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赴艱險，鑿空惠古今
司馬遷在寫張騫出使西域時用的一個詞很是新奇，他稱張騫此行為“鑿空”，這個怕是司馬公創造的新詞吧，但細想起來倒很是貼切，怎麼說這張騫通西域是開天闢地，前所未有，結果難料之事。
我見有人理解這“鑿空”為“鑿孔”，意思是將厚厚一壁鑿通，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孔道之意，其實，遠沒有司馬公的“空”字來得靈動，因為這“空”字帶著迷茫和未知，一切都如煙似霧地存在著不確定性，是吧。
張騫通西域這對國人來說是人皆盡知之事了，也不用我在這廢話，記得以前有個很火的節目叫“舌尖上的中國”，裡面多次提到在國人的餐桌上，很多東西同張騫有關，這個自是無比正確的。
現在我們餐桌上的食材，其實是同三個時期的三個名詞密切相關，即“胡”“海”“番”，而其中這“胡”姓都與張騫有關，比如胡椒，胡姜，胡桃和胡蘿蔔等，都是張騫通西域後傳入中原的，其中更有一些是張騫自己帶回來了的種子。
張騫身上的標籤多多，除被稱為“第一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中國人”外，還有“絲綢之路的開拓者”及“東方的哥倫布”等等，尤其是現在中國正在實施的國策，也更增加了張騫在國人心目中的分量。
張騫，字子文，漢中郡城固人，中國漢代傑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險家，絲綢之路的開拓者。武帝即位後，他奉其命，由甘父做嚮導，率領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即赫赫有名的絲綢之路，漢武帝以軍功封其為博望侯。
他將中原文明傳播至西域，又從西域諸國引進了汗血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種到中原，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 後張騫病逝於長安，歸葬漢中故里。
武帝即位伊始便決定要解決長期對大漢構成威脅的匈奴，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力戰，當他得知在匈奴的側翼還有一個被匈奴打得西遷的大月氏國時，便決定派使臣與其聯絡，以期能夾擊匈奴徹底將匈奴一舉擊潰；於是張騫以甘父為嚮導，率領百餘人向西去尋找大月氏國去了。
這裡有兩個問題要說明一下，一是大月氏的讀音，以前都是讀作大肉支，有說是古人誤讀，有說是古音如此，但現在官方都改為本音了，所以可以認為怎麼讀都是對的。
再有一個就是這嚮導甘父，有的寫作堂邑父，其實是一個人，他原本是匈奴人，文帝時被漢軍俘獲，作為奴隸賞賜給了堂邑侯陳午，也就是漢武帝的姑姑兼丈母孃的老公，所以有此名。
張騫早年是何樣的情景史無所載，一片地空白，至少在25歲前還一事無成，只在朝廷擔任名為“郎”的侍從官，差不多就是如韓信的“持戟郎”或和珅的“帶刀護衛”一般，實在看不出有名垂青史的風範。
進入河西走廊後不久一行人即被匈奴抓獲，但並沒有殺他，將其囚禁起來，迫使他臣服匈奴，這當然被張騫嚴辭拒絕。
草原上日升日落，春去春來。一轉眼，十年過去了。期間匈奴單于為進一步感化張騫，還將一位貌美的匈奴女子贈與張騫為妻。但張騫仍舊“不辱君命”、“持漢節不失”，一直在尋找機會逃出匈奴，終於在十年後他逃了出來，此時，一行百餘人僅剩他同甘父二人了。
張騫並沒有逃回長安，他還是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神聖使命，繼續向西尋找大月氏國，正是他的這一行為，九死而不悔的使命感，使他能夠名留青史，永為吾人所景仰。
草原、大漠、戈壁、高山、雪嶺，俱是人煙稀少之荒涼之地，時而水源奇缺，時而寒風刺骨，時而熱浪滾滾，時而飛砂走石，這一路地艱辛非常人能忍受，但是，張騫未忘使命，他繼續一路跋涉西行，終於尋找到了大月氏。
但此時的情況已發生改變，大月氏已在新的地方另建家園，刻骨之仇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淡忘，他們享受著土地肥沃、水草豐美給他們帶來的幸福生活，對同大漢一起夾擊匈奴復仇，早已失去了興趣，只是禮待張騫，承諾同漢朝通商，所以，張騫在那兒呆了一年多後，無功而返。
後世對大月氏拒絕同大漢合作以行夾擊匈奴一事，都歸結於其享平日久，不願再起兵戈，似乎有點數典忘祖，樂不思蜀之意。其實，如果深究起來，這只是託詞，應該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同大漢不知大月氏一樣，大漢對大月氏國來說也是一片地迷茫，僅聽張騫的一面之辭，大月氏是不可能將民生國運壓在一個不確定勝負的未知上，這是關乎生死之大事，不得擅為。
聯合夾擊匈奴，勝於大月氏何益，不得而知，見得到的只是要直接面對一個更加強大的漢朝，這對大月氏來說恐非幸事；而敗則將亡國族滅，這風險實在是太大了，所以，大月氏國是不可能同漢朝一起去攻擊匈奴的。
悲催的是，當張騫同甘父返回時，又被匈奴抓住扣押，然而幸運的是，張騫和他的妻兒重逢了。
張騫逃走後又被匈奴捕獲，但為何一直沒有被害，而且還有相當的待遇呢？至少還給他娶妻生子，即使當馬邑之謀後，也沒有對張騫痛下殺手，這個實際上是匈奴對待漢人的一貫策略。
匈奴乃地廣人稀之遊牧民族，人口對其來說是稀缺資源，在同漢朝的博弈中，人力是處於絕對的劣勢，正如《史記》所載，“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所以，匈奴長期實行的是招降納叛之策，不管是投降的李陵衛律，還是不降的蘇武張騫，都不會行殺戮之事的。
好在張騫這次被羈押的時間不算太長，一年多後，張騫找到機會，帶上妻子和孩子與甘父逃了出來，回到了闊別十三年的長安。
張騫此行無比重大的意義就不用冗言了，可以說，雖然張騫出使並沒有達到預期之目的，但對為漢朝乃至世界地理和人文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漢武帝對張騫這次出使西域的成果，非常滿意，特封張騫為太中大夫，授堂邑父為“奉使君”，以表彰他們的功績。
至於張騫是不是民族英雄之爭，我覺得毫無意義，中華民族這個觀念的提出不過百年，歷史上無所謂民族英雄，張騫雖是去西域是為了攻打民族的匈奴，他是英雄，是充滿冒險精神而且信念堅定的英雄，但把這民族英雄安在他身上怕也勉強，至少是很片面的。
我們在讚揚張騫的同時，不應該忘記與他同甘共苦，不離不棄，不辱使命的甘父，他作為匈奴人，在那樣艱難的歲月中，他隨時都可以重歸匈奴，回到重前的自己，繼續過著自由的生活。
但他沒有，他始終以大漢使團的一員而自命，利用他匈奴人的便利條件照顧著張騫，並且在機會來臨時協助張騫逃脫囚籠，所以我覺得，在絲綢之路開拓者的豐碑上，也應該刻有甘父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