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退兩茫然——王羲之的仕與隱

王羲之早年（二十多歲時）以祕書郎身份入仕——祕書郎主要負責管理皇室藏書，起草政令公告等文件，相當於皇帝身邊的行政人員，是一份“職閒廩重”的官職，在當時只有名門望族的子弟才有資格擔任，是貴族子弟進入仕途的理想起點。

據史傳記載，成年後的王羲之，言辭敏捷，出口成章，待人接物也素以耿直爽朗著稱，很為時人欣賞。

出身名門、才能出眾的王羲之，在仕途上自然有比大多數人更多的機會，但不知道為什麼，王羲之似乎一直在躲避著這些常人夢寐以求的機遇，所以，他的仕宦經歷中也缺乏人們想象的那種“輝煌”。……

公元348年，也就是王羲之四十六歲時，朝廷又一次任命他為護軍將軍……

王羲之任護軍將軍後，曾苦求宣城郡，但未被批准。為何王羲之向來懶於仕進，卻偏偏對宣城太守一職情有獨鍾？實際原因是宣城素以山水秀美著稱，王羲之之求宣城，更多的不是為了仕途發展，而是希望到那裡享受山水之美。遊心山水之間，體悟玄思哲理，是魏晉士人普遍嚮往的生活方式。《世說新語》中記載了大量這樣的逸事與言論，這種時代風尚的形成，與老莊思想的影響有直接關係，“莊子對世俗感到沉濁而要求超越世俗之上的思想，會於不知不覺之中，使人要求超越人間世而歸向自然，並主動地去追尋自然……使人進一步想在自然中——山水中安頓生命”（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華東師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頁）。

從史傳中透露出的這一小小細節告訴我們，在世俗仕宦與自然山水之間求得某種平衡，才是王羲之所向往的理想人生。前者於他來說是一種義務，是家族賦予他的使命；後者於他來說是性情所致，是舒展心靈的最好方式。

其實以王羲之的本意和經濟狀況而言，徹底的歸隱也許是最理想的。但從當時的形勢來說，這個決定很難做出：作為名門望族的優秀子弟，他承擔著家族的厚望；同時，在當時司馬氏政權的政治高壓下，辭職歸隱也意味著著政治上的不合作，甚至會招來殺身之禍。

在中國歷史上，個人相對於政權的獨立性一直是不被鼓勵的。史傳和傳說中的那些隱士，如許由、伯夷叔齊、楚狂接輿等，他們的存在令帝王顏面無光，故而“野無餘賢”歷來被看作是太平盛世的象徵。秦及西漢時期漢，大一統封建帝國初建立，管理體制嚴密清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質鈇”（揚雄《解嘲》），士人們更如籠中之鳥，其自由和獨立意識幾乎無從談起，所以隱士愈發如鳳毛麟角。很多士人不得不選擇違心地沉浮於官場，“避世於朝廷間”（《史記?滑稽列傳》）。

從東漢中晚期到魏晉，門閥世族的勢力逐漸膨脹，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皇權對士人的控制力度，隱逸之風又興，而帝王為了爭取人心，也紛紛屈尊，向隱者表達出親和與善意，因而隱士的人生重新又稱為士人的一種理想。

西晉建國伊始，司馬氏家族深恐其篡權行為為時人詬病，所以對持不合作態度的異己分子格外無情。嵇康就刑、呂安獲罪，就是他們恐嚇士人的一個手段。在這種流血的政治面前，士人們不得不放棄隱逸的自由，服從於朝廷的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但大多數人的選擇是“在朝不任職，容跡而已”（《晉書?向秀傳》）。王羲之有顯赫的家世背景，在朝多年卻無意仕進，其實也和他們一樣，不過是把朝廷當做一個寄身的場所而已。

求宣城不得，王羲之被任命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他在會稽內史任上倒也兢兢業業，似乎有點找到了做父母官的感覺了。但不巧的是，他在政壇上的“宿敵”王述成了他的上司，這樣王羲之非常難堪，幾番明槍暗箭之後，他憤然辭官。

辭官之後的最初幾年，王羲之與友人遍遊江南山水，乘大舟出海，沉醉於弋釣之樂；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於名山，甚至發出這樣的感嘆：“我卒當以樂死！” 應當說，這一段歸隱生活是他真正比較愜意的日子。他不必再受制於官場的各類規則，真正地做了一個自由、自在的隱士。

但好景不長，他的健康狀況逐漸惡化，這恐怕與他長年服食五石散有一定關係。五石散是一種中藥散劑，據說最早由張仲景發明，其主要成分是石鐘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等五種礦石，藥性燥熱，對傷寒病人的康復頗有助益；健康人服用之後，也會覺得“神明開朗”（何晏語）。故而服散成為當時士人中非常流行的一種養生方式，它與“清談”、“玄學”、“好酒”一道，成為魏晉風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五石散畢竟是一種帶毒性的化學藥品，久服不但容易上癮，還會累積性地中毒。西晉時期的學者皇甫謐就曾因服散不當而患“風痺疾”，以致癱瘓。王羲之晚年也是因“風疾”而艱於行走，服散很可能就是致病的一個原因。

穆帝昇平五年（361），王羲之病逝，享年五十九歲。葬於金庭（今屬浙江嵊縣）。羲之去世後，夫人郗氏尚在，後壽至九十餘，享天年而終。

縱觀王羲之一生的仕宦經歷，我們會發現，他真的是一位“性情中人”：首先，他對名利非常淡泊，他寧願在政壇被邊緣化，也不願在權力鬥爭中磨損性靈。這一方面是時代風尚的影響：魏晉時期政治太過黑暗，很多有良知有底線的士人都無法忍受權力圈中的齷齪與血腥，紛紛選擇逃避，玄學與隱逸之風盛行，前者是一種精神的逃避，後者則是自我的徹底放逐。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王羲之的個性因素：他是個藝術才能非常卓越的人，在書法、繪畫、文學創作方面都有極高造詣。這樣的人，他們的內心世界一定是非常完滿的，敏銳的審美能力，會隨時為他們的生活增添豐富的色彩。內心充實，自然也就無求於外，相反，過多的外務瑣事，反而會干擾他們享受藝術、享受生活的寧靜心情。據說，王羲之在仕途上唯一一次主動求官，就是求任宣稱太守一職。而之所以“苦求宣城太守”，歸根結底，卻是因為宣城山水極秀美，他的求官，是真正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因為更看重自由與美，所以才會淡於名利，王羲之的理想國，不是在廟堂之上，而是在山水與藝術之間。

同時，王羲之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他重情義，容易被感動，更容易被激怒：他無意仕宦，不耐官場的蠅營狗苟，本打算在一個閒職上終老。其兩次出仕，都是感於友人的真誠：一次是庾亮的臨終薦舉，一次則是殷浩的盛情相邀。而他最終徹底告別官場，也是起因於王述的有意刁難。

從這些逸事中可以看出，世人眼中的功成名就，遠遠不是王羲之的人生理想。他的心靈深處，始終藏著一個浪漫唯美、熱愛自然、熱愛自由、重情重義的少年。可以說，從個性上講，王羲之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