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大書法家，一說國民黨內四大書家，分別指譚延闓（楷書）吳敬恆（篆書） 胡漢民（隸書）于右任（行，草書）。
一、譚延闓
譚延闓（1880-1930），字祖安、祖庵，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生於浙江杭州。 譚延闓及其楷書 譚延闓的字亦如其人，有種大權在握的氣象，結體寬博，顧盼自雄。是清代錢灃之後又一個寫顏體的大家。
從民國至今，寫顏體的人沒有出譚延闓右者。他尤以顏體楷書譽滿天下。譚延闓可以說一生基本都在攻顏書。
譚延闓善詩聯，擘窠榜書、蠅頭小楷均極精妙。書法作品兼有藝術和文物雙重價值，國內民間所藏多集中於湖南。
世人對他褒貶不一，有人稱他為“民國完一人”，說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稱他為“黨國柱石”、“藥中甘草”，也有人說他是八面玲瓏“水晶球”、“伴食畫諾的活馮道”。
譚延闓精工顏體，被譽“民國至今，學顏者無出其右”。
譚延闓雖是詞林出身，位居“宰相”，而所書絕無館閣體柔媚的氣息。年少時，即受翁同龢的賞識，翁在給譚的父親的信中道：“三令郎，偉器也!筆力殆可扛鼎。”其書法幾經變化，弱冠時學趙鬆雪、劉石庵，繼而師法魯公行楷尺牘，兼學東武(楊肇)，鬆禪(翁同龢)，30歲專習顏書，參以錢南園筆法，以《麻姑仙壇記》為日課，平生得220通。1929年4月，譚在上海養病，其間就臨了203通。書法益臻朴茂，可見譚延闓於顏書之勤。譚氏所臨《麻姑仙壇記》鋒藏力透，氣格雄健，酷似錢南園，而筆畫更為厚重，其雄渾較錢氏更甚，挺拔之氣躍然於紙。其結構嚴正精卓，如賢者正襟端拱於廟堂，深得其神髓，令人欽佩。他寫顏字主張“上不讓下”， “左不讓右”。有論者雲：“先生臨池，大筆高懸，凡‘撇’必須挫而後出鋒，凡‘直’必直末稍停，而後下注，故書雍容而又挺拔。”譚氏學魯公書之外，則氾濫百家，兼涉篆隸，40歲後居廣州，於古法帖無所不臨。極縱肆之奇，生平書學至此乃大變。譚延闓曾在1926年以行楷背臨古帖諸如黃山谷、蘇東坡、米襄陽、趙鬆雪、文衡山、祝枝山、董其昌諸家，可見他學書之用心。譚延闓臨帖神速，筆畫之工，人勿如也。譚延闓的書法師魯公，其楷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豎畫多用懸針法，起筆沉著穩重，頓挫有力，使人感到貌豐骨勁，味厚神藏。一洗清初書壇姿媚之態，所不足者，少自家面目。其行書功深厚，變化靈巧，筆筆中鋒，筆鋒於紙能藏鋒力透，有大氣磅礴之勢。于右任先生每論時人書法時必曰：“譚祖安是有真本領的。”馬宗霍評其書雲：“祖安早歲仿劉石庵，中年專意錢南園、翁鬆禪兩家，晚參米南宮，骨力雄厚，可謂健筆。”他的行書是將劉石庵與錢南園相互熔於一爐。其點畫之豐滿圓潤、揮灑從容乃似石庵，而渾健蒼勁，體勢闊疏朗，氣勢奪人處又似南園。譚延闓是進士出身，入翰林院，有很高的學養。能巧妙地從前人書中吸收營養，從而形成了自己寬博溫厚、含蘊性靈、雄健開闊的韻致。此謂百學不能至也。
二、吳敬恆
吳敬恆（1865年－1953年），字稚暉，出生在中國江蘇武進和中國江蘇無錫交界處的雪堰橋。
政治家、教育家、書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追隨國民黨革命卻一生不入官門。
1950年代位於臺北市敦化北路他跟南京東路交叉口的銅像，為臺北市的地標之一。
196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吳稚暉“世界學術文化偉人”稱號，為二十世紀獲此殊榮的首位中國人。
稚老的石鼓文寫得線條靜穆，結體安然，好像沒有那種跳躍性的躁動感，而且其落筆清新干淨，線條在平直中又略帶一點彎曲，使得字又生動靈活起來，通篇觀之，則別有天趣。若比之缶老書法中的霸悍強勁之勢，吳稚暉這類文人書法，就顯得有點內斂羞澀，不夠專業的樣子，然而正是由於書家的這種業餘狀態，反而使趣味從中生焉。
吳稚暉自幼學習大篆，是當代無敵的篆體家，在其青年時期便寫的很好了。清朝科舉他中舉人，後來他對朋友說，這個舉人是我騙來的，因為我寫的文章不長，但是全部是用大篆寫的，所以科舉考官看不懂字，但覺得字寫的很好，就把我錄取了。
三、胡漢民
胡漢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原名衍鴻，字展堂，廣東番禺人。
中國國民黨元老和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國民黨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
早年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曾任廣東省省長,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國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院長等職務, 對書法頗有研究,自成一體,別具風格。“胡漢民，工書法,清挺峻拔，能合褚遂良、米芾為一體。晚工曹全碑，極神似，集字為詩如己出。”
四、于右任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原名伯循，字誘人，後以“誘人”諧音“右任”為名；祖籍涇陽，陝西三原人，國民黨元老， 別署“騷心”、“髯翁”，晚號“太平老人”。于右任1932在上海創辦標準草書社，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整理、研究與推廣草書，整理成系統的草書代表符號，集字編成《標準草書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書局初版），影響深遠，至今仍在重印。被譽為“當代草聖”。
于右任生於關中大地，自幼隨太夫子漢詩先生學習王羲之《十七鵝》帖，寢饋金石碑版之學。訪碑、臨摹毫不懈怠，深得碑書之精髓，二十五歲即被譽為“西北奇才”。他的草書亦由篆、隸、北碑脫化而出，博綜諸家、陶鑄萬象；雍容大雅、變化雄奇。盡運用之精熟，開胸襟於規矩。所謂“胡馬依北風”，先生字裡行間更透出西北人特有的大道雄強，磅礴無極。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世博會上，中國館的“文字之牆”羅列了王羲之、褚遂良、顏真卿、懷素、蘇軾、米芾、趙孟頫、董其昌、于右任等歷代大師作品，而真正能承前啟後，推陳出新且形塑自我風格的，宗伯之後唯右老一人，其在中國書法史上之地位不言而喻。日本首相佐藤精於書道，一生崇拜的只有蘇軾與于右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