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書法
—葉培貴 安豔紅
自西晉滅亡之後，中國的北方出現五胡十六國的混戰局面，拓跋氏統一北方，建立魏國，後來分裂而為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這是所謂北朝。
北魏開國之初相當長一段時間，對漢文化的接受並不太重視，直到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才大力提倡漢文化和崇信佛教，自漢代傳入我國的佛教漸趨興盛，造塔和造像之風盛行。同時，碑刻作為墓葬的組成部分，得以重興；墓誌也開始大量出現。這些變化，為書法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晉室南遷至滅亡，從公元３１７年至４２０年，歷１０４年，後為宋、齊、樑、陳四朝所代。這是所謂南朝。南朝繼承東晉的風氣，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書法。但“南朝禁碑，至齊未馳”，因此碑版寥落稀少，書法作品傳世的，多以尺牘、書札等墨跡為主。
南北朝時代對峙分裂的局面，造成政治、經濟、文化、地域、習俗等方面發展的不同，書法也不例外。南北書風的差異，表現在許多方面。
其一，書家群體的不同。南朝書家多是上層貴族人士，而北朝書家則多為無名人物，這一點，通過唐朝竇臮《述書賦》中所集雙方人物數量就可以看出：南朝共８２人，北朝則只有１人（劉珉），雖然現在發現的書跡中又出現了一些重要人物如鄭道昭等，在數量上還是南朝佔優。當然，應當說明，竇氏所依據的主要是墨跡，而北朝書家在這一方面的活動相對不那麼突出。
其二，書跡形式的不同。南朝以尺牘為典型，北朝則以石刻為大宗。前者是東晉流風的延續，後者則遙接漢代傳統。這兩點，共同反映出南北雙方對於書法的功能、意義、價值的認識是有區別的：前者重視其對主體精神的展現功能，後者則重視其現實的應用性和美化作用。這種區別，也可以從顏之推《顏氏家訓》的有關論述中看出來。
第三，主要應用字體的差別。南朝繼承東晉傳統，行草是書寫時的主要字體，而北朝則主要使用正在不斷演變形質的隸楷錯變的字體。
這三方面綜合起來，形成了南北書風的整體差異：一風流妍妙，一質樸厚重；一溫婉嫵媚，一豪健雄放；都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當然，我們這樣分析，並非將南北截然對峙起來。實際上，在北朝仍然有許多喜愛行草書法的人物，只是書跡至今沒有發現罷了；在南朝，民間或邊地的石刻的書寫風格、與北朝的也存在相當多的相同點。這表明，一定的分野固然存在，但當外部條件類似時，這種分界可能就不那麼清晰了。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南北朝的晚期，南北之間的書風差異隨著社會的逐漸融合，也逐漸開始彌合，這一趨勢至隋代演為主流，從而使書法藝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一、南朝名家
南朝書法的主體與東晉相似，以貴族階層為核心，其書風也主要繼承東晉流風，愛妍薄質，尤其推崇王獻之書風，南樑時貶低獻之、褒舉鍾繇，情況才發生變化。代表性書家有：
羊欣（３７０～４４２），字敬元，泰山南城（今山東費縣）人。官至中散大夫。幼學書，得舅氏王獻之之法，兼善隸、行、草書，見重於當時，為獻之之後書名最重的書家。時諺有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相傳獻之書中風神較弱者，往往為羊欣所書。袁昂《古今書評》曰：“羊欣書如大家婢作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著有《採古來能書人名》。傳世有《筆精帖》。
王僧虔（４２６～４８５），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王羲之四代孫，王珣孫。宋時官至尚書令，入齊，轉侍中。少時即善書，宋文帝以為勝獻之。梁武帝嘗評其書“如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流氣骨”。齊高帝蕭道成曾與僧虔賭書，問：“誰為第一？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存世《太子舍人王琰帖》，四行，３２字。體勢方扁厚朴，用筆沉穩工緻，韻意蒼勁老到，恭謹而端麗。著作有《論書》、《筆意贊》等。
王僧虔之子王慈、王志，書名雖不高，但卻有墨跡傳世。王慈（４５１～４９１），字伯寶，琅琊人，官至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書跡有《尊體安和帖》、《汝比帖》、《柏酒帖》，皆存於唐摹《萬歲通天帖》中。書風灑脫飄逸，較小王更為放縱，值得重視。王志字次道，累官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書作有《一日無申帖》，筆勢險峻，結體嚴謹。
蕭子云（４８９～５４９），字景喬，南蘭陵（今江蘇常州）人。仕至國子祭酒，人稱“蕭祭酒”。工草、隸，又創小篆飛白，為世楷法，“潤色鍾門”（《述書賦》），善效鐘王而微變字體。其書深為梁武帝所重，以為能與鍾繇爭先。
智永（生卒年不詳），俗姓王，名法極，王羲之七代孫。相傳曾居永欣寺專意臨書三十年，寫真草千文八百餘本。所退筆頭，埋為“筆冢”。請書者如市，門限為穿，以鐵葉裹之，號“鐵門限”。其書精熟過人，兼善諸體，以楷書草書為最佳，是“二王”書法承上啟下的人物，對於傳播二王書風功不可沒。明陶宗儀《書史會要》評智永書：“筆力縱橫，真草兼備，綽有祖風，為一時推重。”
其真草《千字文》流傳廣遠，對後世影響極大。今存真跡一本，藏於日本。筆法精嚴而不拘謹，結構端莊而不板滯，章法雖字字獨立而氣息統一，整體風格於平淡中蘊深意，典雅含蓄、自然生趣。蘇軾曾評論他的書法說：“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眾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一，乃識其奇趣。”可謂獨具隻眼。
這些書家，雖然開創性比東晉書家稍遜，但他們的存在和努力，深化了東晉以來的書法觀念，使東晉書法成為一種傳統。
二、南朝碑刻
南朝由於禁碑，碑刻數量不多，但也有一些墓誌，如《呂超墓誌》、《劉懷民墓誌》、《劉岱墓誌》等；有少量的碑刻，如《蕭憺碑》、《爨龍顏碑》；摩崖則有《瘞鶴銘》等。
《爨龍顏碑》立於劉宋大明二年（４５８），與東晉的《爨寶子碑》合稱“二爨”。爨道慶撰文。因其碑比《爨寶子碑》大，故又稱“大爨”。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中評謂“若軒轅古聖，端冕垂裳”。《爨龍顏碑》已經基本刪汰了隸書的筆劃形貌，但在點劃的穿插佈置上，仍留有許多隸書的意味，致使結構傾倒欹側、長短錯落，初看似極稚拙，而細細品味，卻又含有高古渾樸的妙趣。
《瘞鶴銘》，南樑天監十三年（公元５１４年）刻於丹徒焦山西麓摩崖上。今殘存八十八字。世傳為陶弘景書。其字姿態雍容安雅，如閒雲野鶴，有飄然遠舉之致。宋黃山谷譽為“大字之祖”，清劉熙載認為“其舉止歷落，氣體宏逸，令人味之不盡”。王澍雲：“其書法雖已剝蝕，然蕭疏淡遠，固是神仙之跡。……大字如小字，唯《瘞鶴銘》之如意指揮，斯足當之。”
《劉懷民墓誌》南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４６４）立石，全稱《宋故建威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笠鄉侯東陽城主劉府君墓誌銘》，山東益都出土。銘文十六行，每行十四字。《劉懷民墓誌》書風古樸厚重，結體疏朗自然。其字體是隸書到楷書的過渡。
《蕭憺碑》，南樑普通三年（５２２）立石，全稱《始興忠武王蕭憺碑》。徐勉撰文，貝義淵書。康有為評其字如“長槍大戟”。書風卓偉雄強，體勢寬博，與唐初《等慈寺碑》有相似處，可見南朝楷書已經進入了一個較高的階段。
三、北朝石刻
北朝沒有留下名家墨跡，但碑刻形式多樣，數量豐富，特色鮮明，在書法史上具有獨特地位。雖然自出現後很長時間不被重視，但從清代開始，人們重新對它進行了審視，並給予了全新的歷史定位。時至今日，它至少有兩方面的價值已經得到了歷史的肯定：一是字體演變，這些作品記錄了北朝在楷書上的探索，證明北朝楷書是唐代楷書得以輝煌的前提和基礎；二是藝術價值，這些作品所特有的陽剛豪邁、樸拙生辣，是書法美的一種重要類型。
北朝書法，文獻記載以“崔、盧”兩家最為著名。“崔”有崔悅、崔潛、崔宏、崔浩、崔簡等，“盧”有盧諶、盧邈、盧偃等。文獻還指出，“崔、盧”兩家書風基本上是繼承鍾繇、衛瓘一路，但因為無作品傳世，無法直接探尋其風格的真實情況。
北朝石刻書法統稱為“北碑”，而北碑又以北魏成就最高，故又稱作“魏碑”，康有為說：“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並概括其審美價值為：“一曰魄力雄強，二曰氣象渾穆，三曰筆法跳躍，四曰筆畫俊厚，五曰意態逸，六曰精神飛動，七曰興趣酣足，八曰骨法洞達，九曰結構天成，十曰血肉豐美。”北朝刻石在楷書上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創造了多樣的風格，在楷書發展史上，有不可代替的位置。
依照其型制、用途，這些作品可以分為五大類：造像題記、摩崖刻石、墓誌、墓碑和神廟碑等。
（１）墓碑和神廟碑。主要有：北魏的《嵩高靈廟碑》、《高慶碑》、《賈思伯碑》、《張猛龍碑》、《高貞碑》，東魏的《高盛碑》、《敬使君碑》、《李仲璇碑》，北齊的《雋修羅碑》，北周的《華嶽頌碑》等。這類作品用途相對較為莊重，刻制也比較精心，有的作品還有意追求篆隸形意，因而往往以莊嚴謹飭為特點。其尤佳者，為《張猛龍碑》。
《張猛龍碑》，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５２２）立，全稱《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是魏碑後期佳作之一，康有為推為“正體變態之宗”，享譽極高，甚至有“北碑之王”的美譽。現在山東曲阜孔廟中。內容為歌頌北魏魯郡太守張猛龍尊興孔學的事蹟。《張猛龍碑》筆法剛健挺勁、斬釘截鐵，以方為主，如橫、直劃的方筆起筆，折處的方稜及三角形的點等；但是通篇看來，並不霸悍，而有秀麗俊爽的姿致。
（２）造像題記。內容多是為造像者記功德和替死者祈福。造像本身具有神聖性，因而造像記的文字自然也帶有一種莊重嚴謹的特色。造像題記主要集中在洛陽龍門石窟，約有造像三萬餘尊，題記三千餘方，其中北魏題記一千餘方。康有為稱龍門造像記“皆雄峻偉茂，極意發宕，方筆之極軌也”。龍門造像記有四品、十品、二十品、三十品等名目。歷來以《龍門廿品》為最煊赫，其中堪稱巨跡者為《龍門四品》，即《始平公造像記》、《魏靈藏、薛法紹造像記》、《孫秋生造像記》、《楊大眼造像記》。這些作品多數刻制方法比較簡單，似乎常常不經過書丹而直接刻寫，故刀的意味比較濃厚，被看作“方筆”的典型，風格雄強峻厚，樸實茂密，最具陽剛之美。
《始平公造像記》，立於太和二十二年（４９８），全稱為《比丘慧成為亡父始平公造像記》，十行，每行二十字。孟達撰文，朱義章書丹。此碑用陽刻法，筆畫稜角鋒利而不尖刻，折處多用重頓，緊結厚實，結體茂密莊嚴，顯得雄峻非凡。康有為評：“遍臨諸品，終於《始平公》，極意疏蕩，骨格成，體形定，得其形熊力厚，一生無靡弱之病。”
（３）摩崖刻石。主要集中在山東境內。分別有北魏時期的《雲峰山刻石》，北齊時期的《四山刻石》及《經石峪金剛經》、《石門銘》、《水牛山文殊般若經》等。雲峰山刻石還包括太基山、天柱山、百峰山等。四山包括岡山、尖山、鐵山、葛山。
雲峰山諸刻主要出於鄭道昭父子之手，代表作《鄭文公碑》，北魏永平四年刻於山東掖縣雲峰山上，稱《下碑》，一在天柱山，稱《上碑》。內容為光州刺史鄭道昭敘其父羲之功。體勢以橫為主、寬展安和，因石面不平，故拓片顯示的用筆特點為圓勻均平，舒緩持重，整體看來安詳雅重，無一絲煙火氣。《論經書詩》北魏永平四年刻，筆法方中帶圓，骨力雄渾，結構闊大開張，氣勢高曠博大。其它還有《觀海童詩》、《東堪石室銘》等。
北齊四山刻石及《金剛經》、《文殊經》，有明顯的採用隸書形意的企圖，字型扁闊，筆劃肥厚，提按不顯，勾尾挑起，整體看來顯得從容優裕，簡淨溫和。
《石門銘》北魏正始年間刻。在陝西，王遠書，繼承漢《石門頌》的風格，筆劃飄拂，具有草情篆韻，康有為譽為“飛逸渾穆之宗”。
（４）墓誌。最主要的是出土於洛陽邙山的元氏皇族墓誌，此外著名的有《司馬景和妻墓誌》、《刁遵墓誌》、《崔敬邕墓誌》、《鞠彥雲墓誌》、《張玄墓誌》等。邙山元氏墓誌大多刻制精美，書寫水平較高，從字體上看，可以代表當時楷書所達到的成熟程度，風格以秀美娟雅為主。其他墓誌則風格多樣，有的凝重，有的超逸，都具有很高的審美審美價值。
《張玄墓誌》，又名《張黑女墓誌銘》，原石已佚，清道光年間何紹基於山東發現剪裱本，屬海內孤本，極為珍貴。拓本現藏上海博物館。書於北魏晉泰元年（５３１）。運筆中側互用，藏露皆備，輕重並舉，剛柔相濟，得圓潤之趣，與南朝楷書已有許多相似之處，而不失厚重典雅的北朝本色。結體捺畫微微上舉，平添欹側之勢，但因主要採用橫勢而寬綽，微含隸意，故仍然極其端穩平和。清何紹基評雲：“化篆分入楷，遂爾無神不妙，無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
四、其它書跡
這類作品，有的寫在磚上，如高昌墓磚《如畫承及妻張氏磚志》、《趙榮宗妻韓氏磚志》、《徐寧妻張氏磚志》、《令狐天恩磚志》、《孟子磚志》等；有的寫在木板上，如《司馬金龍墓漆書題字》；但主要的書寫材料還是紙，其中有大量是佛經，著名的有南齊《大方等集經》，樑《律序》、《出家人受菩薩戒經》，北魏《摩珂摩耶經》、《大般涅槃經》、《大智度經》、《華巖經》，西魏《菩薩處經》、《大般涅槃經》，北周《大般涅槃經》、《建章初首故稱第一》等。
這些作品，出於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用途、製作和書寫方式也有很大差異，因而書風是極不相同的。但在不同之中也有相同之處，這就是探索性。佛經的書寫相對規範、嚴謹，但大多保留了一定的隸書意味，反映了楷書字體成長的進程；墓磚則書寫較為隨意，有天真不羈的趣味。總之，它們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楷書在實際應用中的各種面目，對於研究楷書的成長尤有價值，在藝術上，其探索性對於尋求楷書的變化有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