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懿王像贊

柳宗元手跡《懿王像贊》

珍貴的柳宗元手跡《懿王像贊》被發現！這一消息迅速震動了國內學術界。如果這一發現最終能夠得到確認，將成為世上唯一存留的柳宗元手跡，也將為《柳河東集》增加一篇最新發現的佚文。

日前手跡的複製品已傳到國內柳學研究的大本營柳州，龍城人得以從其中的一筆一畫中體會柳宗元書法的神韻，想像柳宗元這位給柳州帶來巨大影響的歷史文化名人的風采。柳州人由此和“柳柳州”更親近了一層。

《懿王像贊》是北京東方文化館副祕書長柳哲今年秋天在江蘇無錫查閱《錫山徐氏宗譜》時發現的。《宗譜》卷七的懿王像背面，就是有“柳宗元敬題”字樣的《懿王像贊》。近日，柳哲把這一手跡的圖片傳給我市的知名柳學專家謝漢強先生，供柳州學者欣賞和研究。

《懿王像贊》全文63字，內文為：“餘稽徐氏，若木肇封；屹屹徐城，曰其故宮。伯益之裔，歷千載而靡窮。迄今譜系，遭秦火而尚識所從。藐焉爵土未彌縫，有心人得睹瓜綿瓞菶。柳宗元敬題。”“贊”是古代一種押韻的文章。本文概括了餘稽（今浙江）徐氏的起源和此後的變故，以及“當今”徐氏子孫眾多、繁衍不絕的“盛況”。

然而對於此貼是否真為柳宗元手跡，學術界還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這要從兩方面看：首先文章的內容大致可以確認為柳宗元所作。徐氏編修宗譜，曾廣邀名人為助，其中除了柳宗元寫有《懿王像贊》外，還有漢唐以來歷代名家如蘇軾、文天祥、劉基、方孝孺等寫下的序文、像贊不下百篇。和柳宗元同時的韓愈也寫有《徐偃王廟碑記》，至今尚存。柳宗元受邀為徐氏宗譜寫像贊，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從《懿王像贊》的文風看，也和柳宗元的文風一致。所以這應該是一篇珍貴的柳宗元的佚文。但從書法的角度看，如果要確認這就是柳宗元所作，尚待有關專家作進一步的考證。

無論如何，《懿王像贊》都是十分寶貴的。

附加：

柳宗元手跡《懿王像贊》辨偽

[作者簡介]孫代文，柳州職業技術學院教授。

一

北京東文化館副祕書長、傾心於華夏柳文化研究的專家柳哲博士，2006年8月在查閱江蘇無錫於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所編《錫山徐氏宗譜》善本書時，在《宗譜》卷七的懿王像背面，發現了柳宗元所書的《懿王像贊》這一書法藝術作品(見圖1)。並把這一書法作品的複印件饋贈給中國柳宗元研究會顧問、柳學研究專家謝漢強先生。

謝漢強先生在把玩了這一書法作品之後，以《珍貴的發現》為題，於2006年10月21日在《柳州日報》上撰文發表。謝老在文中說：“幾十年來，一直到處尋找柳宗元的書法真跡。沒有線索，從不放過，但都是無果而憾。前天，終於驚喜的見到了柳宗元所書的《懿王像贊》。那蒼勁飄逸的63個字，深深地吸引著我的眼球，為和我一樣渴望見到柳宗元書法珍品的柳州人民將能實現夙願而興奮不已。”

二

自《懿王像贊》複印件見報後，引起讀者的密切關注。筆者作為一個“渴望見到柳宗元書法珍品的柳州人”，初看到《懿王像贊》，的確興奮過一陣子。但經過查閱有關的資料和認真的思考，筆者認為柳哲博士斷定《懿王像贊》是柳宗元的書法真跡，這樣的結論值得商榷，有進一步辨析的必要。 柳哲博士認為該書法作品是柳宗元的書法真跡無疑。他提出的理由是：首先發現該手跡的《錫山徐氏宗譜》譜系完整，序文、像贊自漢唐以來歷代名家手筆不下百餘篇，其中真跡摹印的還有蘇軾、文天祥、劉基、方孝孺等，可見該家譜的權威性；第二，該像贊與柳宗元文風一致，文簡意賅，考證嚴謹，像贊內容符合徐氏家族的發展史；第三，柳宗元這幅書法作品，正好印證了柳宗元精於“章草”的有關歷史記載；第四，韓愈曾為《徐氏宗譜》寫有《徐偃王廟碑記》，柳宗元與韓愈是至交，柳宗元為徐偃王父親懿王作像贊正是情理之中。

《懿王像贊》果真是柳宗元的手跡麼?柳哲博士所列舉的幾點理由，筆者以為是不足為據的。

第一，發現該手跡的《錫山徐氏宗譜》譜系完整，自漢唐以來歷代名家手筆不下百餘篇，這隻能算是一種推論。我們手頭沒有《宗譜》，不便評說，但僅就列入宗譜歷代名家手筆中的所謂柳宗元手跡而言，卻未必可靠。原因是，在書法名家迭出的唐代，柳宗元尚不屬於名家之列；且世人歷來就沒有見過柳宗元傳世的手跡。宋人沈作�在《寓簡》卷二中說：“柳子厚自言，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贖甚具，又二十年來，編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無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予初謂不然，不敢信也。及遍觀古法書，或真跡，或石刻，真跡寡矣，年歲久遠，人間殆不復見，其僅存者，皆歸御府。”這就是實情。被稱為“康熙四家”的書家姜宸英在《湛園札記》卷三講得更剴切：劉禹錫代《祭柳員外文》曰：“篋盈草柰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揚差肩。則子厚亦工於書法矣。惜其字不傳，而見於與劉倡和詩多有之。”柳宗元工於書法，這是實情，他的書法，堪與鍾繇、索靖媲美，也是實情；“惜其字不傳”，可惜他的手跡沒有流傳下來，早在幾百年前就有名家為此抱憾。而柳博士僅從《宗譜》中發現歷代名家中有柳宗元書寫的像贊，就斷定是柳宗元的手跡，似有些過於輕信。因為，唐代的石刻(統稱唐碑)浩如煙海，其數量之多，漢碑、魏碑也為之遜色。在著名的唐碑中，與柳宗元同時代的顏真卿、柳公權、徐浩等書法名家，均有他們書寫的石刻，唯獨沒有發現柳宗元書寫的石刻傳世，這就印證了“惜其字不傳”的客觀事實。北宋古石刻資料匯篇歐陽修的《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以及從兩千種古籍中彙集了歷代有關書法、繪畫理論、鑑賞題跋、作家生平等極有史料價值的《佩文齋書畫譜》一書均無柳宗元真跡的記載。因此，無怪近人柳學研究專家章士釗在《柳文指要》感嘆自己“生平未見子厚墨跡”。柳宗元書法真跡，歷代典籍均無記載，千餘年來，學界已成共識，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正因為如此，在無柳氏手跡比照的情況下，如今在鑑定柳宗元的書法作品時，更應持審慎的態度，多方求證，不可輕易下結論。魯迅先生在《題未定草》說：“我以為倘要論文，不但要看作者的全人，還要顧及全篇，以及作者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樣才較為確鑿。否則，是有些近乎於說夢的。”柳哲博士從有“柳宗元敬題”款署的《懿王像贊》，就斷定它是柳宗元的手跡，這樣的結論未免太輕率了。

第二，柳哲認為“該像贊與柳宗元文風一致”，“像贊內容符合徐氏家族發展史”。以此為據，將像贊確認為柳氏的手跡，亦有值得商榷之處。

先從文體特點結構看。“贊”，文體的一種。以讚美為主。肖統《文選序》雲：“美終則誄發，圖象則贊興”，這就道出了這種文體的來源、特點。《文選》有《東方朔畫贊》《三國名臣序贊》。曹丕說：“夫文本同而末異”，他將文章分為“四科八體”，提出“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的文體要求。查《柳宗元集》他一共寫了五篇贊序文：《伊尹五就桀贊》《樑丘據贊》《霹靂琴贊引》《尊勝幢贊並序》及《龍馬圖贊並序》。贊序作品的結構，一般序是散文，敘說稱讚對象的德行；贊是四言韻文，是序的內容的高度濃縮，而讚辭(四言或七言)的韻文一般都是在篇末。若純粹是讚辭的作品，採用的都是四言(或七言)韻文，十分規範，鮮有例外。而《懿王像贊》一文，既不像序，也不像贊，文體結構的不規範，竟出自文章大家柳宗元之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因此，柳哲博士說，該文與柳宗元的文風一致，是缺乏依據的。為了進一步說明問題，我們不妨就《懿王像贊》的內容結構作具體的剖析。

“餘稽徐氏，若木肇封；屹屹徐誠，日其故宮”這是文章的第一層次，說明餘稽徐氏立姓的來源，指出現在高大的徐誠，傳說就是若木的故邑；“伯益之裔，歷千載而靡窮。迄今譜系，遭秦火而尚識所從。”這是文章的第二個層次，意思說徐氏作為

伯益的後代，千年不衰。傳到今天的家族譜系，雖經秦皇焚書的劫難而有幸得以知曉徐氏一脈的來歷。“藐焉爵士未彌縫，有心人得睹瓜綿。”這是文章的最後一個層次，說明雖然若木爵位封疆是遙遠的事，後來沒有繼承，但有心人還可以看到徐氏子孫的繁衍。從全文的內容看，僅僅是簡單地交待了徐氏家族繁衍歷程，並非如柳哲所言“符合徐氏家庭發展的歷史”；其次，不符合贊序文體的要求。贊序應對稱讚對象的德行加以鋪陳，而《懿王像贊》隻字不提。查閱柳宗元現有的贊序文章，就找不到對稱讚對象不加評說的例子。《伊尹五就桀贊》，說明伊尹五次去找夏桀的原因，就在於“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讚揚伊尹聖人之心的偉大；《樑丘據贊》的樑丘據是春秋時齊國大夫，以諂媚君主著稱，但他不嫉賢臣，“晏子躬相，樑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龍馬圖贊》這是一篇為明皇龍馬寫的贊體文，說“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睹其形，不可以不讚”。無須煩瑣的舉例，就不難看出，《懿王像贊》對懿王家族的德行、業績沒有任何評價，文中只有的“伯益之裔，歷千載而靡窮”一句充其量算作代有傳人的介紹。再次，柳宗元所有贊體文，結尾的讚辭，都是四言(或七言)韻文，鮮有例外。而像贊正文極不規整，全文64字，有10字句，有4字句，有6字句，有8字句，9字句存末尾，又沒有讚辭，這與柳宗元文風相去甚遠，何來文風一致之說呢? 　第三，柳哲說“柳宗元這幅書法作品，正好印證了柳宗元精於‘章草’的有關史料記載”。這種看法，涉及鑑別柳宗元書法的實質，更值得進一步研討。

我們不妨作一些簡單的歷史回顧。唐代的書法跟詩歌一樣，既是這一時期最成熟的藝術，又是這一時期最普及的藝術。詩律的形成，“尚法”書風的建立，有著內在藝術上的相通之處。唐代書法成就最高的是楷書、行書和草書，但是已經顯得冷落的古體字篆、隸書書法也得到了復甦。唐代書法藝術可以說是在各種字體方面的全面發展。唐代有許多著名的詩人，他們並不以書法著稱，然而也有書法作品傳世，如賀知章這位長吟“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的“四明狂客”，傳世有草書墨跡《孝經》，寫得豪邁而灑脫。大名鼎鼎的李白，也留下《上陽臺》行書，共25字：“山高水長，氣象萬千，非有老筆，清壯何窮。十八日上陽臺書，太白。”寫得縱筆自如，流暢健勁，字裡行間流露出一種豪氣。這件墨寶是李白傳世的唯一書跡。詩人白居易，有楷書《楞嚴經冊》墨跡。他晚年信佛，書寫佛經，寫得頗有法度，且蘊涵空靈淡遠的神韻。晚唐詩人杜牧，有行書《張好好詩》墨跡，用筆勁挺，結體穩健，透露一種自然美。柳宗元生活在書風濃重的唐代，作為詩人、散文家的他，對書法是頗有研究的。他自言：“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遍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是以善知書。”因此，他不可能不研習書法，不可能不師法二王、歐、虞、孫、顏等名書家，而形成自己的書風。遺憾的是，如前所說，“惜其字不傳”，縱觀史籍均沒有有關柳宗元書法墨跡的記載。假定如柳哲所說《懿王像贊》，就是柳宗元的書法真跡，那麼可以從這一墨跡中窺見古人筆意，通過辨析，以求得正確的結論。

唐人趙磷在《因話錄》中說：“元和中，柳柳州書，後生多師效。就中尤長於章草，為時所寶。”說明柳宗元尤長於章草。我們就從這一極有價值的提示中，分辨一下像贊是否有章草的筆意。 　關於“章草”的含義，後人有多種說法。按近代學者認為“章草”的字體，各個字的偏旁寫法和組合都按一定的法則，對隸書加以簡省，秧然不紊，便捷易認。字形美觀，書寫便利，筆畫仍有隸書波磔，字與字之間無牽連。唐代書法理論家張懷瑾說：“章草即隸書之捷，草亦章草之捷。”這也說明，草書先有章草，而後有今草。據此，細讀《懿王像贊》全文64字，計有部首：人(餘)、禾(稽)、彳(徐)、艹(若)、木(木)、聿(肇)、寸(封)、山(屹)、土(城)、日(日)、其(其)、攵(故)、裡(裡)、(伯)、皿(益)(之)、衣(裔)、廠(歷)、十(千)、戈(載)、一(而)、穴(窟)、(迄)、言(譜)、系(系)、(秦)、火(火)、(尚)、斤(所)、(焉)、爪(爵)、弓(彌)、(縫)、(有)、心(心)、目(睹)、瓜(瓜)、士(懿)、王(王)、貝(贊)。現將以擅長“章草”的書家書寫的上述部首的字與像贊書寫的字加以比照(鑑於無法打印出章草的筆意，因此，兩者差異，難以直觀)：

黃(顏真卿)、黃(李邕)、讖(王羲之)、之(李世民)、之(李邕)、之(王羲之)伯(李邕)、伯(顏真卿)、像(李世民)、像(王羲之)、其(李世民)、其(顏真卿)、城(顏真卿)、城(李世民)、城(李邕)、奉(李世民)、奉(褚遂良)、封(顏真卿)、封(孫過庭)、尚(李邕)、尚(王羲之)、歲(王羲之)、彌(褚遂良)、彌(孫過庭)、彌(李世民)、彌(王羲之)、徐(歐陽詢)、得(李世民)、得(李邕)、徒(從)(歐陽詢)、從(懷素)……裔(褚遂良)、載(王羲之)、載(孫過庭)、裡(孫過庭)、裡(張旭)、題(孫過庭)等等，由此可見，“章草”在寫法上，弱化蠶頭，特別是上下結構的字，一般是頭重腳輕。但燕尾(捺筆)一定是加重的。尤其是轉角字(如走馬邊)，捺撇是重點，這是章草的主要特點。而像贊通篇在筆法上，除了“故、裡、當、靡”幾個字有點章草的筆意外，其餘的字，大體是行書寫法。“像贊”作者在字的結體、筆法規範上與書家相去甚遠。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像贊”作者將“肇”字的上半部“戶攵”中的“攵”寫成“又”字，柳哲說“正好印證了柳宗元精於‘章草”’的說法，豈不自相矛盾嗎?

至於柳哲說，韓愈曾為《徐氏宗譜》寫有《徐偃王廟碑記》，柳宗元與韓愈是至交，柳宗元為徐偃王父親懿王像作贊正是情理之中。其實，這隻能算一種主觀推斷，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如果說韓愈曾為《徐氏宗譜》寫過《徐偃王廟碑記》，他與柳宗元是至交，柳宗元為徐偃父親懿王作像贊是情理之中的話，那麼，柳宗元曾寫《伊尹王就桀贊》《樑丘據贊》《龍馬圖贊並序》等贊序文章，是否也可推斷韓愈也寫過這類贊序文呢?顯然，這種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三

筆者認為《懿王像贊》是偽作，還可從該文款印得到證實。陳振濂同志在《款印綜考》一文中說：“由於歷代書法作品聚散無常，難以遍覽，我們只能就存世諸作中找出其相對最早的例證，並以為根據判斷時間先後。唐代不見有款印現象。五代如楊凝式《韭花帖》、《神仙起居法》、《盧鴻草堂志跋》，一無款印，知五代時此風尚未形成……遍覽從皇祜到熙寧這二十年間各家題款，也都無印，是知當時並無款印的習慣。”…據此，我們先從款識看。“像贊”的落款為“柳宗元敬題”五個字，這就頗有疑問了。經考證，唐代無款印現象，這已是書

畫界公認的事實。而唯獨“像贊”有款名，且又無史料記載，這就不合時宜，此其一。其二“柳宗元敬題”的題名，也不符合現已看到的當時書家的名款習慣。例如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首尾都寫上作者的名字“羲之頓首，快雪時晴，佳想安善，未果，為結力不次，王羲之頓首。”唐代大詩人李白留下的行書墨跡《上陽臺》，款題“太白”二字。署了時間、款名，無“敬題”字樣。王以坤同志在其編著的《書畫鑑定簡述》中說：“不同時代的書法，不僅字體和字形不同，從文章措詞上看，也有不同。例如：晉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首尾都寫上作者的名字……明代末期，信札的上款一般為‘某某詞丈’、‘某某詞宗’、‘某某詞壇’等等，清代除了沿襲明代的稱呼方式之外，又出現了‘某某仁兄大人閣下’，等等格式，例如何紹基致敏齋札，上款為‘敏齋仁兄大人閣下’下款為‘弟紹基頓首”’。這就啟示我們，書法的題款格式是頗有講究的。而“像贊”在署名後加“敬題”二字，就頗為奇特了。綜觀歷代名家書法作品，幾乎沒有發現在款名後加“敬題”的字樣。生活在中唐時代崇尚書法規範而又善知書的柳宗元，竟然在款題上寫出迥異於人的“敬題”二字來，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其次，談到印章，《懿王像贊》在落款下有兩枚印章――一枚“柳氏”篆體，白印文即陰文印；另一枚在陰文印下為“宗元之印”篆體，即朱文印。書畫家在作書畫後，除了簽名外還要加鈐印章，以表示該書畫確為自己所作，因此，用印章來判斷作品的真偽，是有相當依據的。

各個時代印章的特點是不相同的。印章的時代氣息可以從印章的形狀、篆文、刻法、質地、印色等方面分辨出來。陳振濂同志在《款印綜考》中指出：“書畫之款印，在唐之前，書畫本無款印。存世最早的陸機《平復貼》與展子虔《遊春圖》，是書畫名作林中之雙璧，其上均無款印，非但如此，連唐代一些書法作品如《祭侄福》、《告身》、《上陽臺帖》、《張好好詩》等等，也皆無款書與款印。”…據專家考證，唐代不見有款印現象，是從存世諸作中得出的結論。而“像贊”不但有款書，還有款印，甚至是連鈐印，這就不合當時的時代氣息了。特別是款印連鈐的現象，它含有藝術上的要求。第一，兩印相連，上小下大，形成一種鈐式變化；第二，是兩印形式風格不一，易收豐富之效；第三，兩印文字內容有異，或名與字，或字或號，前後順序不一，也頗堪玩味。而“像贊”的疊雙印，上下形狀、大小一樣，且雙印都是細邊，顯得風格呆板；而印文前一枚“柳氏”，後一枚“宗元之印”雖內容有異，但也不合書家習慣。縱觀蘇軾墨跡手書用款印例近十處，如《西樓蘇貼》《三希堂法規》中的《錢穆父借韻見贈復以厚韻答之》中的“趙郡蘇氏”印，尺牘中的“子瞻”印，墨跡中如《龍馬神帖》之一有款書“廿六日，軾書”，款印“東坡居士”。僻行累舉的書法家米芾，他傳世作品專門用款印的現象更多，如《戲成呈司諫七古帖》，款印“芾”，“米章”；褚摹《蘭序》，各有米芾七言詩跋，下有雙款印“米芾”、“楚國米芾”。從以上款印的比照中，不難看出，“像贊”的雙印“柳氏”、“宗元之印”均沒有突出柳宗元的祖籍，這也是不符合款印連鈐的規範的。

柳宗元是一位有史料記載的書法家，但一直沒有他的書法真跡流傳下來；千餘年來人們渴望見到柳宗元的書法真跡，這種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柳哲先生將他從《徐氏宗譜》中發現的“柳宗元”寫的《懿王像贊》斷定為柳宗元的手跡，這是不夠審慎的。我們通過對像贊的內容、體式特點以及這件書法作品的字體結構、筆法、筆意及款印的辨析，可以斷定這是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