罷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韓琦罷退河北，上疏反對青苗法，神宗雖然最終沒有接受，但仍誇獎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文彥博罷樞密使，便詔與其子孫推恩，特表恩寵。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後，神宗任用貌似“中立無與”，實際上則為舊黨的吳充為相。又先後重新起用曾被罷退降職的舊派人物呂公著、馮京、孫固等，以平衡新、舊兩派的政治力量。
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八月，神宗正式啟動官制改革，詔令撤銷只領空名的官職，原作為虛職的省、部、寺、監各官皆實際任事。並採用舊文散官的名稱編成官階，作為官員俸祿及升降的品階標準。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以《唐六典》為藍本，頒行三省、樞密、六部新官制。元豐年間中央官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初以來君相分權的政治體制，奠定了北宋後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構架，因而使皇權更為集中了。
在熙寧變法期間，王安石任用王韶為秦鳳路沿邊安撫使，出兵抗禦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對西夏的包圍，史稱“熙河之役”。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西夏皇室內亂，神宗以為有機可乘，遂出兵五路進攻西夏，圍靈州城（今寧夏靈武縣）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軍因糧草不濟，凍餒死傷，先後潰退，無功而返。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神宗聽給事中徐禧之計，築永樂城，謀攻佔西夏橫山地區，進逼西夏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西夏發三十萬大軍圍攻永樂城，城陷，徐禧等戰死。宋軍兩次戰敗，損失軍兵、民夫及助戰的羌兵數十萬人。神宗聞永樂城陷，“早朝，對輔臣慟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恥，節省“歲賜”白銀七萬兩、絹十五萬匹的計劃徹底破產。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趙頊崩殂於福寧殿，享年三十七歲，廟號神宗。十月二十四日，葬神宗於永裕陵。
趙頊之所以稱為神宗，多少有些貶意。“民無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的意思。這與變法的不成功有很大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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