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新中國名譽主席'
編者按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也是人民政協成立70週年。在此重要的歷史時刻，回顧民革和民革前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與新中國建立和建設的歷史，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強的現實意義。
為了更好地重溫民革和民革前輩參與新中國建立的歷史，繼承發揚民革優良傳統，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民革中央宣傳部擬編輯出版《民革前輩與新中國的建立》一書，本問文從書中摘取部分內容，即日起推出“民革前輩與新中國的建立”專欄，以紀念為新中國建立而竭誠奉獻甚至英勇獻身的民革前輩。敬請讀者關注。
編者按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也是人民政協成立70週年。在此重要的歷史時刻，回顧民革和民革前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與新中國建立和建設的歷史，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強的現實意義。
為了更好地重溫民革和民革前輩參與新中國建立的歷史，繼承發揚民革優良傳統，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民革中央宣傳部擬編輯出版《民革前輩與新中國的建立》一書，本問文從書中摘取部分內容，即日起推出“民革前輩與新中國的建立”專欄，以紀念為新中國建立而竭誠奉獻甚至英勇獻身的民革前輩。敬請讀者關注。
宋慶齡（1893-1981），廣東文昌縣（今屬海南）人，生於上海。1949年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婦聯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等職。民革中央第一屆名譽主席。1981年5月16日，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第一、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49年8月28日這天，毛澤東很早就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打招呼，讓給他準備衣服。吃過午飯，毛澤東換上皮鞋，穿上那套只有重大活動才拿出來穿的淺色禮服。儘管到前門火車站的路途不遠，在毛澤東的催促下，汽車還是提前出發，15點45分毛澤東已經到了站臺。
中共中央領導人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還有何香凝、沈鈞儒、陳其瑗、郭沫若、柳亞子、蔡暢等幾十人先後來到站臺，站臺上到處是手拿鮮花和彩旗的歡迎人群，大家歡快而又急切地等著一位重要人物——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到來。
此時，新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在即，新中國成立在即。在國人心目中，宋慶齡端莊嫻靜、意志堅強，是中華民族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國人民英勇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一面旗幟。因此，在即將舉行的新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上如果沒有宋慶齡的身影，那將是歷史的缺憾。
16點15分，隨著一聲汽笛長鳴，宋慶齡乘坐的專列徐徐駛進前門火車站，列車尚未停穩，宋慶齡的身影就已經出現在車門玻璃後。她抑制住內心的激動，微笑著向人們招手致意。車剛停穩，毛澤東便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車去，走進車廂親自歡迎孫夫人下車。
毛澤東伸出雙手，與宋慶齡熱烈握手，親切地說：“歡迎你，歡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慶齡高興地說：“謝謝你們的邀請，我向你們祝賀。”
毛澤東說：“歡迎你來和我們一起籌建新中國的大業。”
宋慶齡說：“祝賀中國共產黨在你的領導下取得偉大勝利。”
1949年進北平之初，毛澤東到火車站接過兩個人，一個是宋慶齡，另一個是程潛。
北上出席新政協會議
1948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五一口號”中，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為邀請宋慶齡離滬北上，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在西柏坡已經聯名給宋慶齡祕密發出邀請電報：
慶齡先生：
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繫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至於如何由滬北上，已告夢醒與漢年、仲華切商，總期以安全為第一。謹電致意，佇盼迴音。
毛澤東 周恩來
子皓
宋慶齡在上海受到國民黨嚴密監視，行動不自由，身體又不好。華南局認真研究中央指示後，決定派中共著名特工華克之執行計劃，先把宋慶齡接到香港，然後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毛澤東、周恩來又致電方方、潘漢年、劉曉，請他們設法幫助宋慶齡北上。第一，必須祕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強。如有危險，寧可不動。
經過認真思慮，宋慶齡用英文親筆覆函：“接獲大札，敬悉偉大的主席和全黨同志對我的關注，至為感激。經長時間考慮，確認一動不如一靜。我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諸公見面。根據我的預計，蔣介石是無可奈何我的，請勿念。”宋慶齡看到毛澤東、周恩來發來的電文，心緒難以平靜。她既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對自己的尊重和深情所感動，更為中國革命大業終將告成而興奮。2月20日，她伏案疾書，又用英文寫下了給中共中央的覆信：
親愛的朋友們：
請接受我對你們極友善的來信之深厚的感謝。我非常抱歉，由於有炎症及血壓高，正在診治中，不克即時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的。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歷史——那是早已開始了，不幸於23年前被阻——將於不久的將來光榮地完成。
儘管宋慶齡沒有去香港，但是為了防止被國民黨反動派陰謀劫持去臺灣，宋慶齡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幫助下，經常變換住處。
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宋慶齡對來訪的史良說：“解放了就好了。國民黨的失敗，是我意料之中的，因為它敵視人民、反對人民、壓迫人民；共產黨取得勝利，是必然的，因為它代表人民、愛護人民、為人民謀福利。”她興奮的對英文祕書盧季卿說：“現在全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翻身了，整個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
上海解放掃除了宋慶齡北上參加建國大業的障礙。6月28日，中共中央特派中央候補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持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專程到上海拜見宋慶齡，迎接她北上。毛澤東、周恩來在信中寫道：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
敬頌
大安！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慶齡先生：
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
耑上。敬頌
大安！
周恩來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鄧穎超抵滬當晚，並沒有貿然上門，而是先讓陪同來滬的廖夢醒先行試探，去看望宋慶齡，並說明來意。廖夢醒是廖仲愷、何香凝夫婦的女兒，曾長期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祕書，深得宋慶齡信任。廖夢醒一提起北平，宋慶齡就深深地沉浸在對孫中山的懷念之中，她說：“北平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裡去。”宋慶齡此前兩次北平之行都給她帶來了深深的傷害。第一次她陪丈夫孫中山來北平，結果孫中山因病去世，當時她年僅32歲，首次北平之行對她造成的傷害是常人難以想象的。1929年，宋慶齡第二次來到北平，是她到碧雲寺為孫中山更換棺木。宋慶齡的兩次北平之行都讓她十分傷心，她怕去北平勾起自己最痛苦的回憶。
但宋慶齡此時又很明白，新中國成立在即，這是無數人數十年浴血奮鬥的結果。廖夢醒說：“北平將成為新中國的首都。鄧大姐代表周恩來同志特來迎接你。”見面之後，鄧穎超並沒有著急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拿給宋慶齡，而是與宋慶齡敘述老朋友的別離之情。緊接著，鄧穎超介紹了她參加土改、解放區翻身農民的喜悅和踴躍支前，以及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新政協籌備情況。
正在宋慶齡聽得入迷的時候，鄧穎超適時把毛澤東、周恩來的信拿了出來並說：“我們黨中央提出建議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派我攜帶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筆信來上海看望您，邀請您到北平來商議國家大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看了毛澤東、周恩來的信，宋慶齡深受感動，立時果斷地、高興地同意到北平。
6月30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園飯店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28週年大會，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的陪同下步入會場，她親自撰寫題為《向中國共產黨致敬》的祝詞：
向人民的勝利致敬！這是我們祖國建設和前進的動力。我們的旗幟是“生產”更多的生產。向人民的力量致敬！這是大地上的新光明。自由誕生了，它的溫暖和光輝流傳照耀到每一個為反動勢力所籠罩的黑暗的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這是勝利的高潮，盪漾到每一個口岸。歡迎我們的領袖——這誕生在上海、生長在很艱難困苦的路程上百鍊成鋼、在鄉村的泥土裡成熟的領袖。向中國共產黨致敬！是的，這是一個最偉大的時期——這是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里程碑。我們解脫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政策的束縛。我們剷除了封建主義。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輝的高峰。敬禮！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勝利萬歲！
7月1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並轉鄧穎超電，對護送宋慶齡北上應注意的問題作出安排，提出宋慶齡病體難支，北上時應備頭等臥車直開南京，然後再換臥車直開北平，並附餐車。
當時有三個單位要推舉宋慶齡為代表。7月18日，周恩來、李維漢致電中共中央華東局陳毅、潘漢年並轉鄧穎超，請他們就這個問題徵詢宋慶齡本人的意見。7月21日鄧穎超覆電周恩來、李維漢：“孫夫人表示因身體不佳不能參加任何團體的業務，也不願參加任何團體，只願以個人名義旁聽的資格列席新政協會議。”鄧穎超建議：“以宋為特別邀請代表，請中央決定。”中共中央接受了鄧穎超的提議。
8月6日，周恩來致電鄧穎超：“新政協9月開會，孫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來京為好，並請她9月下旬在平參加中蘇友好協會籌備會議。”1949年8月26日，宋慶齡從上海啟程，乘火車前往北平。8月28日到達當晚，毛澤東宴請宋慶齡，相談甚歡。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慶齡在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與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一起，共商建國大計。作為孫中山革命生涯的得力助手和忠誠伴侶，孫中山事業的偉大繼承者的宋慶齡，更覺勝利來之不易，難以抑制喜悅和興奮，她在會上發表了激情澎湃的講話：
這是一個歷史的躍進，一個建設的巨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我們達到今天的歷史地位，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政黨。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證。
1949年11月9日，宋慶齡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發表講話，她說：“我這次到達北平時的感覺，和我在1925年時所經歷到的真的是天壤之別。那時候，這歷史的古城是各國帝國主義的基地，也是孫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現在，這個城變成了人民的講壇，我們聽到了人民聲震雲霄的呼聲。它是新中國的誕生地。”宋慶齡專門敘述了參加開國大典時的興奮心情，“接著是一連串各種各樣使人興奮的事情，有兩樁是最使人感動的”，第一樁是毛澤東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第二樁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支持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民革是新政協的組成單位，宋慶齡在促成民革成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47年2月，李濟深在祕密離滬赴港前，在滬祕密會見宋慶齡，向宋慶齡介紹了籌建民主派組織的設想，宋慶齡給予了熱情的支持，並囑咐他“多發揮作用”。1947年下半年，李濟深、何香凝、譚平山、蔡廷鍇、柳亞子、陳此生等人在香港醞釀成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組織。10月，他們具體討論組織的名稱、綱領、領導人選等重大問題。關於定名問題，當時柳亞子建議以“中國國民黨民主聯盟”為名，但也有一些人主張不用。不久，宋慶齡從上海捎口信給何香凝說：
“早年我與鄧演達、陳友仁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莫斯科宣言》，以示繼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後來我曾考慮過臨時行動委員會之下一步，可以改為革命委員會……建議考慮。”經過何香凝、朱蘊山等人的解釋工作，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籌備討論會上，大家一致希望宋慶齡南下領導，遂推舉柳亞子執筆，由李濟深、何香凝、彭澤民、柳亞子、李章達、陳其瑗聯名寫就《上孫夫人書》。信中指出，國民黨各級領導機關“在反動派把持之下也變成了背棄總理遺教，甘為獨裁者自私和賣國殘民之工具。”為此，他們決定在香港開一黨內民主派代表會議，討論本黨新生與實現國內民主和平等問題，信中懇切的表示：“夫人為總理遺志的繼承人，負有完成總理救國救民偉大事業的任務，所以我們深切盼望夫人命駕南來，主持中央，領導我們，內以慰全國人民暨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爭取英、美、蘇之同情。”朱學範作為中國勞動協會主席，通過協會在上海的關係，請俞志英同志到香港來。俞志英同志既在勞動協會工作，又在中國福利會工作，能夠經常見到宋慶齡同志。朱學範把《上孫夫人書》交給俞志英，俞志英接受這個重大任務後，通過龔澎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章漢夫，向他請示如何更好地去完成這一政治任務。章漢夫對她說：“你不用去上海了。宋慶齡同志已經知道了這件事，她贊成成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並表示全力支持。她是不是參加這個革命組織，經她縝密考慮，認為以她現在的身份從事革命活動，比之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對革命更為有利。宋慶齡同志已把這個想法向我黨談了，我們黨完全尊重宋慶齡同志的意見。”朱學範得知這個消息後，當即分別拜訪了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譚平山、柳亞子、陳此生等同志，將宋慶齡同志的意見轉告大家。每個同志聽後都很興奮，紛紛表示要“把中國共產黨和宋慶齡同志對我們的愛護和全力支持看作是推動我們前進的巨大力量”。在籌組民革的過程中，當宋慶齡瞭解到國民黨特務準備赴香港謀害李濟深時，立刻派專人到香港通知他加以防範。1947年12月，李濟深專程由香港祕密赴上海，向宋慶齡彙報民革籌備情況，並懇請她南下主持即將成立的民革中央工作。宋慶齡重申留在民革之外從事革命活動要比參加民革更為有利，她堅決支持民革的成立，鼓勵李濟深等人把民革儘快籌建起來，把國民黨裡一切進步和願意革命的人士團結起來，為建設一個新中國而奮鬥。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推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
編者按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也是人民政協成立70週年。在此重要的歷史時刻，回顧民革和民革前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與新中國建立和建設的歷史，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強的現實意義。
為了更好地重溫民革和民革前輩參與新中國建立的歷史，繼承發揚民革優良傳統，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民革中央宣傳部擬編輯出版《民革前輩與新中國的建立》一書，本問文從書中摘取部分內容，即日起推出“民革前輩與新中國的建立”專欄，以紀念為新中國建立而竭誠奉獻甚至英勇獻身的民革前輩。敬請讀者關注。
宋慶齡（1893-1981），廣東文昌縣（今屬海南）人，生於上海。1949年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婦聯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等職。民革中央第一屆名譽主席。1981年5月16日，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第一、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49年8月28日這天，毛澤東很早就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打招呼，讓給他準備衣服。吃過午飯，毛澤東換上皮鞋，穿上那套只有重大活動才拿出來穿的淺色禮服。儘管到前門火車站的路途不遠，在毛澤東的催促下，汽車還是提前出發，15點45分毛澤東已經到了站臺。
中共中央領導人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還有何香凝、沈鈞儒、陳其瑗、郭沫若、柳亞子、蔡暢等幾十人先後來到站臺，站臺上到處是手拿鮮花和彩旗的歡迎人群，大家歡快而又急切地等著一位重要人物——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到來。
此時，新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在即，新中國成立在即。在國人心目中，宋慶齡端莊嫻靜、意志堅強，是中華民族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國人民英勇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一面旗幟。因此，在即將舉行的新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上如果沒有宋慶齡的身影，那將是歷史的缺憾。
16點15分，隨著一聲汽笛長鳴，宋慶齡乘坐的專列徐徐駛進前門火車站，列車尚未停穩，宋慶齡的身影就已經出現在車門玻璃後。她抑制住內心的激動，微笑著向人們招手致意。車剛停穩，毛澤東便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車去，走進車廂親自歡迎孫夫人下車。
毛澤東伸出雙手，與宋慶齡熱烈握手，親切地說：“歡迎你，歡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慶齡高興地說：“謝謝你們的邀請，我向你們祝賀。”
毛澤東說：“歡迎你來和我們一起籌建新中國的大業。”
宋慶齡說：“祝賀中國共產黨在你的領導下取得偉大勝利。”
1949年進北平之初，毛澤東到火車站接過兩個人，一個是宋慶齡，另一個是程潛。
北上出席新政協會議
1948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五一口號”中，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為邀請宋慶齡離滬北上，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在西柏坡已經聯名給宋慶齡祕密發出邀請電報：
慶齡先生：
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繫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至於如何由滬北上，已告夢醒與漢年、仲華切商，總期以安全為第一。謹電致意，佇盼迴音。
毛澤東 周恩來
子皓
宋慶齡在上海受到國民黨嚴密監視，行動不自由，身體又不好。華南局認真研究中央指示後，決定派中共著名特工華克之執行計劃，先把宋慶齡接到香港，然後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毛澤東、周恩來又致電方方、潘漢年、劉曉，請他們設法幫助宋慶齡北上。第一，必須祕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強。如有危險，寧可不動。
經過認真思慮，宋慶齡用英文親筆覆函：“接獲大札，敬悉偉大的主席和全黨同志對我的關注，至為感激。經長時間考慮，確認一動不如一靜。我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諸公見面。根據我的預計，蔣介石是無可奈何我的，請勿念。”宋慶齡看到毛澤東、周恩來發來的電文，心緒難以平靜。她既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對自己的尊重和深情所感動，更為中國革命大業終將告成而興奮。2月20日，她伏案疾書，又用英文寫下了給中共中央的覆信：
親愛的朋友們：
請接受我對你們極友善的來信之深厚的感謝。我非常抱歉，由於有炎症及血壓高，正在診治中，不克即時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的。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歷史——那是早已開始了，不幸於23年前被阻——將於不久的將來光榮地完成。
儘管宋慶齡沒有去香港，但是為了防止被國民黨反動派陰謀劫持去臺灣，宋慶齡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幫助下，經常變換住處。
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宋慶齡對來訪的史良說：“解放了就好了。國民黨的失敗，是我意料之中的，因為它敵視人民、反對人民、壓迫人民；共產黨取得勝利，是必然的，因為它代表人民、愛護人民、為人民謀福利。”她興奮的對英文祕書盧季卿說：“現在全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翻身了，整個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
上海解放掃除了宋慶齡北上參加建國大業的障礙。6月28日，中共中央特派中央候補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持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專程到上海拜見宋慶齡，迎接她北上。毛澤東、周恩來在信中寫道：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
敬頌
大安！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慶齡先生：
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
耑上。敬頌
大安！
周恩來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鄧穎超抵滬當晚，並沒有貿然上門，而是先讓陪同來滬的廖夢醒先行試探，去看望宋慶齡，並說明來意。廖夢醒是廖仲愷、何香凝夫婦的女兒，曾長期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祕書，深得宋慶齡信任。廖夢醒一提起北平，宋慶齡就深深地沉浸在對孫中山的懷念之中，她說：“北平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裡去。”宋慶齡此前兩次北平之行都給她帶來了深深的傷害。第一次她陪丈夫孫中山來北平，結果孫中山因病去世，當時她年僅32歲，首次北平之行對她造成的傷害是常人難以想象的。1929年，宋慶齡第二次來到北平，是她到碧雲寺為孫中山更換棺木。宋慶齡的兩次北平之行都讓她十分傷心，她怕去北平勾起自己最痛苦的回憶。
但宋慶齡此時又很明白，新中國成立在即，這是無數人數十年浴血奮鬥的結果。廖夢醒說：“北平將成為新中國的首都。鄧大姐代表周恩來同志特來迎接你。”見面之後，鄧穎超並沒有著急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拿給宋慶齡，而是與宋慶齡敘述老朋友的別離之情。緊接著，鄧穎超介紹了她參加土改、解放區翻身農民的喜悅和踴躍支前，以及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新政協籌備情況。
正在宋慶齡聽得入迷的時候，鄧穎超適時把毛澤東、周恩來的信拿了出來並說：“我們黨中央提出建議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派我攜帶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筆信來上海看望您，邀請您到北平來商議國家大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看了毛澤東、周恩來的信，宋慶齡深受感動，立時果斷地、高興地同意到北平。
6月30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園飯店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28週年大會，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的陪同下步入會場，她親自撰寫題為《向中國共產黨致敬》的祝詞：
向人民的勝利致敬！這是我們祖國建設和前進的動力。我們的旗幟是“生產”更多的生產。向人民的力量致敬！這是大地上的新光明。自由誕生了，它的溫暖和光輝流傳照耀到每一個為反動勢力所籠罩的黑暗的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這是勝利的高潮，盪漾到每一個口岸。歡迎我們的領袖——這誕生在上海、生長在很艱難困苦的路程上百鍊成鋼、在鄉村的泥土裡成熟的領袖。向中國共產黨致敬！是的，這是一個最偉大的時期——這是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里程碑。我們解脫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政策的束縛。我們剷除了封建主義。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輝的高峰。敬禮！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勝利萬歲！
7月1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並轉鄧穎超電，對護送宋慶齡北上應注意的問題作出安排，提出宋慶齡病體難支，北上時應備頭等臥車直開南京，然後再換臥車直開北平，並附餐車。
當時有三個單位要推舉宋慶齡為代表。7月18日，周恩來、李維漢致電中共中央華東局陳毅、潘漢年並轉鄧穎超，請他們就這個問題徵詢宋慶齡本人的意見。7月21日鄧穎超覆電周恩來、李維漢：“孫夫人表示因身體不佳不能參加任何團體的業務，也不願參加任何團體，只願以個人名義旁聽的資格列席新政協會議。”鄧穎超建議：“以宋為特別邀請代表，請中央決定。”中共中央接受了鄧穎超的提議。
8月6日，周恩來致電鄧穎超：“新政協9月開會，孫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來京為好，並請她9月下旬在平參加中蘇友好協會籌備會議。”1949年8月26日，宋慶齡從上海啟程，乘火車前往北平。8月28日到達當晚，毛澤東宴請宋慶齡，相談甚歡。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慶齡在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與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一起，共商建國大計。作為孫中山革命生涯的得力助手和忠誠伴侶，孫中山事業的偉大繼承者的宋慶齡，更覺勝利來之不易，難以抑制喜悅和興奮，她在會上發表了激情澎湃的講話：
這是一個歷史的躍進，一個建設的巨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我們達到今天的歷史地位，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政黨。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證。
1949年11月9日，宋慶齡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發表講話，她說：“我這次到達北平時的感覺，和我在1925年時所經歷到的真的是天壤之別。那時候，這歷史的古城是各國帝國主義的基地，也是孫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現在，這個城變成了人民的講壇，我們聽到了人民聲震雲霄的呼聲。它是新中國的誕生地。”宋慶齡專門敘述了參加開國大典時的興奮心情，“接著是一連串各種各樣使人興奮的事情，有兩樁是最使人感動的”，第一樁是毛澤東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第二樁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支持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民革是新政協的組成單位，宋慶齡在促成民革成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47年2月，李濟深在祕密離滬赴港前，在滬祕密會見宋慶齡，向宋慶齡介紹了籌建民主派組織的設想，宋慶齡給予了熱情的支持，並囑咐他“多發揮作用”。1947年下半年，李濟深、何香凝、譚平山、蔡廷鍇、柳亞子、陳此生等人在香港醞釀成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組織。10月，他們具體討論組織的名稱、綱領、領導人選等重大問題。關於定名問題，當時柳亞子建議以“中國國民黨民主聯盟”為名，但也有一些人主張不用。不久，宋慶齡從上海捎口信給何香凝說：
“早年我與鄧演達、陳友仁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莫斯科宣言》，以示繼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後來我曾考慮過臨時行動委員會之下一步，可以改為革命委員會……建議考慮。”經過何香凝、朱蘊山等人的解釋工作，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籌備討論會上，大家一致希望宋慶齡南下領導，遂推舉柳亞子執筆，由李濟深、何香凝、彭澤民、柳亞子、李章達、陳其瑗聯名寫就《上孫夫人書》。信中指出，國民黨各級領導機關“在反動派把持之下也變成了背棄總理遺教，甘為獨裁者自私和賣國殘民之工具。”為此，他們決定在香港開一黨內民主派代表會議，討論本黨新生與實現國內民主和平等問題，信中懇切的表示：“夫人為總理遺志的繼承人，負有完成總理救國救民偉大事業的任務，所以我們深切盼望夫人命駕南來，主持中央，領導我們，內以慰全國人民暨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爭取英、美、蘇之同情。”朱學範作為中國勞動協會主席，通過協會在上海的關係，請俞志英同志到香港來。俞志英同志既在勞動協會工作，又在中國福利會工作，能夠經常見到宋慶齡同志。朱學範把《上孫夫人書》交給俞志英，俞志英接受這個重大任務後，通過龔澎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章漢夫，向他請示如何更好地去完成這一政治任務。章漢夫對她說：“你不用去上海了。宋慶齡同志已經知道了這件事，她贊成成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並表示全力支持。她是不是參加這個革命組織，經她縝密考慮，認為以她現在的身份從事革命活動，比之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對革命更為有利。宋慶齡同志已把這個想法向我黨談了，我們黨完全尊重宋慶齡同志的意見。”朱學範得知這個消息後，當即分別拜訪了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譚平山、柳亞子、陳此生等同志，將宋慶齡同志的意見轉告大家。每個同志聽後都很興奮，紛紛表示要“把中國共產黨和宋慶齡同志對我們的愛護和全力支持看作是推動我們前進的巨大力量”。在籌組民革的過程中，當宋慶齡瞭解到國民黨特務準備赴香港謀害李濟深時，立刻派專人到香港通知他加以防範。1947年12月，李濟深專程由香港祕密赴上海，向宋慶齡彙報民革籌備情況，並懇請她南下主持即將成立的民革中央工作。宋慶齡重申留在民革之外從事革命活動要比參加民革更為有利，她堅決支持民革的成立，鼓勵李濟深等人把民革儘快籌建起來，把國民黨裡一切進步和願意革命的人士團結起來，為建設一個新中國而奮鬥。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推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
1948年8月28日，宋慶齡在鄧穎超等人的陪同下從上海抵達北平
參加新中國建設
宋慶齡以昂揚的鬥志熱烈地投身於新中國建設中，直至終生。1952年國慶節前夕，宋慶齡專門整理出版了個人文集《為新中國奮鬥》，並由周恩來總理題寫書名。為新中國奮鬥——這就是宋慶齡同志畢生致力的高度目標，也是她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
編者按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也是人民政協成立70週年。在此重要的歷史時刻，回顧民革和民革前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與新中國建立和建設的歷史，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強的現實意義。
為了更好地重溫民革和民革前輩參與新中國建立的歷史，繼承發揚民革優良傳統，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民革中央宣傳部擬編輯出版《民革前輩與新中國的建立》一書，本問文從書中摘取部分內容，即日起推出“民革前輩與新中國的建立”專欄，以紀念為新中國建立而竭誠奉獻甚至英勇獻身的民革前輩。敬請讀者關注。
宋慶齡（1893-1981），廣東文昌縣（今屬海南）人，生於上海。1949年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婦聯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等職。民革中央第一屆名譽主席。1981年5月16日，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第一、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49年8月28日這天，毛澤東很早就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打招呼，讓給他準備衣服。吃過午飯，毛澤東換上皮鞋，穿上那套只有重大活動才拿出來穿的淺色禮服。儘管到前門火車站的路途不遠，在毛澤東的催促下，汽車還是提前出發，15點45分毛澤東已經到了站臺。
中共中央領導人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還有何香凝、沈鈞儒、陳其瑗、郭沫若、柳亞子、蔡暢等幾十人先後來到站臺，站臺上到處是手拿鮮花和彩旗的歡迎人群，大家歡快而又急切地等著一位重要人物——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到來。
此時，新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在即，新中國成立在即。在國人心目中，宋慶齡端莊嫻靜、意志堅強，是中華民族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國人民英勇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一面旗幟。因此，在即將舉行的新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上如果沒有宋慶齡的身影，那將是歷史的缺憾。
16點15分，隨著一聲汽笛長鳴，宋慶齡乘坐的專列徐徐駛進前門火車站，列車尚未停穩，宋慶齡的身影就已經出現在車門玻璃後。她抑制住內心的激動，微笑著向人們招手致意。車剛停穩，毛澤東便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車去，走進車廂親自歡迎孫夫人下車。
毛澤東伸出雙手，與宋慶齡熱烈握手，親切地說：“歡迎你，歡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慶齡高興地說：“謝謝你們的邀請，我向你們祝賀。”
毛澤東說：“歡迎你來和我們一起籌建新中國的大業。”
宋慶齡說：“祝賀中國共產黨在你的領導下取得偉大勝利。”
1949年進北平之初，毛澤東到火車站接過兩個人，一個是宋慶齡，另一個是程潛。
北上出席新政協會議
1948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五一口號”中，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為邀請宋慶齡離滬北上，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在西柏坡已經聯名給宋慶齡祕密發出邀請電報：
慶齡先生：
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繫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至於如何由滬北上，已告夢醒與漢年、仲華切商，總期以安全為第一。謹電致意，佇盼迴音。
毛澤東 周恩來
子皓
宋慶齡在上海受到國民黨嚴密監視，行動不自由，身體又不好。華南局認真研究中央指示後，決定派中共著名特工華克之執行計劃，先把宋慶齡接到香港，然後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毛澤東、周恩來又致電方方、潘漢年、劉曉，請他們設法幫助宋慶齡北上。第一，必須祕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強。如有危險，寧可不動。
經過認真思慮，宋慶齡用英文親筆覆函：“接獲大札，敬悉偉大的主席和全黨同志對我的關注，至為感激。經長時間考慮，確認一動不如一靜。我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諸公見面。根據我的預計，蔣介石是無可奈何我的，請勿念。”宋慶齡看到毛澤東、周恩來發來的電文，心緒難以平靜。她既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對自己的尊重和深情所感動，更為中國革命大業終將告成而興奮。2月20日，她伏案疾書，又用英文寫下了給中共中央的覆信：
親愛的朋友們：
請接受我對你們極友善的來信之深厚的感謝。我非常抱歉，由於有炎症及血壓高，正在診治中，不克即時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的。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歷史——那是早已開始了，不幸於23年前被阻——將於不久的將來光榮地完成。
儘管宋慶齡沒有去香港，但是為了防止被國民黨反動派陰謀劫持去臺灣，宋慶齡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幫助下，經常變換住處。
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宋慶齡對來訪的史良說：“解放了就好了。國民黨的失敗，是我意料之中的，因為它敵視人民、反對人民、壓迫人民；共產黨取得勝利，是必然的，因為它代表人民、愛護人民、為人民謀福利。”她興奮的對英文祕書盧季卿說：“現在全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翻身了，整個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
上海解放掃除了宋慶齡北上參加建國大業的障礙。6月28日，中共中央特派中央候補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持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專程到上海拜見宋慶齡，迎接她北上。毛澤東、周恩來在信中寫道：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
敬頌
大安！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慶齡先生：
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
耑上。敬頌
大安！
周恩來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鄧穎超抵滬當晚，並沒有貿然上門，而是先讓陪同來滬的廖夢醒先行試探，去看望宋慶齡，並說明來意。廖夢醒是廖仲愷、何香凝夫婦的女兒，曾長期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祕書，深得宋慶齡信任。廖夢醒一提起北平，宋慶齡就深深地沉浸在對孫中山的懷念之中，她說：“北平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裡去。”宋慶齡此前兩次北平之行都給她帶來了深深的傷害。第一次她陪丈夫孫中山來北平，結果孫中山因病去世，當時她年僅32歲，首次北平之行對她造成的傷害是常人難以想象的。1929年，宋慶齡第二次來到北平，是她到碧雲寺為孫中山更換棺木。宋慶齡的兩次北平之行都讓她十分傷心，她怕去北平勾起自己最痛苦的回憶。
但宋慶齡此時又很明白，新中國成立在即，這是無數人數十年浴血奮鬥的結果。廖夢醒說：“北平將成為新中國的首都。鄧大姐代表周恩來同志特來迎接你。”見面之後，鄧穎超並沒有著急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拿給宋慶齡，而是與宋慶齡敘述老朋友的別離之情。緊接著，鄧穎超介紹了她參加土改、解放區翻身農民的喜悅和踴躍支前，以及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新政協籌備情況。
正在宋慶齡聽得入迷的時候，鄧穎超適時把毛澤東、周恩來的信拿了出來並說：“我們黨中央提出建議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派我攜帶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筆信來上海看望您，邀請您到北平來商議國家大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看了毛澤東、周恩來的信，宋慶齡深受感動，立時果斷地、高興地同意到北平。
6月30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園飯店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28週年大會，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的陪同下步入會場，她親自撰寫題為《向中國共產黨致敬》的祝詞：
向人民的勝利致敬！這是我們祖國建設和前進的動力。我們的旗幟是“生產”更多的生產。向人民的力量致敬！這是大地上的新光明。自由誕生了，它的溫暖和光輝流傳照耀到每一個為反動勢力所籠罩的黑暗的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這是勝利的高潮，盪漾到每一個口岸。歡迎我們的領袖——這誕生在上海、生長在很艱難困苦的路程上百鍊成鋼、在鄉村的泥土裡成熟的領袖。向中國共產黨致敬！是的，這是一個最偉大的時期——這是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里程碑。我們解脫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政策的束縛。我們剷除了封建主義。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輝的高峰。敬禮！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勝利萬歲！
7月1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並轉鄧穎超電，對護送宋慶齡北上應注意的問題作出安排，提出宋慶齡病體難支，北上時應備頭等臥車直開南京，然後再換臥車直開北平，並附餐車。
當時有三個單位要推舉宋慶齡為代表。7月18日，周恩來、李維漢致電中共中央華東局陳毅、潘漢年並轉鄧穎超，請他們就這個問題徵詢宋慶齡本人的意見。7月21日鄧穎超覆電周恩來、李維漢：“孫夫人表示因身體不佳不能參加任何團體的業務，也不願參加任何團體，只願以個人名義旁聽的資格列席新政協會議。”鄧穎超建議：“以宋為特別邀請代表，請中央決定。”中共中央接受了鄧穎超的提議。
8月6日，周恩來致電鄧穎超：“新政協9月開會，孫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來京為好，並請她9月下旬在平參加中蘇友好協會籌備會議。”1949年8月26日，宋慶齡從上海啟程，乘火車前往北平。8月28日到達當晚，毛澤東宴請宋慶齡，相談甚歡。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慶齡在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與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一起，共商建國大計。作為孫中山革命生涯的得力助手和忠誠伴侶，孫中山事業的偉大繼承者的宋慶齡，更覺勝利來之不易，難以抑制喜悅和興奮，她在會上發表了激情澎湃的講話：
這是一個歷史的躍進，一個建設的巨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我們達到今天的歷史地位，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政黨。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證。
1949年11月9日，宋慶齡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發表講話，她說：“我這次到達北平時的感覺，和我在1925年時所經歷到的真的是天壤之別。那時候，這歷史的古城是各國帝國主義的基地，也是孫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現在，這個城變成了人民的講壇，我們聽到了人民聲震雲霄的呼聲。它是新中國的誕生地。”宋慶齡專門敘述了參加開國大典時的興奮心情，“接著是一連串各種各樣使人興奮的事情，有兩樁是最使人感動的”，第一樁是毛澤東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第二樁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支持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民革是新政協的組成單位，宋慶齡在促成民革成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47年2月，李濟深在祕密離滬赴港前，在滬祕密會見宋慶齡，向宋慶齡介紹了籌建民主派組織的設想，宋慶齡給予了熱情的支持，並囑咐他“多發揮作用”。1947年下半年，李濟深、何香凝、譚平山、蔡廷鍇、柳亞子、陳此生等人在香港醞釀成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組織。10月，他們具體討論組織的名稱、綱領、領導人選等重大問題。關於定名問題，當時柳亞子建議以“中國國民黨民主聯盟”為名，但也有一些人主張不用。不久，宋慶齡從上海捎口信給何香凝說：
“早年我與鄧演達、陳友仁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莫斯科宣言》，以示繼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後來我曾考慮過臨時行動委員會之下一步，可以改為革命委員會……建議考慮。”經過何香凝、朱蘊山等人的解釋工作，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籌備討論會上，大家一致希望宋慶齡南下領導，遂推舉柳亞子執筆，由李濟深、何香凝、彭澤民、柳亞子、李章達、陳其瑗聯名寫就《上孫夫人書》。信中指出，國民黨各級領導機關“在反動派把持之下也變成了背棄總理遺教，甘為獨裁者自私和賣國殘民之工具。”為此，他們決定在香港開一黨內民主派代表會議，討論本黨新生與實現國內民主和平等問題，信中懇切的表示：“夫人為總理遺志的繼承人，負有完成總理救國救民偉大事業的任務，所以我們深切盼望夫人命駕南來，主持中央，領導我們，內以慰全國人民暨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爭取英、美、蘇之同情。”朱學範作為中國勞動協會主席，通過協會在上海的關係，請俞志英同志到香港來。俞志英同志既在勞動協會工作，又在中國福利會工作，能夠經常見到宋慶齡同志。朱學範把《上孫夫人書》交給俞志英，俞志英接受這個重大任務後，通過龔澎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章漢夫，向他請示如何更好地去完成這一政治任務。章漢夫對她說：“你不用去上海了。宋慶齡同志已經知道了這件事，她贊成成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並表示全力支持。她是不是參加這個革命組織，經她縝密考慮，認為以她現在的身份從事革命活動，比之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對革命更為有利。宋慶齡同志已把這個想法向我黨談了，我們黨完全尊重宋慶齡同志的意見。”朱學範得知這個消息後，當即分別拜訪了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譚平山、柳亞子、陳此生等同志，將宋慶齡同志的意見轉告大家。每個同志聽後都很興奮，紛紛表示要“把中國共產黨和宋慶齡同志對我們的愛護和全力支持看作是推動我們前進的巨大力量”。在籌組民革的過程中，當宋慶齡瞭解到國民黨特務準備赴香港謀害李濟深時，立刻派專人到香港通知他加以防範。1947年12月，李濟深專程由香港祕密赴上海，向宋慶齡彙報民革籌備情況，並懇請她南下主持即將成立的民革中央工作。宋慶齡重申留在民革之外從事革命活動要比參加民革更為有利，她堅決支持民革的成立，鼓勵李濟深等人把民革儘快籌建起來，把國民黨裡一切進步和願意革命的人士團結起來，為建設一個新中國而奮鬥。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推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
1948年8月28日，宋慶齡在鄧穎超等人的陪同下從上海抵達北平
參加新中國建設
宋慶齡以昂揚的鬥志熱烈地投身於新中國建設中，直至終生。1952年國慶節前夕，宋慶齡專門整理出版了個人文集《為新中國奮鬥》，並由周恩來總理題寫書名。為新中國奮鬥——這就是宋慶齡同志畢生致力的高度目標，也是她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
1961年5月，毛澤東到上海宋慶齡住所看望宋慶齡。
新中國成立初期，她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她經常往來於京滬之間，參加或有時主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會和常委會，參加最高國務會議，當有重大議案要討論時，她非常忙碌，如1954年擬定憲法草案時，骨折後的她仍每天花大量時間看文件材料。宋慶齡不辭勞苦，認真調查研究，對於國家的建設、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寶貴意見，做出了很大貢獻。
宋慶齡早年留學美國，居住日本，流亡蘇聯，是在國際上有重大影響力的人士。為加強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承擔了大量的國家外交外事活動，多次出國進行友好訪問，廣泛開展民間外交，經常接待來華訪問的國際友人和外國貴賓，為增進中國與各國人民的友誼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她努力促進中蘇友好，相繼擔任了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會長，榮獲1950年“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和平獎；擴大和加強同第三世界亞非拉國家的友誼；她還培育並準備在新的基礎上重建同西方（特別是美國）及日本人民的聯繫，有意識地開展中國同外國婦女界的聯繫。
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把中國福利基金會改組為中國福利會，她為新中國婦女提出了新任務：首先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能夠而且必須成為技師、經理、教員、拖拉機手、工程師、科學家和各種熟練的工人；其次是提高自身素質，積極參加國家的政治活動，打破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真正實現中國憲法所賦予婦女的各種權利。1951年，宋慶齡還將斯大林國際和平獎10萬盧布獎金捐贈給中國福利會作婦兒福利事業之用，福利會利用獎金在上海創辦了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1952年宋慶齡被推選為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1953年在中國婦女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宋慶齡同志當選全國婦聯名譽主席。在宋慶齡的領導下，中國福利會先後創辦了兒童劇院、少年兒童圖書館、託兒所、幼兒園、少年宮，還有深受廣大小讀者歡迎的《兒童時代》雜誌。
編者按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也是人民政協成立70週年。在此重要的歷史時刻，回顧民革和民革前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與新中國建立和建設的歷史，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極強的現實意義。
為了更好地重溫民革和民革前輩參與新中國建立的歷史，繼承發揚民革優良傳統，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民革中央宣傳部擬編輯出版《民革前輩與新中國的建立》一書，本問文從書中摘取部分內容，即日起推出“民革前輩與新中國的建立”專欄，以紀念為新中國建立而竭誠奉獻甚至英勇獻身的民革前輩。敬請讀者關注。
宋慶齡（1893-1981），廣東文昌縣（今屬海南）人，生於上海。1949年後，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全國婦聯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等職。民革中央第一屆名譽主席。1981年5月16日，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稱號。第一、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49年8月28日這天，毛澤東很早就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打招呼，讓給他準備衣服。吃過午飯，毛澤東換上皮鞋，穿上那套只有重大活動才拿出來穿的淺色禮服。儘管到前門火車站的路途不遠，在毛澤東的催促下，汽車還是提前出發，15點45分毛澤東已經到了站臺。
中共中央領導人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還有何香凝、沈鈞儒、陳其瑗、郭沫若、柳亞子、蔡暢等幾十人先後來到站臺，站臺上到處是手拿鮮花和彩旗的歡迎人群，大家歡快而又急切地等著一位重要人物——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的到來。
此時，新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在即，新中國成立在即。在國人心目中，宋慶齡端莊嫻靜、意志堅強，是中華民族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國人民英勇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一面旗幟。因此，在即將舉行的新政協會議和開國大典上如果沒有宋慶齡的身影，那將是歷史的缺憾。
16點15分，隨著一聲汽笛長鳴，宋慶齡乘坐的專列徐徐駛進前門火車站，列車尚未停穩，宋慶齡的身影就已經出現在車門玻璃後。她抑制住內心的激動，微笑著向人們招手致意。車剛停穩，毛澤東便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車去，走進車廂親自歡迎孫夫人下車。
毛澤東伸出雙手，與宋慶齡熱烈握手，親切地說：“歡迎你，歡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慶齡高興地說：“謝謝你們的邀請，我向你們祝賀。”
毛澤東說：“歡迎你來和我們一起籌建新中國的大業。”
宋慶齡說：“祝賀中國共產黨在你的領導下取得偉大勝利。”
1949年進北平之初，毛澤東到火車站接過兩個人，一個是宋慶齡，另一個是程潛。
北上出席新政協會議
1948年5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五一口號”中，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為邀請宋慶齡離滬北上，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在西柏坡已經聯名給宋慶齡祕密發出邀請電報：
慶齡先生：
中國革命勝利的形勢已使反動派瀕臨死亡的末日，滬上環境如何，至所繫念。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在華北召開，中國人民革命歷盡艱辛，中山先生遺志迄今始告實現，至祈先生命駕北來，參加此一人民歷史偉大的事業，並對如何建設新中國予以指導。至於如何由滬北上，已告夢醒與漢年、仲華切商，總期以安全為第一。謹電致意，佇盼迴音。
毛澤東 周恩來
子皓
宋慶齡在上海受到國民黨嚴密監視，行動不自由，身體又不好。華南局認真研究中央指示後，決定派中共著名特工華克之執行計劃，先把宋慶齡接到香港，然後同何香凝一起北上。毛澤東、周恩來又致電方方、潘漢年、劉曉，請他們設法幫助宋慶齡北上。第一，必須祕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須孫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強。如有危險，寧可不動。
經過認真思慮，宋慶齡用英文親筆覆函：“接獲大札，敬悉偉大的主席和全黨同志對我的關注，至為感激。經長時間考慮，確認一動不如一靜。我將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諸公見面。根據我的預計，蔣介石是無可奈何我的，請勿念。”宋慶齡看到毛澤東、周恩來發來的電文，心緒難以平靜。她既為中共中央領導人對自己的尊重和深情所感動，更為中國革命大業終將告成而興奮。2月20日，她伏案疾書，又用英文寫下了給中共中央的覆信：
親愛的朋友們：
請接受我對你們極友善的來信之深厚的感謝。我非常抱歉，由於有炎症及血壓高，正在診治中，不克即時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遠跟隨著你們的事業的。我深信，在你們英勇、智慧的領導下，這一章歷史——那是早已開始了，不幸於23年前被阻——將於不久的將來光榮地完成。
儘管宋慶齡沒有去香港，但是為了防止被國民黨反動派陰謀劫持去臺灣，宋慶齡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的幫助下，經常變換住處。
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二天，宋慶齡對來訪的史良說：“解放了就好了。國民黨的失敗，是我意料之中的，因為它敵視人民、反對人民、壓迫人民；共產黨取得勝利，是必然的，因為它代表人民、愛護人民、為人民謀福利。”她興奮的對英文祕書盧季卿說：“現在全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翻身了，整個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
上海解放掃除了宋慶齡北上參加建國大業的障礙。6月28日，中共中央特派中央候補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持毛澤東、周恩來的親筆信，專程到上海拜見宋慶齡，迎接她北上。毛澤東、周恩來在信中寫道：
慶齡先生：
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
敬頌
大安！
毛澤東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慶齡先生：
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
耑上。敬頌
大安！
周恩來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鄧穎超抵滬當晚，並沒有貿然上門，而是先讓陪同來滬的廖夢醒先行試探，去看望宋慶齡，並說明來意。廖夢醒是廖仲愷、何香凝夫婦的女兒，曾長期擔任宋慶齡的英文祕書，深得宋慶齡信任。廖夢醒一提起北平，宋慶齡就深深地沉浸在對孫中山的懷念之中，她說：“北平是我最傷心之地，我怕到那裡去。”宋慶齡此前兩次北平之行都給她帶來了深深的傷害。第一次她陪丈夫孫中山來北平，結果孫中山因病去世，當時她年僅32歲，首次北平之行對她造成的傷害是常人難以想象的。1929年，宋慶齡第二次來到北平，是她到碧雲寺為孫中山更換棺木。宋慶齡的兩次北平之行都讓她十分傷心，她怕去北平勾起自己最痛苦的回憶。
但宋慶齡此時又很明白，新中國成立在即，這是無數人數十年浴血奮鬥的結果。廖夢醒說：“北平將成為新中國的首都。鄧大姐代表周恩來同志特來迎接你。”見面之後，鄧穎超並沒有著急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信拿給宋慶齡，而是與宋慶齡敘述老朋友的別離之情。緊接著，鄧穎超介紹了她參加土改、解放區翻身農民的喜悅和踴躍支前，以及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新政協籌備情況。
正在宋慶齡聽得入迷的時候，鄧穎超適時把毛澤東、周恩來的信拿了出來並說：“我們黨中央提出建議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派我攜帶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親筆信來上海看望您，邀請您到北平來商議國家大事，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看了毛澤東、周恩來的信，宋慶齡深受感動，立時果斷地、高興地同意到北平。
6月30日，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在逸園飯店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28週年大會，宋慶齡在鄧穎超、廖夢醒的陪同下步入會場，她親自撰寫題為《向中國共產黨致敬》的祝詞：
向人民的勝利致敬！這是我們祖國建設和前進的動力。我們的旗幟是“生產”更多的生產。向人民的力量致敬！這是大地上的新光明。自由誕生了，它的溫暖和光輝流傳照耀到每一個為反動勢力所籠罩的黑暗的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這是勝利的高潮，盪漾到每一個口岸。歡迎我們的領袖——這誕生在上海、生長在很艱難困苦的路程上百鍊成鋼、在鄉村的泥土裡成熟的領袖。向中國共產黨致敬！是的，這是一個最偉大的時期——這是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里程碑。我們解脫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政策的束縛。我們剷除了封建主義。人民正走向新的、更光輝的高峰。敬禮！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勝利萬歲！
7月1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市委並轉鄧穎超電，對護送宋慶齡北上應注意的問題作出安排，提出宋慶齡病體難支，北上時應備頭等臥車直開南京，然後再換臥車直開北平，並附餐車。
當時有三個單位要推舉宋慶齡為代表。7月18日，周恩來、李維漢致電中共中央華東局陳毅、潘漢年並轉鄧穎超，請他們就這個問題徵詢宋慶齡本人的意見。7月21日鄧穎超覆電周恩來、李維漢：“孫夫人表示因身體不佳不能參加任何團體的業務，也不願參加任何團體，只願以個人名義旁聽的資格列席新政協會議。”鄧穎超建議：“以宋為特別邀請代表，請中央決定。”中共中央接受了鄧穎超的提議。
8月6日，周恩來致電鄧穎超：“新政協9月開會，孫夫人以8月下旬或9月5日前來京為好，並請她9月下旬在平參加中蘇友好協會籌備會議。”1949年8月26日，宋慶齡從上海啟程，乘火車前往北平。8月28日到達當晚，毛澤東宴請宋慶齡，相談甚歡。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宋慶齡在北平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與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一起，共商建國大計。作為孫中山革命生涯的得力助手和忠誠伴侶，孫中山事業的偉大繼承者的宋慶齡，更覺勝利來之不易，難以抑制喜悅和興奮，她在會上發表了激情澎湃的講話：
這是一個歷史的躍進，一個建設的巨力，一個新中國的誕生！我們達到今天的歷史地位，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唯一擁有人民大眾力量的政黨。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證。
1949年11月9日，宋慶齡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發表講話，她說：“我這次到達北平時的感覺，和我在1925年時所經歷到的真的是天壤之別。那時候，這歷史的古城是各國帝國主義的基地，也是孫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現在，這個城變成了人民的講壇，我們聽到了人民聲震雲霄的呼聲。它是新中國的誕生地。”宋慶齡專門敘述了參加開國大典時的興奮心情，“接著是一連串各種各樣使人興奮的事情，有兩樁是最使人感動的”，第一樁是毛澤東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第二樁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支持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民革是新政協的組成單位，宋慶齡在促成民革成立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947年2月，李濟深在祕密離滬赴港前，在滬祕密會見宋慶齡，向宋慶齡介紹了籌建民主派組織的設想，宋慶齡給予了熱情的支持，並囑咐他“多發揮作用”。1947年下半年，李濟深、何香凝、譚平山、蔡廷鍇、柳亞子、陳此生等人在香港醞釀成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組織。10月，他們具體討論組織的名稱、綱領、領導人選等重大問題。關於定名問題，當時柳亞子建議以“中國國民黨民主聯盟”為名，但也有一些人主張不用。不久，宋慶齡從上海捎口信給何香凝說：
“早年我與鄧演達、陳友仁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莫斯科宣言》，以示繼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後來我曾考慮過臨時行動委員會之下一步，可以改為革命委員會……建議考慮。”經過何香凝、朱蘊山等人的解釋工作，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定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籌備討論會上，大家一致希望宋慶齡南下領導，遂推舉柳亞子執筆，由李濟深、何香凝、彭澤民、柳亞子、李章達、陳其瑗聯名寫就《上孫夫人書》。信中指出，國民黨各級領導機關“在反動派把持之下也變成了背棄總理遺教，甘為獨裁者自私和賣國殘民之工具。”為此，他們決定在香港開一黨內民主派代表會議，討論本黨新生與實現國內民主和平等問題，信中懇切的表示：“夫人為總理遺志的繼承人，負有完成總理救國救民偉大事業的任務，所以我們深切盼望夫人命駕南來，主持中央，領導我們，內以慰全國人民暨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渴望；外以爭取英、美、蘇之同情。”朱學範作為中國勞動協會主席，通過協會在上海的關係，請俞志英同志到香港來。俞志英同志既在勞動協會工作，又在中國福利會工作，能夠經常見到宋慶齡同志。朱學範把《上孫夫人書》交給俞志英，俞志英接受這個重大任務後，通過龔澎找到了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章漢夫，向他請示如何更好地去完成這一政治任務。章漢夫對她說：“你不用去上海了。宋慶齡同志已經知道了這件事，她贊成成立國民黨的革命組織，並表示全力支持。她是不是參加這個革命組織，經她縝密考慮，認為以她現在的身份從事革命活動，比之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對革命更為有利。宋慶齡同志已把這個想法向我黨談了，我們黨完全尊重宋慶齡同志的意見。”朱學範得知這個消息後，當即分別拜訪了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譚平山、柳亞子、陳此生等同志，將宋慶齡同志的意見轉告大家。每個同志聽後都很興奮，紛紛表示要“把中國共產黨和宋慶齡同志對我們的愛護和全力支持看作是推動我們前進的巨大力量”。在籌組民革的過程中，當宋慶齡瞭解到國民黨特務準備赴香港謀害李濟深時，立刻派專人到香港通知他加以防範。1947年12月，李濟深專程由香港祕密赴上海，向宋慶齡彙報民革籌備情況，並懇請她南下主持即將成立的民革中央工作。宋慶齡重申留在民革之外從事革命活動要比參加民革更為有利，她堅決支持民革的成立，鼓勵李濟深等人把民革儘快籌建起來，把國民黨裡一切進步和願意革命的人士團結起來，為建設一個新中國而奮鬥。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推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
1948年8月28日，宋慶齡在鄧穎超等人的陪同下從上海抵達北平
參加新中國建設
宋慶齡以昂揚的鬥志熱烈地投身於新中國建設中，直至終生。1952年國慶節前夕，宋慶齡專門整理出版了個人文集《為新中國奮鬥》，並由周恩來總理題寫書名。為新中國奮鬥——這就是宋慶齡同志畢生致力的高度目標，也是她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
1961年5月，毛澤東到上海宋慶齡住所看望宋慶齡。
新中國成立初期，她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她經常往來於京滬之間，參加或有時主持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會和常委會，參加最高國務會議，當有重大議案要討論時，她非常忙碌，如1954年擬定憲法草案時，骨折後的她仍每天花大量時間看文件材料。宋慶齡不辭勞苦，認真調查研究，對於國家的建設、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寶貴意見，做出了很大貢獻。
宋慶齡早年留學美國，居住日本，流亡蘇聯，是在國際上有重大影響力的人士。為加強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承擔了大量的國家外交外事活動，多次出國進行友好訪問，廣泛開展民間外交，經常接待來華訪問的國際友人和外國貴賓，為增進中國與各國人民的友誼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她努力促進中蘇友好，相繼擔任了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會長，榮獲1950年“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和平獎；擴大和加強同第三世界亞非拉國家的友誼；她還培育並準備在新的基礎上重建同西方（特別是美國）及日本人民的聯繫，有意識地開展中國同外國婦女界的聯繫。
新中國成立後，宋慶齡把中國福利基金會改組為中國福利會，她為新中國婦女提出了新任務：首先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能夠而且必須成為技師、經理、教員、拖拉機手、工程師、科學家和各種熟練的工人；其次是提高自身素質，積極參加國家的政治活動，打破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真正實現中國憲法所賦予婦女的各種權利。1951年，宋慶齡還將斯大林國際和平獎10萬盧布獎金捐贈給中國福利會作婦兒福利事業之用，福利會利用獎金在上海創辦了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1952年宋慶齡被推選為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主席。1953年在中國婦女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宋慶齡同志當選全國婦聯名譽主席。在宋慶齡的領導下，中國福利會先後創辦了兒童劇院、少年兒童圖書館、託兒所、幼兒園、少年宮，還有深受廣大小讀者歡迎的《兒童時代》雜誌。
鄧小平(左)與宋慶齡(右)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宋慶齡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從1953年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1955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前，全國人大組織了考察，會上宋慶齡作了《為了社會主義，為了和平》的發言，她說：“過去我曾經看過東北的新工業基地，這次我視察江南的農村和上海的紡織業及社會福利事業。我見到了許多在生產建設戰線上的工人、農民和幹部，和他們舉行了多次的座談。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信心、看到了我們事業的成長，也看到了‘五年計劃’勝利的保證。中國人民在從事偉大的五年計劃建設工作的時候，是抱著堅定不渝地為和平而努力的信念。我們建設事業取得的每一步發展，都將增進人民的幸福感，也將增進世界的和平。這種信念將始終鼓舞著我們，來推動事業勝利的完成。”（徐慶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