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故事的另類結局：《蕩寇志》與《水滸後傳》的兩種忠義'
因當前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兩個版本《水滸傳》的流行，“水滸”故事在當下還是比較固定的。但在此之前，還有其他版本以“水滸”為題材的小說，也曾倍受時人追捧，其中比較出色的是清朝人俞萬春的《蕩寇志》和陳忱的《水滸後傳》。二者和當下流行的《水滸傳》雖然都是以“忠義”為標榜，但其表現的主題卻截然不同。
一般認為，當下所流行的《水滸傳》是由施耐庵所著，或者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名字都是筆名，其實施耐庵和羅貫中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水滸傳》並不像《紅樓夢》一樣，由文人獨立創作，而是通過對《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小說、民間故事、戲曲雜文等素材整合而成。
所以，這一題材的故事出現不同的版本有著素材選擇和創作者傾向等多方面原因，並沒有正統和旁門一說。
因當前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兩個版本《水滸傳》的流行，“水滸”故事在當下還是比較固定的。但在此之前，還有其他版本以“水滸”為題材的小說，也曾倍受時人追捧，其中比較出色的是清朝人俞萬春的《蕩寇志》和陳忱的《水滸後傳》。二者和當下流行的《水滸傳》雖然都是以“忠義”為標榜，但其表現的主題卻截然不同。
一般認為，當下所流行的《水滸傳》是由施耐庵所著，或者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名字都是筆名，其實施耐庵和羅貫中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水滸傳》並不像《紅樓夢》一樣，由文人獨立創作，而是通過對《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小說、民間故事、戲曲雜文等素材整合而成。
所以，這一題材的故事出現不同的版本有著素材選擇和創作者傾向等多方面原因，並沒有正統和旁門一說。
俞萬春《蕩寇志》：對“水滸”故事的一次絕對反轉
說起這本《蕩寇志》，就不得不提一版曾倍受胡適、魯迅等人推崇的《水滸傳》。
通俗小說在古典文學中一向被認為是“引車賣漿者道聽途說之言”，用來消遣娛樂。而清代文豪金聖嘆卻將《水滸傳》捧在了“第五才子書”的高位上，並根據自己的喜好，對原作進行了“腰斬”，即刪掉了七十回之後的篇幅，加上一篇楔子，構成了七十一回的貫華堂本《水滸傳》。
金聖嘆認為故事的高潮到一百單八將排定座次就應該終結了，後面招安、徵方臘等情節顯得冗餘。其實有一定的道理，如今看到的兩個版本里，故事在七十回前後有明顯的主題變化，後人之所以懷疑該書是施、羅二人合著也正在於此。貫華堂版本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俞萬春的《蕩寇志》就是在金聖嘆“腰斬”的水滸故事後面續寫了七十回，但卻是將梁山眾好漢當做“盜賊”來描寫。根據書名就能知道，故事的主要視角是朝廷如何剿滅這些聚嘯山林的亂黨強盜。
因當前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兩個版本《水滸傳》的流行，“水滸”故事在當下還是比較固定的。但在此之前，還有其他版本以“水滸”為題材的小說，也曾倍受時人追捧，其中比較出色的是清朝人俞萬春的《蕩寇志》和陳忱的《水滸後傳》。二者和當下流行的《水滸傳》雖然都是以“忠義”為標榜，但其表現的主題卻截然不同。
一般認為，當下所流行的《水滸傳》是由施耐庵所著，或者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名字都是筆名，其實施耐庵和羅貫中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水滸傳》並不像《紅樓夢》一樣，由文人獨立創作，而是通過對《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小說、民間故事、戲曲雜文等素材整合而成。
所以，這一題材的故事出現不同的版本有著素材選擇和創作者傾向等多方面原因，並沒有正統和旁門一說。
俞萬春《蕩寇志》：對“水滸”故事的一次絕對反轉
說起這本《蕩寇志》，就不得不提一版曾倍受胡適、魯迅等人推崇的《水滸傳》。
通俗小說在古典文學中一向被認為是“引車賣漿者道聽途說之言”，用來消遣娛樂。而清代文豪金聖嘆卻將《水滸傳》捧在了“第五才子書”的高位上，並根據自己的喜好，對原作進行了“腰斬”，即刪掉了七十回之後的篇幅，加上一篇楔子，構成了七十一回的貫華堂本《水滸傳》。
金聖嘆認為故事的高潮到一百單八將排定座次就應該終結了，後面招安、徵方臘等情節顯得冗餘。其實有一定的道理，如今看到的兩個版本里，故事在七十回前後有明顯的主題變化，後人之所以懷疑該書是施、羅二人合著也正在於此。貫華堂版本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俞萬春的《蕩寇志》就是在金聖嘆“腰斬”的水滸故事後面續寫了七十回，但卻是將梁山眾好漢當做“盜賊”來描寫。根據書名就能知道，故事的主要視角是朝廷如何剿滅這些聚嘯山林的亂黨強盜。
這是一種徹底的反轉，其內容對歷來流傳下來的民間水滸故事、戲曲雜文等都是顛覆性的，書中蘊含著俞萬春對所謂的“綠林豪傑”的個人看法。
之所以如此處理，與他生活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俞萬春生活在太平天國爆發之前的時代，大清帝國內憂外患，國內盜賊橫行，百姓民不聊生。曾經從軍鎮壓過民變的俞萬春認為，這些打著“俠義豪傑”旗號的好漢們其實就是一群無惡不作的賊寇，他們橫行鄉野是百姓苦難生活的根源之一。
有感於此，俞萬春對當時的流行小說《水滸傳》十分不滿。就像《蕩寇志》書前的序言所說：
蓋以此書（《水滸傳》）流傳，凡斯世之敢行悻逆者，無不藉梁山之鴟張跋扈為詞，反自以為任俠而無所忌憚。其害人心術，以流毒於鄉國天下者，殊非淺鮮。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託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
他認為像《水滸傳》這種“誨淫誨盜”的小說是對社會底層百姓的誤導，所以他創作《蕩寇志》就是為了將社會民心引導至仁義忠信的正道上來。即：
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
因當前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兩個版本《水滸傳》的流行，“水滸”故事在當下還是比較固定的。但在此之前，還有其他版本以“水滸”為題材的小說，也曾倍受時人追捧，其中比較出色的是清朝人俞萬春的《蕩寇志》和陳忱的《水滸後傳》。二者和當下流行的《水滸傳》雖然都是以“忠義”為標榜，但其表現的主題卻截然不同。
一般認為，當下所流行的《水滸傳》是由施耐庵所著，或者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名字都是筆名，其實施耐庵和羅貫中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水滸傳》並不像《紅樓夢》一樣，由文人獨立創作，而是通過對《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小說、民間故事、戲曲雜文等素材整合而成。
所以，這一題材的故事出現不同的版本有著素材選擇和創作者傾向等多方面原因，並沒有正統和旁門一說。
俞萬春《蕩寇志》：對“水滸”故事的一次絕對反轉
說起這本《蕩寇志》，就不得不提一版曾倍受胡適、魯迅等人推崇的《水滸傳》。
通俗小說在古典文學中一向被認為是“引車賣漿者道聽途說之言”，用來消遣娛樂。而清代文豪金聖嘆卻將《水滸傳》捧在了“第五才子書”的高位上，並根據自己的喜好，對原作進行了“腰斬”，即刪掉了七十回之後的篇幅，加上一篇楔子，構成了七十一回的貫華堂本《水滸傳》。
金聖嘆認為故事的高潮到一百單八將排定座次就應該終結了，後面招安、徵方臘等情節顯得冗餘。其實有一定的道理，如今看到的兩個版本里，故事在七十回前後有明顯的主題變化，後人之所以懷疑該書是施、羅二人合著也正在於此。貫華堂版本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俞萬春的《蕩寇志》就是在金聖嘆“腰斬”的水滸故事後面續寫了七十回，但卻是將梁山眾好漢當做“盜賊”來描寫。根據書名就能知道，故事的主要視角是朝廷如何剿滅這些聚嘯山林的亂黨強盜。
這是一種徹底的反轉，其內容對歷來流傳下來的民間水滸故事、戲曲雜文等都是顛覆性的，書中蘊含著俞萬春對所謂的“綠林豪傑”的個人看法。
之所以如此處理，與他生活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俞萬春生活在太平天國爆發之前的時代，大清帝國內憂外患，國內盜賊橫行，百姓民不聊生。曾經從軍鎮壓過民變的俞萬春認為，這些打著“俠義豪傑”旗號的好漢們其實就是一群無惡不作的賊寇，他們橫行鄉野是百姓苦難生活的根源之一。
有感於此，俞萬春對當時的流行小說《水滸傳》十分不滿。就像《蕩寇志》書前的序言所說：
蓋以此書（《水滸傳》）流傳，凡斯世之敢行悻逆者，無不藉梁山之鴟張跋扈為詞，反自以為任俠而無所忌憚。其害人心術，以流毒於鄉國天下者，殊非淺鮮。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託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
他認為像《水滸傳》這種“誨淫誨盜”的小說是對社會底層百姓的誤導，所以他創作《蕩寇志》就是為了將社會民心引導至仁義忠信的正道上來。即：
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
就像我們剛才說過的，故事的差異是在於對素材的選擇。俞萬春之所以在《蕩寇志》中安排了另一種結局，也有歷史依據。
據《宋史》記載，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為寇，經常騷擾州郡，但因為其流賊性質，不好征討。於是朝廷就派遣張叔夜前去征伐和招降。
這件事記載於《徽宗本紀》：
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今山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討之。
根據《宋史·侯蒙傳》的說法，招安這種辦法是侯蒙想出來的，認為宋江等人既然能如此勇猛，肯定是有真才實學，與其剿滅，不如招降，讓他們去平叛方臘等賊寇。這也是當前流行版本《水滸傳》徵方臘故事的由來。
考之史實，通過造反壯大聲勢，然後再接受招安謀求官職，這種進身路徑在當時是很常用的手法。
因當前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兩個版本《水滸傳》的流行，“水滸”故事在當下還是比較固定的。但在此之前，還有其他版本以“水滸”為題材的小說，也曾倍受時人追捧，其中比較出色的是清朝人俞萬春的《蕩寇志》和陳忱的《水滸後傳》。二者和當下流行的《水滸傳》雖然都是以“忠義”為標榜，但其表現的主題卻截然不同。
一般認為，當下所流行的《水滸傳》是由施耐庵所著，或者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名字都是筆名，其實施耐庵和羅貫中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水滸傳》並不像《紅樓夢》一樣，由文人獨立創作，而是通過對《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小說、民間故事、戲曲雜文等素材整合而成。
所以，這一題材的故事出現不同的版本有著素材選擇和創作者傾向等多方面原因，並沒有正統和旁門一說。
俞萬春《蕩寇志》：對“水滸”故事的一次絕對反轉
說起這本《蕩寇志》，就不得不提一版曾倍受胡適、魯迅等人推崇的《水滸傳》。
通俗小說在古典文學中一向被認為是“引車賣漿者道聽途說之言”，用來消遣娛樂。而清代文豪金聖嘆卻將《水滸傳》捧在了“第五才子書”的高位上，並根據自己的喜好，對原作進行了“腰斬”，即刪掉了七十回之後的篇幅，加上一篇楔子，構成了七十一回的貫華堂本《水滸傳》。
金聖嘆認為故事的高潮到一百單八將排定座次就應該終結了，後面招安、徵方臘等情節顯得冗餘。其實有一定的道理，如今看到的兩個版本里，故事在七十回前後有明顯的主題變化，後人之所以懷疑該書是施、羅二人合著也正在於此。貫華堂版本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俞萬春的《蕩寇志》就是在金聖嘆“腰斬”的水滸故事後面續寫了七十回，但卻是將梁山眾好漢當做“盜賊”來描寫。根據書名就能知道，故事的主要視角是朝廷如何剿滅這些聚嘯山林的亂黨強盜。
這是一種徹底的反轉，其內容對歷來流傳下來的民間水滸故事、戲曲雜文等都是顛覆性的，書中蘊含著俞萬春對所謂的“綠林豪傑”的個人看法。
之所以如此處理，與他生活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俞萬春生活在太平天國爆發之前的時代，大清帝國內憂外患，國內盜賊橫行，百姓民不聊生。曾經從軍鎮壓過民變的俞萬春認為，這些打著“俠義豪傑”旗號的好漢們其實就是一群無惡不作的賊寇，他們橫行鄉野是百姓苦難生活的根源之一。
有感於此，俞萬春對當時的流行小說《水滸傳》十分不滿。就像《蕩寇志》書前的序言所說：
蓋以此書（《水滸傳》）流傳，凡斯世之敢行悻逆者，無不藉梁山之鴟張跋扈為詞，反自以為任俠而無所忌憚。其害人心術，以流毒於鄉國天下者，殊非淺鮮。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託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
他認為像《水滸傳》這種“誨淫誨盜”的小說是對社會底層百姓的誤導，所以他創作《蕩寇志》就是為了將社會民心引導至仁義忠信的正道上來。即：
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
就像我們剛才說過的，故事的差異是在於對素材的選擇。俞萬春之所以在《蕩寇志》中安排了另一種結局，也有歷史依據。
據《宋史》記載，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為寇，經常騷擾州郡，但因為其流賊性質，不好征討。於是朝廷就派遣張叔夜前去征伐和招降。
這件事記載於《徽宗本紀》：
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今山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討之。
根據《宋史·侯蒙傳》的說法，招安這種辦法是侯蒙想出來的，認為宋江等人既然能如此勇猛，肯定是有真才實學，與其剿滅，不如招降，讓他們去平叛方臘等賊寇。這也是當前流行版本《水滸傳》徵方臘故事的由來。
考之史實，通過造反壯大聲勢，然後再接受招安謀求官職，這種進身路徑在當時是很常用的手法。
而據《宋史·張叔夜傳》的描述，官兵和宋江等人是交過手的，而最終的結果是宋江等人先被張叔夜打敗，然後才投降。
但在俞萬春的《蕩寇志》當中，對這一結局做了藝術處理。讓這一百零八個人在張叔夜的征討下，要麼戰死，要麼被送往京師受凌遲之刑。可見作者對宋江等代表的流寇怨恨之深。
由於“水滸”故事在民間流行甚廣，大部分都是讚揚豪傑俠義的好漢故事，所以《蕩寇志》這種明顯逆潮流的小說在民間的影響不大，但卻被當時的官府極力推崇，被當做能挽回世道人心的一劑良藥。
而這部小說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被魯迅、胡適等人用來批判封建思想的黑暗和愚昧，也直接啟發了新文化先驅們用小說來啟迪民眾的宣傳方法。
因當前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兩個版本《水滸傳》的流行，“水滸”故事在當下還是比較固定的。但在此之前，還有其他版本以“水滸”為題材的小說，也曾倍受時人追捧，其中比較出色的是清朝人俞萬春的《蕩寇志》和陳忱的《水滸後傳》。二者和當下流行的《水滸傳》雖然都是以“忠義”為標榜，但其表現的主題卻截然不同。
一般認為，當下所流行的《水滸傳》是由施耐庵所著，或者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名字都是筆名，其實施耐庵和羅貫中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水滸傳》並不像《紅樓夢》一樣，由文人獨立創作，而是通過對《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小說、民間故事、戲曲雜文等素材整合而成。
所以，這一題材的故事出現不同的版本有著素材選擇和創作者傾向等多方面原因，並沒有正統和旁門一說。
俞萬春《蕩寇志》：對“水滸”故事的一次絕對反轉
說起這本《蕩寇志》，就不得不提一版曾倍受胡適、魯迅等人推崇的《水滸傳》。
通俗小說在古典文學中一向被認為是“引車賣漿者道聽途說之言”，用來消遣娛樂。而清代文豪金聖嘆卻將《水滸傳》捧在了“第五才子書”的高位上，並根據自己的喜好，對原作進行了“腰斬”，即刪掉了七十回之後的篇幅，加上一篇楔子，構成了七十一回的貫華堂本《水滸傳》。
金聖嘆認為故事的高潮到一百單八將排定座次就應該終結了，後面招安、徵方臘等情節顯得冗餘。其實有一定的道理，如今看到的兩個版本里，故事在七十回前後有明顯的主題變化，後人之所以懷疑該書是施、羅二人合著也正在於此。貫華堂版本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俞萬春的《蕩寇志》就是在金聖嘆“腰斬”的水滸故事後面續寫了七十回，但卻是將梁山眾好漢當做“盜賊”來描寫。根據書名就能知道，故事的主要視角是朝廷如何剿滅這些聚嘯山林的亂黨強盜。
這是一種徹底的反轉，其內容對歷來流傳下來的民間水滸故事、戲曲雜文等都是顛覆性的，書中蘊含著俞萬春對所謂的“綠林豪傑”的個人看法。
之所以如此處理，與他生活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俞萬春生活在太平天國爆發之前的時代，大清帝國內憂外患，國內盜賊橫行，百姓民不聊生。曾經從軍鎮壓過民變的俞萬春認為，這些打著“俠義豪傑”旗號的好漢們其實就是一群無惡不作的賊寇，他們橫行鄉野是百姓苦難生活的根源之一。
有感於此，俞萬春對當時的流行小說《水滸傳》十分不滿。就像《蕩寇志》書前的序言所說：
蓋以此書（《水滸傳》）流傳，凡斯世之敢行悻逆者，無不藉梁山之鴟張跋扈為詞，反自以為任俠而無所忌憚。其害人心術，以流毒於鄉國天下者，殊非淺鮮。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託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
他認為像《水滸傳》這種“誨淫誨盜”的小說是對社會底層百姓的誤導，所以他創作《蕩寇志》就是為了將社會民心引導至仁義忠信的正道上來。即：
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
就像我們剛才說過的，故事的差異是在於對素材的選擇。俞萬春之所以在《蕩寇志》中安排了另一種結局，也有歷史依據。
據《宋史》記載，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為寇，經常騷擾州郡，但因為其流賊性質，不好征討。於是朝廷就派遣張叔夜前去征伐和招降。
這件事記載於《徽宗本紀》：
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今山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討之。
根據《宋史·侯蒙傳》的說法，招安這種辦法是侯蒙想出來的，認為宋江等人既然能如此勇猛，肯定是有真才實學，與其剿滅，不如招降，讓他們去平叛方臘等賊寇。這也是當前流行版本《水滸傳》徵方臘故事的由來。
考之史實，通過造反壯大聲勢，然後再接受招安謀求官職，這種進身路徑在當時是很常用的手法。
而據《宋史·張叔夜傳》的描述，官兵和宋江等人是交過手的，而最終的結果是宋江等人先被張叔夜打敗，然後才投降。
但在俞萬春的《蕩寇志》當中，對這一結局做了藝術處理。讓這一百零八個人在張叔夜的征討下，要麼戰死，要麼被送往京師受凌遲之刑。可見作者對宋江等代表的流寇怨恨之深。
由於“水滸”故事在民間流行甚廣，大部分都是讚揚豪傑俠義的好漢故事，所以《蕩寇志》這種明顯逆潮流的小說在民間的影響不大，但卻被當時的官府極力推崇，被當做能挽回世道人心的一劑良藥。
而這部小說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被魯迅、胡適等人用來批判封建思想的黑暗和愚昧，也直接啟發了新文化先驅們用小說來啟迪民眾的宣傳方法。
但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評價的：
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採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
魯迅雖然反對這部作品的內涵，但也承認這本小說在當時的“水滸”題材中還算是比較優秀的。
陳忱《水滸後傳》：唐傳奇手法架構和儒家思想的蘊藉
《水滸後傳》是施耐庵版《水滸傳》的續書，一共四十回，講述的是宋江等人死後，以混江龍李俊等為首的三十一位梁山好漢再次聚義的故事。而最大的亮點就在於，陳忱將之前梁山水泊豪傑間的兄弟小義發展成了有關家國天下的民族大義。從中可以看出，在這本小說當中，是蘊含著作者的用心和寄託的。
因當前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兩個版本《水滸傳》的流行，“水滸”故事在當下還是比較固定的。但在此之前，還有其他版本以“水滸”為題材的小說，也曾倍受時人追捧，其中比較出色的是清朝人俞萬春的《蕩寇志》和陳忱的《水滸後傳》。二者和當下流行的《水滸傳》雖然都是以“忠義”為標榜，但其表現的主題卻截然不同。
一般認為，當下所流行的《水滸傳》是由施耐庵所著，或者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名字都是筆名，其實施耐庵和羅貫中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水滸傳》並不像《紅樓夢》一樣，由文人獨立創作，而是通過對《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小說、民間故事、戲曲雜文等素材整合而成。
所以，這一題材的故事出現不同的版本有著素材選擇和創作者傾向等多方面原因，並沒有正統和旁門一說。
俞萬春《蕩寇志》：對“水滸”故事的一次絕對反轉
說起這本《蕩寇志》，就不得不提一版曾倍受胡適、魯迅等人推崇的《水滸傳》。
通俗小說在古典文學中一向被認為是“引車賣漿者道聽途說之言”，用來消遣娛樂。而清代文豪金聖嘆卻將《水滸傳》捧在了“第五才子書”的高位上，並根據自己的喜好，對原作進行了“腰斬”，即刪掉了七十回之後的篇幅，加上一篇楔子，構成了七十一回的貫華堂本《水滸傳》。
金聖嘆認為故事的高潮到一百單八將排定座次就應該終結了，後面招安、徵方臘等情節顯得冗餘。其實有一定的道理，如今看到的兩個版本里，故事在七十回前後有明顯的主題變化，後人之所以懷疑該書是施、羅二人合著也正在於此。貫華堂版本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俞萬春的《蕩寇志》就是在金聖嘆“腰斬”的水滸故事後面續寫了七十回，但卻是將梁山眾好漢當做“盜賊”來描寫。根據書名就能知道，故事的主要視角是朝廷如何剿滅這些聚嘯山林的亂黨強盜。
這是一種徹底的反轉，其內容對歷來流傳下來的民間水滸故事、戲曲雜文等都是顛覆性的，書中蘊含著俞萬春對所謂的“綠林豪傑”的個人看法。
之所以如此處理，與他生活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俞萬春生活在太平天國爆發之前的時代，大清帝國內憂外患，國內盜賊橫行，百姓民不聊生。曾經從軍鎮壓過民變的俞萬春認為，這些打著“俠義豪傑”旗號的好漢們其實就是一群無惡不作的賊寇，他們橫行鄉野是百姓苦難生活的根源之一。
有感於此，俞萬春對當時的流行小說《水滸傳》十分不滿。就像《蕩寇志》書前的序言所說：
蓋以此書（《水滸傳》）流傳，凡斯世之敢行悻逆者，無不藉梁山之鴟張跋扈為詞，反自以為任俠而無所忌憚。其害人心術，以流毒於鄉國天下者，殊非淺鮮。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託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
他認為像《水滸傳》這種“誨淫誨盜”的小說是對社會底層百姓的誤導，所以他創作《蕩寇志》就是為了將社會民心引導至仁義忠信的正道上來。即：
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
就像我們剛才說過的，故事的差異是在於對素材的選擇。俞萬春之所以在《蕩寇志》中安排了另一種結局，也有歷史依據。
據《宋史》記載，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為寇，經常騷擾州郡，但因為其流賊性質，不好征討。於是朝廷就派遣張叔夜前去征伐和招降。
這件事記載於《徽宗本紀》：
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今山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討之。
根據《宋史·侯蒙傳》的說法，招安這種辦法是侯蒙想出來的，認為宋江等人既然能如此勇猛，肯定是有真才實學，與其剿滅，不如招降，讓他們去平叛方臘等賊寇。這也是當前流行版本《水滸傳》徵方臘故事的由來。
考之史實，通過造反壯大聲勢，然後再接受招安謀求官職，這種進身路徑在當時是很常用的手法。
而據《宋史·張叔夜傳》的描述，官兵和宋江等人是交過手的，而最終的結果是宋江等人先被張叔夜打敗，然後才投降。
但在俞萬春的《蕩寇志》當中，對這一結局做了藝術處理。讓這一百零八個人在張叔夜的征討下，要麼戰死，要麼被送往京師受凌遲之刑。可見作者對宋江等代表的流寇怨恨之深。
由於“水滸”故事在民間流行甚廣，大部分都是讚揚豪傑俠義的好漢故事，所以《蕩寇志》這種明顯逆潮流的小說在民間的影響不大，但卻被當時的官府極力推崇，被當做能挽回世道人心的一劑良藥。
而這部小說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被魯迅、胡適等人用來批判封建思想的黑暗和愚昧，也直接啟發了新文化先驅們用小說來啟迪民眾的宣傳方法。
但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評價的：
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採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
魯迅雖然反對這部作品的內涵，但也承認這本小說在當時的“水滸”題材中還算是比較優秀的。
陳忱《水滸後傳》：唐傳奇手法架構和儒家思想的蘊藉
《水滸後傳》是施耐庵版《水滸傳》的續書，一共四十回，講述的是宋江等人死後，以混江龍李俊等為首的三十一位梁山好漢再次聚義的故事。而最大的亮點就在於，陳忱將之前梁山水泊豪傑間的兄弟小義發展成了有關家國天下的民族大義。從中可以看出，在這本小說當中，是蘊含著作者的用心和寄託的。
這部書的主要情節其實只有三個：
- 懲治蔡京、高俅、童貫等大奸巨惡；
- 抗金救國，救援被金人圍困的高宗，也見到了曾經招安宋江等人的徽宗；
- 海外成立暹羅國。
懲奸除惡和奮勇救主的情節自不必說，很明顯的忠君報國思想，而這本書中的“海外建國”一事卻大有深意。
在首領的選擇上，為什麼是混江龍李俊？
李俊在施耐庵版《水滸傳》中不算第一梯隊，但再次聚義時候被選為了領導者，作者明顯借鑑了唐傳奇的故事架構，並以此做進一步生髮。
在傳奇小說《虯髯客》中，李靖的客人虯髯客見到李世民之後，知道天命所歸，於是就出走海外，聚眾奪取了扶餘國，在海外稱帝，而陳忱選擇李俊就是用他來映射李靖。本來是虯髯客海外建國，但現在安排李俊出海，所差之處就在於領導者的不同。
因當前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兩個版本《水滸傳》的流行，“水滸”故事在當下還是比較固定的。但在此之前，還有其他版本以“水滸”為題材的小說，也曾倍受時人追捧，其中比較出色的是清朝人俞萬春的《蕩寇志》和陳忱的《水滸後傳》。二者和當下流行的《水滸傳》雖然都是以“忠義”為標榜，但其表現的主題卻截然不同。
一般認為，當下所流行的《水滸傳》是由施耐庵所著，或者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名字都是筆名，其實施耐庵和羅貫中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水滸傳》並不像《紅樓夢》一樣，由文人獨立創作，而是通過對《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小說、民間故事、戲曲雜文等素材整合而成。
所以，這一題材的故事出現不同的版本有著素材選擇和創作者傾向等多方面原因，並沒有正統和旁門一說。
俞萬春《蕩寇志》：對“水滸”故事的一次絕對反轉
說起這本《蕩寇志》，就不得不提一版曾倍受胡適、魯迅等人推崇的《水滸傳》。
通俗小說在古典文學中一向被認為是“引車賣漿者道聽途說之言”，用來消遣娛樂。而清代文豪金聖嘆卻將《水滸傳》捧在了“第五才子書”的高位上，並根據自己的喜好，對原作進行了“腰斬”，即刪掉了七十回之後的篇幅，加上一篇楔子，構成了七十一回的貫華堂本《水滸傳》。
金聖嘆認為故事的高潮到一百單八將排定座次就應該終結了，後面招安、徵方臘等情節顯得冗餘。其實有一定的道理，如今看到的兩個版本里，故事在七十回前後有明顯的主題變化，後人之所以懷疑該書是施、羅二人合著也正在於此。貫華堂版本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俞萬春的《蕩寇志》就是在金聖嘆“腰斬”的水滸故事後面續寫了七十回，但卻是將梁山眾好漢當做“盜賊”來描寫。根據書名就能知道，故事的主要視角是朝廷如何剿滅這些聚嘯山林的亂黨強盜。
這是一種徹底的反轉，其內容對歷來流傳下來的民間水滸故事、戲曲雜文等都是顛覆性的，書中蘊含著俞萬春對所謂的“綠林豪傑”的個人看法。
之所以如此處理，與他生活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俞萬春生活在太平天國爆發之前的時代，大清帝國內憂外患，國內盜賊橫行，百姓民不聊生。曾經從軍鎮壓過民變的俞萬春認為，這些打著“俠義豪傑”旗號的好漢們其實就是一群無惡不作的賊寇，他們橫行鄉野是百姓苦難生活的根源之一。
有感於此，俞萬春對當時的流行小說《水滸傳》十分不滿。就像《蕩寇志》書前的序言所說：
蓋以此書（《水滸傳》）流傳，凡斯世之敢行悻逆者，無不藉梁山之鴟張跋扈為詞，反自以為任俠而無所忌憚。其害人心術，以流毒於鄉國天下者，殊非淺鮮。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託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
他認為像《水滸傳》這種“誨淫誨盜”的小說是對社會底層百姓的誤導，所以他創作《蕩寇志》就是為了將社會民心引導至仁義忠信的正道上來。即：
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
就像我們剛才說過的，故事的差異是在於對素材的選擇。俞萬春之所以在《蕩寇志》中安排了另一種結局，也有歷史依據。
據《宋史》記載，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為寇，經常騷擾州郡，但因為其流賊性質，不好征討。於是朝廷就派遣張叔夜前去征伐和招降。
這件事記載於《徽宗本紀》：
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今山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討之。
根據《宋史·侯蒙傳》的說法，招安這種辦法是侯蒙想出來的，認為宋江等人既然能如此勇猛，肯定是有真才實學，與其剿滅，不如招降，讓他們去平叛方臘等賊寇。這也是當前流行版本《水滸傳》徵方臘故事的由來。
考之史實，通過造反壯大聲勢，然後再接受招安謀求官職，這種進身路徑在當時是很常用的手法。
而據《宋史·張叔夜傳》的描述，官兵和宋江等人是交過手的，而最終的結果是宋江等人先被張叔夜打敗，然後才投降。
但在俞萬春的《蕩寇志》當中，對這一結局做了藝術處理。讓這一百零八個人在張叔夜的征討下，要麼戰死，要麼被送往京師受凌遲之刑。可見作者對宋江等代表的流寇怨恨之深。
由於“水滸”故事在民間流行甚廣，大部分都是讚揚豪傑俠義的好漢故事，所以《蕩寇志》這種明顯逆潮流的小說在民間的影響不大，但卻被當時的官府極力推崇，被當做能挽回世道人心的一劑良藥。
而這部小說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被魯迅、胡適等人用來批判封建思想的黑暗和愚昧，也直接啟發了新文化先驅們用小說來啟迪民眾的宣傳方法。
但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評價的：
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採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
魯迅雖然反對這部作品的內涵，但也承認這本小說在當時的“水滸”題材中還算是比較優秀的。
陳忱《水滸後傳》：唐傳奇手法架構和儒家思想的蘊藉
《水滸後傳》是施耐庵版《水滸傳》的續書，一共四十回，講述的是宋江等人死後，以混江龍李俊等為首的三十一位梁山好漢再次聚義的故事。而最大的亮點就在於，陳忱將之前梁山水泊豪傑間的兄弟小義發展成了有關家國天下的民族大義。從中可以看出，在這本小說當中，是蘊含著作者的用心和寄託的。
這部書的主要情節其實只有三個：
- 懲治蔡京、高俅、童貫等大奸巨惡；
- 抗金救國，救援被金人圍困的高宗，也見到了曾經招安宋江等人的徽宗；
- 海外成立暹羅國。
懲奸除惡和奮勇救主的情節自不必說，很明顯的忠君報國思想，而這本書中的“海外建國”一事卻大有深意。
在首領的選擇上，為什麼是混江龍李俊？
李俊在施耐庵版《水滸傳》中不算第一梯隊，但再次聚義時候被選為了領導者，作者明顯借鑑了唐傳奇的故事架構，並以此做進一步生髮。
在傳奇小說《虯髯客》中，李靖的客人虯髯客見到李世民之後，知道天命所歸，於是就出走海外，聚眾奪取了扶餘國，在海外稱帝，而陳忱選擇李俊就是用他來映射李靖。本來是虯髯客海外建國，但現在安排李俊出海，所差之處就在於領導者的不同。
李世民賢德，所以李靖等人甘願輔佐；而南宋懦弱無能，不敢還擊侵略者，只想著偏安一隅，所以，映射李靖的混江龍李俊和其所領導的一批忠義之士憤而出海。
這個情節的安排其實是在影射時事，即陳忱對在清朝侵略下只圖偏安的南明政權十分不滿，讚揚鄭成功等忠義之士不忘舊朝，依然在海外謀求反清復明大業。
這種解讀正好符合陳忱自身作為明朝遺民的身份，其詩歌中多有哀悼故國的作品。
比如《仲春二十四日四十九歲初度》一詩：
閉門臥風雨，只此遠危機。
事去不須問，家亡何所依？
在情節安排上，為什麼一定要出海建國？
清朝為了消滅反清復明勢力，曾大興“通海案”，這時候作者寫一本“海外建國”的作品很容易引起清廷的注意，那為什麼陳忱還要選擇一個如此危險的話題呢？
因當前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兩個版本《水滸傳》的流行，“水滸”故事在當下還是比較固定的。但在此之前，還有其他版本以“水滸”為題材的小說，也曾倍受時人追捧，其中比較出色的是清朝人俞萬春的《蕩寇志》和陳忱的《水滸後傳》。二者和當下流行的《水滸傳》雖然都是以“忠義”為標榜，但其表現的主題卻截然不同。
一般認為，當下所流行的《水滸傳》是由施耐庵所著，或者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名字都是筆名，其實施耐庵和羅貫中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水滸傳》並不像《紅樓夢》一樣，由文人獨立創作，而是通過對《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小說、民間故事、戲曲雜文等素材整合而成。
所以，這一題材的故事出現不同的版本有著素材選擇和創作者傾向等多方面原因，並沒有正統和旁門一說。
俞萬春《蕩寇志》：對“水滸”故事的一次絕對反轉
說起這本《蕩寇志》，就不得不提一版曾倍受胡適、魯迅等人推崇的《水滸傳》。
通俗小說在古典文學中一向被認為是“引車賣漿者道聽途說之言”，用來消遣娛樂。而清代文豪金聖嘆卻將《水滸傳》捧在了“第五才子書”的高位上，並根據自己的喜好，對原作進行了“腰斬”，即刪掉了七十回之後的篇幅，加上一篇楔子，構成了七十一回的貫華堂本《水滸傳》。
金聖嘆認為故事的高潮到一百單八將排定座次就應該終結了，後面招安、徵方臘等情節顯得冗餘。其實有一定的道理，如今看到的兩個版本里，故事在七十回前後有明顯的主題變化，後人之所以懷疑該書是施、羅二人合著也正在於此。貫華堂版本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俞萬春的《蕩寇志》就是在金聖嘆“腰斬”的水滸故事後面續寫了七十回，但卻是將梁山眾好漢當做“盜賊”來描寫。根據書名就能知道，故事的主要視角是朝廷如何剿滅這些聚嘯山林的亂黨強盜。
這是一種徹底的反轉，其內容對歷來流傳下來的民間水滸故事、戲曲雜文等都是顛覆性的，書中蘊含著俞萬春對所謂的“綠林豪傑”的個人看法。
之所以如此處理，與他生活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俞萬春生活在太平天國爆發之前的時代，大清帝國內憂外患，國內盜賊橫行，百姓民不聊生。曾經從軍鎮壓過民變的俞萬春認為，這些打著“俠義豪傑”旗號的好漢們其實就是一群無惡不作的賊寇，他們橫行鄉野是百姓苦難生活的根源之一。
有感於此，俞萬春對當時的流行小說《水滸傳》十分不滿。就像《蕩寇志》書前的序言所說：
蓋以此書（《水滸傳》）流傳，凡斯世之敢行悻逆者，無不藉梁山之鴟張跋扈為詞，反自以為任俠而無所忌憚。其害人心術，以流毒於鄉國天下者，殊非淺鮮。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託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
他認為像《水滸傳》這種“誨淫誨盜”的小說是對社會底層百姓的誤導，所以他創作《蕩寇志》就是為了將社會民心引導至仁義忠信的正道上來。即：
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
就像我們剛才說過的，故事的差異是在於對素材的選擇。俞萬春之所以在《蕩寇志》中安排了另一種結局，也有歷史依據。
據《宋史》記載，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為寇，經常騷擾州郡，但因為其流賊性質，不好征討。於是朝廷就派遣張叔夜前去征伐和招降。
這件事記載於《徽宗本紀》：
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今山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討之。
根據《宋史·侯蒙傳》的說法，招安這種辦法是侯蒙想出來的，認為宋江等人既然能如此勇猛，肯定是有真才實學，與其剿滅，不如招降，讓他們去平叛方臘等賊寇。這也是當前流行版本《水滸傳》徵方臘故事的由來。
考之史實，通過造反壯大聲勢，然後再接受招安謀求官職，這種進身路徑在當時是很常用的手法。
而據《宋史·張叔夜傳》的描述，官兵和宋江等人是交過手的，而最終的結果是宋江等人先被張叔夜打敗，然後才投降。
但在俞萬春的《蕩寇志》當中，對這一結局做了藝術處理。讓這一百零八個人在張叔夜的征討下，要麼戰死，要麼被送往京師受凌遲之刑。可見作者對宋江等代表的流寇怨恨之深。
由於“水滸”故事在民間流行甚廣，大部分都是讚揚豪傑俠義的好漢故事，所以《蕩寇志》這種明顯逆潮流的小說在民間的影響不大，但卻被當時的官府極力推崇，被當做能挽回世道人心的一劑良藥。
而這部小說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被魯迅、胡適等人用來批判封建思想的黑暗和愚昧，也直接啟發了新文化先驅們用小說來啟迪民眾的宣傳方法。
但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評價的：
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採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
魯迅雖然反對這部作品的內涵，但也承認這本小說在當時的“水滸”題材中還算是比較優秀的。
陳忱《水滸後傳》：唐傳奇手法架構和儒家思想的蘊藉
《水滸後傳》是施耐庵版《水滸傳》的續書，一共四十回，講述的是宋江等人死後，以混江龍李俊等為首的三十一位梁山好漢再次聚義的故事。而最大的亮點就在於，陳忱將之前梁山水泊豪傑間的兄弟小義發展成了有關家國天下的民族大義。從中可以看出，在這本小說當中，是蘊含著作者的用心和寄託的。
這部書的主要情節其實只有三個：
- 懲治蔡京、高俅、童貫等大奸巨惡；
- 抗金救國，救援被金人圍困的高宗，也見到了曾經招安宋江等人的徽宗；
- 海外成立暹羅國。
懲奸除惡和奮勇救主的情節自不必說，很明顯的忠君報國思想，而這本書中的“海外建國”一事卻大有深意。
在首領的選擇上，為什麼是混江龍李俊？
李俊在施耐庵版《水滸傳》中不算第一梯隊，但再次聚義時候被選為了領導者，作者明顯借鑑了唐傳奇的故事架構，並以此做進一步生髮。
在傳奇小說《虯髯客》中，李靖的客人虯髯客見到李世民之後，知道天命所歸，於是就出走海外，聚眾奪取了扶餘國，在海外稱帝，而陳忱選擇李俊就是用他來映射李靖。本來是虯髯客海外建國，但現在安排李俊出海，所差之處就在於領導者的不同。
李世民賢德，所以李靖等人甘願輔佐；而南宋懦弱無能，不敢還擊侵略者，只想著偏安一隅，所以，映射李靖的混江龍李俊和其所領導的一批忠義之士憤而出海。
這個情節的安排其實是在影射時事，即陳忱對在清朝侵略下只圖偏安的南明政權十分不滿，讚揚鄭成功等忠義之士不忘舊朝，依然在海外謀求反清復明大業。
這種解讀正好符合陳忱自身作為明朝遺民的身份，其詩歌中多有哀悼故國的作品。
比如《仲春二十四日四十九歲初度》一詩：
閉門臥風雨，只此遠危機。
事去不須問，家亡何所依？
在情節安排上，為什麼一定要出海建國？
清朝為了消滅反清復明勢力，曾大興“通海案”，這時候作者寫一本“海外建國”的作品很容易引起清廷的注意，那為什麼陳忱還要選擇一個如此危險的話題呢？
這與文人士大夫的傳統有關，其源頭正是孔子。
《論語·子罕》中記載過一個故事：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歷來很多名家對這句話的理解，認為是孔子因其道不能在“中國”施展，所以萌生了去外邦的想法，比較符合孔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的原則。
比如：
《論語註疏》：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
《論語稽》：子欲居夷，蓋傷中國不行其道，而欲行之殊俗之地也。
而陳忱生活的時代正好是明亡不久，中國進入滿清王朝。作為明朝遺民的他認為處於外族統治下的清朝是亂邦、危邦，君子志士不可居住，所以讓忠義之士遠走海外夷狄之地，另行仁化。
因當前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兩個版本《水滸傳》的流行，“水滸”故事在當下還是比較固定的。但在此之前，還有其他版本以“水滸”為題材的小說，也曾倍受時人追捧，其中比較出色的是清朝人俞萬春的《蕩寇志》和陳忱的《水滸後傳》。二者和當下流行的《水滸傳》雖然都是以“忠義”為標榜，但其表現的主題卻截然不同。
一般認為，當下所流行的《水滸傳》是由施耐庵所著，或者由施耐庵和羅貫中合著，也有人認為這兩個名字都是筆名，其實施耐庵和羅貫中是同一個人。這是因為《水滸傳》並不像《紅樓夢》一樣，由文人獨立創作，而是通過對《大宋宣和遺事》等話本小說、民間故事、戲曲雜文等素材整合而成。
所以，這一題材的故事出現不同的版本有著素材選擇和創作者傾向等多方面原因，並沒有正統和旁門一說。
俞萬春《蕩寇志》：對“水滸”故事的一次絕對反轉
說起這本《蕩寇志》，就不得不提一版曾倍受胡適、魯迅等人推崇的《水滸傳》。
通俗小說在古典文學中一向被認為是“引車賣漿者道聽途說之言”，用來消遣娛樂。而清代文豪金聖嘆卻將《水滸傳》捧在了“第五才子書”的高位上，並根據自己的喜好，對原作進行了“腰斬”，即刪掉了七十回之後的篇幅，加上一篇楔子，構成了七十一回的貫華堂本《水滸傳》。
金聖嘆認為故事的高潮到一百單八將排定座次就應該終結了，後面招安、徵方臘等情節顯得冗餘。其實有一定的道理，如今看到的兩個版本里，故事在七十回前後有明顯的主題變化，後人之所以懷疑該書是施、羅二人合著也正在於此。貫華堂版本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俞萬春的《蕩寇志》就是在金聖嘆“腰斬”的水滸故事後面續寫了七十回，但卻是將梁山眾好漢當做“盜賊”來描寫。根據書名就能知道，故事的主要視角是朝廷如何剿滅這些聚嘯山林的亂黨強盜。
這是一種徹底的反轉，其內容對歷來流傳下來的民間水滸故事、戲曲雜文等都是顛覆性的，書中蘊含著俞萬春對所謂的“綠林豪傑”的個人看法。
之所以如此處理，與他生活的環境有很大關係。
俞萬春生活在太平天國爆發之前的時代，大清帝國內憂外患，國內盜賊橫行，百姓民不聊生。曾經從軍鎮壓過民變的俞萬春認為，這些打著“俠義豪傑”旗號的好漢們其實就是一群無惡不作的賊寇，他們橫行鄉野是百姓苦難生活的根源之一。
有感於此，俞萬春對當時的流行小說《水滸傳》十分不滿。就像《蕩寇志》書前的序言所說：
蓋以此書（《水滸傳》）流傳，凡斯世之敢行悻逆者，無不藉梁山之鴟張跋扈為詞，反自以為任俠而無所忌憚。其害人心術，以流毒於鄉國天下者，殊非淺鮮。近世以來，盜賊蜂起，朝廷征討不息，草野奔走流離，其由來已非一日。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託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
他認為像《水滸傳》這種“誨淫誨盜”的小說是對社會底層百姓的誤導，所以他創作《蕩寇志》就是為了將社會民心引導至仁義忠信的正道上來。即：
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
就像我們剛才說過的，故事的差異是在於對素材的選擇。俞萬春之所以在《蕩寇志》中安排了另一種結局，也有歷史依據。
據《宋史》記載，宋江等三十六人在梁山為寇，經常騷擾州郡，但因為其流賊性質，不好征討。於是朝廷就派遣張叔夜前去征伐和招降。
這件事記載於《徽宗本紀》：
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今山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討之。
根據《宋史·侯蒙傳》的說法，招安這種辦法是侯蒙想出來的，認為宋江等人既然能如此勇猛，肯定是有真才實學，與其剿滅，不如招降，讓他們去平叛方臘等賊寇。這也是當前流行版本《水滸傳》徵方臘故事的由來。
考之史實，通過造反壯大聲勢，然後再接受招安謀求官職，這種進身路徑在當時是很常用的手法。
而據《宋史·張叔夜傳》的描述，官兵和宋江等人是交過手的，而最終的結果是宋江等人先被張叔夜打敗，然後才投降。
但在俞萬春的《蕩寇志》當中，對這一結局做了藝術處理。讓這一百零八個人在張叔夜的征討下，要麼戰死，要麼被送往京師受凌遲之刑。可見作者對宋江等代表的流寇怨恨之深。
由於“水滸”故事在民間流行甚廣，大部分都是讚揚豪傑俠義的好漢故事，所以《蕩寇志》這種明顯逆潮流的小說在民間的影響不大，但卻被當時的官府極力推崇，被當做能挽回世道人心的一劑良藥。
而這部小說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被魯迅、胡適等人用來批判封建思想的黑暗和愚昧，也直接啟發了新文化先驅們用小說來啟迪民眾的宣傳方法。
但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評價的：
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採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為佼佼者矣。
魯迅雖然反對這部作品的內涵，但也承認這本小說在當時的“水滸”題材中還算是比較優秀的。
陳忱《水滸後傳》：唐傳奇手法架構和儒家思想的蘊藉
《水滸後傳》是施耐庵版《水滸傳》的續書，一共四十回，講述的是宋江等人死後，以混江龍李俊等為首的三十一位梁山好漢再次聚義的故事。而最大的亮點就在於，陳忱將之前梁山水泊豪傑間的兄弟小義發展成了有關家國天下的民族大義。從中可以看出，在這本小說當中，是蘊含著作者的用心和寄託的。
這部書的主要情節其實只有三個：
- 懲治蔡京、高俅、童貫等大奸巨惡；
- 抗金救國，救援被金人圍困的高宗，也見到了曾經招安宋江等人的徽宗；
- 海外成立暹羅國。
懲奸除惡和奮勇救主的情節自不必說，很明顯的忠君報國思想，而這本書中的“海外建國”一事卻大有深意。
在首領的選擇上，為什麼是混江龍李俊？
李俊在施耐庵版《水滸傳》中不算第一梯隊，但再次聚義時候被選為了領導者，作者明顯借鑑了唐傳奇的故事架構，並以此做進一步生髮。
在傳奇小說《虯髯客》中，李靖的客人虯髯客見到李世民之後，知道天命所歸，於是就出走海外，聚眾奪取了扶餘國，在海外稱帝，而陳忱選擇李俊就是用他來映射李靖。本來是虯髯客海外建國，但現在安排李俊出海，所差之處就在於領導者的不同。
李世民賢德，所以李靖等人甘願輔佐；而南宋懦弱無能，不敢還擊侵略者，只想著偏安一隅，所以，映射李靖的混江龍李俊和其所領導的一批忠義之士憤而出海。
這個情節的安排其實是在影射時事，即陳忱對在清朝侵略下只圖偏安的南明政權十分不滿，讚揚鄭成功等忠義之士不忘舊朝，依然在海外謀求反清復明大業。
這種解讀正好符合陳忱自身作為明朝遺民的身份，其詩歌中多有哀悼故國的作品。
比如《仲春二十四日四十九歲初度》一詩：
閉門臥風雨，只此遠危機。
事去不須問，家亡何所依？
在情節安排上，為什麼一定要出海建國？
清朝為了消滅反清復明勢力，曾大興“通海案”，這時候作者寫一本“海外建國”的作品很容易引起清廷的注意，那為什麼陳忱還要選擇一個如此危險的話題呢？
這與文人士大夫的傳統有關，其源頭正是孔子。
《論語·子罕》中記載過一個故事：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歷來很多名家對這句話的理解，認為是孔子因其道不能在“中國”施展，所以萌生了去外邦的想法，比較符合孔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的原則。
比如：
《論語註疏》：此章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
《論語稽》：子欲居夷，蓋傷中國不行其道，而欲行之殊俗之地也。
而陳忱生活的時代正好是明亡不久，中國進入滿清王朝。作為明朝遺民的他認為處於外族統治下的清朝是亂邦、危邦，君子志士不可居住，所以讓忠義之士遠走海外夷狄之地，另行仁化。
施耐庵版本《水滸傳》的忠義是江湖豪俠為國效忠；俞萬春《蕩寇志》的忠義是忠臣良將為國平叛；而陳忱《水滸後傳》的忠義是壯士仁人矢志復國。三個以“水滸”為題材的故事，所宣揚的“忠義”思想有著根本的區別。
從明朝、明末清初和清朝中後期三個時間段來看，不同時期的人們對“水滸”的看法有不同的選擇，受到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很大。而這時段的小說反映的不是底層百姓的追求，而是蘊含著文人士大夫階層的精神面貌。
客觀來講，因為群眾基礎比較廣泛，施耐庵版本的《水滸傳》在民間的影響力比較大。但如果換個立場來看，俞萬春《蕩寇志》和陳忱《水滸後傳》的故事也未嘗不精彩。從創作角度來說，俞、陳二人的作品蘊含著創作者自身的精神寄託，其寫作小說是有著明確的主題表現，雖然文筆方面稍有遜色，但創作難度和文學性卻要比施耐庵《水滸傳》稍高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