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在歷史上有多種說法，中學歷史書中介紹了最具代表性的兩組，一組出自《荀子·王霸》，分別為：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和越王勾踐，另一組取自《史記索隱》，分別為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

齊桓公、晉文公作為會盟天下的兩大諸侯，其知名度和江湖地位實至名歸，所以在各類評選中都是全票通過，霸主地位毋庸置疑，東進受阻的秦穆公和一鳴驚人的楚莊王，能力和政績也都可圈可點，在投票中也經常名列前茅，而吳王夫差和越王勾踐，受制於東南一隅，地位較低，但有大美女西施和臥薪嚐膽典故加持，知名度後來居上。反倒資歷佔優、“不禽二毛”的宋襄公淪為最有爭議的一個。

一、仁義起家

不同於其他幾位大哥大霸主，宋襄公霸業以“仁義”起家，史書記載了關於他的兩件仁義大事。

（1）讓位

宋襄公是宋桓公的嫡長子，上邊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哥哥目夷 ，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危，打算傳位給太子宋襄公。按照立嫡不立長的傳統，宋襄公繼位名正言順，但他卻對父親說道：“目夷長且仁, 君其立之”，哥哥目夷大吃一驚，慌忙答道：“能以國讓 , 仁熟大焉 。臣不及也 , 且又不順 。”目夷說的很明白，但宋襄公依然謙讓，無奈之下，目夷出國逃亡，宋桓公死後，宋襄公繼位，目夷才敢回來，而宋襄公也沒有虧待哥哥，他讓哥哥做大司馬，主管宋國軍政。自此以後，宋襄公以“仁義”聞名天下。

（2）不擒二毛

宋襄公幫助齊國評定叛亂後，有意繼承齊桓公霸業，會盟天下諸侯，為此他派出使者邀請楚國前來捧場，目夷勸他：“小國爭盟, 禍也。宋其亡乎, 幸而後敗 。”但宋襄公聽不進哥哥的逆耳忠言，不僅要繼續開會，還不做任何軍事準備，就這麼大搖大擺的孤身一人前去會盟，被楚國伏兵趁機劫持，如果不是宋國軍民奮起反抗，宋國當時就亡國了，翌年，宋國決定討伐與楚國結盟的鄭國，“楚人伐宋以救鄭 ”, 兩軍因此在泓水開戰。面對渡河的楚軍，目夷建議抓住戰機、擊其半渡，但宋襄公為了表現自己的風度，拒絕乘人之危，說什麼 “君子不鼓不成列” 、“不擒二毛”，結果就是大腿中了一箭，第二年去世。

兩件事情，讓宋襄公得到了“仁義”的美譽，在那個禮崩樂壞的年代，宋襄公簡直就是諸侯中的一股清流，春秋加強版堂吉訶德，也因此在“五霸”中佔據了一席之地。

二、仁義之源

不同於春秋時期其他國家，宋國曆史悠久，公元前1114年，周公旦商紂王的兄長微子啟於殷商舊都商丘，國號為宋，出於“興滅繼絕”國際政治精神，周公特准宋國用天子禮樂奉商朝宗祀，自此以後，宋國就成為禮儀的代名詞，儒家、墨家、道家和名家均源於此地，墨子、莊子和惠子三位聖人也都出自宋國，除此以外，孔子的祖籍也在宋國。

正因如此，宋國做事，講究禮儀，宋國第十三任君主宣公生前放棄太子與夷，傳位給弟弟公子和，也就是後來的宋穆公，《史記·宋世家》對此做了明確記載：宣公病，讓其弟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之通義也，我其立和”。宋穆公後來也很夠意思，又把位子還給了宣公的太子與夷，一來一回，宋國在王位繼承這件事情上形成了強烈的禮讓之風，為後世君王所效仿。

作為殷商後裔，宋國的做法看似有跡可循，效法先人，卻也遭到後世許多批評，《公羊傳》就曾評價到：“宋之禍，宣公為之也。”而太史公司馬遷也持有同樣觀點：“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

當然，也有可能是宋襄公知道哥哥不敢與自己爭奪大位，故意擺出一副高姿態，以收攬民心。

拋開仁義，宋襄公也有暴虐暗黑的一面。公元前 642年,宋襄公護送齊國太子昭回國登上大位後，贏得了天下人的讚譽，志得意滿的宋襄公有意繼承齊桓公霸業，為了樹立威信，決定殺雞儆猴，他先是把騰國國君嬰齊囚禁起來，然後邀請曹國、邾國國君到曹國結盟，一同被邀請的鄶國國君遲到了一會，宋襄公認為對方不給自己面子，當場下令斬殺鄶國國君，還將他的屍體放在大國裡煮熟獻祭睢水。如此殘暴，哪有有半點仁義的樣子，哥哥目夷都看不下去了，說道：古者六畜不相為用 , 小事不用大牲 , 而況敢用人乎?

宋襄公的兩面性，看似矛盾，實則是春秋時期禮崩樂壞的產物，周王室衰弱，各諸侯國著“尊王攘夷”的口號謀求話語權，齊桓晉文兩家，家大業大，有強大的國力做支撐，稱霸只是時間問題，但除此以外，“禮” 的觀念依然有很大的市場，周天子仍然是名義上的共主，各國不敢輕易僭越，蠻夷之地的楚莊王雖露出問鼎天下之意，但卻遭到王孫滿一頓訓斥“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 ,未可問也 !”

王孫滿的底氣可以看做是周禮的一種迴光返照，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種社會文化價值體系的消解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不會猝然崩解，在這種情況下，各國縱有稱霸的野心，為避免成為眾矢之的，依然必須包裝上“崇禮”的外衣。齊桓公稱霸以後，霸業逐漸取代“崇禮”，成為各諸侯國遵循的目標，但如何在霸業和崇禮之間找到平衡，成為新時代新問題。

三、仁義之禍

作為宋國的君主，宋襄公早早對霸業流露出濃厚的興趣，“齊桓會諸侯十五次，宋每次必預”，宋桓公去世後，宋襄公更是在守喪期間，毅然響應盟主齊桓公的號召，參與當年夏天在葵丘舉行的盟會，這當然與禮法不和，但為了霸業，宋襄公不惜自抽耳光，對霸業的渴望，可見一斑。

胡適曾在《說儒》中提出，作為殷商後裔，宋國始終懷有復興故國的野心。《左傳》中記載宋襄公多次以亡國之餘自稱，而從宋國大司馬公孫固也說道：“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可見稱霸是宋國上下的一種共識，並非宋襄公自不量力心血來潮的產物。

齊桓公死後，齊國陷入內亂，王圖霸業一去不返，巨無霸晉國同樣深處內亂，公子重耳四處流浪，地處南蠻的楚國，雖然國力強盛，但因為遠離中原文化正統，缺乏道義制高點，不為中原國家所接納，這一切，讓剛剛幫助齊國平定內亂的宋襄公看到了稱霸的好機會。

不同於提出“尊王攘夷”的齊桓公，宋襄公創造性的選擇以仁義稱霸。在國力有限的前提下，面對強敵，選擇通過遵循禮法來佔據道義上的制高點，達到稱霸的目的，泓水之戰就是這種思維的產物，輸要堂堂正正的輸，贏要規規矩矩的贏，只有這樣才能贏得天下人心，而面對弱小的鄶國國君，他又希望以霸道壓制，進而威懾諸國。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宋襄公的思維方式有時代背景的原因，也有宋國自身文化的影響，春秋時代的宋國，佔據了今天河南東部，山東西南部，江蘇西北部一代，以平原為主，土地肥沃，氣候溼潤，雖然強敵環伺，但在春秋早期，宋國並未過多捲入諸侯紛爭中，長期的和平環境養成了宋國人尚文習禮的風俗，而殷商後裔的身份又讓他們天然具備禮儀上的優勢，春秋時期兩次重要弭兵大會都由宋人發起 , 並在宋地召開，久而久之，宋國依靠禮儀贏得了一定的聲明。這種另類的成功，讓宋國的君王們把“崇禮”奉為圭臬，以至面對楚國大兵，依然幻想“以德服人”。

宋襄公的做法，可以看做是變革時代的一種探索，但在霸業逐漸後來居上的時代，宋襄公的做法註定要失敗，最終淪為大家的笑料。

日慕點評：

宋襄公的矛盾心理體現了文化大變革時代當政者在新舊路線之間的一種搖擺，一方面，宋國承繼殷商的歷史淵源給了他稱霸的理由和動機，另一方面，弱小的國力又讓他無法通過現世的方式來達到目的，而宋國長期以來積累的禮儀傳統讓他對時代產生了極為嚴重的誤判，以為可以從傳統中找到應對新問題的辦法，於是在與楚國的鬥爭中選擇了一種看起來十分愚蠢的做法。

從好的方面來說，宋襄公的做法體現了春秋那個時代的舊貴族道德精神，代表了一種風氣和價值觀念。從壞的方面來說，在決定國家前途命運這種大事面前，作為一國之君，宋襄公選擇用一種理想主義的做法來做決定，是一種極端幼稚的行為，這是他的侷限性，也是他個人的悲劇所在。毛主席曾對此生動評價：“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