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遠離權力中心十五年之後，年過六旬的司馬光再次回到了大宋的首都開封。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渴望在自己最後的時光裡能夠為這個心心念唸的國家再出一把力。此時正值國家改革推行最為艱難的時期，一邊是人事調整的複雜和對立情緒的無處不在，一邊是太皇太后的依賴和天下百姓的翹首，種種困難與責任種種地壓在了司馬光的肩頭，心上。然而，就在這個國家最需要他的時候，司馬光卻病倒了。這個為大宋奉獻了一生的大忠臣再也無法為他深愛的國家效力了。在人生最後的時光裡，最讓司馬光放心不下的會是什麼呢？
在遠離權力中心十五年之後，年過六旬的司馬光再次回到了大宋的首都開封。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渴望在自己最後的時光裡能夠為這個心心念唸的國家再出一把力。此時正值國家改革推行最為艱難的時期，一邊是人事調整的複雜和對立情緒的無處不在，一邊是太皇太后的依賴和天下百姓的翹首，種種困難與責任種種地壓在了司馬光的肩頭，心上。然而，就在這個國家最需要他的時候，司馬光卻病倒了。這個為大宋奉獻了一生的大忠臣再也無法為他深愛的國家效力了。在人生最後的時光裡，最讓司馬光放心不下的會是什麼呢？
司馬光對當時士大夫的風氣感到痛心疾首，他要從他自己做起，扭轉這個風氣，同時他還要抓住官員的源頭從科舉制度做起，要讓那些新人是不一樣的。他要做的就是改革科舉制度，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科舉制度曾經出現過一個比較大的改革，是考試內容的修改。在此之前，考試內容是考吟詩作賦的，神宗王安石的時候就改了，把考試的重點放在儒家經典的閱讀理解還有就是“時務策”，要讓考生去關注時事，關注怎麼來解決問題。對於這個改革，司馬光是支持的，他覺得這是一個萬事不易之法。
司馬光反對的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第一，科舉考試只注重卷面成績，不重道德水平。其實這是老生常談，科舉就是考試，根本就看不到這個人在字面以外的其他東西。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時候就曾經想要改變這個狀況，可是這種狀況不僅沒有改變，反而變得更加糟糕了。其實王安石不是很在意一個人的道德如何，他是更看重才幹的。司馬光更看重道德，所以他覺得科舉制度要想辦法去考校那些未來的官員的道德水平。這是司馬光想要做的科舉改革的一方面。
還有一方面是司馬光對王安石時代的科舉是深惡痛絕的，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科舉考試的內容用今天的話來說發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就是王安石所主持修訂的《三經新義》可是變成了官學的課本和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就這樣下去，在十年之間，一代一代的讀書人就變成了王安石思想的產物。對於王安石的學術水平司馬光並不否認，這是有定論的。司馬光感到不安的是王安石的學術鉗制了思想，讓很多的讀書人喪失了獨立思考的精神，而獨立思考的精神其實正是宋朝士大夫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財富，是他們的精神命脈之所在，可是這個東西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沒有了。司馬光覺得這是必須要改的。
在遠離權力中心十五年之後，年過六旬的司馬光再次回到了大宋的首都開封。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渴望在自己最後的時光裡能夠為這個心心念唸的國家再出一把力。此時正值國家改革推行最為艱難的時期，一邊是人事調整的複雜和對立情緒的無處不在，一邊是太皇太后的依賴和天下百姓的翹首，種種困難與責任種種地壓在了司馬光的肩頭，心上。然而，就在這個國家最需要他的時候，司馬光卻病倒了。這個為大宋奉獻了一生的大忠臣再也無法為他深愛的國家效力了。在人生最後的時光裡，最讓司馬光放心不下的會是什麼呢？
司馬光對當時士大夫的風氣感到痛心疾首，他要從他自己做起，扭轉這個風氣，同時他還要抓住官員的源頭從科舉制度做起，要讓那些新人是不一樣的。他要做的就是改革科舉制度，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科舉制度曾經出現過一個比較大的改革，是考試內容的修改。在此之前，考試內容是考吟詩作賦的，神宗王安石的時候就改了，把考試的重點放在儒家經典的閱讀理解還有就是“時務策”，要讓考生去關注時事，關注怎麼來解決問題。對於這個改革，司馬光是支持的，他覺得這是一個萬事不易之法。
司馬光反對的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第一，科舉考試只注重卷面成績，不重道德水平。其實這是老生常談，科舉就是考試，根本就看不到這個人在字面以外的其他東西。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時候就曾經想要改變這個狀況，可是這種狀況不僅沒有改變，反而變得更加糟糕了。其實王安石不是很在意一個人的道德如何，他是更看重才幹的。司馬光更看重道德，所以他覺得科舉制度要想辦法去考校那些未來的官員的道德水平。這是司馬光想要做的科舉改革的一方面。
還有一方面是司馬光對王安石時代的科舉是深惡痛絕的，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科舉考試的內容用今天的話來說發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就是王安石所主持修訂的《三經新義》可是變成了官學的課本和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就這樣下去，在十年之間，一代一代的讀書人就變成了王安石思想的產物。對於王安石的學術水平司馬光並不否認，這是有定論的。司馬光感到不安的是王安石的學術鉗制了思想，讓很多的讀書人喪失了獨立思考的精神，而獨立思考的精神其實正是宋朝士大夫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財富，是他們的精神命脈之所在，可是這個東西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沒有了。司馬光覺得這是必須要改的。
司馬光把他的科舉改革方案寫成文章，把文章拿去給範純仁看。範純仁看了之後微微一笑，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相公高見，大部分我都同意，但是恐怕我覺得相公的這個方案不能這麼早公佈。範純仁說現在朝廷正在徵集科舉改革的方案，要讓大家都發表意見，然後選擇那個最佳的方案。如果相公的方案在剛剛開始就拿出來了，那別人怎麼辦呢？我們就不能夠看到官員們真實的想法，也不能夠得到一個真正好的方案了。聽了這個話以後，司馬光立刻就答應了。範純仁是范仲淹的長子，其實這個時候他已經歲了，比司馬光小八歲，這個時候的範純仁已經從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成長為了一個非常成熟老刀的政治家。
為了治理大宋王朝的弊病，司馬光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首先他從官員的源頭改革科舉上做起。接下來，在他的建議下，太皇太后將已經八十歲高齡的文彥博請了回來坐鎮朝堂之上。司馬光為什麼要請文彥博回來，我個人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大家都說文彥博是四朝老臣能夠鎮住場子，還有一個就是文彥博是一個非常善於處理君臣，臣民，君民關係的人。司馬光曾經寫道說自古以來，為人臣者，有的能“得於君”，可是“失於民”，有的是能夠“得於民”，可是“失於君”。其實司馬光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多半是在想他自己，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得於民而失於君，在洛陽整整賦閒了十五年。在司馬光的眼裡，文彥博就是既能“得於君”又能“得於民”。在這樣一個大調整的時代，司馬光需要這樣的人回到朝廷裡面來坐鎮。有了文彥博保駕護航還有範純仁，呂公著掌舵，假定司馬光先走了，也可以保證大宋朝廷穩穩當當地度過這一次大的政策調整。
在遠離權力中心十五年之後，年過六旬的司馬光再次回到了大宋的首都開封。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渴望在自己最後的時光裡能夠為這個心心念唸的國家再出一把力。此時正值國家改革推行最為艱難的時期，一邊是人事調整的複雜和對立情緒的無處不在，一邊是太皇太后的依賴和天下百姓的翹首，種種困難與責任種種地壓在了司馬光的肩頭，心上。然而，就在這個國家最需要他的時候，司馬光卻病倒了。這個為大宋奉獻了一生的大忠臣再也無法為他深愛的國家效力了。在人生最後的時光裡，最讓司馬光放心不下的會是什麼呢？
司馬光對當時士大夫的風氣感到痛心疾首，他要從他自己做起，扭轉這個風氣，同時他還要抓住官員的源頭從科舉制度做起，要讓那些新人是不一樣的。他要做的就是改革科舉制度，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科舉制度曾經出現過一個比較大的改革，是考試內容的修改。在此之前，考試內容是考吟詩作賦的，神宗王安石的時候就改了，把考試的重點放在儒家經典的閱讀理解還有就是“時務策”，要讓考生去關注時事，關注怎麼來解決問題。對於這個改革，司馬光是支持的，他覺得這是一個萬事不易之法。
司馬光反對的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第一，科舉考試只注重卷面成績，不重道德水平。其實這是老生常談，科舉就是考試，根本就看不到這個人在字面以外的其他東西。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時候就曾經想要改變這個狀況，可是這種狀況不僅沒有改變，反而變得更加糟糕了。其實王安石不是很在意一個人的道德如何，他是更看重才幹的。司馬光更看重道德，所以他覺得科舉制度要想辦法去考校那些未來的官員的道德水平。這是司馬光想要做的科舉改革的一方面。
還有一方面是司馬光對王安石時代的科舉是深惡痛絕的，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科舉考試的內容用今天的話來說發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就是王安石所主持修訂的《三經新義》可是變成了官學的課本和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就這樣下去，在十年之間，一代一代的讀書人就變成了王安石思想的產物。對於王安石的學術水平司馬光並不否認，這是有定論的。司馬光感到不安的是王安石的學術鉗制了思想，讓很多的讀書人喪失了獨立思考的精神，而獨立思考的精神其實正是宋朝士大夫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財富，是他們的精神命脈之所在，可是這個東西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沒有了。司馬光覺得這是必須要改的。
司馬光把他的科舉改革方案寫成文章，把文章拿去給範純仁看。範純仁看了之後微微一笑，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相公高見，大部分我都同意，但是恐怕我覺得相公的這個方案不能這麼早公佈。範純仁說現在朝廷正在徵集科舉改革的方案，要讓大家都發表意見，然後選擇那個最佳的方案。如果相公的方案在剛剛開始就拿出來了，那別人怎麼辦呢？我們就不能夠看到官員們真實的想法，也不能夠得到一個真正好的方案了。聽了這個話以後，司馬光立刻就答應了。範純仁是范仲淹的長子，其實這個時候他已經歲了，比司馬光小八歲，這個時候的範純仁已經從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成長為了一個非常成熟老刀的政治家。
為了治理大宋王朝的弊病，司馬光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首先他從官員的源頭改革科舉上做起。接下來，在他的建議下，太皇太后將已經八十歲高齡的文彥博請了回來坐鎮朝堂之上。司馬光為什麼要請文彥博回來，我個人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大家都說文彥博是四朝老臣能夠鎮住場子，還有一個就是文彥博是一個非常善於處理君臣，臣民，君民關係的人。司馬光曾經寫道說自古以來，為人臣者，有的能“得於君”，可是“失於民”，有的是能夠“得於民”，可是“失於君”。其實司馬光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多半是在想他自己，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得於民而失於君，在洛陽整整賦閒了十五年。在司馬光的眼裡，文彥博就是既能“得於君”又能“得於民”。在這樣一個大調整的時代，司馬光需要這樣的人回到朝廷裡面來坐鎮。有了文彥博保駕護航還有範純仁，呂公著掌舵，假定司馬光先走了，也可以保證大宋朝廷穩穩當當地度過這一次大的政策調整。
國事逐漸有了眉目，司馬光的身體也開始逐漸好轉起來。到了五月初的時候，隨著天氣的逐漸地變暖，司馬光的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好。這個好消息傳到宮裡面，太皇太后就和呂公著商量司馬光怎麼樣回來上班。五月十二日，在司馬康的服侍之下，司馬光穿戴整齊，他已經有一百三十多天沒有穿過朝服了。北宋的官員是騎馬上朝的，司馬光沒有騎馬，是坐轎子去上朝的，這是太皇天后的特恩。這就是五月十二日，司馬光在請病假一百三十日之後的第一次上朝。從這之後，三天一次，司馬光就坐著轎子到宰相府去主持政務的討論。他開始正式地主持朝政了，他甚至主動要求，要在司馬康的攙扶之下完成正常的所有拜見禮儀。但是好景不長，這樣的狀況就維持了一個月，到了六月十二，司馬光的病情再次加重，就只好再一次休病假了。
他這次發病是從嘔吐，痰湧開始的，但後來這個病就一直往腿上走，腳上的瘡引發的膿腫一直腫到了腳底板上，教根本就不能沾地，所以只能仰面躺著。太皇太后派去給司馬光診斷的醫官回來說請司馬相公靜養的，怕是來日無多了。於是太皇太后下旨，司馬光不能再出來了。可是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路線改變的時候，司馬光怎麼能夠放心的下呢？人雖然在家裡，他的信還是在國家。
司馬光放心不下的頭一件事就是對西夏的政策。他希望儘早和西夏之間趕緊休兵，結束這種緊張的狀態，建立起穩定的關係來，要讓國家和老百姓得到休息。在司馬光看來，神宗時候的用兵把這個國家拖入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先帝為什麼要打仗呢？他這樣寫，是因為本朝的疆域比不上漢唐舊疆，所以先帝感到恥辱，所以才要打仗去開疆拓土。往大說是為了滿足打過的虛榮，往小裡說就是為了證明血統的高貴。神宗的仗是怎麼打的？他既沒有通盤的戰略考慮，也缺乏一個有秩序的戰場領導，所以我們看到的一個大國發動的對外戰爭就像是一個沒有什麼理想的小商販在做小買賣，賺一點兒是一點兒。這就是神宗打的仗，這樣的戰爭就是災難，所以司馬光的思路很簡單，就是儘早結束戰爭。主動赦免西夏，西夏本來是宋朝的一個屬國，然後主動把侵佔的西夏的土地還給它，恩威並施，然後和西夏之間建立一個和平的關係。
於是在六月份，聽說西夏的使節要來，司馬光心裡頭非常著急的，他希望自己能夠親自到朝堂上去討論西夏事宜。最終太皇太后按照司馬光的建議徵詢了文彥博的意見之後還是按照司馬光的思路解決了對西夏的問題。
在遠離權力中心十五年之後，年過六旬的司馬光再次回到了大宋的首都開封。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渴望在自己最後的時光裡能夠為這個心心念唸的國家再出一把力。此時正值國家改革推行最為艱難的時期，一邊是人事調整的複雜和對立情緒的無處不在，一邊是太皇太后的依賴和天下百姓的翹首，種種困難與責任種種地壓在了司馬光的肩頭，心上。然而，就在這個國家最需要他的時候，司馬光卻病倒了。這個為大宋奉獻了一生的大忠臣再也無法為他深愛的國家效力了。在人生最後的時光裡，最讓司馬光放心不下的會是什麼呢？
司馬光對當時士大夫的風氣感到痛心疾首，他要從他自己做起，扭轉這個風氣，同時他還要抓住官員的源頭從科舉制度做起，要讓那些新人是不一樣的。他要做的就是改革科舉制度，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科舉制度曾經出現過一個比較大的改革，是考試內容的修改。在此之前，考試內容是考吟詩作賦的，神宗王安石的時候就改了，把考試的重點放在儒家經典的閱讀理解還有就是“時務策”，要讓考生去關注時事，關注怎麼來解決問題。對於這個改革，司馬光是支持的，他覺得這是一個萬事不易之法。
司馬光反對的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第一，科舉考試只注重卷面成績，不重道德水平。其實這是老生常談，科舉就是考試，根本就看不到這個人在字面以外的其他東西。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時候就曾經想要改變這個狀況，可是這種狀況不僅沒有改變，反而變得更加糟糕了。其實王安石不是很在意一個人的道德如何，他是更看重才幹的。司馬光更看重道德，所以他覺得科舉制度要想辦法去考校那些未來的官員的道德水平。這是司馬光想要做的科舉改革的一方面。
還有一方面是司馬光對王安石時代的科舉是深惡痛絕的，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科舉考試的內容用今天的話來說發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就是王安石所主持修訂的《三經新義》可是變成了官學的課本和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就這樣下去，在十年之間，一代一代的讀書人就變成了王安石思想的產物。對於王安石的學術水平司馬光並不否認，這是有定論的。司馬光感到不安的是王安石的學術鉗制了思想，讓很多的讀書人喪失了獨立思考的精神，而獨立思考的精神其實正是宋朝士大夫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財富，是他們的精神命脈之所在，可是這個東西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沒有了。司馬光覺得這是必須要改的。
司馬光把他的科舉改革方案寫成文章，把文章拿去給範純仁看。範純仁看了之後微微一笑，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相公高見，大部分我都同意，但是恐怕我覺得相公的這個方案不能這麼早公佈。範純仁說現在朝廷正在徵集科舉改革的方案，要讓大家都發表意見，然後選擇那個最佳的方案。如果相公的方案在剛剛開始就拿出來了，那別人怎麼辦呢？我們就不能夠看到官員們真實的想法，也不能夠得到一個真正好的方案了。聽了這個話以後，司馬光立刻就答應了。範純仁是范仲淹的長子，其實這個時候他已經歲了，比司馬光小八歲，這個時候的範純仁已經從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成長為了一個非常成熟老刀的政治家。
為了治理大宋王朝的弊病，司馬光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首先他從官員的源頭改革科舉上做起。接下來，在他的建議下，太皇太后將已經八十歲高齡的文彥博請了回來坐鎮朝堂之上。司馬光為什麼要請文彥博回來，我個人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大家都說文彥博是四朝老臣能夠鎮住場子，還有一個就是文彥博是一個非常善於處理君臣，臣民，君民關係的人。司馬光曾經寫道說自古以來，為人臣者，有的能“得於君”，可是“失於民”，有的是能夠“得於民”，可是“失於君”。其實司馬光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多半是在想他自己，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得於民而失於君，在洛陽整整賦閒了十五年。在司馬光的眼裡，文彥博就是既能“得於君”又能“得於民”。在這樣一個大調整的時代，司馬光需要這樣的人回到朝廷裡面來坐鎮。有了文彥博保駕護航還有範純仁，呂公著掌舵，假定司馬光先走了，也可以保證大宋朝廷穩穩當當地度過這一次大的政策調整。
國事逐漸有了眉目，司馬光的身體也開始逐漸好轉起來。到了五月初的時候，隨著天氣的逐漸地變暖，司馬光的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好。這個好消息傳到宮裡面，太皇太后就和呂公著商量司馬光怎麼樣回來上班。五月十二日，在司馬康的服侍之下，司馬光穿戴整齊，他已經有一百三十多天沒有穿過朝服了。北宋的官員是騎馬上朝的，司馬光沒有騎馬，是坐轎子去上朝的，這是太皇天后的特恩。這就是五月十二日，司馬光在請病假一百三十日之後的第一次上朝。從這之後，三天一次，司馬光就坐著轎子到宰相府去主持政務的討論。他開始正式地主持朝政了，他甚至主動要求，要在司馬康的攙扶之下完成正常的所有拜見禮儀。但是好景不長，這樣的狀況就維持了一個月，到了六月十二，司馬光的病情再次加重，就只好再一次休病假了。
他這次發病是從嘔吐，痰湧開始的，但後來這個病就一直往腿上走，腳上的瘡引發的膿腫一直腫到了腳底板上，教根本就不能沾地，所以只能仰面躺著。太皇太后派去給司馬光診斷的醫官回來說請司馬相公靜養的，怕是來日無多了。於是太皇太后下旨，司馬光不能再出來了。可是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路線改變的時候，司馬光怎麼能夠放心的下呢？人雖然在家裡，他的信還是在國家。
司馬光放心不下的頭一件事就是對西夏的政策。他希望儘早和西夏之間趕緊休兵，結束這種緊張的狀態，建立起穩定的關係來，要讓國家和老百姓得到休息。在司馬光看來，神宗時候的用兵把這個國家拖入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先帝為什麼要打仗呢？他這樣寫，是因為本朝的疆域比不上漢唐舊疆，所以先帝感到恥辱，所以才要打仗去開疆拓土。往大說是為了滿足打過的虛榮，往小裡說就是為了證明血統的高貴。神宗的仗是怎麼打的？他既沒有通盤的戰略考慮，也缺乏一個有秩序的戰場領導，所以我們看到的一個大國發動的對外戰爭就像是一個沒有什麼理想的小商販在做小買賣，賺一點兒是一點兒。這就是神宗打的仗，這樣的戰爭就是災難，所以司馬光的思路很簡單，就是儘早結束戰爭。主動赦免西夏，西夏本來是宋朝的一個屬國，然後主動把侵佔的西夏的土地還給它，恩威並施，然後和西夏之間建立一個和平的關係。
於是在六月份，聽說西夏的使節要來，司馬光心裡頭非常著急的，他希望自己能夠親自到朝堂上去討論西夏事宜。最終太皇太后按照司馬光的建議徵詢了文彥博的意見之後還是按照司馬光的思路解決了對西夏的問題。
司馬光放心不下的第二件事就是役法改革。在六月二十八日的時候親自打報告給太皇太后討論役法改革。第一，役法改革的大方向是不能動的，但是一定要因地制宜，一定要把權力下放給縣官，只有縣級的官員才是直接接觸老百姓的， 他們瞭解底下究竟是怎麼回事，讓他們把當地的情況報告上來，不能只是依靠州級的官員。司馬光通過奏疏，通過報告以書面的形式，源源不斷地在給國家出謀劃策。
因為這個時候他突然發現，自己所深惡痛絕的給老百姓帶來了極大困境的青苗法竟然在四月份恢復了。青苗法就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提供百分之二十的貸款，然後每半年還一次，所以年利率其實是百分之四十。王安石搞這個青苗法的出發點一方面說是要把老百姓從高利貸者的剝削和壓迫之中解放出來，另外一方面是要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這是青苗法的設計初衷，但是實際上做下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害民之法，後來就變成另一個強制貸款。最後青苗貸款變成看一個攤派，因為這些主持青苗法的官員他們能夠發下去多少青苗貸款是要算政績的。把富人和窮人編到一塊兒，富人為窮人擔保。唯一的功能就是收足了錢，所以司馬光上來是廢除了青苗法，可是沒有想到，四月份竟然改頭換面又回來了。司馬光在延和殿上隔著一道簾子對著太皇太后幾乎是在喊“是何奸邪，勸陛下復行此事？”司馬光這一喊，是真的把青苗法給喊停了。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讓司馬光失望的事情一件接著一件。朝廷要求推薦學官，司馬光推薦了一個叫王大臨的人，這個人和他有很好的交情，是他的一個學生。這個人很有學問，而且道德也很高尚，從來沒有做過官。朝廷也接受了司馬光的推薦，發下去了任命，但是王大臨接到任命的時候就已經沒了。
政策反覆，國事紛紜，舊友凋零。司馬光的心情沒有一天是能夠平靜的。在八月二十八日之後，他就進入了一種彌留的狀態，司馬康守在他的病床之前常常會聽到她在低聲嘟囔著什麼，司馬康貼近了去聽，聽到父親所說的仍然是青苗，免役，差役這些國家大事。
在遠離權力中心十五年之後，年過六旬的司馬光再次回到了大宋的首都開封。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他渴望在自己最後的時光裡能夠為這個心心念唸的國家再出一把力。此時正值國家改革推行最為艱難的時期，一邊是人事調整的複雜和對立情緒的無處不在，一邊是太皇太后的依賴和天下百姓的翹首，種種困難與責任種種地壓在了司馬光的肩頭，心上。然而，就在這個國家最需要他的時候，司馬光卻病倒了。這個為大宋奉獻了一生的大忠臣再也無法為他深愛的國家效力了。在人生最後的時光裡，最讓司馬光放心不下的會是什麼呢？
司馬光對當時士大夫的風氣感到痛心疾首，他要從他自己做起，扭轉這個風氣，同時他還要抓住官員的源頭從科舉制度做起，要讓那些新人是不一樣的。他要做的就是改革科舉制度，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科舉制度曾經出現過一個比較大的改革，是考試內容的修改。在此之前，考試內容是考吟詩作賦的，神宗王安石的時候就改了，把考試的重點放在儒家經典的閱讀理解還有就是“時務策”，要讓考生去關注時事，關注怎麼來解決問題。對於這個改革，司馬光是支持的，他覺得這是一個萬事不易之法。
司馬光反對的是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第一，科舉考試只注重卷面成績，不重道德水平。其實這是老生常談，科舉就是考試，根本就看不到這個人在字面以外的其他東西。范仲淹慶曆新政的時候就曾經想要改變這個狀況，可是這種狀況不僅沒有改變，反而變得更加糟糕了。其實王安石不是很在意一個人的道德如何，他是更看重才幹的。司馬光更看重道德，所以他覺得科舉制度要想辦法去考校那些未來的官員的道德水平。這是司馬光想要做的科舉改革的一方面。
還有一方面是司馬光對王安石時代的科舉是深惡痛絕的，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科舉考試的內容用今天的話來說發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變化，就是王安石所主持修訂的《三經新義》可是變成了官學的課本和科舉考試的標準教材。就這樣下去，在十年之間，一代一代的讀書人就變成了王安石思想的產物。對於王安石的學術水平司馬光並不否認，這是有定論的。司馬光感到不安的是王安石的學術鉗制了思想，讓很多的讀書人喪失了獨立思考的精神，而獨立思考的精神其實正是宋朝士大夫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財富，是他們的精神命脈之所在，可是這個東西在神宗、王安石的時代沒有了。司馬光覺得這是必須要改的。
司馬光把他的科舉改革方案寫成文章，把文章拿去給範純仁看。範純仁看了之後微微一笑，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相公高見，大部分我都同意，但是恐怕我覺得相公的這個方案不能這麼早公佈。範純仁說現在朝廷正在徵集科舉改革的方案，要讓大家都發表意見，然後選擇那個最佳的方案。如果相公的方案在剛剛開始就拿出來了，那別人怎麼辦呢？我們就不能夠看到官員們真實的想法，也不能夠得到一個真正好的方案了。聽了這個話以後，司馬光立刻就答應了。範純仁是范仲淹的長子，其實這個時候他已經歲了，比司馬光小八歲，這個時候的範純仁已經從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成長為了一個非常成熟老刀的政治家。
為了治理大宋王朝的弊病，司馬光進行了多方面的改革，首先他從官員的源頭改革科舉上做起。接下來，在他的建議下，太皇太后將已經八十歲高齡的文彥博請了回來坐鎮朝堂之上。司馬光為什麼要請文彥博回來，我個人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除了大家都說文彥博是四朝老臣能夠鎮住場子，還有一個就是文彥博是一個非常善於處理君臣，臣民，君民關係的人。司馬光曾經寫道說自古以來，為人臣者，有的能“得於君”，可是“失於民”，有的是能夠“得於民”，可是“失於君”。其實司馬光在說這個話的時候多半是在想他自己，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得於民而失於君，在洛陽整整賦閒了十五年。在司馬光的眼裡，文彥博就是既能“得於君”又能“得於民”。在這樣一個大調整的時代，司馬光需要這樣的人回到朝廷裡面來坐鎮。有了文彥博保駕護航還有範純仁，呂公著掌舵，假定司馬光先走了，也可以保證大宋朝廷穩穩當當地度過這一次大的政策調整。
國事逐漸有了眉目，司馬光的身體也開始逐漸好轉起來。到了五月初的時候，隨著天氣的逐漸地變暖，司馬光的身體狀況也越來越好。這個好消息傳到宮裡面，太皇太后就和呂公著商量司馬光怎麼樣回來上班。五月十二日，在司馬康的服侍之下，司馬光穿戴整齊，他已經有一百三十多天沒有穿過朝服了。北宋的官員是騎馬上朝的，司馬光沒有騎馬，是坐轎子去上朝的，這是太皇天后的特恩。這就是五月十二日，司馬光在請病假一百三十日之後的第一次上朝。從這之後，三天一次，司馬光就坐著轎子到宰相府去主持政務的討論。他開始正式地主持朝政了，他甚至主動要求，要在司馬康的攙扶之下完成正常的所有拜見禮儀。但是好景不長，這樣的狀況就維持了一個月，到了六月十二，司馬光的病情再次加重，就只好再一次休病假了。
他這次發病是從嘔吐，痰湧開始的，但後來這個病就一直往腿上走，腳上的瘡引發的膿腫一直腫到了腳底板上，教根本就不能沾地，所以只能仰面躺著。太皇太后派去給司馬光診斷的醫官回來說請司馬相公靜養的，怕是來日無多了。於是太皇太后下旨，司馬光不能再出來了。可是在這樣一個新舊交替，路線改變的時候，司馬光怎麼能夠放心的下呢？人雖然在家裡，他的信還是在國家。
司馬光放心不下的頭一件事就是對西夏的政策。他希望儘早和西夏之間趕緊休兵，結束這種緊張的狀態，建立起穩定的關係來，要讓國家和老百姓得到休息。在司馬光看來，神宗時候的用兵把這個國家拖入了一場巨大的災難。先帝為什麼要打仗呢？他這樣寫，是因為本朝的疆域比不上漢唐舊疆，所以先帝感到恥辱，所以才要打仗去開疆拓土。往大說是為了滿足打過的虛榮，往小裡說就是為了證明血統的高貴。神宗的仗是怎麼打的？他既沒有通盤的戰略考慮，也缺乏一個有秩序的戰場領導，所以我們看到的一個大國發動的對外戰爭就像是一個沒有什麼理想的小商販在做小買賣，賺一點兒是一點兒。這就是神宗打的仗，這樣的戰爭就是災難，所以司馬光的思路很簡單，就是儘早結束戰爭。主動赦免西夏，西夏本來是宋朝的一個屬國，然後主動把侵佔的西夏的土地還給它，恩威並施，然後和西夏之間建立一個和平的關係。
於是在六月份，聽說西夏的使節要來，司馬光心裡頭非常著急的，他希望自己能夠親自到朝堂上去討論西夏事宜。最終太皇太后按照司馬光的建議徵詢了文彥博的意見之後還是按照司馬光的思路解決了對西夏的問題。
司馬光放心不下的第二件事就是役法改革。在六月二十八日的時候親自打報告給太皇太后討論役法改革。第一，役法改革的大方向是不能動的，但是一定要因地制宜，一定要把權力下放給縣官，只有縣級的官員才是直接接觸老百姓的， 他們瞭解底下究竟是怎麼回事，讓他們把當地的情況報告上來，不能只是依靠州級的官員。司馬光通過奏疏，通過報告以書面的形式，源源不斷地在給國家出謀劃策。
因為這個時候他突然發現，自己所深惡痛絕的給老百姓帶來了極大困境的青苗法竟然在四月份恢復了。青苗法就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由政府提供百分之二十的貸款，然後每半年還一次，所以年利率其實是百分之四十。王安石搞這個青苗法的出發點一方面說是要把老百姓從高利貸者的剝削和壓迫之中解放出來，另外一方面是要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這是青苗法的設計初衷，但是實際上做下來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害民之法，後來就變成另一個強制貸款。最後青苗貸款變成看一個攤派，因為這些主持青苗法的官員他們能夠發下去多少青苗貸款是要算政績的。把富人和窮人編到一塊兒，富人為窮人擔保。唯一的功能就是收足了錢，所以司馬光上來是廢除了青苗法，可是沒有想到，四月份竟然改頭換面又回來了。司馬光在延和殿上隔著一道簾子對著太皇太后幾乎是在喊“是何奸邪，勸陛下復行此事？”司馬光這一喊，是真的把青苗法給喊停了。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讓司馬光失望的事情一件接著一件。朝廷要求推薦學官，司馬光推薦了一個叫王大臨的人，這個人和他有很好的交情，是他的一個學生。這個人很有學問，而且道德也很高尚，從來沒有做過官。朝廷也接受了司馬光的推薦，發下去了任命，但是王大臨接到任命的時候就已經沒了。
政策反覆，國事紛紜，舊友凋零。司馬光的心情沒有一天是能夠平靜的。在八月二十八日之後，他就進入了一種彌留的狀態，司馬康守在他的病床之前常常會聽到她在低聲嘟囔著什麼，司馬康貼近了去聽，聽到父親所說的仍然是青苗，免役，差役這些國家大事。
到了就九月一日的凌晨，司馬光終於閉上了眼睛。退位大宋朝廷貢獻了他全部的生命，知道生命的最後一息，他所說的還是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