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革命黨人內部實現聯合後，又於次日在武昌胭脂巷11號胡祖禹家，召開幹部聯席會議，出席者上百人。會議約定“八月十五殺韃子”，也就是在10月6日（農曆八月十五）這天發動起義。
然而，由於不久後南湖炮隊的革命士兵捅出了婁子，“八月十五殺韃子”這句話不慎洩漏，湖廣總督瑞澄提高了警惕，從而在10月6日這一天實行了全城戒嚴。
瑞澄還宣佈，八月十五不放假，官兵皆不能離營外出，嚴禁以各種名義“會餐”，軍營中秋聯歡會，提前一天舉行。戒嚴時期除值勤士兵可允攜帶少量子彈以外，所有彈藥一律收繳，集中保管。
如此一來，原定起義日期只得推遲。
此外，年輕的湖南共進會大頭目焦達峰函告武昌革命黨人，湖南準備未足，請展期10天。因此，起義日期臨時改為10月16日。（按：此前湘鄂兩省革命黨人有約定同時發難。）
然而，不幸的是，10月9日下午，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配製炸彈時不慎引起爆炸。俄國巡捕聞聲而至，孫武等人雖先行逃去，但黨人名冊、起義文告等等資料，卻全部落入了老毛子之手。
老毛子隨即將這些很要命的東東轉給了湖北當局。
這下子問題就大條了。
瑞澄拿到這些“大逆不道”的材料後，立即下令關閉城門，四處搜捕革命黨人。革命黨的頭頭們，也就只得四處逃竄，東躲西藏了。
1911年10月10日晚上，得知黨人名冊已落入朝廷之手的武昌新軍革命士兵，在群龍無首的狀態下倉促發動了起義。
當晚，湖廣總督瑞澄逾牆而走，第八鎮統制張彪也倉皇逃竄，革命軍士兵一擊得手。
第二天，武昌全城高高飄揚起共進會會旗，即鐵血十八星旗（又稱鐵血旗、九角旗、九角十八星旗等，該旗樣式“紅底、黑心、輪角，外加十八黃星，表示漢族（華夏）十八省人民鐵血主義精神”）。
然而，最後推舉出來的都督人選，卻是與革命黨素無淵源的原新軍協統黎元洪。
這一幕將要讓無數的革命黨人，在不久的將來感到無比的痛心。
“二次革命”失敗後再次逃亡日本的譚人鳳，就曾如此痛心疾首地寫道：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結果亦遂難以道里計。黎元洪一無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統率無人，擁為都督，旋而副總統，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後事功，漢口由其猶豫而燒；贛寧由其反對而敗；國會由其違法怕死而解散。推原禍始，則皆宋鈍初之遷延有以致之也。不然，當時內地同志，對於海外來者實有一種迷信心，安有黎元洪？無黎元洪，又安有此數年來之慘劇？吾昔日因袁世凱目黃、宋為英雄，曾有言曰：‘克強雄而不英，鈍初英而不雄。’蓋有慨而言之也。”
讀到這裡，你也許會疑惑：武漢起義士兵推舉黎元洪為都督，從當時的情況看來不為失策，譚人鳳為何要責備到宋教仁頭上？且不說譚人鳳最欣賞、最看重的革命黨人就是宋教仁，遠在千里之外的湖北都督人選的推定，與當時正在上海的宋教仁能有什麼關係？譚老爺子不會是氣昏頭了吧？……或者不會是真的有關係吧？
的確，真的有關係。
前面說了，武昌兩大革命團體共進會與文學社，在合併大會上推舉出了一個“三人團”（劉公、孫武、蔣翊武），作為起義的最高領導機關。
但是，這三人，地位聲望相當，能耐、見識方面也差不多，沒有誰真正能壓其他人一頭，因此，“舵把子”這個位置，誰來做似乎都不太合適，也難以讓所有人心服。
但是，考慮到起義成功後的情況，“老大”（大都督）是一定得有人做的。
於是，大家開會商討。
但是，商量來商量去，大家發現真正能夠讓所有人都接受而無異詞的大哥級人物，只有兩個：一個是黃興，一個是宋教仁。（注意，這與黃、宋二人都是兩湖人也有關係。）
可是，這兩個人當時都不在武漢：一個在上海，一個更遠在香港。
怎麼辦？
還用說嗎，派人去請！
他們不但給黃興去信，促其北上，還派了同盟會中部總會派駐武昌的聯絡員（同時也是共進會的重要骨幹）居正，帶著人親自去上海，敦請宋教仁，到武漢來主持大局。
9月25日，居正一行抵達上海，向宋教仁等詳細彙報了湖北近況和起義計劃。
得悉此訊，同盟會中部總會的大佬們都很興奮，當即決定，一面派人赴香港請黃興速來，同時，由宋、譚二人先赴武漢，主持一切。
然而，不幸的是，恰在此時，譚人鳳染病住院，耽誤了行程。
更不幸的是，隨後宋教仁收到了時在湖北獄中的好友胡瑛派人送來的一封信，“痛哭流涕極言湖北此時不能發難”，勸他不要輕身犯險。胡瑛與他是患難之交，更沒有騙他的道理，因此宋教仁得訊後不由得對原先居正的報告疑信參半，對於是否立即動身去武漢，也有些猶豫起來，決心等黃興到武漢再說。
宋教仁並不知道，此時武昌城內的情況，風雲變幻，即使身在局中，也難以掌握，時在獄中的胡瑛，又能知道多少確切的信息呢？
而宋教仁的這一猶疑，則無意中“錯失良機”。
1911年10月3日，同盟會中部總會再次開會討論宋教仁赴武漢事宜。
此時有病在身的譚人鳳，看到宋教仁遲疑不決，非常不滿。他曾數次往返武漢、上海之間，比較瞭解湖北的具體情況，知道起義隨時可能發生，因而力促宋教仁儘快赴鄂。
在譚人鳳的極力要求下，宋教仁答應10月6日起身，但內心並不以為然。
結果，到臨行前，恰逢于右任有事外出，宋教仁也離去的話，則《民立報》無人負責，因而，宋教仁臨時決定改期再動身。
宋教仁的一再“遷延不決”，讓譚人鳳憂心如焚。於是，他遂在10月7日的總務會上，提出自己第二天先“往湘、鄂去一遭”，由於他態度堅決，大家只好同意。
第二天一大早，譚人鳳抱病出發。臨時前，他對送行諸同志殷殷表示：“鄙人此行專為維持團體信用起見，資望才能皆不及宋，仍乞宋君速裝繼來。”（大意：湖北的小弟們派人來請，我們不可以畏難不去，讓小弟們笑話；但我一個人過去，也濟不得事，還是要宋教仁也來，才能頂用。）
然而，譚人鳳沒有料到的是，他此時出發也已經晚了。
船到九江，武昌起義已經成功，黎元洪也已被推出來“頂缸”——即擔任湖北軍政府的大都督，而且此時黎元洪本人還非常不樂意呢！
等譚人鳳趕到武漢，都督位置已定，不容輕易再更動；爾後，黃、宋等人趕到武漢時，更是大局已定，黎元洪這樣一個前清軍官，也就坐穩了革命黨的首義都督的寶座。
此後，黎元洪憑著這首義都督的名份，迅速凝聚了一股屬於自己的政治勢力，從而有資格角逐於民初政壇，並給後來的革命黨勢力造成了相當大的危害。
這也就不能不讓譚人鳳等人從黨派立場上將此事引為終身大憾。
回顧這段往事，對革命黨而言，似乎可以說，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因而，雖然譚人鳳平素最為推崇的是宋教仁，但宋教仁錯過此次掌握湖北大權的機會，仍然讓譚人鳳一直都耿耿於懷。這也就是後來為什麼他要說“推原禍始，則皆宋鈍初之遷延有以致之也”。
不過，公平地說，即使從黨人的立場，這件事其實也不能諉過於宋教仁。事後看來，宋教仁的確是一再喪失了“良機”。然而，設身處地想一想，當時的局勢瞬息萬變，誰又能預料形勢具體會怎麼發展呢？
因而，作為當時革命黨實際上的主事者，宋教仁只能根據大勢來決定自己的行動。
而從全盤考慮，當時的起義時機似乎並不成熟。
時在香港的黃興，在給湖北革命黨人的信中，就如此寫道：“此次經營武漢，要格外慎重。各省沒有打通之前，湖北一省千萬不可輕舉。必須遲至九月初旬（按：此處為農曆，按公曆算則是10月下旬），與原定計劃中之十一省同時起義，方可操必勝之券。務望武漢同志暫行忍耐。”
宋教仁同此看法，因而並不急於赴武漢。
但是，正所謂人算不如天算，歷史永遠是被一些偶然發生的事件導向莫測的方向。這，又如何能怪罪到宋教仁頭上呢？譚老爺子也不過是氣昏頭罷了。
武昌光復之後，消息很快傳到了上海，宋教仁得訊，一方面大喜，一方面也有些失落：此時，他再去武漢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了。
不過，眼前的形勢讓他無暇後悔。
此後，他一邊在《民立報》上大張革命輿論，一邊則積極策動長江下游起義響應湖北。
10月24日，黃興風塵僕僕，終於趕到了上海，並在當晚與宋教仁做了徹夜長談。
宋教仁針對當時的形勢，力勸黃興去南京，策動新軍第九鎮起義（按：該鎮官兵多為趙聲舊部，有很好的革命基礎），以便控制長江下游一帶。
他對黃興說：“今日之形勢，以天下言之，重在武昌；以東南言之，則重在金陵。”
在宋教仁看來，武漢局面粗定，他們現在趕過去，已經起不了多大作用，遠不如爭取克復南京，另創新局面。
但是，黃興有不同的考慮，他沒有聽取宋教仁的建議，反而要宋教仁陪同他一起赴武漢。
見黃興如此堅持，宋教仁也不好再說什麼，只好答應陪他一起去武漢。
10月28日，黃、宋一行抵達武漢。
這個時候，武漢早已是另一番局面：革命黨、立憲派與黎系的三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