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之所以花這麼大篇幅來論述抽象數學即易經數學的起源，因為抽象數學對信用工具的出現太重要了。易經數學不僅為產權和價值提供計算工具，更重要是，還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們之間所擁有的相互信任。而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事實上是基於一種對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化計算工具，而是一種對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觀。因為數學運算本身是高度穩定的，1+1永遠等於2，永遠值得信賴。當認為世界的變化可以用數學運算、數學模型來模擬和指代時，實際上就是認為儘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變化，但是，世界的變化本身卻又高度穩定，值得絕對信賴。
反過來說，抽象的易經數學的產生，也一定出現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對世界的變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對世界本身擁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的普遍信心、信任，不僅抽象數學不會出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也無從談起，這樣發達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就失去了雙重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在中國文明之外，相對於中國，抽象數學的出現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紀才有，比中國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歸結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發明”，這就是所謂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數學。
而仔細研究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會發現，它與易經數學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態上是脫離實物的抽象數學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術化的數學運算上，而是更在倡導和強調一種新的世界觀，基於數學的高度穩定的世界觀。但是，在當時的多神教氛圍中，畢達哥拉斯又對其數學做了神學化改造，改成了一種數字宗教，說世界本源於數字。基於這種新的數學化的神學原理，或者神學化的數學原理，於是畢達哥拉斯就創造了一個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教主。
西方的後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畢達哥拉斯了，而更多地僅僅把他看成技術上的抽象數學的“發明人”。譬如，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直言“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說法非常怪異，對他的教派交規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準確理解畢達哥拉斯，又有什麼資格去寫《西方哲學史》？
但凡對易經和畢達哥拉斯做過深入研究，就很容易發現，畢達哥拉斯數學不過對易經數學神學化模仿。畢達哥拉斯教實際上一種“數教合一”的宗教。易經也是“數教合一”的，但是，沒有神，不是宗教。“數教合一”重點不在數，而在教。
後來，兩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畢達哥拉斯所引入的數學，而且自15、6世紀近代哲學出現以來，越來越重視。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數學卻是“數教分離”的，數學於是就淪為單純的計算和邏輯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數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是神的僕人。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數學都是這樣的數學，本質上屬於神學的附屬物。直至啟蒙運動之後，尤其是19世紀後半期之後。隨著上帝的被打碎，數學才擺脫神學的羈絆，成為獨立的數學。但是，卻成為有數而無教的“純粹數學”。
所以，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時期，中西方之間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易經思想傳入了西方。做這種結論甚至無需其他的考古證據和歷史證據，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是最大的證據。
事實上，隨著對中西曆史瞭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學不斷的新發現，這一時期中西發生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越來越多，層出不窮。不僅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間就存在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也越來越多。隨著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關於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和顯學，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證據就越多。
本文不想羅列這些繁多的證據。而只提供一個被忽略的，但是卻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證據。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呂底亞鑄幣。畢達哥拉斯所出生的薩默斯島與呂底亞僅僅隔一個很窄的海峽，因此，與呂底亞而不是與希臘屬於一個文化地理單元。畢達哥拉斯的出生時間僅僅與呂底亞鑄幣的出現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鑄幣與當時的文化傳統之間存在很大的斷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兩者的起源線索都是不清楚的。畢達哥拉斯怎麼忽然想到發明抽象數學的，呂底亞國王怎麼突然冒出製造鑄幣的新想法的，這些都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和線索。
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貨幣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現代人對鑄幣，尤其是西方鑄幣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規則圓形。然而，最初的呂底亞鑄幣卻是不規則的“蠶豆”狀。當時的呂底亞國王為什麼把鑄幣弄成這個樣子，無人知曉。
然而，如果比對當時中國出土的銅貝就會發現，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結合中西貨幣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釋是，呂底亞鑄幣是對中國銅貝，或其他材質的金屬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一
之所以花這麼大篇幅來論述抽象數學即易經數學的起源，因為抽象數學對信用工具的出現太重要了。易經數學不僅為產權和價值提供計算工具，更重要是，還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們之間所擁有的相互信任。而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事實上是基於一種對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化計算工具，而是一種對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觀。因為數學運算本身是高度穩定的，1+1永遠等於2，永遠值得信賴。當認為世界的變化可以用數學運算、數學模型來模擬和指代時，實際上就是認為儘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變化，但是，世界的變化本身卻又高度穩定，值得絕對信賴。
反過來說，抽象的易經數學的產生，也一定出現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對世界的變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對世界本身擁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的普遍信心、信任，不僅抽象數學不會出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也無從談起，這樣發達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就失去了雙重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在中國文明之外，相對於中國，抽象數學的出現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紀才有，比中國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歸結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發明”，這就是所謂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數學。
而仔細研究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會發現，它與易經數學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態上是脫離實物的抽象數學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術化的數學運算上，而是更在倡導和強調一種新的世界觀，基於數學的高度穩定的世界觀。但是，在當時的多神教氛圍中，畢達哥拉斯又對其數學做了神學化改造，改成了一種數字宗教，說世界本源於數字。基於這種新的數學化的神學原理，或者神學化的數學原理，於是畢達哥拉斯就創造了一個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教主。
西方的後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畢達哥拉斯了，而更多地僅僅把他看成技術上的抽象數學的“發明人”。譬如，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直言“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說法非常怪異，對他的教派交規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準確理解畢達哥拉斯，又有什麼資格去寫《西方哲學史》？
但凡對易經和畢達哥拉斯做過深入研究，就很容易發現，畢達哥拉斯數學不過對易經數學神學化模仿。畢達哥拉斯教實際上一種“數教合一”的宗教。易經也是“數教合一”的，但是，沒有神，不是宗教。“數教合一”重點不在數，而在教。
後來，兩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畢達哥拉斯所引入的數學，而且自15、6世紀近代哲學出現以來，越來越重視。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數學卻是“數教分離”的，數學於是就淪為單純的計算和邏輯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數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是神的僕人。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數學都是這樣的數學，本質上屬於神學的附屬物。直至啟蒙運動之後，尤其是19世紀後半期之後。隨著上帝的被打碎，數學才擺脫神學的羈絆，成為獨立的數學。但是，卻成為有數而無教的“純粹數學”。
所以，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時期，中西方之間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易經思想傳入了西方。做這種結論甚至無需其他的考古證據和歷史證據，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是最大的證據。
事實上，隨著對中西曆史瞭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學不斷的新發現，這一時期中西發生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越來越多，層出不窮。不僅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間就存在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也越來越多。隨著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關於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和顯學，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證據就越多。
本文不想羅列這些繁多的證據。而只提供一個被忽略的，但是卻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證據。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呂底亞鑄幣。畢達哥拉斯所出生的薩默斯島與呂底亞僅僅隔一個很窄的海峽，因此，與呂底亞而不是與希臘屬於一個文化地理單元。畢達哥拉斯的出生時間僅僅與呂底亞鑄幣的出現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鑄幣與當時的文化傳統之間存在很大的斷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兩者的起源線索都是不清楚的。畢達哥拉斯怎麼忽然想到發明抽象數學的，呂底亞國王怎麼突然冒出製造鑄幣的新想法的，這些都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和線索。
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貨幣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現代人對鑄幣，尤其是西方鑄幣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規則圓形。然而，最初的呂底亞鑄幣卻是不規則的“蠶豆”狀。當時的呂底亞國王為什麼把鑄幣弄成這個樣子，無人知曉。
然而，如果比對當時中國出土的銅貝就會發現，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結合中西貨幣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釋是，呂底亞鑄幣是對中國銅貝，或其他材質的金屬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由於，在畢達哥拉斯“發明”抽象數學之前，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抽象數學，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在數學理念上非常落後，而而且他們對世界的穩定存在也缺乏信心，從而導致人們之間也缺乏一般的信任信心。因此，無法產生髮達的信用工具，當然也不會有貨幣的出現。
有人可能不禁會發問，古巴比倫的數學不是非常發達嗎，他們不僅發明了勾股定理，還發明瞭60進位制。古巴比倫數學的發達僅僅體現在計算技術上。由於古巴比倫社會實行的是神明“計劃經濟”，政府，即神廟需要承擔大量的生產計劃和財產分配職能，很類似於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因此需要做大量的實際運算，因此他們不斷改進計算技術，也如同蘇聯一樣。但是，在基本數學理念上古巴比倫反而是十分落後的。
這種落後甚至讓人不可思議，他們的數學不是抽象數學，並沒有脫離實物，而是與實物緊緊綁定的。在古巴比倫數學中，對不同單位的東西有不同的符合單位和運算體系。譬如對糧食和羊，一公斤和一隻是不同的數學符號，“一”和“公斤”，“一”和“只”是綁定在一起的，是一個數學符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一”，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運算體系。
因此，當初的“希臘人”，以及現在的歐美人，認為抽象數學是畢達哥拉斯的“發明”是有合理因素的。他們的主要參照對象就是巴比倫，他們說，古巴比倫數學只有計算實踐，而無抽象思考，是正確的。只是他們並不直接知道，在畢達哥拉斯之前的7000多年前，抽象數學就在中國存在了。如果沒有中國，沒有易經，說畢達哥拉斯發明數學就是正確的，但是，加上中國，加上易經，那麼說就是可笑的。
二
呂底亞金幣在公元前7世紀出現在呂底亞，一度被誤認為是人類歷史中最早的貨幣，即便是現在，很多人還這麼認為，甚至教科書也仍然這麼寫。
與呂底亞金幣一樣，商代晚期開始出現的銅貝，也是一種鑄幣，但銅貝的出現，要比前者早好幾百年。目前最古老的銅貝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時間在大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
一
之所以花這麼大篇幅來論述抽象數學即易經數學的起源，因為抽象數學對信用工具的出現太重要了。易經數學不僅為產權和價值提供計算工具，更重要是，還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們之間所擁有的相互信任。而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事實上是基於一種對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化計算工具，而是一種對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觀。因為數學運算本身是高度穩定的，1+1永遠等於2，永遠值得信賴。當認為世界的變化可以用數學運算、數學模型來模擬和指代時，實際上就是認為儘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變化，但是，世界的變化本身卻又高度穩定，值得絕對信賴。
反過來說，抽象的易經數學的產生，也一定出現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對世界的變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對世界本身擁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的普遍信心、信任，不僅抽象數學不會出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也無從談起，這樣發達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就失去了雙重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在中國文明之外，相對於中國，抽象數學的出現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紀才有，比中國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歸結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發明”，這就是所謂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數學。
而仔細研究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會發現，它與易經數學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態上是脫離實物的抽象數學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術化的數學運算上，而是更在倡導和強調一種新的世界觀，基於數學的高度穩定的世界觀。但是，在當時的多神教氛圍中，畢達哥拉斯又對其數學做了神學化改造，改成了一種數字宗教，說世界本源於數字。基於這種新的數學化的神學原理，或者神學化的數學原理，於是畢達哥拉斯就創造了一個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教主。
西方的後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畢達哥拉斯了，而更多地僅僅把他看成技術上的抽象數學的“發明人”。譬如，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直言“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說法非常怪異，對他的教派交規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準確理解畢達哥拉斯，又有什麼資格去寫《西方哲學史》？
但凡對易經和畢達哥拉斯做過深入研究，就很容易發現，畢達哥拉斯數學不過對易經數學神學化模仿。畢達哥拉斯教實際上一種“數教合一”的宗教。易經也是“數教合一”的，但是，沒有神，不是宗教。“數教合一”重點不在數，而在教。
後來，兩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畢達哥拉斯所引入的數學，而且自15、6世紀近代哲學出現以來，越來越重視。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數學卻是“數教分離”的，數學於是就淪為單純的計算和邏輯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數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是神的僕人。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數學都是這樣的數學，本質上屬於神學的附屬物。直至啟蒙運動之後，尤其是19世紀後半期之後。隨著上帝的被打碎，數學才擺脫神學的羈絆，成為獨立的數學。但是，卻成為有數而無教的“純粹數學”。
所以，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時期，中西方之間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易經思想傳入了西方。做這種結論甚至無需其他的考古證據和歷史證據，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是最大的證據。
事實上，隨著對中西曆史瞭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學不斷的新發現，這一時期中西發生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越來越多，層出不窮。不僅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間就存在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也越來越多。隨著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關於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和顯學，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證據就越多。
本文不想羅列這些繁多的證據。而只提供一個被忽略的，但是卻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證據。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呂底亞鑄幣。畢達哥拉斯所出生的薩默斯島與呂底亞僅僅隔一個很窄的海峽，因此，與呂底亞而不是與希臘屬於一個文化地理單元。畢達哥拉斯的出生時間僅僅與呂底亞鑄幣的出現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鑄幣與當時的文化傳統之間存在很大的斷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兩者的起源線索都是不清楚的。畢達哥拉斯怎麼忽然想到發明抽象數學的，呂底亞國王怎麼突然冒出製造鑄幣的新想法的，這些都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和線索。
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貨幣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現代人對鑄幣，尤其是西方鑄幣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規則圓形。然而，最初的呂底亞鑄幣卻是不規則的“蠶豆”狀。當時的呂底亞國王為什麼把鑄幣弄成這個樣子，無人知曉。
然而，如果比對當時中國出土的銅貝就會發現，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結合中西貨幣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釋是，呂底亞鑄幣是對中國銅貝，或其他材質的金屬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由於，在畢達哥拉斯“發明”抽象數學之前，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抽象數學，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在數學理念上非常落後，而而且他們對世界的穩定存在也缺乏信心，從而導致人們之間也缺乏一般的信任信心。因此，無法產生髮達的信用工具，當然也不會有貨幣的出現。
有人可能不禁會發問，古巴比倫的數學不是非常發達嗎，他們不僅發明了勾股定理，還發明瞭60進位制。古巴比倫數學的發達僅僅體現在計算技術上。由於古巴比倫社會實行的是神明“計劃經濟”，政府，即神廟需要承擔大量的生產計劃和財產分配職能，很類似於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因此需要做大量的實際運算，因此他們不斷改進計算技術，也如同蘇聯一樣。但是，在基本數學理念上古巴比倫反而是十分落後的。
這種落後甚至讓人不可思議，他們的數學不是抽象數學，並沒有脫離實物，而是與實物緊緊綁定的。在古巴比倫數學中，對不同單位的東西有不同的符合單位和運算體系。譬如對糧食和羊，一公斤和一隻是不同的數學符號，“一”和“公斤”，“一”和“只”是綁定在一起的，是一個數學符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一”，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運算體系。
因此，當初的“希臘人”，以及現在的歐美人，認為抽象數學是畢達哥拉斯的“發明”是有合理因素的。他們的主要參照對象就是巴比倫，他們說，古巴比倫數學只有計算實踐，而無抽象思考，是正確的。只是他們並不直接知道，在畢達哥拉斯之前的7000多年前，抽象數學就在中國存在了。如果沒有中國，沒有易經，說畢達哥拉斯發明數學就是正確的，但是，加上中國，加上易經，那麼說就是可笑的。
二
呂底亞金幣在公元前7世紀出現在呂底亞，一度被誤認為是人類歷史中最早的貨幣，即便是現在，很多人還這麼認為，甚至教科書也仍然這麼寫。
與呂底亞金幣一樣，商代晚期開始出現的銅貝，也是一種鑄幣，但銅貝的出現，要比前者早好幾百年。目前最古老的銅貝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時間在大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
但中國的貨幣並非自銅貝開始。用銅來做貨幣，對當時的中國貨幣並無特別意義，只是簡單的材料的更換。在銅貝出現以前，已經存在其他材料的仿貝，譬如骨貝、石貝，這些仿貝也是用作貨幣。
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貝幣來自二里頭遺址，時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個遺址一般被稱作夏朝遺址，出土了12枚天然貝、骨貝和石貝。這和中國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貝幣始於夏朝相合。
更進一步，貝幣始於夏朝，並不意味著中國貨幣本身始於夏朝，貝幣並非中國最早的貨幣形態。遠在貝幣出現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發達的信用理念、信用機制和信用工具，這就是“契”。契可流通，因此也用於支付，即充當貨幣。貝幣只是契幣的升級版，而且即便貝幣出現後，契幣依然在中國存在，在春秋戰國時期尚且流行。
《列子·說符》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契”是中國起源於遠古，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現在豫東一些農村集市幫人看管自行車的場地依然在使用這種古老的工具。如果你去存車，看車人就會拿出一對“契”，一個栓在自行車上，一個給車主。這種契是用木頭做成，形狀是長度約在3、4釐米的長方體。每隻契上有一個小孔，然後用細繩拴住。每一對契上都刻有獨特的條紋狀符號，也只有屬於這對契的兩隻拼合在一起，完整的符號才能呈現。車主取車，看車人需要拼對取車人交回的契與拴在車上是否為一對。成語“若合符契”就是來自契的比對。
一
之所以花這麼大篇幅來論述抽象數學即易經數學的起源，因為抽象數學對信用工具的出現太重要了。易經數學不僅為產權和價值提供計算工具，更重要是，還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們之間所擁有的相互信任。而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事實上是基於一種對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化計算工具，而是一種對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觀。因為數學運算本身是高度穩定的，1+1永遠等於2，永遠值得信賴。當認為世界的變化可以用數學運算、數學模型來模擬和指代時，實際上就是認為儘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變化，但是，世界的變化本身卻又高度穩定，值得絕對信賴。
反過來說，抽象的易經數學的產生，也一定出現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對世界的變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對世界本身擁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的普遍信心、信任，不僅抽象數學不會出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也無從談起，這樣發達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就失去了雙重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在中國文明之外，相對於中國，抽象數學的出現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紀才有，比中國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歸結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發明”，這就是所謂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數學。
而仔細研究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會發現，它與易經數學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態上是脫離實物的抽象數學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術化的數學運算上，而是更在倡導和強調一種新的世界觀，基於數學的高度穩定的世界觀。但是，在當時的多神教氛圍中，畢達哥拉斯又對其數學做了神學化改造，改成了一種數字宗教，說世界本源於數字。基於這種新的數學化的神學原理，或者神學化的數學原理，於是畢達哥拉斯就創造了一個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教主。
西方的後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畢達哥拉斯了，而更多地僅僅把他看成技術上的抽象數學的“發明人”。譬如，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直言“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說法非常怪異，對他的教派交規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準確理解畢達哥拉斯，又有什麼資格去寫《西方哲學史》？
但凡對易經和畢達哥拉斯做過深入研究，就很容易發現，畢達哥拉斯數學不過對易經數學神學化模仿。畢達哥拉斯教實際上一種“數教合一”的宗教。易經也是“數教合一”的，但是，沒有神，不是宗教。“數教合一”重點不在數，而在教。
後來，兩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畢達哥拉斯所引入的數學，而且自15、6世紀近代哲學出現以來，越來越重視。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數學卻是“數教分離”的，數學於是就淪為單純的計算和邏輯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數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是神的僕人。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數學都是這樣的數學，本質上屬於神學的附屬物。直至啟蒙運動之後，尤其是19世紀後半期之後。隨著上帝的被打碎，數學才擺脫神學的羈絆，成為獨立的數學。但是，卻成為有數而無教的“純粹數學”。
所以，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時期，中西方之間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易經思想傳入了西方。做這種結論甚至無需其他的考古證據和歷史證據，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是最大的證據。
事實上，隨著對中西曆史瞭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學不斷的新發現，這一時期中西發生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越來越多，層出不窮。不僅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間就存在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也越來越多。隨著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關於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和顯學，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證據就越多。
本文不想羅列這些繁多的證據。而只提供一個被忽略的，但是卻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證據。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呂底亞鑄幣。畢達哥拉斯所出生的薩默斯島與呂底亞僅僅隔一個很窄的海峽，因此，與呂底亞而不是與希臘屬於一個文化地理單元。畢達哥拉斯的出生時間僅僅與呂底亞鑄幣的出現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鑄幣與當時的文化傳統之間存在很大的斷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兩者的起源線索都是不清楚的。畢達哥拉斯怎麼忽然想到發明抽象數學的，呂底亞國王怎麼突然冒出製造鑄幣的新想法的，這些都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和線索。
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貨幣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現代人對鑄幣，尤其是西方鑄幣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規則圓形。然而，最初的呂底亞鑄幣卻是不規則的“蠶豆”狀。當時的呂底亞國王為什麼把鑄幣弄成這個樣子，無人知曉。
然而，如果比對當時中國出土的銅貝就會發現，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結合中西貨幣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釋是，呂底亞鑄幣是對中國銅貝，或其他材質的金屬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由於，在畢達哥拉斯“發明”抽象數學之前，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抽象數學，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在數學理念上非常落後，而而且他們對世界的穩定存在也缺乏信心，從而導致人們之間也缺乏一般的信任信心。因此，無法產生髮達的信用工具，當然也不會有貨幣的出現。
有人可能不禁會發問，古巴比倫的數學不是非常發達嗎，他們不僅發明了勾股定理，還發明瞭60進位制。古巴比倫數學的發達僅僅體現在計算技術上。由於古巴比倫社會實行的是神明“計劃經濟”，政府，即神廟需要承擔大量的生產計劃和財產分配職能，很類似於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因此需要做大量的實際運算，因此他們不斷改進計算技術，也如同蘇聯一樣。但是，在基本數學理念上古巴比倫反而是十分落後的。
這種落後甚至讓人不可思議，他們的數學不是抽象數學，並沒有脫離實物，而是與實物緊緊綁定的。在古巴比倫數學中，對不同單位的東西有不同的符合單位和運算體系。譬如對糧食和羊，一公斤和一隻是不同的數學符號，“一”和“公斤”，“一”和“只”是綁定在一起的，是一個數學符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一”，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運算體系。
因此，當初的“希臘人”，以及現在的歐美人，認為抽象數學是畢達哥拉斯的“發明”是有合理因素的。他們的主要參照對象就是巴比倫，他們說，古巴比倫數學只有計算實踐，而無抽象思考，是正確的。只是他們並不直接知道，在畢達哥拉斯之前的7000多年前，抽象數學就在中國存在了。如果沒有中國，沒有易經，說畢達哥拉斯發明數學就是正確的，但是，加上中國，加上易經，那麼說就是可笑的。
二
呂底亞金幣在公元前7世紀出現在呂底亞，一度被誤認為是人類歷史中最早的貨幣，即便是現在，很多人還這麼認為，甚至教科書也仍然這麼寫。
與呂底亞金幣一樣，商代晚期開始出現的銅貝，也是一種鑄幣，但銅貝的出現，要比前者早好幾百年。目前最古老的銅貝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時間在大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
但中國的貨幣並非自銅貝開始。用銅來做貨幣，對當時的中國貨幣並無特別意義，只是簡單的材料的更換。在銅貝出現以前，已經存在其他材料的仿貝，譬如骨貝、石貝，這些仿貝也是用作貨幣。
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貝幣來自二里頭遺址，時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個遺址一般被稱作夏朝遺址，出土了12枚天然貝、骨貝和石貝。這和中國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貝幣始於夏朝相合。
更進一步，貝幣始於夏朝，並不意味著中國貨幣本身始於夏朝，貝幣並非中國最早的貨幣形態。遠在貝幣出現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發達的信用理念、信用機制和信用工具，這就是“契”。契可流通，因此也用於支付，即充當貨幣。貝幣只是契幣的升級版，而且即便貝幣出現後，契幣依然在中國存在，在春秋戰國時期尚且流行。
《列子·說符》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契”是中國起源於遠古，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現在豫東一些農村集市幫人看管自行車的場地依然在使用這種古老的工具。如果你去存車，看車人就會拿出一對“契”，一個栓在自行車上，一個給車主。這種契是用木頭做成，形狀是長度約在3、4釐米的長方體。每隻契上有一個小孔，然後用細繩拴住。每一對契上都刻有獨特的條紋狀符號，也只有屬於這對契的兩隻拼合在一起，完整的符號才能呈現。車主取車，看車人需要拼對取車人交回的契與拴在車上是否為一對。成語“若合符契”就是來自契的比對。
當然，現在的契已經是文化古董了，它的信用功能已經被其他繁多的更便捷的信用工具替代，甚至包括電子化信用工具，譬如微信支付。但是在古代，木質契是中國主流的信用工具，也可用來支付，即用作貨幣。
契所包含的木料本身並無太大價值，其價值來自刻在其上的齒紋。所謂的齒紋，實際上是完整地刻在一對契上的橫線，這些橫線就是早期的數字。這些數字記錄了契的標的價值。當一對契分開時，這排完整的橫線就被從中間分開，一隻契保留一半，這樣就呈現齒紋狀。
齒紋不僅僅是數字記錄，而且還是一種“密碼”機制。每對契的每根橫線之間的間隔可以任意選擇，這種任何選擇的橫線間距實際上就相當於為這對契加了密。當一對契分開後，就可以通過檢測兩隻契的齒紋是否相合來判斷它們是否是真正的一對。
由於真正代表契的價值的是刻在其上的齒數，所以，對傳統的契而言，齒紋才是契的最核心的部分。上述《列子》中的故事也生動形象地呈現了這一點，“歸而藏之，密數其齒”。這些齒並非對實物的簡單的模擬符號，而是數字符號，是數字。
考古資料顯示，數字符號在中國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其他任何文明。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數字符號來自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時間可上溯至9000年前。
一
之所以花這麼大篇幅來論述抽象數學即易經數學的起源，因為抽象數學對信用工具的出現太重要了。易經數學不僅為產權和價值提供計算工具，更重要是，還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們之間所擁有的相互信任。而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事實上是基於一種對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化計算工具，而是一種對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觀。因為數學運算本身是高度穩定的，1+1永遠等於2，永遠值得信賴。當認為世界的變化可以用數學運算、數學模型來模擬和指代時，實際上就是認為儘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變化，但是，世界的變化本身卻又高度穩定，值得絕對信賴。
反過來說，抽象的易經數學的產生，也一定出現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對世界的變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對世界本身擁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的普遍信心、信任，不僅抽象數學不會出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也無從談起，這樣發達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就失去了雙重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在中國文明之外，相對於中國，抽象數學的出現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紀才有，比中國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歸結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發明”，這就是所謂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數學。
而仔細研究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會發現，它與易經數學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態上是脫離實物的抽象數學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術化的數學運算上，而是更在倡導和強調一種新的世界觀，基於數學的高度穩定的世界觀。但是，在當時的多神教氛圍中，畢達哥拉斯又對其數學做了神學化改造，改成了一種數字宗教，說世界本源於數字。基於這種新的數學化的神學原理，或者神學化的數學原理，於是畢達哥拉斯就創造了一個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教主。
西方的後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畢達哥拉斯了，而更多地僅僅把他看成技術上的抽象數學的“發明人”。譬如，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直言“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說法非常怪異，對他的教派交規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準確理解畢達哥拉斯，又有什麼資格去寫《西方哲學史》？
但凡對易經和畢達哥拉斯做過深入研究，就很容易發現，畢達哥拉斯數學不過對易經數學神學化模仿。畢達哥拉斯教實際上一種“數教合一”的宗教。易經也是“數教合一”的，但是，沒有神，不是宗教。“數教合一”重點不在數，而在教。
後來，兩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畢達哥拉斯所引入的數學，而且自15、6世紀近代哲學出現以來，越來越重視。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數學卻是“數教分離”的，數學於是就淪為單純的計算和邏輯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數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是神的僕人。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數學都是這樣的數學，本質上屬於神學的附屬物。直至啟蒙運動之後，尤其是19世紀後半期之後。隨著上帝的被打碎，數學才擺脫神學的羈絆，成為獨立的數學。但是，卻成為有數而無教的“純粹數學”。
所以，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時期，中西方之間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易經思想傳入了西方。做這種結論甚至無需其他的考古證據和歷史證據，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是最大的證據。
事實上，隨著對中西曆史瞭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學不斷的新發現，這一時期中西發生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越來越多，層出不窮。不僅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間就存在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也越來越多。隨著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關於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和顯學，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證據就越多。
本文不想羅列這些繁多的證據。而只提供一個被忽略的，但是卻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證據。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呂底亞鑄幣。畢達哥拉斯所出生的薩默斯島與呂底亞僅僅隔一個很窄的海峽，因此，與呂底亞而不是與希臘屬於一個文化地理單元。畢達哥拉斯的出生時間僅僅與呂底亞鑄幣的出現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鑄幣與當時的文化傳統之間存在很大的斷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兩者的起源線索都是不清楚的。畢達哥拉斯怎麼忽然想到發明抽象數學的，呂底亞國王怎麼突然冒出製造鑄幣的新想法的，這些都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和線索。
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貨幣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現代人對鑄幣，尤其是西方鑄幣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規則圓形。然而，最初的呂底亞鑄幣卻是不規則的“蠶豆”狀。當時的呂底亞國王為什麼把鑄幣弄成這個樣子，無人知曉。
然而，如果比對當時中國出土的銅貝就會發現，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結合中西貨幣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釋是，呂底亞鑄幣是對中國銅貝，或其他材質的金屬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由於，在畢達哥拉斯“發明”抽象數學之前，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抽象數學，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在數學理念上非常落後，而而且他們對世界的穩定存在也缺乏信心，從而導致人們之間也缺乏一般的信任信心。因此，無法產生髮達的信用工具，當然也不會有貨幣的出現。
有人可能不禁會發問，古巴比倫的數學不是非常發達嗎，他們不僅發明了勾股定理，還發明瞭60進位制。古巴比倫數學的發達僅僅體現在計算技術上。由於古巴比倫社會實行的是神明“計劃經濟”，政府，即神廟需要承擔大量的生產計劃和財產分配職能，很類似於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因此需要做大量的實際運算，因此他們不斷改進計算技術，也如同蘇聯一樣。但是，在基本數學理念上古巴比倫反而是十分落後的。
這種落後甚至讓人不可思議，他們的數學不是抽象數學，並沒有脫離實物，而是與實物緊緊綁定的。在古巴比倫數學中，對不同單位的東西有不同的符合單位和運算體系。譬如對糧食和羊，一公斤和一隻是不同的數學符號，“一”和“公斤”，“一”和“只”是綁定在一起的，是一個數學符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一”，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運算體系。
因此，當初的“希臘人”，以及現在的歐美人，認為抽象數學是畢達哥拉斯的“發明”是有合理因素的。他們的主要參照對象就是巴比倫，他們說，古巴比倫數學只有計算實踐，而無抽象思考，是正確的。只是他們並不直接知道，在畢達哥拉斯之前的7000多年前，抽象數學就在中國存在了。如果沒有中國，沒有易經，說畢達哥拉斯發明數學就是正確的，但是，加上中國，加上易經，那麼說就是可笑的。
二
呂底亞金幣在公元前7世紀出現在呂底亞，一度被誤認為是人類歷史中最早的貨幣，即便是現在，很多人還這麼認為，甚至教科書也仍然這麼寫。
與呂底亞金幣一樣，商代晚期開始出現的銅貝，也是一種鑄幣，但銅貝的出現，要比前者早好幾百年。目前最古老的銅貝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時間在大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
但中國的貨幣並非自銅貝開始。用銅來做貨幣，對當時的中國貨幣並無特別意義，只是簡單的材料的更換。在銅貝出現以前，已經存在其他材料的仿貝，譬如骨貝、石貝，這些仿貝也是用作貨幣。
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貝幣來自二里頭遺址，時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個遺址一般被稱作夏朝遺址，出土了12枚天然貝、骨貝和石貝。這和中國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貝幣始於夏朝相合。
更進一步，貝幣始於夏朝，並不意味著中國貨幣本身始於夏朝，貝幣並非中國最早的貨幣形態。遠在貝幣出現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發達的信用理念、信用機制和信用工具，這就是“契”。契可流通，因此也用於支付，即充當貨幣。貝幣只是契幣的升級版，而且即便貝幣出現後，契幣依然在中國存在，在春秋戰國時期尚且流行。
《列子·說符》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契”是中國起源於遠古，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現在豫東一些農村集市幫人看管自行車的場地依然在使用這種古老的工具。如果你去存車，看車人就會拿出一對“契”，一個栓在自行車上，一個給車主。這種契是用木頭做成，形狀是長度約在3、4釐米的長方體。每隻契上有一個小孔，然後用細繩拴住。每一對契上都刻有獨特的條紋狀符號，也只有屬於這對契的兩隻拼合在一起，完整的符號才能呈現。車主取車，看車人需要拼對取車人交回的契與拴在車上是否為一對。成語“若合符契”就是來自契的比對。
當然，現在的契已經是文化古董了，它的信用功能已經被其他繁多的更便捷的信用工具替代，甚至包括電子化信用工具，譬如微信支付。但是在古代，木質契是中國主流的信用工具，也可用來支付，即用作貨幣。
契所包含的木料本身並無太大價值，其價值來自刻在其上的齒紋。所謂的齒紋，實際上是完整地刻在一對契上的橫線，這些橫線就是早期的數字。這些數字記錄了契的標的價值。當一對契分開時，這排完整的橫線就被從中間分開，一隻契保留一半，這樣就呈現齒紋狀。
齒紋不僅僅是數字記錄，而且還是一種“密碼”機制。每對契的每根橫線之間的間隔可以任意選擇，這種任何選擇的橫線間距實際上就相當於為這對契加了密。當一對契分開後，就可以通過檢測兩隻契的齒紋是否相合來判斷它們是否是真正的一對。
由於真正代表契的價值的是刻在其上的齒數，所以，對傳統的契而言，齒紋才是契的最核心的部分。上述《列子》中的故事也生動形象地呈現了這一點，“歸而藏之，密數其齒”。這些齒並非對實物的簡單的模擬符號，而是數字符號，是數字。
考古資料顯示，數字符號在中國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其他任何文明。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數字符號來自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時間可上溯至9000年前。
事實上，抽象數學在中國的出現比這還早，因為易經在技術原理上就是基於數學的，每一爻，每一卦的形成都是數字計算的結果，也都是數字。即抽象數學是與易經一起出現的。
《易傳》很清楚地記載，易經起源於神農時代之前的伏羲時代。而神農時代是農業出現的時代，因此易經的出現是早於農業的出現的，農業的出現時間就是易經出現時間的下限。目前的考古學證實農業出現的時間大約為10000年前。因此10000年前就是易經出現的最晚時間，也是抽象數學以及數字符號在中國出現的最晚時間。
那麼契到底什麼時間出現的呢？按王國維所說，用傳統文獻和考古證據象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可以找到確信的答案。
傳統文獻關於契的起源的記載很少，也很模糊，但是，卻可以提供一個時代輪廓。
《周易·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唐朝的司馬貞為補續《史記》所作的《三皇本紀》也沿用此說：“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說文解字敘》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偽孔安國《尚書序》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這幾條記載的共同之處在於，認為契從出現在結繩時代之後，遠在夏代之前。具體年代還需要求助考古證據。
契的材料一般是木頭，在地下很容易腐爛。所以，遠古時代的契是很難保存下來。然而，幸運的是，我們的先人把一些契的齒紋刻在了陶器上，陶是不會腐爛的。現代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這種刻在陶器上的契齒紋。契齒紋的存在當然可以證明契本身的存在。
最古老的契齒紋來自西安半坡遺址。在考古學上，半坡屬於早期仰韶文化，其年代的上限可早至7000年前。因此，契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可以定為7000前。也就是說，遠在7000年前，中國已經擁有了發達的信用工具，可以用它來指代產權，可以用來表徵價值，可以用來做交易時的支付工具，即可以用作貨幣。
一
之所以花這麼大篇幅來論述抽象數學即易經數學的起源，因為抽象數學對信用工具的出現太重要了。易經數學不僅為產權和價值提供計算工具，更重要是，還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們之間所擁有的相互信任。而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事實上是基於一種對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化計算工具，而是一種對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觀。因為數學運算本身是高度穩定的，1+1永遠等於2，永遠值得信賴。當認為世界的變化可以用數學運算、數學模型來模擬和指代時，實際上就是認為儘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變化，但是，世界的變化本身卻又高度穩定，值得絕對信賴。
反過來說，抽象的易經數學的產生，也一定出現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對世界的變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對世界本身擁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的普遍信心、信任，不僅抽象數學不會出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也無從談起，這樣發達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就失去了雙重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在中國文明之外，相對於中國，抽象數學的出現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紀才有，比中國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歸結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發明”，這就是所謂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數學。
而仔細研究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會發現，它與易經數學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態上是脫離實物的抽象數學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術化的數學運算上，而是更在倡導和強調一種新的世界觀，基於數學的高度穩定的世界觀。但是，在當時的多神教氛圍中，畢達哥拉斯又對其數學做了神學化改造，改成了一種數字宗教，說世界本源於數字。基於這種新的數學化的神學原理，或者神學化的數學原理，於是畢達哥拉斯就創造了一個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教主。
西方的後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畢達哥拉斯了，而更多地僅僅把他看成技術上的抽象數學的“發明人”。譬如，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直言“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說法非常怪異，對他的教派交規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準確理解畢達哥拉斯，又有什麼資格去寫《西方哲學史》？
但凡對易經和畢達哥拉斯做過深入研究，就很容易發現，畢達哥拉斯數學不過對易經數學神學化模仿。畢達哥拉斯教實際上一種“數教合一”的宗教。易經也是“數教合一”的，但是，沒有神，不是宗教。“數教合一”重點不在數，而在教。
後來，兩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畢達哥拉斯所引入的數學，而且自15、6世紀近代哲學出現以來，越來越重視。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數學卻是“數教分離”的，數學於是就淪為單純的計算和邏輯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數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是神的僕人。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數學都是這樣的數學，本質上屬於神學的附屬物。直至啟蒙運動之後，尤其是19世紀後半期之後。隨著上帝的被打碎，數學才擺脫神學的羈絆，成為獨立的數學。但是，卻成為有數而無教的“純粹數學”。
所以，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時期，中西方之間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易經思想傳入了西方。做這種結論甚至無需其他的考古證據和歷史證據，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是最大的證據。
事實上，隨著對中西曆史瞭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學不斷的新發現，這一時期中西發生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越來越多，層出不窮。不僅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間就存在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也越來越多。隨著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關於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和顯學，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證據就越多。
本文不想羅列這些繁多的證據。而只提供一個被忽略的，但是卻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證據。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呂底亞鑄幣。畢達哥拉斯所出生的薩默斯島與呂底亞僅僅隔一個很窄的海峽，因此，與呂底亞而不是與希臘屬於一個文化地理單元。畢達哥拉斯的出生時間僅僅與呂底亞鑄幣的出現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鑄幣與當時的文化傳統之間存在很大的斷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兩者的起源線索都是不清楚的。畢達哥拉斯怎麼忽然想到發明抽象數學的，呂底亞國王怎麼突然冒出製造鑄幣的新想法的，這些都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和線索。
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貨幣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現代人對鑄幣，尤其是西方鑄幣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規則圓形。然而，最初的呂底亞鑄幣卻是不規則的“蠶豆”狀。當時的呂底亞國王為什麼把鑄幣弄成這個樣子，無人知曉。
然而，如果比對當時中國出土的銅貝就會發現，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結合中西貨幣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釋是，呂底亞鑄幣是對中國銅貝，或其他材質的金屬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由於，在畢達哥拉斯“發明”抽象數學之前，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抽象數學，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在數學理念上非常落後，而而且他們對世界的穩定存在也缺乏信心，從而導致人們之間也缺乏一般的信任信心。因此，無法產生髮達的信用工具，當然也不會有貨幣的出現。
有人可能不禁會發問，古巴比倫的數學不是非常發達嗎，他們不僅發明了勾股定理，還發明瞭60進位制。古巴比倫數學的發達僅僅體現在計算技術上。由於古巴比倫社會實行的是神明“計劃經濟”，政府，即神廟需要承擔大量的生產計劃和財產分配職能，很類似於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因此需要做大量的實際運算，因此他們不斷改進計算技術，也如同蘇聯一樣。但是，在基本數學理念上古巴比倫反而是十分落後的。
這種落後甚至讓人不可思議，他們的數學不是抽象數學，並沒有脫離實物，而是與實物緊緊綁定的。在古巴比倫數學中，對不同單位的東西有不同的符合單位和運算體系。譬如對糧食和羊，一公斤和一隻是不同的數學符號，“一”和“公斤”，“一”和“只”是綁定在一起的，是一個數學符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一”，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運算體系。
因此，當初的“希臘人”，以及現在的歐美人，認為抽象數學是畢達哥拉斯的“發明”是有合理因素的。他們的主要參照對象就是巴比倫，他們說，古巴比倫數學只有計算實踐，而無抽象思考，是正確的。只是他們並不直接知道，在畢達哥拉斯之前的7000多年前，抽象數學就在中國存在了。如果沒有中國，沒有易經，說畢達哥拉斯發明數學就是正確的，但是，加上中國，加上易經，那麼說就是可笑的。
二
呂底亞金幣在公元前7世紀出現在呂底亞，一度被誤認為是人類歷史中最早的貨幣，即便是現在，很多人還這麼認為，甚至教科書也仍然這麼寫。
與呂底亞金幣一樣，商代晚期開始出現的銅貝，也是一種鑄幣，但銅貝的出現，要比前者早好幾百年。目前最古老的銅貝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時間在大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
但中國的貨幣並非自銅貝開始。用銅來做貨幣，對當時的中國貨幣並無特別意義，只是簡單的材料的更換。在銅貝出現以前，已經存在其他材料的仿貝，譬如骨貝、石貝，這些仿貝也是用作貨幣。
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貝幣來自二里頭遺址，時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個遺址一般被稱作夏朝遺址，出土了12枚天然貝、骨貝和石貝。這和中國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貝幣始於夏朝相合。
更進一步，貝幣始於夏朝，並不意味著中國貨幣本身始於夏朝，貝幣並非中國最早的貨幣形態。遠在貝幣出現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發達的信用理念、信用機制和信用工具，這就是“契”。契可流通，因此也用於支付，即充當貨幣。貝幣只是契幣的升級版，而且即便貝幣出現後，契幣依然在中國存在，在春秋戰國時期尚且流行。
《列子·說符》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契”是中國起源於遠古，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現在豫東一些農村集市幫人看管自行車的場地依然在使用這種古老的工具。如果你去存車，看車人就會拿出一對“契”，一個栓在自行車上，一個給車主。這種契是用木頭做成，形狀是長度約在3、4釐米的長方體。每隻契上有一個小孔，然後用細繩拴住。每一對契上都刻有獨特的條紋狀符號，也只有屬於這對契的兩隻拼合在一起，完整的符號才能呈現。車主取車，看車人需要拼對取車人交回的契與拴在車上是否為一對。成語“若合符契”就是來自契的比對。
當然，現在的契已經是文化古董了，它的信用功能已經被其他繁多的更便捷的信用工具替代，甚至包括電子化信用工具，譬如微信支付。但是在古代，木質契是中國主流的信用工具，也可用來支付，即用作貨幣。
契所包含的木料本身並無太大價值，其價值來自刻在其上的齒紋。所謂的齒紋，實際上是完整地刻在一對契上的橫線，這些橫線就是早期的數字。這些數字記錄了契的標的價值。當一對契分開時，這排完整的橫線就被從中間分開，一隻契保留一半，這樣就呈現齒紋狀。
齒紋不僅僅是數字記錄，而且還是一種“密碼”機制。每對契的每根橫線之間的間隔可以任意選擇，這種任何選擇的橫線間距實際上就相當於為這對契加了密。當一對契分開後，就可以通過檢測兩隻契的齒紋是否相合來判斷它們是否是真正的一對。
由於真正代表契的價值的是刻在其上的齒數，所以，對傳統的契而言，齒紋才是契的最核心的部分。上述《列子》中的故事也生動形象地呈現了這一點，“歸而藏之，密數其齒”。這些齒並非對實物的簡單的模擬符號，而是數字符號，是數字。
考古資料顯示，數字符號在中國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其他任何文明。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數字符號來自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時間可上溯至9000年前。
事實上，抽象數學在中國的出現比這還早，因為易經在技術原理上就是基於數學的，每一爻，每一卦的形成都是數字計算的結果，也都是數字。即抽象數學是與易經一起出現的。
《易傳》很清楚地記載，易經起源於神農時代之前的伏羲時代。而神農時代是農業出現的時代，因此易經的出現是早於農業的出現的，農業的出現時間就是易經出現時間的下限。目前的考古學證實農業出現的時間大約為10000年前。因此10000年前就是易經出現的最晚時間，也是抽象數學以及數字符號在中國出現的最晚時間。
那麼契到底什麼時間出現的呢？按王國維所說，用傳統文獻和考古證據象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可以找到確信的答案。
傳統文獻關於契的起源的記載很少，也很模糊，但是，卻可以提供一個時代輪廓。
《周易·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唐朝的司馬貞為補續《史記》所作的《三皇本紀》也沿用此說：“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說文解字敘》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偽孔安國《尚書序》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這幾條記載的共同之處在於，認為契從出現在結繩時代之後，遠在夏代之前。具體年代還需要求助考古證據。
契的材料一般是木頭，在地下很容易腐爛。所以，遠古時代的契是很難保存下來。然而，幸運的是，我們的先人把一些契的齒紋刻在了陶器上，陶是不會腐爛的。現代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這種刻在陶器上的契齒紋。契齒紋的存在當然可以證明契本身的存在。
最古老的契齒紋來自西安半坡遺址。在考古學上，半坡屬於早期仰韶文化，其年代的上限可早至7000年前。因此，契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可以定為7000前。也就是說，遠在7000年前，中國已經擁有了發達的信用工具，可以用它來指代產權，可以用來表徵價值，可以用來做交易時的支付工具，即可以用作貨幣。
雙排齒紋起源於7000年前，是刻在一對契上的，由一個橫線組所構成的，一個完整數字分開後所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數字被分成了兩半，一隻契上一半。只有分開的兩隻契相合後，這個完整的數字才能呈現，這個數字所代表的價值才能兌現。
久而久之，雙排齒紋就成為信用和價值的標誌符號，並且有了一個專門的發音“朋”。訂立契約的一對契的持有人之間就是“朋”的關係，一對契也成為一“朋”契，這樣“朋”也成為貨幣單位。
儘管傳統文獻中所出現的以朋為貨幣單位的記載都是針對貝幣的，但從朋字字形的起源和演化看，它的形成應該在雙排齒紋盛行的契幣時代，貝幣只是對契幣時代已經成熟的貨幣理念、貨幣單位的繼承。
一
之所以花這麼大篇幅來論述抽象數學即易經數學的起源，因為抽象數學對信用工具的出現太重要了。易經數學不僅為產權和價值提供計算工具，更重要是，還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們之間所擁有的相互信任。而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事實上是基於一種對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化計算工具，而是一種對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觀。因為數學運算本身是高度穩定的，1+1永遠等於2，永遠值得信賴。當認為世界的變化可以用數學運算、數學模型來模擬和指代時，實際上就是認為儘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變化，但是，世界的變化本身卻又高度穩定，值得絕對信賴。
反過來說，抽象的易經數學的產生，也一定出現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對世界的變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對世界本身擁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的普遍信心、信任，不僅抽象數學不會出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也無從談起，這樣發達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就失去了雙重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在中國文明之外，相對於中國，抽象數學的出現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紀才有，比中國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歸結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發明”，這就是所謂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數學。
而仔細研究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會發現，它與易經數學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態上是脫離實物的抽象數學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術化的數學運算上，而是更在倡導和強調一種新的世界觀，基於數學的高度穩定的世界觀。但是，在當時的多神教氛圍中，畢達哥拉斯又對其數學做了神學化改造，改成了一種數字宗教，說世界本源於數字。基於這種新的數學化的神學原理，或者神學化的數學原理，於是畢達哥拉斯就創造了一個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教主。
西方的後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畢達哥拉斯了，而更多地僅僅把他看成技術上的抽象數學的“發明人”。譬如，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直言“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說法非常怪異，對他的教派交規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準確理解畢達哥拉斯，又有什麼資格去寫《西方哲學史》？
但凡對易經和畢達哥拉斯做過深入研究，就很容易發現，畢達哥拉斯數學不過對易經數學神學化模仿。畢達哥拉斯教實際上一種“數教合一”的宗教。易經也是“數教合一”的，但是，沒有神，不是宗教。“數教合一”重點不在數，而在教。
後來，兩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畢達哥拉斯所引入的數學，而且自15、6世紀近代哲學出現以來，越來越重視。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數學卻是“數教分離”的，數學於是就淪為單純的計算和邏輯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數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是神的僕人。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數學都是這樣的數學，本質上屬於神學的附屬物。直至啟蒙運動之後，尤其是19世紀後半期之後。隨著上帝的被打碎，數學才擺脫神學的羈絆，成為獨立的數學。但是，卻成為有數而無教的“純粹數學”。
所以，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時期，中西方之間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易經思想傳入了西方。做這種結論甚至無需其他的考古證據和歷史證據，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是最大的證據。
事實上，隨著對中西曆史瞭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學不斷的新發現，這一時期中西發生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越來越多，層出不窮。不僅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間就存在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也越來越多。隨著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關於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和顯學，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證據就越多。
本文不想羅列這些繁多的證據。而只提供一個被忽略的，但是卻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證據。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呂底亞鑄幣。畢達哥拉斯所出生的薩默斯島與呂底亞僅僅隔一個很窄的海峽，因此，與呂底亞而不是與希臘屬於一個文化地理單元。畢達哥拉斯的出生時間僅僅與呂底亞鑄幣的出現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鑄幣與當時的文化傳統之間存在很大的斷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兩者的起源線索都是不清楚的。畢達哥拉斯怎麼忽然想到發明抽象數學的，呂底亞國王怎麼突然冒出製造鑄幣的新想法的，這些都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和線索。
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貨幣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現代人對鑄幣，尤其是西方鑄幣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規則圓形。然而，最初的呂底亞鑄幣卻是不規則的“蠶豆”狀。當時的呂底亞國王為什麼把鑄幣弄成這個樣子，無人知曉。
然而，如果比對當時中國出土的銅貝就會發現，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結合中西貨幣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釋是，呂底亞鑄幣是對中國銅貝，或其他材質的金屬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由於，在畢達哥拉斯“發明”抽象數學之前，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抽象數學，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在數學理念上非常落後，而而且他們對世界的穩定存在也缺乏信心，從而導致人們之間也缺乏一般的信任信心。因此，無法產生髮達的信用工具，當然也不會有貨幣的出現。
有人可能不禁會發問，古巴比倫的數學不是非常發達嗎，他們不僅發明了勾股定理，還發明瞭60進位制。古巴比倫數學的發達僅僅體現在計算技術上。由於古巴比倫社會實行的是神明“計劃經濟”，政府，即神廟需要承擔大量的生產計劃和財產分配職能，很類似於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因此需要做大量的實際運算，因此他們不斷改進計算技術，也如同蘇聯一樣。但是，在基本數學理念上古巴比倫反而是十分落後的。
這種落後甚至讓人不可思議，他們的數學不是抽象數學，並沒有脫離實物，而是與實物緊緊綁定的。在古巴比倫數學中，對不同單位的東西有不同的符合單位和運算體系。譬如對糧食和羊，一公斤和一隻是不同的數學符號，“一”和“公斤”，“一”和“只”是綁定在一起的，是一個數學符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一”，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運算體系。
因此，當初的“希臘人”，以及現在的歐美人，認為抽象數學是畢達哥拉斯的“發明”是有合理因素的。他們的主要參照對象就是巴比倫，他們說，古巴比倫數學只有計算實踐，而無抽象思考，是正確的。只是他們並不直接知道，在畢達哥拉斯之前的7000多年前，抽象數學就在中國存在了。如果沒有中國，沒有易經，說畢達哥拉斯發明數學就是正確的，但是，加上中國，加上易經，那麼說就是可笑的。
二
呂底亞金幣在公元前7世紀出現在呂底亞，一度被誤認為是人類歷史中最早的貨幣，即便是現在，很多人還這麼認為，甚至教科書也仍然這麼寫。
與呂底亞金幣一樣，商代晚期開始出現的銅貝，也是一種鑄幣，但銅貝的出現，要比前者早好幾百年。目前最古老的銅貝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時間在大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
但中國的貨幣並非自銅貝開始。用銅來做貨幣，對當時的中國貨幣並無特別意義，只是簡單的材料的更換。在銅貝出現以前，已經存在其他材料的仿貝，譬如骨貝、石貝，這些仿貝也是用作貨幣。
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貝幣來自二里頭遺址，時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個遺址一般被稱作夏朝遺址，出土了12枚天然貝、骨貝和石貝。這和中國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貝幣始於夏朝相合。
更進一步，貝幣始於夏朝，並不意味著中國貨幣本身始於夏朝，貝幣並非中國最早的貨幣形態。遠在貝幣出現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發達的信用理念、信用機制和信用工具，這就是“契”。契可流通，因此也用於支付，即充當貨幣。貝幣只是契幣的升級版，而且即便貝幣出現後，契幣依然在中國存在，在春秋戰國時期尚且流行。
《列子·說符》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契”是中國起源於遠古，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現在豫東一些農村集市幫人看管自行車的場地依然在使用這種古老的工具。如果你去存車，看車人就會拿出一對“契”，一個栓在自行車上，一個給車主。這種契是用木頭做成，形狀是長度約在3、4釐米的長方體。每隻契上有一個小孔，然後用細繩拴住。每一對契上都刻有獨特的條紋狀符號，也只有屬於這對契的兩隻拼合在一起，完整的符號才能呈現。車主取車，看車人需要拼對取車人交回的契與拴在車上是否為一對。成語“若合符契”就是來自契的比對。
當然，現在的契已經是文化古董了，它的信用功能已經被其他繁多的更便捷的信用工具替代，甚至包括電子化信用工具，譬如微信支付。但是在古代，木質契是中國主流的信用工具，也可用來支付，即用作貨幣。
契所包含的木料本身並無太大價值，其價值來自刻在其上的齒紋。所謂的齒紋，實際上是完整地刻在一對契上的橫線，這些橫線就是早期的數字。這些數字記錄了契的標的價值。當一對契分開時，這排完整的橫線就被從中間分開，一隻契保留一半，這樣就呈現齒紋狀。
齒紋不僅僅是數字記錄，而且還是一種“密碼”機制。每對契的每根橫線之間的間隔可以任意選擇，這種任何選擇的橫線間距實際上就相當於為這對契加了密。當一對契分開後，就可以通過檢測兩隻契的齒紋是否相合來判斷它們是否是真正的一對。
由於真正代表契的價值的是刻在其上的齒數，所以，對傳統的契而言，齒紋才是契的最核心的部分。上述《列子》中的故事也生動形象地呈現了這一點，“歸而藏之，密數其齒”。這些齒並非對實物的簡單的模擬符號，而是數字符號，是數字。
考古資料顯示，數字符號在中國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其他任何文明。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數字符號來自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時間可上溯至9000年前。
事實上，抽象數學在中國的出現比這還早，因為易經在技術原理上就是基於數學的，每一爻，每一卦的形成都是數字計算的結果，也都是數字。即抽象數學是與易經一起出現的。
《易傳》很清楚地記載，易經起源於神農時代之前的伏羲時代。而神農時代是農業出現的時代，因此易經的出現是早於農業的出現的，農業的出現時間就是易經出現時間的下限。目前的考古學證實農業出現的時間大約為10000年前。因此10000年前就是易經出現的最晚時間，也是抽象數學以及數字符號在中國出現的最晚時間。
那麼契到底什麼時間出現的呢？按王國維所說，用傳統文獻和考古證據象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可以找到確信的答案。
傳統文獻關於契的起源的記載很少，也很模糊，但是，卻可以提供一個時代輪廓。
《周易·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唐朝的司馬貞為補續《史記》所作的《三皇本紀》也沿用此說：“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說文解字敘》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偽孔安國《尚書序》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這幾條記載的共同之處在於，認為契從出現在結繩時代之後，遠在夏代之前。具體年代還需要求助考古證據。
契的材料一般是木頭，在地下很容易腐爛。所以，遠古時代的契是很難保存下來。然而，幸運的是，我們的先人把一些契的齒紋刻在了陶器上，陶是不會腐爛的。現代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這種刻在陶器上的契齒紋。契齒紋的存在當然可以證明契本身的存在。
最古老的契齒紋來自西安半坡遺址。在考古學上，半坡屬於早期仰韶文化，其年代的上限可早至7000年前。因此，契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可以定為7000前。也就是說，遠在7000年前，中國已經擁有了發達的信用工具，可以用它來指代產權，可以用來表徵價值，可以用來做交易時的支付工具，即可以用作貨幣。
雙排齒紋起源於7000年前，是刻在一對契上的，由一個橫線組所構成的，一個完整數字分開後所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數字被分成了兩半，一隻契上一半。只有分開的兩隻契相合後，這個完整的數字才能呈現，這個數字所代表的價值才能兌現。
久而久之，雙排齒紋就成為信用和價值的標誌符號，並且有了一個專門的發音“朋”。訂立契約的一對契的持有人之間就是“朋”的關係，一對契也成為一“朋”契，這樣“朋”也成為貨幣單位。
儘管傳統文獻中所出現的以朋為貨幣單位的記載都是針對貝幣的，但從朋字字形的起源和演化看，它的形成應該在雙排齒紋盛行的契幣時代，貝幣只是對契幣時代已經成熟的貨幣理念、貨幣單位的繼承。
同時，既用“朋”字來指代契幣，又用“朋”字來指代一對契的雙方，來指代人，說明契的信用本質上並非來自契本身，而是契的雙方持有人。更簡潔地說，支持契的信用來自“朋友”間的信任。換句話說，貨幣的本質是朋友間的信任。雙排齒紋的符號，即朋字符號，只是來標識這種信任，提醒這樣信任。
最早的呂底亞金幣不僅僅外形上與中國三代時期的貝幣驚人一致，而且更驚人的是，也刻有雙排齒紋，不過已經“呂底亞化”了。
一
之所以花這麼大篇幅來論述抽象數學即易經數學的起源，因為抽象數學對信用工具的出現太重要了。易經數學不僅為產權和價值提供計算工具，更重要是，還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們之間所擁有的相互信任。而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事實上是基於一種對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化計算工具，而是一種對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觀。因為數學運算本身是高度穩定的，1+1永遠等於2，永遠值得信賴。當認為世界的變化可以用數學運算、數學模型來模擬和指代時，實際上就是認為儘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變化，但是，世界的變化本身卻又高度穩定，值得絕對信賴。
反過來說，抽象的易經數學的產生，也一定出現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對世界的變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對世界本身擁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的普遍信心、信任，不僅抽象數學不會出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也無從談起，這樣發達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就失去了雙重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在中國文明之外，相對於中國，抽象數學的出現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紀才有，比中國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歸結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發明”，這就是所謂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數學。
而仔細研究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會發現，它與易經數學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態上是脫離實物的抽象數學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術化的數學運算上，而是更在倡導和強調一種新的世界觀，基於數學的高度穩定的世界觀。但是，在當時的多神教氛圍中，畢達哥拉斯又對其數學做了神學化改造，改成了一種數字宗教，說世界本源於數字。基於這種新的數學化的神學原理，或者神學化的數學原理，於是畢達哥拉斯就創造了一個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教主。
西方的後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畢達哥拉斯了，而更多地僅僅把他看成技術上的抽象數學的“發明人”。譬如，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直言“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說法非常怪異，對他的教派交規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準確理解畢達哥拉斯，又有什麼資格去寫《西方哲學史》？
但凡對易經和畢達哥拉斯做過深入研究，就很容易發現，畢達哥拉斯數學不過對易經數學神學化模仿。畢達哥拉斯教實際上一種“數教合一”的宗教。易經也是“數教合一”的，但是，沒有神，不是宗教。“數教合一”重點不在數，而在教。
後來，兩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畢達哥拉斯所引入的數學，而且自15、6世紀近代哲學出現以來，越來越重視。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數學卻是“數教分離”的，數學於是就淪為單純的計算和邏輯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數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是神的僕人。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數學都是這樣的數學，本質上屬於神學的附屬物。直至啟蒙運動之後，尤其是19世紀後半期之後。隨著上帝的被打碎，數學才擺脫神學的羈絆，成為獨立的數學。但是，卻成為有數而無教的“純粹數學”。
所以，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時期，中西方之間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易經思想傳入了西方。做這種結論甚至無需其他的考古證據和歷史證據，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是最大的證據。
事實上，隨著對中西曆史瞭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學不斷的新發現，這一時期中西發生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越來越多，層出不窮。不僅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間就存在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也越來越多。隨著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關於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和顯學，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證據就越多。
本文不想羅列這些繁多的證據。而只提供一個被忽略的，但是卻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證據。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呂底亞鑄幣。畢達哥拉斯所出生的薩默斯島與呂底亞僅僅隔一個很窄的海峽，因此，與呂底亞而不是與希臘屬於一個文化地理單元。畢達哥拉斯的出生時間僅僅與呂底亞鑄幣的出現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鑄幣與當時的文化傳統之間存在很大的斷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兩者的起源線索都是不清楚的。畢達哥拉斯怎麼忽然想到發明抽象數學的，呂底亞國王怎麼突然冒出製造鑄幣的新想法的，這些都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和線索。
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貨幣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現代人對鑄幣，尤其是西方鑄幣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規則圓形。然而，最初的呂底亞鑄幣卻是不規則的“蠶豆”狀。當時的呂底亞國王為什麼把鑄幣弄成這個樣子，無人知曉。
然而，如果比對當時中國出土的銅貝就會發現，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結合中西貨幣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釋是，呂底亞鑄幣是對中國銅貝，或其他材質的金屬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由於，在畢達哥拉斯“發明”抽象數學之前，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抽象數學，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在數學理念上非常落後，而而且他們對世界的穩定存在也缺乏信心，從而導致人們之間也缺乏一般的信任信心。因此，無法產生髮達的信用工具，當然也不會有貨幣的出現。
有人可能不禁會發問，古巴比倫的數學不是非常發達嗎，他們不僅發明了勾股定理，還發明瞭60進位制。古巴比倫數學的發達僅僅體現在計算技術上。由於古巴比倫社會實行的是神明“計劃經濟”，政府，即神廟需要承擔大量的生產計劃和財產分配職能，很類似於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因此需要做大量的實際運算，因此他們不斷改進計算技術，也如同蘇聯一樣。但是，在基本數學理念上古巴比倫反而是十分落後的。
這種落後甚至讓人不可思議，他們的數學不是抽象數學，並沒有脫離實物，而是與實物緊緊綁定的。在古巴比倫數學中，對不同單位的東西有不同的符合單位和運算體系。譬如對糧食和羊，一公斤和一隻是不同的數學符號，“一”和“公斤”，“一”和“只”是綁定在一起的，是一個數學符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一”，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運算體系。
因此，當初的“希臘人”，以及現在的歐美人，認為抽象數學是畢達哥拉斯的“發明”是有合理因素的。他們的主要參照對象就是巴比倫，他們說，古巴比倫數學只有計算實踐，而無抽象思考，是正確的。只是他們並不直接知道，在畢達哥拉斯之前的7000多年前，抽象數學就在中國存在了。如果沒有中國，沒有易經，說畢達哥拉斯發明數學就是正確的，但是，加上中國，加上易經，那麼說就是可笑的。
二
呂底亞金幣在公元前7世紀出現在呂底亞，一度被誤認為是人類歷史中最早的貨幣，即便是現在，很多人還這麼認為，甚至教科書也仍然這麼寫。
與呂底亞金幣一樣，商代晚期開始出現的銅貝，也是一種鑄幣，但銅貝的出現，要比前者早好幾百年。目前最古老的銅貝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時間在大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
但中國的貨幣並非自銅貝開始。用銅來做貨幣，對當時的中國貨幣並無特別意義，只是簡單的材料的更換。在銅貝出現以前，已經存在其他材料的仿貝，譬如骨貝、石貝，這些仿貝也是用作貨幣。
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貝幣來自二里頭遺址，時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個遺址一般被稱作夏朝遺址，出土了12枚天然貝、骨貝和石貝。這和中國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貝幣始於夏朝相合。
更進一步，貝幣始於夏朝，並不意味著中國貨幣本身始於夏朝，貝幣並非中國最早的貨幣形態。遠在貝幣出現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發達的信用理念、信用機制和信用工具，這就是“契”。契可流通，因此也用於支付，即充當貨幣。貝幣只是契幣的升級版，而且即便貝幣出現後，契幣依然在中國存在，在春秋戰國時期尚且流行。
《列子·說符》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契”是中國起源於遠古，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現在豫東一些農村集市幫人看管自行車的場地依然在使用這種古老的工具。如果你去存車，看車人就會拿出一對“契”，一個栓在自行車上，一個給車主。這種契是用木頭做成，形狀是長度約在3、4釐米的長方體。每隻契上有一個小孔，然後用細繩拴住。每一對契上都刻有獨特的條紋狀符號，也只有屬於這對契的兩隻拼合在一起，完整的符號才能呈現。車主取車，看車人需要拼對取車人交回的契與拴在車上是否為一對。成語“若合符契”就是來自契的比對。
當然，現在的契已經是文化古董了，它的信用功能已經被其他繁多的更便捷的信用工具替代，甚至包括電子化信用工具，譬如微信支付。但是在古代，木質契是中國主流的信用工具，也可用來支付，即用作貨幣。
契所包含的木料本身並無太大價值，其價值來自刻在其上的齒紋。所謂的齒紋，實際上是完整地刻在一對契上的橫線，這些橫線就是早期的數字。這些數字記錄了契的標的價值。當一對契分開時，這排完整的橫線就被從中間分開，一隻契保留一半，這樣就呈現齒紋狀。
齒紋不僅僅是數字記錄，而且還是一種“密碼”機制。每對契的每根橫線之間的間隔可以任意選擇，這種任何選擇的橫線間距實際上就相當於為這對契加了密。當一對契分開後，就可以通過檢測兩隻契的齒紋是否相合來判斷它們是否是真正的一對。
由於真正代表契的價值的是刻在其上的齒數，所以，對傳統的契而言，齒紋才是契的最核心的部分。上述《列子》中的故事也生動形象地呈現了這一點，“歸而藏之，密數其齒”。這些齒並非對實物的簡單的模擬符號，而是數字符號，是數字。
考古資料顯示，數字符號在中國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其他任何文明。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數字符號來自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時間可上溯至9000年前。
事實上，抽象數學在中國的出現比這還早，因為易經在技術原理上就是基於數學的，每一爻，每一卦的形成都是數字計算的結果，也都是數字。即抽象數學是與易經一起出現的。
《易傳》很清楚地記載，易經起源於神農時代之前的伏羲時代。而神農時代是農業出現的時代，因此易經的出現是早於農業的出現的，農業的出現時間就是易經出現時間的下限。目前的考古學證實農業出現的時間大約為10000年前。因此10000年前就是易經出現的最晚時間，也是抽象數學以及數字符號在中國出現的最晚時間。
那麼契到底什麼時間出現的呢？按王國維所說，用傳統文獻和考古證據象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可以找到確信的答案。
傳統文獻關於契的起源的記載很少，也很模糊，但是，卻可以提供一個時代輪廓。
《周易·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唐朝的司馬貞為補續《史記》所作的《三皇本紀》也沿用此說：“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說文解字敘》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偽孔安國《尚書序》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這幾條記載的共同之處在於，認為契從出現在結繩時代之後，遠在夏代之前。具體年代還需要求助考古證據。
契的材料一般是木頭，在地下很容易腐爛。所以，遠古時代的契是很難保存下來。然而，幸運的是，我們的先人把一些契的齒紋刻在了陶器上，陶是不會腐爛的。現代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這種刻在陶器上的契齒紋。契齒紋的存在當然可以證明契本身的存在。
最古老的契齒紋來自西安半坡遺址。在考古學上，半坡屬於早期仰韶文化，其年代的上限可早至7000年前。因此，契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可以定為7000前。也就是說，遠在7000年前，中國已經擁有了發達的信用工具，可以用它來指代產權，可以用來表徵價值，可以用來做交易時的支付工具，即可以用作貨幣。
雙排齒紋起源於7000年前，是刻在一對契上的，由一個橫線組所構成的，一個完整數字分開後所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數字被分成了兩半，一隻契上一半。只有分開的兩隻契相合後，這個完整的數字才能呈現，這個數字所代表的價值才能兌現。
久而久之，雙排齒紋就成為信用和價值的標誌符號，並且有了一個專門的發音“朋”。訂立契約的一對契的持有人之間就是“朋”的關係，一對契也成為一“朋”契，這樣“朋”也成為貨幣單位。
儘管傳統文獻中所出現的以朋為貨幣單位的記載都是針對貝幣的，但從朋字字形的起源和演化看，它的形成應該在雙排齒紋盛行的契幣時代，貝幣只是對契幣時代已經成熟的貨幣理念、貨幣單位的繼承。
同時，既用“朋”字來指代契幣，又用“朋”字來指代一對契的雙方，來指代人，說明契的信用本質上並非來自契本身，而是契的雙方持有人。更簡潔地說，支持契的信用來自“朋友”間的信任。換句話說，貨幣的本質是朋友間的信任。雙排齒紋的符號，即朋字符號，只是來標識這種信任，提醒這樣信任。
最早的呂底亞金幣不僅僅外形上與中國三代時期的貝幣驚人一致，而且更驚人的是，也刻有雙排齒紋，不過已經“呂底亞化”了。
如果不瞭解雙排齒紋（朋字）在中國古老而漫長的信用和貨幣史中的作用和意義，不瞭解雙排齒紋與貨幣的關係，就很容易對赫然印在呂底亞金幣上的雙排齒紋視而不見，把它簡單地看成獅子的毛髮。
獅子當然有毛髮，但是獅子的毛髮絕不會長成筆直整齊的雙排齒紋狀。顯然，把獅子的毛髮弄成雙排齒紋狀是另有用意，另有來源。
獅子頭對於當時的西方世界是王權王室的標誌，呂底亞國王將其鑄在貨幣之上，無非是在傳達一種信用信息，用王室的權威和信用做擔保，他的金幣是足量的。簡單來說，獅子頭就是信用符號。雙排齒紋對於中國，對於中國貨幣更是信用符號，而且是更古老更徹底的信用符號。
在呂底亞金幣中，獅子頭這一信用符號只是在擔保金幣的足量，並非擔保貨幣自身的價值，貨幣自身的價值還是在貨幣所含的黃金和白銀本身。而在更古老的中國，無論是契，還是各種仿貝幣，貨幣的材質本身並無太大價值，是完全基於由雙排齒紋，即“朋”字所體現的人們之間的信用上。用現在的金融術語，中國最古老最原始的貨幣都是信用貨幣，而呂底亞貨幣則是實物貨幣。
呂底亞貨幣的出現，本質而言是將一種嶄新的理念和機制引入西方，即將信用符號化，貨幣化。而呂底亞國王又將在當時已在中國源遠流長的信用符號雙排齒紋，即“朋”，印在了獅子頭上，則意味著，這一新的信用和貨幣理念是來自中國。
一
之所以花這麼大篇幅來論述抽象數學即易經數學的起源，因為抽象數學對信用工具的出現太重要了。易經數學不僅為產權和價值提供計算工具，更重要是，還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們之間所擁有的相互信任。而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事實上是基於一種對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化計算工具，而是一種對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觀。因為數學運算本身是高度穩定的，1+1永遠等於2，永遠值得信賴。當認為世界的變化可以用數學運算、數學模型來模擬和指代時，實際上就是認為儘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變化，但是，世界的變化本身卻又高度穩定，值得絕對信賴。
反過來說，抽象的易經數學的產生，也一定出現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對世界的變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對世界本身擁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的普遍信心、信任，不僅抽象數學不會出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也無從談起，這樣發達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就失去了雙重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在中國文明之外，相對於中國，抽象數學的出現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紀才有，比中國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歸結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發明”，這就是所謂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數學。
而仔細研究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會發現，它與易經數學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態上是脫離實物的抽象數學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術化的數學運算上，而是更在倡導和強調一種新的世界觀，基於數學的高度穩定的世界觀。但是，在當時的多神教氛圍中，畢達哥拉斯又對其數學做了神學化改造，改成了一種數字宗教，說世界本源於數字。基於這種新的數學化的神學原理，或者神學化的數學原理，於是畢達哥拉斯就創造了一個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教主。
西方的後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畢達哥拉斯了，而更多地僅僅把他看成技術上的抽象數學的“發明人”。譬如，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直言“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說法非常怪異，對他的教派交規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準確理解畢達哥拉斯，又有什麼資格去寫《西方哲學史》？
但凡對易經和畢達哥拉斯做過深入研究，就很容易發現，畢達哥拉斯數學不過對易經數學神學化模仿。畢達哥拉斯教實際上一種“數教合一”的宗教。易經也是“數教合一”的，但是，沒有神，不是宗教。“數教合一”重點不在數，而在教。
後來，兩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畢達哥拉斯所引入的數學，而且自15、6世紀近代哲學出現以來，越來越重視。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數學卻是“數教分離”的，數學於是就淪為單純的計算和邏輯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數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是神的僕人。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數學都是這樣的數學，本質上屬於神學的附屬物。直至啟蒙運動之後，尤其是19世紀後半期之後。隨著上帝的被打碎，數學才擺脫神學的羈絆，成為獨立的數學。但是，卻成為有數而無教的“純粹數學”。
所以，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時期，中西方之間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易經思想傳入了西方。做這種結論甚至無需其他的考古證據和歷史證據，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是最大的證據。
事實上，隨著對中西曆史瞭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學不斷的新發現，這一時期中西發生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越來越多，層出不窮。不僅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間就存在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也越來越多。隨著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關於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和顯學，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證據就越多。
本文不想羅列這些繁多的證據。而只提供一個被忽略的，但是卻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證據。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呂底亞鑄幣。畢達哥拉斯所出生的薩默斯島與呂底亞僅僅隔一個很窄的海峽，因此，與呂底亞而不是與希臘屬於一個文化地理單元。畢達哥拉斯的出生時間僅僅與呂底亞鑄幣的出現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鑄幣與當時的文化傳統之間存在很大的斷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兩者的起源線索都是不清楚的。畢達哥拉斯怎麼忽然想到發明抽象數學的，呂底亞國王怎麼突然冒出製造鑄幣的新想法的，這些都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和線索。
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貨幣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現代人對鑄幣，尤其是西方鑄幣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規則圓形。然而，最初的呂底亞鑄幣卻是不規則的“蠶豆”狀。當時的呂底亞國王為什麼把鑄幣弄成這個樣子，無人知曉。
然而，如果比對當時中國出土的銅貝就會發現，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結合中西貨幣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釋是，呂底亞鑄幣是對中國銅貝，或其他材質的金屬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由於，在畢達哥拉斯“發明”抽象數學之前，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抽象數學，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在數學理念上非常落後，而而且他們對世界的穩定存在也缺乏信心，從而導致人們之間也缺乏一般的信任信心。因此，無法產生髮達的信用工具，當然也不會有貨幣的出現。
有人可能不禁會發問，古巴比倫的數學不是非常發達嗎，他們不僅發明了勾股定理，還發明瞭60進位制。古巴比倫數學的發達僅僅體現在計算技術上。由於古巴比倫社會實行的是神明“計劃經濟”，政府，即神廟需要承擔大量的生產計劃和財產分配職能，很類似於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因此需要做大量的實際運算，因此他們不斷改進計算技術，也如同蘇聯一樣。但是，在基本數學理念上古巴比倫反而是十分落後的。
這種落後甚至讓人不可思議，他們的數學不是抽象數學，並沒有脫離實物，而是與實物緊緊綁定的。在古巴比倫數學中，對不同單位的東西有不同的符合單位和運算體系。譬如對糧食和羊，一公斤和一隻是不同的數學符號，“一”和“公斤”，“一”和“只”是綁定在一起的，是一個數學符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一”，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運算體系。
因此，當初的“希臘人”，以及現在的歐美人，認為抽象數學是畢達哥拉斯的“發明”是有合理因素的。他們的主要參照對象就是巴比倫，他們說，古巴比倫數學只有計算實踐，而無抽象思考，是正確的。只是他們並不直接知道，在畢達哥拉斯之前的7000多年前，抽象數學就在中國存在了。如果沒有中國，沒有易經，說畢達哥拉斯發明數學就是正確的，但是，加上中國，加上易經，那麼說就是可笑的。
二
呂底亞金幣在公元前7世紀出現在呂底亞，一度被誤認為是人類歷史中最早的貨幣，即便是現在，很多人還這麼認為，甚至教科書也仍然這麼寫。
與呂底亞金幣一樣，商代晚期開始出現的銅貝，也是一種鑄幣，但銅貝的出現，要比前者早好幾百年。目前最古老的銅貝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時間在大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
但中國的貨幣並非自銅貝開始。用銅來做貨幣，對當時的中國貨幣並無特別意義，只是簡單的材料的更換。在銅貝出現以前，已經存在其他材料的仿貝，譬如骨貝、石貝，這些仿貝也是用作貨幣。
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貝幣來自二里頭遺址，時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個遺址一般被稱作夏朝遺址，出土了12枚天然貝、骨貝和石貝。這和中國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貝幣始於夏朝相合。
更進一步，貝幣始於夏朝，並不意味著中國貨幣本身始於夏朝，貝幣並非中國最早的貨幣形態。遠在貝幣出現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發達的信用理念、信用機制和信用工具，這就是“契”。契可流通，因此也用於支付，即充當貨幣。貝幣只是契幣的升級版，而且即便貝幣出現後，契幣依然在中國存在，在春秋戰國時期尚且流行。
《列子·說符》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契”是中國起源於遠古，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現在豫東一些農村集市幫人看管自行車的場地依然在使用這種古老的工具。如果你去存車，看車人就會拿出一對“契”，一個栓在自行車上，一個給車主。這種契是用木頭做成，形狀是長度約在3、4釐米的長方體。每隻契上有一個小孔，然後用細繩拴住。每一對契上都刻有獨特的條紋狀符號，也只有屬於這對契的兩隻拼合在一起，完整的符號才能呈現。車主取車，看車人需要拼對取車人交回的契與拴在車上是否為一對。成語“若合符契”就是來自契的比對。
當然，現在的契已經是文化古董了，它的信用功能已經被其他繁多的更便捷的信用工具替代，甚至包括電子化信用工具，譬如微信支付。但是在古代，木質契是中國主流的信用工具，也可用來支付，即用作貨幣。
契所包含的木料本身並無太大價值，其價值來自刻在其上的齒紋。所謂的齒紋，實際上是完整地刻在一對契上的橫線，這些橫線就是早期的數字。這些數字記錄了契的標的價值。當一對契分開時，這排完整的橫線就被從中間分開，一隻契保留一半，這樣就呈現齒紋狀。
齒紋不僅僅是數字記錄，而且還是一種“密碼”機制。每對契的每根橫線之間的間隔可以任意選擇，這種任何選擇的橫線間距實際上就相當於為這對契加了密。當一對契分開後，就可以通過檢測兩隻契的齒紋是否相合來判斷它們是否是真正的一對。
由於真正代表契的價值的是刻在其上的齒數，所以，對傳統的契而言，齒紋才是契的最核心的部分。上述《列子》中的故事也生動形象地呈現了這一點，“歸而藏之，密數其齒”。這些齒並非對實物的簡單的模擬符號，而是數字符號，是數字。
考古資料顯示，數字符號在中國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其他任何文明。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數字符號來自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時間可上溯至9000年前。
事實上，抽象數學在中國的出現比這還早，因為易經在技術原理上就是基於數學的，每一爻，每一卦的形成都是數字計算的結果，也都是數字。即抽象數學是與易經一起出現的。
《易傳》很清楚地記載，易經起源於神農時代之前的伏羲時代。而神農時代是農業出現的時代，因此易經的出現是早於農業的出現的，農業的出現時間就是易經出現時間的下限。目前的考古學證實農業出現的時間大約為10000年前。因此10000年前就是易經出現的最晚時間，也是抽象數學以及數字符號在中國出現的最晚時間。
那麼契到底什麼時間出現的呢？按王國維所說，用傳統文獻和考古證據象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可以找到確信的答案。
傳統文獻關於契的起源的記載很少，也很模糊，但是，卻可以提供一個時代輪廓。
《周易·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唐朝的司馬貞為補續《史記》所作的《三皇本紀》也沿用此說：“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說文解字敘》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偽孔安國《尚書序》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這幾條記載的共同之處在於，認為契從出現在結繩時代之後，遠在夏代之前。具體年代還需要求助考古證據。
契的材料一般是木頭，在地下很容易腐爛。所以，遠古時代的契是很難保存下來。然而，幸運的是，我們的先人把一些契的齒紋刻在了陶器上，陶是不會腐爛的。現代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這種刻在陶器上的契齒紋。契齒紋的存在當然可以證明契本身的存在。
最古老的契齒紋來自西安半坡遺址。在考古學上，半坡屬於早期仰韶文化，其年代的上限可早至7000年前。因此，契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可以定為7000前。也就是說，遠在7000年前，中國已經擁有了發達的信用工具，可以用它來指代產權，可以用來表徵價值，可以用來做交易時的支付工具，即可以用作貨幣。
雙排齒紋起源於7000年前，是刻在一對契上的，由一個橫線組所構成的，一個完整數字分開後所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數字被分成了兩半，一隻契上一半。只有分開的兩隻契相合後，這個完整的數字才能呈現，這個數字所代表的價值才能兌現。
久而久之，雙排齒紋就成為信用和價值的標誌符號，並且有了一個專門的發音“朋”。訂立契約的一對契的持有人之間就是“朋”的關係，一對契也成為一“朋”契，這樣“朋”也成為貨幣單位。
儘管傳統文獻中所出現的以朋為貨幣單位的記載都是針對貝幣的，但從朋字字形的起源和演化看，它的形成應該在雙排齒紋盛行的契幣時代，貝幣只是對契幣時代已經成熟的貨幣理念、貨幣單位的繼承。
同時，既用“朋”字來指代契幣，又用“朋”字來指代一對契的雙方，來指代人，說明契的信用本質上並非來自契本身，而是契的雙方持有人。更簡潔地說，支持契的信用來自“朋友”間的信任。換句話說，貨幣的本質是朋友間的信任。雙排齒紋的符號，即朋字符號，只是來標識這種信任，提醒這樣信任。
最早的呂底亞金幣不僅僅外形上與中國三代時期的貝幣驚人一致，而且更驚人的是，也刻有雙排齒紋，不過已經“呂底亞化”了。
如果不瞭解雙排齒紋（朋字）在中國古老而漫長的信用和貨幣史中的作用和意義，不瞭解雙排齒紋與貨幣的關係，就很容易對赫然印在呂底亞金幣上的雙排齒紋視而不見，把它簡單地看成獅子的毛髮。
獅子當然有毛髮，但是獅子的毛髮絕不會長成筆直整齊的雙排齒紋狀。顯然，把獅子的毛髮弄成雙排齒紋狀是另有用意，另有來源。
獅子頭對於當時的西方世界是王權王室的標誌，呂底亞國王將其鑄在貨幣之上，無非是在傳達一種信用信息，用王室的權威和信用做擔保，他的金幣是足量的。簡單來說，獅子頭就是信用符號。雙排齒紋對於中國，對於中國貨幣更是信用符號，而且是更古老更徹底的信用符號。
在呂底亞金幣中，獅子頭這一信用符號只是在擔保金幣的足量，並非擔保貨幣自身的價值，貨幣自身的價值還是在貨幣所含的黃金和白銀本身。而在更古老的中國，無論是契，還是各種仿貝幣，貨幣的材質本身並無太大價值，是完全基於由雙排齒紋，即“朋”字所體現的人們之間的信用上。用現在的金融術語，中國最古老最原始的貨幣都是信用貨幣，而呂底亞貨幣則是實物貨幣。
呂底亞貨幣的出現，本質而言是將一種嶄新的理念和機制引入西方，即將信用符號化，貨幣化。而呂底亞國王又將在當時已在中國源遠流長的信用符號雙排齒紋，即“朋”，印在了獅子頭上，則意味著，這一新的信用和貨幣理念是來自中國。
至此，從外形和雙排齒紋（朋字）的雙重證據，我們可以下個斷語，呂底亞金幣的鑄造理念來自對中國貝幣的模仿。除此之外再無可能。
在目前世界現存的所有資料中，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考古資料，都沒有任何資料談及，呂底亞國王為何突然冒出了要鑄金幣的想法，沒有談及他所鑄造的金幣為什麼是那個形狀，更沒有談及他為何又在金幣獅子頭上印上雙排齒紋。
三
那麼希臘哲學與呂底亞金幣又有什麼關係？答曰太有關係了。
希臘哲學的起源地並不在希臘，而在呂底亞，最早期的三位“創始人”都是呂底亞人。
泰勒斯（約公元前624年~前547年），被認為是希臘哲學的祖師爺，此人是米利都人，而米利都則是呂底亞西部沿海的一個城市。泰勒斯和他同樣來自米利都的兩個學生合在一起，被稱為所謂的米利都學派，這個“學派”也是其他所有希臘哲學學派的祖師爺。
畢達哥拉斯（572-497）被認為是理論數學的“創始人”，自成一派，畢達哥拉斯學派。他的老家是薩摩斯島，這個島不僅緊鄰呂底亞大陸，而且與米利都近在咫尺。
赫拉克利特（前535年公元前475年）是另一位早期希臘哲學家中的大咖，被認為是永恆變化和對立統一辯證思想的“發明”人。他的老家是以弗所（又譯愛菲斯），這裡也是愛菲斯學派的起源地。以弗所同樣位於呂底亞的西海岸，距離薩默斯島和米利都也都不太遠。
一
之所以花這麼大篇幅來論述抽象數學即易經數學的起源，因為抽象數學對信用工具的出現太重要了。易經數學不僅為產權和價值提供計算工具，更重要是，還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們之間所擁有的相互信任。而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事實上是基於一種對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化計算工具，而是一種對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觀。因為數學運算本身是高度穩定的，1+1永遠等於2，永遠值得信賴。當認為世界的變化可以用數學運算、數學模型來模擬和指代時，實際上就是認為儘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變化，但是，世界的變化本身卻又高度穩定，值得絕對信賴。
反過來說，抽象的易經數學的產生，也一定出現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對世界的變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對世界本身擁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的普遍信心、信任，不僅抽象數學不會出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也無從談起，這樣發達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就失去了雙重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在中國文明之外，相對於中國，抽象數學的出現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紀才有，比中國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歸結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發明”，這就是所謂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數學。
而仔細研究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會發現，它與易經數學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態上是脫離實物的抽象數學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術化的數學運算上，而是更在倡導和強調一種新的世界觀，基於數學的高度穩定的世界觀。但是，在當時的多神教氛圍中，畢達哥拉斯又對其數學做了神學化改造，改成了一種數字宗教，說世界本源於數字。基於這種新的數學化的神學原理，或者神學化的數學原理，於是畢達哥拉斯就創造了一個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教主。
西方的後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畢達哥拉斯了，而更多地僅僅把他看成技術上的抽象數學的“發明人”。譬如，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直言“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說法非常怪異，對他的教派交規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準確理解畢達哥拉斯，又有什麼資格去寫《西方哲學史》？
但凡對易經和畢達哥拉斯做過深入研究，就很容易發現，畢達哥拉斯數學不過對易經數學神學化模仿。畢達哥拉斯教實際上一種“數教合一”的宗教。易經也是“數教合一”的，但是，沒有神，不是宗教。“數教合一”重點不在數，而在教。
後來，兩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畢達哥拉斯所引入的數學，而且自15、6世紀近代哲學出現以來，越來越重視。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數學卻是“數教分離”的，數學於是就淪為單純的計算和邏輯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數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是神的僕人。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數學都是這樣的數學，本質上屬於神學的附屬物。直至啟蒙運動之後，尤其是19世紀後半期之後。隨著上帝的被打碎，數學才擺脫神學的羈絆，成為獨立的數學。但是，卻成為有數而無教的“純粹數學”。
所以，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時期，中西方之間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易經思想傳入了西方。做這種結論甚至無需其他的考古證據和歷史證據，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是最大的證據。
事實上，隨著對中西曆史瞭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學不斷的新發現，這一時期中西發生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越來越多，層出不窮。不僅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間就存在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也越來越多。隨著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關於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和顯學，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證據就越多。
本文不想羅列這些繁多的證據。而只提供一個被忽略的，但是卻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證據。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呂底亞鑄幣。畢達哥拉斯所出生的薩默斯島與呂底亞僅僅隔一個很窄的海峽，因此，與呂底亞而不是與希臘屬於一個文化地理單元。畢達哥拉斯的出生時間僅僅與呂底亞鑄幣的出現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鑄幣與當時的文化傳統之間存在很大的斷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兩者的起源線索都是不清楚的。畢達哥拉斯怎麼忽然想到發明抽象數學的，呂底亞國王怎麼突然冒出製造鑄幣的新想法的，這些都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和線索。
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貨幣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現代人對鑄幣，尤其是西方鑄幣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規則圓形。然而，最初的呂底亞鑄幣卻是不規則的“蠶豆”狀。當時的呂底亞國王為什麼把鑄幣弄成這個樣子，無人知曉。
然而，如果比對當時中國出土的銅貝就會發現，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結合中西貨幣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釋是，呂底亞鑄幣是對中國銅貝，或其他材質的金屬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由於，在畢達哥拉斯“發明”抽象數學之前，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抽象數學，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在數學理念上非常落後，而而且他們對世界的穩定存在也缺乏信心，從而導致人們之間也缺乏一般的信任信心。因此，無法產生髮達的信用工具，當然也不會有貨幣的出現。
有人可能不禁會發問，古巴比倫的數學不是非常發達嗎，他們不僅發明了勾股定理，還發明瞭60進位制。古巴比倫數學的發達僅僅體現在計算技術上。由於古巴比倫社會實行的是神明“計劃經濟”，政府，即神廟需要承擔大量的生產計劃和財產分配職能，很類似於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因此需要做大量的實際運算，因此他們不斷改進計算技術，也如同蘇聯一樣。但是，在基本數學理念上古巴比倫反而是十分落後的。
這種落後甚至讓人不可思議，他們的數學不是抽象數學，並沒有脫離實物，而是與實物緊緊綁定的。在古巴比倫數學中，對不同單位的東西有不同的符合單位和運算體系。譬如對糧食和羊，一公斤和一隻是不同的數學符號，“一”和“公斤”，“一”和“只”是綁定在一起的，是一個數學符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一”，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運算體系。
因此，當初的“希臘人”，以及現在的歐美人，認為抽象數學是畢達哥拉斯的“發明”是有合理因素的。他們的主要參照對象就是巴比倫，他們說，古巴比倫數學只有計算實踐，而無抽象思考，是正確的。只是他們並不直接知道，在畢達哥拉斯之前的7000多年前，抽象數學就在中國存在了。如果沒有中國，沒有易經，說畢達哥拉斯發明數學就是正確的，但是，加上中國，加上易經，那麼說就是可笑的。
二
呂底亞金幣在公元前7世紀出現在呂底亞，一度被誤認為是人類歷史中最早的貨幣，即便是現在，很多人還這麼認為，甚至教科書也仍然這麼寫。
與呂底亞金幣一樣，商代晚期開始出現的銅貝，也是一種鑄幣，但銅貝的出現，要比前者早好幾百年。目前最古老的銅貝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時間在大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
但中國的貨幣並非自銅貝開始。用銅來做貨幣，對當時的中國貨幣並無特別意義，只是簡單的材料的更換。在銅貝出現以前，已經存在其他材料的仿貝，譬如骨貝、石貝，這些仿貝也是用作貨幣。
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貝幣來自二里頭遺址，時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個遺址一般被稱作夏朝遺址，出土了12枚天然貝、骨貝和石貝。這和中國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貝幣始於夏朝相合。
更進一步，貝幣始於夏朝，並不意味著中國貨幣本身始於夏朝，貝幣並非中國最早的貨幣形態。遠在貝幣出現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發達的信用理念、信用機制和信用工具，這就是“契”。契可流通，因此也用於支付，即充當貨幣。貝幣只是契幣的升級版，而且即便貝幣出現後，契幣依然在中國存在，在春秋戰國時期尚且流行。
《列子·說符》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契”是中國起源於遠古，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現在豫東一些農村集市幫人看管自行車的場地依然在使用這種古老的工具。如果你去存車，看車人就會拿出一對“契”，一個栓在自行車上，一個給車主。這種契是用木頭做成，形狀是長度約在3、4釐米的長方體。每隻契上有一個小孔，然後用細繩拴住。每一對契上都刻有獨特的條紋狀符號，也只有屬於這對契的兩隻拼合在一起，完整的符號才能呈現。車主取車，看車人需要拼對取車人交回的契與拴在車上是否為一對。成語“若合符契”就是來自契的比對。
當然，現在的契已經是文化古董了，它的信用功能已經被其他繁多的更便捷的信用工具替代，甚至包括電子化信用工具，譬如微信支付。但是在古代，木質契是中國主流的信用工具，也可用來支付，即用作貨幣。
契所包含的木料本身並無太大價值，其價值來自刻在其上的齒紋。所謂的齒紋，實際上是完整地刻在一對契上的橫線，這些橫線就是早期的數字。這些數字記錄了契的標的價值。當一對契分開時，這排完整的橫線就被從中間分開，一隻契保留一半，這樣就呈現齒紋狀。
齒紋不僅僅是數字記錄，而且還是一種“密碼”機制。每對契的每根橫線之間的間隔可以任意選擇，這種任何選擇的橫線間距實際上就相當於為這對契加了密。當一對契分開後，就可以通過檢測兩隻契的齒紋是否相合來判斷它們是否是真正的一對。
由於真正代表契的價值的是刻在其上的齒數，所以，對傳統的契而言，齒紋才是契的最核心的部分。上述《列子》中的故事也生動形象地呈現了這一點，“歸而藏之，密數其齒”。這些齒並非對實物的簡單的模擬符號，而是數字符號，是數字。
考古資料顯示，數字符號在中國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其他任何文明。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數字符號來自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時間可上溯至9000年前。
事實上，抽象數學在中國的出現比這還早，因為易經在技術原理上就是基於數學的，每一爻，每一卦的形成都是數字計算的結果，也都是數字。即抽象數學是與易經一起出現的。
《易傳》很清楚地記載，易經起源於神農時代之前的伏羲時代。而神農時代是農業出現的時代，因此易經的出現是早於農業的出現的，農業的出現時間就是易經出現時間的下限。目前的考古學證實農業出現的時間大約為10000年前。因此10000年前就是易經出現的最晚時間，也是抽象數學以及數字符號在中國出現的最晚時間。
那麼契到底什麼時間出現的呢？按王國維所說，用傳統文獻和考古證據象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可以找到確信的答案。
傳統文獻關於契的起源的記載很少，也很模糊，但是，卻可以提供一個時代輪廓。
《周易·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唐朝的司馬貞為補續《史記》所作的《三皇本紀》也沿用此說：“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說文解字敘》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偽孔安國《尚書序》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這幾條記載的共同之處在於，認為契從出現在結繩時代之後，遠在夏代之前。具體年代還需要求助考古證據。
契的材料一般是木頭，在地下很容易腐爛。所以，遠古時代的契是很難保存下來。然而，幸運的是，我們的先人把一些契的齒紋刻在了陶器上，陶是不會腐爛的。現代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這種刻在陶器上的契齒紋。契齒紋的存在當然可以證明契本身的存在。
最古老的契齒紋來自西安半坡遺址。在考古學上，半坡屬於早期仰韶文化，其年代的上限可早至7000年前。因此，契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可以定為7000前。也就是說，遠在7000年前，中國已經擁有了發達的信用工具，可以用它來指代產權，可以用來表徵價值，可以用來做交易時的支付工具，即可以用作貨幣。
雙排齒紋起源於7000年前，是刻在一對契上的，由一個橫線組所構成的，一個完整數字分開後所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數字被分成了兩半，一隻契上一半。只有分開的兩隻契相合後，這個完整的數字才能呈現，這個數字所代表的價值才能兌現。
久而久之，雙排齒紋就成為信用和價值的標誌符號，並且有了一個專門的發音“朋”。訂立契約的一對契的持有人之間就是“朋”的關係，一對契也成為一“朋”契，這樣“朋”也成為貨幣單位。
儘管傳統文獻中所出現的以朋為貨幣單位的記載都是針對貝幣的，但從朋字字形的起源和演化看，它的形成應該在雙排齒紋盛行的契幣時代，貝幣只是對契幣時代已經成熟的貨幣理念、貨幣單位的繼承。
同時，既用“朋”字來指代契幣，又用“朋”字來指代一對契的雙方，來指代人，說明契的信用本質上並非來自契本身，而是契的雙方持有人。更簡潔地說，支持契的信用來自“朋友”間的信任。換句話說，貨幣的本質是朋友間的信任。雙排齒紋的符號，即朋字符號，只是來標識這種信任，提醒這樣信任。
最早的呂底亞金幣不僅僅外形上與中國三代時期的貝幣驚人一致，而且更驚人的是，也刻有雙排齒紋，不過已經“呂底亞化”了。
如果不瞭解雙排齒紋（朋字）在中國古老而漫長的信用和貨幣史中的作用和意義，不瞭解雙排齒紋與貨幣的關係，就很容易對赫然印在呂底亞金幣上的雙排齒紋視而不見，把它簡單地看成獅子的毛髮。
獅子當然有毛髮，但是獅子的毛髮絕不會長成筆直整齊的雙排齒紋狀。顯然，把獅子的毛髮弄成雙排齒紋狀是另有用意，另有來源。
獅子頭對於當時的西方世界是王權王室的標誌，呂底亞國王將其鑄在貨幣之上，無非是在傳達一種信用信息，用王室的權威和信用做擔保，他的金幣是足量的。簡單來說，獅子頭就是信用符號。雙排齒紋對於中國，對於中國貨幣更是信用符號，而且是更古老更徹底的信用符號。
在呂底亞金幣中，獅子頭這一信用符號只是在擔保金幣的足量，並非擔保貨幣自身的價值，貨幣自身的價值還是在貨幣所含的黃金和白銀本身。而在更古老的中國，無論是契，還是各種仿貝幣，貨幣的材質本身並無太大價值，是完全基於由雙排齒紋，即“朋”字所體現的人們之間的信用上。用現在的金融術語，中國最古老最原始的貨幣都是信用貨幣，而呂底亞貨幣則是實物貨幣。
呂底亞貨幣的出現，本質而言是將一種嶄新的理念和機制引入西方，即將信用符號化，貨幣化。而呂底亞國王又將在當時已在中國源遠流長的信用符號雙排齒紋，即“朋”，印在了獅子頭上，則意味著，這一新的信用和貨幣理念是來自中國。
至此，從外形和雙排齒紋（朋字）的雙重證據，我們可以下個斷語，呂底亞金幣的鑄造理念來自對中國貝幣的模仿。除此之外再無可能。
在目前世界現存的所有資料中，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考古資料，都沒有任何資料談及，呂底亞國王為何突然冒出了要鑄金幣的想法，沒有談及他所鑄造的金幣為什麼是那個形狀，更沒有談及他為何又在金幣獅子頭上印上雙排齒紋。
三
那麼希臘哲學與呂底亞金幣又有什麼關係？答曰太有關係了。
希臘哲學的起源地並不在希臘，而在呂底亞，最早期的三位“創始人”都是呂底亞人。
泰勒斯（約公元前624年~前547年），被認為是希臘哲學的祖師爺，此人是米利都人，而米利都則是呂底亞西部沿海的一個城市。泰勒斯和他同樣來自米利都的兩個學生合在一起，被稱為所謂的米利都學派，這個“學派”也是其他所有希臘哲學學派的祖師爺。
畢達哥拉斯（572-497）被認為是理論數學的“創始人”，自成一派，畢達哥拉斯學派。他的老家是薩摩斯島，這個島不僅緊鄰呂底亞大陸，而且與米利都近在咫尺。
赫拉克利特（前535年公元前475年）是另一位早期希臘哲學家中的大咖，被認為是永恆變化和對立統一辯證思想的“發明”人。他的老家是以弗所（又譯愛菲斯），這裡也是愛菲斯學派的起源地。以弗所同樣位於呂底亞的西海岸，距離薩默斯島和米利都也都不太遠。
事實上，在蘇格拉底之前，所有的希臘哲學家，沒有一位是希臘本土人。希臘哲學並非在希臘產生，然後向希臘之外傳播，恰恰相反，是在希臘之外的呂底亞產生，然後向希臘傳播。
一
之所以花這麼大篇幅來論述抽象數學即易經數學的起源，因為抽象數學對信用工具的出現太重要了。易經數學不僅為產權和價值提供計算工具，更重要是，還為信用工具提供信心支持。
信用工具的基石是人們之間所擁有的相互信任。而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事實上是基於一種對世界的普遍信心、信任。抽象數學不僅僅是一種技術化計算工具，而是一種對世界高度信任的世界觀。因為數學運算本身是高度穩定的，1+1永遠等於2，永遠值得信賴。當認為世界的變化可以用數學運算、數學模型來模擬和指代時，實際上就是認為儘管世界是永不停息的變化，但是，世界的變化本身卻又高度穩定，值得絕對信賴。
反過來說，抽象的易經數學的產生，也一定出現在一個高度穩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人們對世界的變化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對世界本身擁有高度的信心。
如果沒有這樣的普遍信心、信任，不僅抽象數學不會出現，人們之間的相互信任也無從談起，這樣發達的信用工具的出現就失去了雙重的基礎。
在這一點上，中國文明與世界其他任何文明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在中國文明之外，相對於中國，抽象數學的出現是非常非常晚的，直至公元前6世紀才有，比中國至少晚7000多年，而且可以歸結為一個具體的人的“發明”，這就是所謂的“古希臘”畢達哥拉斯數學。
而仔細研究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會發現，它與易經數學高度相似。除了在形態上是脫離實物的抽象數學之外，它的重心也不在技術化的數學運算上，而是更在倡導和強調一種新的世界觀，基於數學的高度穩定的世界觀。但是，在當時的多神教氛圍中，畢達哥拉斯又對其數學做了神學化改造，改成了一種數字宗教，說世界本源於數字。基於這種新的數學化的神學原理，或者神學化的數學原理，於是畢達哥拉斯就創造了一個新的教派，堂而皇之地當起了教主。
西方的後人們已經無法理解畢達哥拉斯了，而更多地僅僅把他看成技術上的抽象數學的“發明人”。譬如，寫《西方哲學史》的羅素，直言“世界的本質是數字”的說法非常怪異，對他的教派交規也是嗤之以鼻。如果不能準確理解畢達哥拉斯，又有什麼資格去寫《西方哲學史》？
但凡對易經和畢達哥拉斯做過深入研究，就很容易發現，畢達哥拉斯數學不過對易經數學神學化模仿。畢達哥拉斯教實際上一種“數教合一”的宗教。易經也是“數教合一”的，但是，沒有神，不是宗教。“數教合一”重點不在數，而在教。
後來，兩希合一的基督教，也保留了由畢達哥拉斯所引入的數學，而且自15、6世紀近代哲學出現以來，越來越重視。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代表人物。但是，基督教的數學卻是“數教分離”的，數學於是就淪為單純的計算和邏輯工具，最重要的教的部分是由上帝分管。數學和其他科學一樣，都是服務於上帝的，是神的僕人。牛頓和萊布尼茨的數學都是這樣的數學，本質上屬於神學的附屬物。直至啟蒙運動之後，尤其是19世紀後半期之後。隨著上帝的被打碎，數學才擺脫神學的羈絆，成為獨立的數學。但是，卻成為有數而無教的“純粹數學”。
所以，基於此，可以肯定地說，在畢達哥拉斯時代，即公元前6世界左右的時期，中西方之間一定發生了大規模的文明交流。中國的易經思想傳入了西方。做這種結論甚至無需其他的考古證據和歷史證據，畢達哥拉斯數學就是最大的證據。
事實上，隨著對中西曆史瞭解的深入，以及考古學不斷的新發現，這一時期中西發生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越來越多，層出不窮。不僅僅如此，在更早的公元前2、3000年前中西之間就存在大規模文明交流的證據也越來越多。隨著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提出，關於古代中亞絲綢之路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點和顯學，而研究越深入，早期中西文明交流的證據就越多。
本文不想羅列這些繁多的證據。而只提供一個被忽略的，但是卻與本文主題相關的證據。那就是前文提及的呂底亞鑄幣。畢達哥拉斯所出生的薩默斯島與呂底亞僅僅隔一個很窄的海峽，因此，與呂底亞而不是與希臘屬於一個文化地理單元。畢達哥拉斯的出生時間僅僅與呂底亞鑄幣的出現晚100多年。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鑄幣與當時的文化傳統之間存在很大的斷裂，都是突然冒出的新生事物。而且兩者的起源線索都是不清楚的。畢達哥拉斯怎麼忽然想到發明抽象數學的，呂底亞國王怎麼突然冒出製造鑄幣的新想法的，這些都沒有任何歷史記載和線索。
更重要的是，象畢達哥拉斯數學一樣，呂底亞貨幣也與當時的中國文明元素高度相似。現代人對鑄幣，尤其是西方鑄幣的一般印象是，其外形是規則圓形。然而，最初的呂底亞鑄幣卻是不規則的“蠶豆”狀。當時的呂底亞國王為什麼把鑄幣弄成這個樣子，無人知曉。
然而，如果比對當時中國出土的銅貝就會發現，兩者在外形上高度相似。結合中西貨幣史背景，唯一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解釋是，呂底亞鑄幣是對中國銅貝，或其他材質的金屬貝的模仿，包括理念上的模仿和外形上的模仿。
由於，在畢達哥拉斯“發明”抽象數學之前，中國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抽象數學，這意味著他們不僅在數學理念上非常落後，而而且他們對世界的穩定存在也缺乏信心，從而導致人們之間也缺乏一般的信任信心。因此，無法產生髮達的信用工具，當然也不會有貨幣的出現。
有人可能不禁會發問，古巴比倫的數學不是非常發達嗎，他們不僅發明了勾股定理，還發明瞭60進位制。古巴比倫數學的發達僅僅體現在計算技術上。由於古巴比倫社會實行的是神明“計劃經濟”，政府，即神廟需要承擔大量的生產計劃和財產分配職能，很類似於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因此需要做大量的實際運算，因此他們不斷改進計算技術，也如同蘇聯一樣。但是，在基本數學理念上古巴比倫反而是十分落後的。
這種落後甚至讓人不可思議，他們的數學不是抽象數學，並沒有脫離實物，而是與實物緊緊綁定的。在古巴比倫數學中，對不同單位的東西有不同的符合單位和運算體系。譬如對糧食和羊，一公斤和一隻是不同的數學符號，“一”和“公斤”，“一”和“只”是綁定在一起的，是一個數學符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一”，也不存在脫離具體單位的運算體系。
因此，當初的“希臘人”，以及現在的歐美人，認為抽象數學是畢達哥拉斯的“發明”是有合理因素的。他們的主要參照對象就是巴比倫，他們說，古巴比倫數學只有計算實踐，而無抽象思考，是正確的。只是他們並不直接知道，在畢達哥拉斯之前的7000多年前，抽象數學就在中國存在了。如果沒有中國，沒有易經，說畢達哥拉斯發明數學就是正確的，但是，加上中國，加上易經，那麼說就是可笑的。
二
呂底亞金幣在公元前7世紀出現在呂底亞，一度被誤認為是人類歷史中最早的貨幣，即便是現在，很多人還這麼認為，甚至教科書也仍然這麼寫。
與呂底亞金幣一樣，商代晚期開始出現的銅貝，也是一種鑄幣，但銅貝的出現，要比前者早好幾百年。目前最古老的銅貝1971年在山西保德出土，時間在大約公元前1300年左右。
但中國的貨幣並非自銅貝開始。用銅來做貨幣，對當時的中國貨幣並無特別意義，只是簡單的材料的更換。在銅貝出現以前，已經存在其他材料的仿貝，譬如骨貝、石貝，這些仿貝也是用作貨幣。
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貝幣來自二里頭遺址，時間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這個遺址一般被稱作夏朝遺址，出土了12枚天然貝、骨貝和石貝。這和中國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貝幣始於夏朝相合。
更進一步，貝幣始於夏朝，並不意味著中國貨幣本身始於夏朝，貝幣並非中國最早的貨幣形態。遠在貝幣出現之前，中國已經出現了發達的信用理念、信用機制和信用工具，這就是“契”。契可流通，因此也用於支付，即充當貨幣。貝幣只是契幣的升級版，而且即便貝幣出現後，契幣依然在中國存在，在春秋戰國時期尚且流行。
《列子·說符》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契”是中國起源於遠古，而且至今依然存在的信用工具。現在豫東一些農村集市幫人看管自行車的場地依然在使用這種古老的工具。如果你去存車，看車人就會拿出一對“契”，一個栓在自行車上，一個給車主。這種契是用木頭做成，形狀是長度約在3、4釐米的長方體。每隻契上有一個小孔，然後用細繩拴住。每一對契上都刻有獨特的條紋狀符號，也只有屬於這對契的兩隻拼合在一起，完整的符號才能呈現。車主取車，看車人需要拼對取車人交回的契與拴在車上是否為一對。成語“若合符契”就是來自契的比對。
當然，現在的契已經是文化古董了，它的信用功能已經被其他繁多的更便捷的信用工具替代，甚至包括電子化信用工具，譬如微信支付。但是在古代，木質契是中國主流的信用工具，也可用來支付，即用作貨幣。
契所包含的木料本身並無太大價值，其價值來自刻在其上的齒紋。所謂的齒紋，實際上是完整地刻在一對契上的橫線，這些橫線就是早期的數字。這些數字記錄了契的標的價值。當一對契分開時，這排完整的橫線就被從中間分開，一隻契保留一半，這樣就呈現齒紋狀。
齒紋不僅僅是數字記錄，而且還是一種“密碼”機制。每對契的每根橫線之間的間隔可以任意選擇，這種任何選擇的橫線間距實際上就相當於為這對契加了密。當一對契分開後，就可以通過檢測兩隻契的齒紋是否相合來判斷它們是否是真正的一對。
由於真正代表契的價值的是刻在其上的齒數，所以，對傳統的契而言，齒紋才是契的最核心的部分。上述《列子》中的故事也生動形象地呈現了這一點，“歸而藏之，密數其齒”。這些齒並非對實物的簡單的模擬符號，而是數字符號，是數字。
考古資料顯示，數字符號在中國的出現時間遠遠早於其他任何文明。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數字符號來自河南舞陽賈湖遺址，時間可上溯至9000年前。
事實上，抽象數學在中國的出現比這還早，因為易經在技術原理上就是基於數學的，每一爻，每一卦的形成都是數字計算的結果，也都是數字。即抽象數學是與易經一起出現的。
《易傳》很清楚地記載，易經起源於神農時代之前的伏羲時代。而神農時代是農業出現的時代，因此易經的出現是早於農業的出現的，農業的出現時間就是易經出現時間的下限。目前的考古學證實農業出現的時間大約為10000年前。因此10000年前就是易經出現的最晚時間，也是抽象數學以及數字符號在中國出現的最晚時間。
那麼契到底什麼時間出現的呢？按王國維所說，用傳統文獻和考古證據象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可以找到確信的答案。
傳統文獻關於契的起源的記載很少，也很模糊，但是，卻可以提供一個時代輪廓。
《周易·繫辭》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唐朝的司馬貞為補續《史記》所作的《三皇本紀》也沿用此說：“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說文解字敘》說：“及神農氏結繩為治而統其事，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偽孔安國《尚書序》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這幾條記載的共同之處在於，認為契從出現在結繩時代之後，遠在夏代之前。具體年代還需要求助考古證據。
契的材料一般是木頭，在地下很容易腐爛。所以，遠古時代的契是很難保存下來。然而，幸運的是，我們的先人把一些契的齒紋刻在了陶器上，陶是不會腐爛的。現代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這種刻在陶器上的契齒紋。契齒紋的存在當然可以證明契本身的存在。
最古老的契齒紋來自西安半坡遺址。在考古學上，半坡屬於早期仰韶文化，其年代的上限可早至7000年前。因此，契在中國出現的時間也可以定為7000前。也就是說，遠在7000年前，中國已經擁有了發達的信用工具，可以用它來指代產權，可以用來表徵價值，可以用來做交易時的支付工具，即可以用作貨幣。
雙排齒紋起源於7000年前，是刻在一對契上的，由一個橫線組所構成的，一個完整數字分開後所形成的。一個完整的數字被分成了兩半，一隻契上一半。只有分開的兩隻契相合後，這個完整的數字才能呈現，這個數字所代表的價值才能兌現。
久而久之，雙排齒紋就成為信用和價值的標誌符號，並且有了一個專門的發音“朋”。訂立契約的一對契的持有人之間就是“朋”的關係，一對契也成為一“朋”契，這樣“朋”也成為貨幣單位。
儘管傳統文獻中所出現的以朋為貨幣單位的記載都是針對貝幣的，但從朋字字形的起源和演化看，它的形成應該在雙排齒紋盛行的契幣時代，貝幣只是對契幣時代已經成熟的貨幣理念、貨幣單位的繼承。
同時，既用“朋”字來指代契幣，又用“朋”字來指代一對契的雙方，來指代人，說明契的信用本質上並非來自契本身，而是契的雙方持有人。更簡潔地說，支持契的信用來自“朋友”間的信任。換句話說，貨幣的本質是朋友間的信任。雙排齒紋的符號，即朋字符號，只是來標識這種信任，提醒這樣信任。
最早的呂底亞金幣不僅僅外形上與中國三代時期的貝幣驚人一致，而且更驚人的是，也刻有雙排齒紋，不過已經“呂底亞化”了。
如果不瞭解雙排齒紋（朋字）在中國古老而漫長的信用和貨幣史中的作用和意義，不瞭解雙排齒紋與貨幣的關係，就很容易對赫然印在呂底亞金幣上的雙排齒紋視而不見，把它簡單地看成獅子的毛髮。
獅子當然有毛髮，但是獅子的毛髮絕不會長成筆直整齊的雙排齒紋狀。顯然，把獅子的毛髮弄成雙排齒紋狀是另有用意，另有來源。
獅子頭對於當時的西方世界是王權王室的標誌，呂底亞國王將其鑄在貨幣之上，無非是在傳達一種信用信息，用王室的權威和信用做擔保，他的金幣是足量的。簡單來說，獅子頭就是信用符號。雙排齒紋對於中國，對於中國貨幣更是信用符號，而且是更古老更徹底的信用符號。
在呂底亞金幣中，獅子頭這一信用符號只是在擔保金幣的足量，並非擔保貨幣自身的價值，貨幣自身的價值還是在貨幣所含的黃金和白銀本身。而在更古老的中國，無論是契，還是各種仿貝幣，貨幣的材質本身並無太大價值，是完全基於由雙排齒紋，即“朋”字所體現的人們之間的信用上。用現在的金融術語，中國最古老最原始的貨幣都是信用貨幣，而呂底亞貨幣則是實物貨幣。
呂底亞貨幣的出現，本質而言是將一種嶄新的理念和機制引入西方，即將信用符號化，貨幣化。而呂底亞國王又將在當時已在中國源遠流長的信用符號雙排齒紋，即“朋”，印在了獅子頭上，則意味著，這一新的信用和貨幣理念是來自中國。
至此，從外形和雙排齒紋（朋字）的雙重證據，我們可以下個斷語，呂底亞金幣的鑄造理念來自對中國貝幣的模仿。除此之外再無可能。
在目前世界現存的所有資料中，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考古資料，都沒有任何資料談及，呂底亞國王為何突然冒出了要鑄金幣的想法，沒有談及他所鑄造的金幣為什麼是那個形狀，更沒有談及他為何又在金幣獅子頭上印上雙排齒紋。
三
那麼希臘哲學與呂底亞金幣又有什麼關係？答曰太有關係了。
希臘哲學的起源地並不在希臘，而在呂底亞，最早期的三位“創始人”都是呂底亞人。
泰勒斯（約公元前624年~前547年），被認為是希臘哲學的祖師爺，此人是米利都人，而米利都則是呂底亞西部沿海的一個城市。泰勒斯和他同樣來自米利都的兩個學生合在一起，被稱為所謂的米利都學派，這個“學派”也是其他所有希臘哲學學派的祖師爺。
畢達哥拉斯（572-497）被認為是理論數學的“創始人”，自成一派，畢達哥拉斯學派。他的老家是薩摩斯島，這個島不僅緊鄰呂底亞大陸，而且與米利都近在咫尺。
赫拉克利特（前535年公元前475年）是另一位早期希臘哲學家中的大咖，被認為是永恆變化和對立統一辯證思想的“發明”人。他的老家是以弗所（又譯愛菲斯），這裡也是愛菲斯學派的起源地。以弗所同樣位於呂底亞的西海岸，距離薩默斯島和米利都也都不太遠。
事實上，在蘇格拉底之前，所有的希臘哲學家，沒有一位是希臘本土人。希臘哲學並非在希臘產生，然後向希臘之外傳播，恰恰相反，是在希臘之外的呂底亞產生，然後向希臘傳播。
蘇格拉底是第一位來自希臘本土的哲學家，他的下場是什麼呢？被雅典當局民主地判處死刑，被用毒藥藥死了。
蘇格拉底為何被處死？直接原因是他信奉新的神，不敬傳統的神，敗壞青年。這意味著，儘管至蘇格拉底時，“希臘哲學”已經出現100多年了，但是，這股來自海外的“希臘哲學”新思潮與希臘本土固有傳統還是水火難容，希臘本土對“希臘哲學”依然極端抵制。
事實上，蘇格拉底並非因“希臘哲學”而死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希臘也多次迫害和驅逐前來宣傳新思想的海外“希臘哲學家”，有好幾個因此喪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普羅泰戈拉，此人的思想非常接近孟子時代的告子。
即便在亞里士多德之後，希臘依然發生了大規模驅逐哲學家的事件。
這就非常滑稽了。希臘哲學不僅不在希臘本土產生，而且與希臘固有文化勢如冰炭。
“希臘哲學”的叫法顯然是有問題的。何新說希臘歷史是偽造的，也有說是虛構的，在這個的意義是成立的。更準確一點，希臘哲學應該叫“呂底亞哲學”。
那麼是不是呂底亞文化“孕育”或“進化”出了“希臘哲學”了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如果說呂底亞文化有什麼特色的話，這個特色就是，是交通便利，貿易發達，除此之外並無其他。
在希羅多德的《歷史》中，有很多關於呂底亞國王如何有錢的誇張記載，讓人感覺呂底亞國王個個都是土豪。鑄造金幣本身就是呂底亞富有的標誌。
從上面的地圖可以看出，呂底亞處於當時西方文明世界的中心位置，西邊是歐洲，南邊是非洲，東邊是亞洲，是亞非歐經由地中海的匯聚之地。也正是因為擁有如此顯赫的地理位置，這裡也成為歷代的兵家必爭之地。說呂底亞可能大家覺得很陌生，但是另外兩個名字就如雷貫耳了，那就是東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三者的核心區域是一個地方，就是小亞西亞，或安納托利亞，現在是土耳其。
正如現代的土耳其，是不東不西，亦東亦西的，在文化上並無原創和特色。呂底亞，包括後來的東羅馬帝國、奧斯曼帝國也是如此。但呂底亞恰置小亞細亞初興的時代，其重要的商業和戰略位置尚未充分暴露，尚且沒有被重要政治集團盯上，所以，這時能夠讓商業優越性充分發揮，呂底亞也因此成了當時財富的代名詞。
三大洲的貨品在這裡匯聚、中轉，然後再通過地中海、黑海，流向不同的大洲，這是呂底亞能夠迅速積累財富的關鍵所在。在這個中間，亞洲最東端的中國銅貝也出現在呂底亞。
13世紀，看到中國紙幣的馬可波羅大為驚詫，中國人居然可以用紙來買東西。毫無疑問，看到銅貝後，當時的呂底亞國王驚訝程度應該不比馬可波羅小，因為銅的價值在當時西方較之於金銀遠小。如果能看看到木契、骨貝、石貝，想必更為驚奇。
然而，由於缺乏中國的人與人之間的普遍信任，缺乏“朋友”的理念，呂底亞國王也只能結合當時呂底亞實際，將銅換成真金白銀，並將標誌王權的獅子頭加印其上，鑄造出西方世界第一枚貨幣。當然，他也對銅貝之上的信用符號念念不忘，於是將雙排齒紋（即朋字）改裝成獅子毛，印在獅子頭上。
當時呂底亞的固有文化，象希臘以及整個西方世界一樣，傳統和固有的文化是多神教文化。古兩河與古埃及文明是多神教文化的兩個中心。由於埃及與兩河之間距離較近，而且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繫，因此，也可將古兩河與古埃及文明合稱為古兩河-埃及文明。其他地區的多神教文明，都是受古兩河-埃及文明影響的結果，古希臘和呂底亞都是這樣。當然，它們都是後起的，邊緣化的。
而在公元前突然在呂底亞出現的“希臘哲學”，是在根本上反多神教的，也是反任何宗教的。這樣截然茅盾的新思潮新理念是不可能在呂底亞內部孕育。
事實上，正如希臘本土一貫地對“希臘哲學家”加以排斥和驅逐一樣，呂底亞對“希臘哲學家”也是難以容忍。畢達哥拉斯早年就被驅逐出薩摩斯島。
因此，“希臘哲學”之於呂底亞，也只可能是外傳的。而且，象呂底亞金幣一樣，也只可能來自中國。
也如貨幣一樣，以易經為中心的中國思想，正是通過商路到達了呂底亞。最先接納中國思想的，是呂底亞商業最繁榮，也是最開放的的西部沿海城市。因此，最早的“希臘哲學家”無一例外都是出身商人之家，或者自身就是商人。
從起源上來看，所謂的希臘哲學實際上就是呂底亞哲學，因為蘇格拉底之前的所有希臘哲學的早期“創始人”，沒有一個來自希臘本土，更不用說雅典城邦了，都是“海外希臘人”，“希臘僑胞”。而且他們都是“僑N代”，移居海外是他們N代之前的祖先們所做的事
。而這些海外希臘人大部分直接來自呂底亞，是呂底亞人，即便剩餘的那些不是直接來自呂底亞，也是來自愛琴海周邊城市，或瀕臨地中海的南意大利城市，可通過海路與呂底亞保持密切往來，受到呂底亞文化的絕對影響。
儘管呂底亞王國與公元前546年被居魯士吞併，但向來以寬大著稱的居魯士對呂底亞更多是“無為而治”，因此呂底亞，尤其是西部沿海並沒有隨著呂底亞王國的消失而有多大改變。即便後來的大流士開始直接對呂底亞的西部進行直接征伐和管控，但是其文化特色依然保持。
不僅僅最早期，最重要的希臘哲學家直接來自呂底亞，而且，從上述三位的生死年月也可看出，希臘哲學是緊隨呂底亞金幣的出現而出現的。泰勒斯這位總祖師爺的出生年份，比呂底亞金幣的出現大約晚個3、40年。
至此，可以給希臘哲學下個小結。希臘哲學是在緊鄰呂底亞金幣之後的時代，在呂底亞西海岸上幾個相鄰的城市或島嶼上，由幾個沿海呂底亞人，以米利都的泰勒斯為首，“突然”“發明”的。
很難理解為什麼這個與希臘幾乎毫無關係的東西被冠以“希臘哲學”，而不是被名正言順叫做“呂底亞哲學”。
如果說希臘本土與希臘哲學有什麼實質性關係的話，那麼這個關係就是長期地一以貫之地對“希臘哲學”加以拒絕和抵制，大肆地驅逐和迫害前來傳播“希臘哲學”新思想的海外哲學家們，以及後來的希臘本土開始出現的哲學家們，並導致好幾位哲學家命喪黃泉。其中最著名是普羅泰戈拉（前480-前410）和蘇格拉底（前469-399）。
其實，到普羅泰戈拉和蘇格拉底時期，“希臘哲學”已經存在100多年了。即便如此，希臘本土文化與“希臘哲學”這種來自海外的新思潮依然水火難容。
普羅泰戈拉同樣不是來自希臘本土，而是來自愛琴海北岸，色雷斯的一個濱海城市。他是一個被成為“智者”群體的最早期人物。所謂的“智者”，就是開班辦學，講授世俗性的智慧知識，並收取費用。他很象中國的孔子，是在西方世界私人化世俗性教學的第一人。但是，他的思想非常接近中國孟子時期的告子。既否定神的永恆性，也否定人性的永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