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東方朔答客難》卷，行書，手卷，紙本，高廿六釐米，長三百三十四釐米。有烏絲界欄，凡六十九行。無年款。今藏遼寧博物館。此卷後以同樣的紙張接有董其昌自書詩《朱雲來大常園中，八月梅花大開，詩以表異》卷，風格與《東方朔答客難》卷完全一致，末款署“戊辰八月晦，其昌”。可知《答客難》卷也書於同時。戊辰，即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年。晦，指夏曆每月最後一天，這樣我們可以判斷這兩件裝於同捲上的作品，書於崇禎元年八月三十日（或二十九日），時董其昌已是七十四歲的老人。

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生於嘉靖三十四年，卒於崇禎九年，一生活了八十二歲，主要活動於晚明。他字玄宰，號思翁，又號香光居士，學者稱其思白先生。因其官位，也稱董宗伯。此外他的齋號有玄賞齋、畫禪室等。他本是松江府上海人，應舉時跑到鄰縣華亭去參加考試，佔籍華亭，所以以後自稱華亭人，世人也就稱他為“董華亭”。董其昌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中進士，歷官種種，最後做到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傅。官至從二品，在明代藝術家中可稱第一高位了。卒後諡號“文敏”，故後世也稱其為董文敏。

董其昌在十七世紀初葉的中國書畫史上，是一位舉足輕重的大師，於書畫及書畫史論方面都有傑出的貢獻，影響至廣、至大、至深。他的山水畫和書法都在當時引領風騷，並很快取代了嘉靖時代風靡一時的吳門畫派和吳門書派，從而使當時的藝術中心轉移到了松江地區（即今之上海地區），使自己成為雲間書派（雲間，松江之古稱）的核心。他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書畫藝術家，還擅長鑑定古書畫，為一時之巨眼。正是因為他擅長鑑定，古書畫過眼無數，所以能梳理規律、貫通古今，併成為支撐他研究書畫歷史的重要基礎。在長期鑑定和藝術活動中，他以題跋為主的著述，形成了一整套藝術史、藝術理論的董氏觀點，這些理論後來收在他的著作《容臺集》和《容臺別集》中，尤以題為《畫旨》和《書品》為集中代表。後世熟知他的“山水畫分南北宗”論、“文人畫”論、“以禪喻書”論、“頓悟”說、“韻法意書法史觀”等等，皆出自其中。可以這樣說，他的書畫一直影響著後世，至清康熙朝，因康熙皇帝推崇，致使董氏書畫風靡天下。而他的書畫藝術理論，幾乎使中國書畫的發展發生了巨大的轉向，因在此前，尚沒有人對古代的書畫發展像他那樣作系統的梳理和討論。

說到董其昌的書法，他不是以童子功而得名。十七歲時他參加松江會考，松江知府衷貞吉在批卷時，因董的文才，先將他名列第一。但嫌其書法太差，則又改為第二，並將同考的董其昌堂侄董源正提拔成第一。此事大大刺激了董其昌，自此他始發憤臨池。他後來曾自敘說：“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魏、晉，遂仿《黃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你看他學書才三年，便不把文徵明、祝枝山兩位吳門泰斗放在眼中，這說明他經過這一次的挫折，奮發努力，以顏字入手，上追鍾繇、王羲之，而步入書法正道，且在書法道路上信心倍增，越鑽研越深。

董其昌書法能如此進入正道，與他十八歲那年拜莫如忠為師有很重要的關係。莫如忠（一五○八—一五八八），字子良，號中江，華亭人。官至浙江布政使。他不僅學問好，在當時也是著名的書法家。他書宗二王，對於董其昌向他學書，則要求“晉人之外，一步不窺”。董其昌初涉書法，便得如此教誨，大約正是他後來始終以“晉人取韻”為最高境界的思想源頭。

董其昌二十幾歲至三十五歲期間，曾大隱金門十年，主要是在嘉興項元汴（一五二五—一五九○）家作館師，十年中他“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項元汴，字子京，號墨林居士，亦善書畫，乃古今第一私人大藏家。我們今天見到的歷史上重要書法名跡，大抵皆曾被其收藏。董其昌在此十年中，就如同走進一個巨大的博物館，飽覽、臨摹、欣賞，如魚得水。在古代，一般人學習書法主要依靠刻帖，有條件者則依靠家藏，如沈周、文徵明這些大家便都是以家藏古代書畫真跡作為學習對象的。董其昌的條件則遠勝一般的家藏，可以在項家得見或臨摹許多稀世真跡，這是其他書畫家無法具備的條件。也因此他的書法大進，且得以煉就鑑定書畫真偽的法眼。他中進士後，曾留翰林院，又得見翰林院館師著名藏家韓世能的眾多藏品，更是如虎添翼。以後許多知名的藏家知道董其昌善鑑定，便千方百計找他過眼題跋，董其昌則藉此機會臨摹學習。這種特殊的目鑑和臨摹真跡的經歷，造就董其昌藝術成就的高度。我們今天尚能在（傳）陸機《平復帖》、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傳）張旭《古詩四帖》、楊凝式《韭花帖》、米芾《蜀素帖》等許多歷代法書真跡上見到他睿智的題跋。

從三十幾歲到其中年，董其昌迷戀於禪宗，在董其昌論書的文字中，常常可以讀到他“以禪喻書”的閃光思想。如他學書主張頓悟，於是稱“吾書往往率意”。他反對形似，而強調神似，於是在臨摹古人書時則雲：“蓋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非歐虞褚薛名家伎倆，直要脫去右軍老子習氣。”他提倡“吾神”，即具有個性的創造，於是將“吾神”獲取的過程，比喻為“哪吒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始露全身”。他還在書法境界上追求“淡”，不喜濃豔。並借用蘇東坡話說：“筆勢崢嶸，辭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他總結書史只有三個字，即韻、法、意。說：“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此一書法史觀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此，他在書法史上逐漸遴選出他心目中的高境界書法家，如東晉王羲之父子、唐懷素、五代楊凝式、宋米芾等。其中他一生尤以得力於米芾為多，這是因為他心目中雖然最高境界是取韻的晉人書風，但他看中宋人米芾，一來米書流傳作品多，二來米芾就以得晉人多而名世，這樣他便尋找到了向晉人過渡的“筏”。元人趙孟頫，是董其昌一生作為超越的對象，一方面他讚美趙孟頫為“書中龍象”，一方面批評趙孟頫的字過於秀媚，然其晚年看到趙孟頫所書《內景經》時，曾自嘆不如，說：此“乃吳興（趙孟頫）生平神品，頗恨晚而獲見。唐人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們看這件《答客難》卷中味道似乎也有些趙孟頫結字扁闊的影子，或許正印證其晚年某一時期的心態。

書史上常較為簡單地定位，認為董其昌學米南宮，客觀地說董也確實於米氏最下功夫。但讀董其昌的書法，似乎是二王、顏真卿、懷素、楊凝式、米芾多種結合體，這說明董氏是善於汲古而營造自我風格的高手。

此卷的內容，為歷史上的名篇：東方朔所作《答客難》，其中若“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己成為膾炙人口的成語。全文長達八百餘字，在董其昌作品中是難得的長篇。董其昌曾在《臨禊帖題後》中說：“趙文敏臨《禊帖》，無慮數百本，即餘所見，亦至夥矣。餘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處。”《蘭亭序》才二百餘字，董其昌便似“無耐心”終其篇，所以董氏所傳作品和題跋大多篇幅不長。因為按董其昌的習慣，是不善寫長篇的。然而這件作品通篇精神燦爛而穩健精緻，鋒勢具備、用筆流暢而氣勢貫通，無絲毫倦怠之意，更不像是七十四歲老年人作品，當然也和他晚年的其他作品面目不同，因此這是董其昌晚年一件少見的長篇精品。

此捲開頭，結字扁闊，橫勢較強，如前所說，乍一看似有點趙孟頫的味道，又似有蘇東坡遺意。中段結字漸變為長，又意在二王、米芾之間，有不少結字又似《蜀素帖》。末端似注意呼應，結字彷彿與前段吻合。我們說似某某，只是感覺，然再細讀又非似某某。因為在《答客難》這件作品中，這種似只是神似而非形似。這反映了作者曾經於古代各家各帖取法，卻又能駕馭自如，峰迴路轉，化他神為我神，所謂混融無跡是也。從章法看，整卷字距較大，至中段愈見疏朗。董其昌作書，受楊凝式影響，大多疏空行距，造成白大於黑的視覺感受。但此卷因受紙上原有烏絲欄約束，故行距無法加大，也就使作者只能依欄而寫。然董氏字距較開的習慣，依舊造成通篇疏朗的風格。

細觀是卷用筆，還可發現一些有趣的特徵，其筆尖墨色和筆根墨色多有區別，即筆尖濃，筆根淡。這一方面說明，董氏在用筆中始終只用筆尖舔墨，筆根則保持著水分。另一方面則說明，此卷所用紙張質地較為緊密，是加過粉或蠟的和箋紙。據遼寧博物館《書畫著錄》載；稱此紙為“宣德箋紙”。由於紙質偏熟，少於滲化，因此不會在用筆中將濃淡墨泯滅痕跡。清代以後書法用紙、用筆，因碑派書法的崛起都發生了變化，如喜用生宣和羊毫筆，隨之改變的是用筆的速度變慢，這種變化一直延伸到近當代。我們在欣賞董其昌這卷《答客難》時，難免會產生臨摹一通而後快的想法。那麼不知其用的是狼毫，也不知他用的是偏熟的箋紙，更不知所用速度偏快，在筆、紙加速度都不合的情況下去臨摹，當然學到的只能是“南轅北轍”了。

董其昌用筆的這些特徵，在他其他作品中亦多見。他主張作書欲淡，而“淡”的概念似乎很抽象，於是他在書寫中疏空字距和行距，這可以稱之為淡的一種表現。一筆下去筆尖濃、筆根淡，也可以稱之為淡的一種表現。此外他作書常常率意為之，不刻意求似某家，又似有某家，模糊形似而神似反出，當然也是他求淡的一種表現。欣賞這件長卷，若不知道董氏在用筆、用墨及佈局章法上的手段，也不知他的表現要達到什麼樣的效果，當然也就讀不出他的“味道”，更不知其高明之處了。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這件作品原來是多開冊頁，我們細察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原紙是六行烏絲欄箋，每隔六行，就會出現雙線，現在的長卷是改裝的結果。

《東方朔答客難並自書詩卷》流傳有序，是遼寧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之一。清代曾入內府收藏。捲上鈐有“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定鑑”“寶笈重編”“御書房鑑藏寶”“乾隆鑑賞”“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八方乾隆收藏印。乾隆後，又鈐有“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此外乾隆時的皇家著錄《石渠寶笈續編》也有詳細的著錄。

董其昌的書法在晚明獨樹一幟，個性很強，欣賞董的書法只看其表面，往往以為他很道統，甚至有人將他排斥於晚明各家，與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對立起來。我以為這些皮相之論，並沒有看懂董的書法。董其昌書法中的淡、率意和禪意，正折射出晚明文藝思潮的光澤。董其昌在吳門書派式微之時，異軍突起，以自己為核心營構的“雲間書派”，使東南書壇重振，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晚明四家中如黃道周、王鐸都曾受其沾溉，其中王鐸取法古代書家的路徑幾乎與董其昌相同。此外如擔當、查士標、八大山人都取法於董，而各有變化，從另一個側面看到董其昌書法的內蘊深厚和變通的特質，當然這幾位已跨入了清代。清康熙皇帝推崇董其昌後，董其昌書法的能量得到最大的釋放，使之成為歷史上又一不可替代的經典。這樣的經典，以這件董書《東方朔答客難並自書詩卷》為例，當然也是我們後世學書者應當繼承的優秀遺產。（本文刊發於《書法》201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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