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沈鵬先生是當代書壇名人，地位崇高，名聲顯赫。其著作頗豐，蜚聲海內外，是中國書法的領袖人物。）
沈鵬先生之蜚聲海內外，正因他是中國書法的領袖人物，創作書法作品達一萬五千件以上。大約在十年前，我的鄰人在濟南參觀李清照紀念堂時拍攝了一張沈鵬先生以草書體寫的《一剪梅》的碑刻，拿照片來讓我觀賞，照片的草書文字還算清晰（見圖：沈書一剪梅）。《一剪梅》正文共六十字，瀏覽之下，不禁使我驚詫不已，因其中既有錯字，又有不合規範的字，加在一起就有六個字之多。其後不久又有書畫界的朋友向我提起：沈鵬先生出版過一本《沈鵬行草千字文》（以下簡稱：“沈書千文”），並說書中有若干錯字。（按此書書名應命題為“草書千字文”更為切題，因嚴格地說書中可作行書看的僅寥寥數字。）聞聽此言，就產生了一個很想一睹究竟的願望，後來偶然在書肆發現了這本書，便買了回來。此書出版於2000年，封底寫明是北京和平出版社出版、第一版第四次印刷。雖沒有印數，但作為普及型的平裝本，幾次印刷至少也在數萬冊以上。披卷閱覽一過，令我大為驚愕，因為幾乎每一頁都有寫錯的字，甚至有一頁內就有數次謬誤。
筆者作為書法藝術工作者，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開始學習研究草書。從《淳化閣帖》（以下簡稱：閣帖）十卷本作為開端進行辨識草書，以後幾乎遍覽晉唐以來歷代名家的草書碑帖，凡遇疑難不識的字，不惜耗費時間精力，必至辨清認識而後已；有些疑難的字是作為存疑經擱置多年之後重新檢閱時始忽然開悟，獲得確切辨識的。數十年的苦心研習探索，對草書的各種規範寫法以及其創造的依據積累了較為豐富的知識，於是發現近二、三十年來國家一級出版社出版的多種碑帖書籍中，釋文中的錯誤非常之多，甚至七十年代出版的四大巨冊《草字編》（啟功先生總校訂）以及奉乾隆帝御旨刻制之《三希堂法帖釋文》也有釋錯或應釋而未能辨識的草書。由此深感草書之辨識確是一門艱深的學問（關於這一問題，筆者擬專文論及）。
談到草書（此處專指有別於“章草”的“今草”）其初創始於後漢張芝（字伯英）、崔瑗等。唐韓方明以為“伯英之前未有正、行、草書之法”。自漢之張芝洎東晉之二王（羲之獻之）是草書創造至形成的時期。當時帝王高官，文士學者無不書寫草書，是為草書之濫觴，延及隋唐是書法的鼎盛時代，產生了歐、虞、楮、薛、顏、柳等大書法家。從他們的遺作中可以看出，草書的筆畫結體作為一種文字形式早已固定下來。現在我們只就沈鵬草書《一剪梅》及《沈書千文》的謬誤之處做具體剖析：《一剪梅》（見附圖：沈書一剪梅）一詞首行第二字“藕”（圖：沈書一剪梅局部1），草頭下右畔禺的尾筆，草法不應再有小環圈，對照《草字編》所收宋高宗趙構及祝允明的寫法（見圖1之一、之二）可見端倪。沈書這種情況是為衍筆、即所謂“蛇足”也。
沈書一剪梅
沈書一剪梅局部1
第一行末一字“簟”（圖：沈書一剪梅局部2），竹頭下作“覃”字，西、早上下結合成字，而“早”的草法尾筆不作“又”“可”狀，而應當將直垂左上鉤起與橫筆相連穿過直筆，見圖2之一、之二文徵明、王鐸（唐詩：為報空潭橘之潭字）。
沈書一剪梅局部2
第五行“月滿西樓”的“滿”字（圖：沈書一剪梅局部3）字右畔下“雨”字，左向環形筆中包含之筆畫應作環形交叉狀，不能寫作並列二豎點，試看智永千文“守真志滿”與前述王鐸草書“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州”之“滿”字（圖3之一、之二）。
沈書一剪梅局部3
再看第七行“一種相思”之“種”字（圖：沈書一剪梅局部4）。右畔是“重”字，其上首筆為發筆向左下之短撇，沈書寫作上下二點，是“童”的草法。對照王羲之《十七帖》種果之“種”及《閣帖》十卷獻之“又風不差腳更腫”之右畔“重”字草法（圖4之一、之二）可見正誤。
沈書一剪梅局部4
第七行“兩處閒愁”的“處”（圖：沈書一剪梅局部5），似寫成了“雨”字頭，即成為“雯”字了。且看《十七帖》中“朱處仁……”與《閣帖》第十卷獻之書“疾不退潛處當日深”的“處”字（圖5之一、之二）足證沈書之錯。
沈書一剪梅局部5
最後一行“才下眉頭”的“頭”字（圖：沈書一剪梅局部6）。沈書完全錯了。頭字草書古人草體有兩種寫法，一種較常見，例如上文提及王鐸所書“何年顧虎頭”之“頭”字；另一種較少見，這就是《閣帖》中獻之所書“……恆患溫頭痛”的“頭”字，以及鄭板橋七言詩中“若雲聲在指頭上，何不從君指上聽”的“頭”字（極為清楚地承襲了獻之的草法）（圖6之一、之二）。
沈書一剪梅局部6
《一剪梅》正文共60字，沈書即有六字錯訛，不可謂不多。也許有人會為之辯解說：草書文字藝術是一種不斷髮展的文化形態，為什麼不可以另有創造呢？回答是否定的。前文已述及：草書之創造自漢至晉，歷經近三百年之久，這一創造過程，無疑是有為數可觀的文人、書家參與其中的，是智慧睿思的巨大成果，並經歷了付諸社會實踐約定俗成的階段而後形成的。於是草書文字也就成為有其準繩可循的規範字體。歷經唐、宋、元、明、清千餘年來，歷代名書家皆遵守著這一規範。這也正是歷代書家中不論草法如何狂放，終究仍可辨識的原因。今天如果我們要企圖將草書變化為另一種寫法，勢必形成混亂，使讀者無所適從。同時我們也看到今天藝術界有一些人正在興起一種新的書法，是一種難以認識，無所謂漢字的文字遊戲，對照傳統的書法，已面目全非。儘管也有一些人表示欣賞，但這與傳統意義上的書法純然是兩個概念。而沈鵬先生自稱是學習歐陽詢、懷素、宋徽宗趙佶的，所以我們以傳統的標準評論其書法也是順理成章，不失其宜的。
接下來看《沈書千文》（簡稱，以下同此）。在此我們只針對為首的第一頁及第三頁所出現的謬誤進行分析：
沈書千文
第一行第二字“地”字（圖：沈書千文）與傳統行草寫法迥異，草書運筆規律是：一個字的書寫應該是筆一著紙，即連屬行筆而至完成，謂之“行筆而不停，著紙而不離”，若“當連者反斷”則有違草書之迴環連綿一氣貫成的流暢氣韻。沈書將土、也兩畔斷然分開，則字之筆勢氣韻蕩然無存；尤為乖謬的是“也”的書寫筆序完全倒置，尾筆成了首筆，且中間豎筆向下引去與“玄”字首點相連，使整個字彷彿成了“坤”字。請看懷素《小字草書千文》與《智永千文》的草法（圖7之一、之二）。
第一行第七字“洪”字（圖：沈書千文）右畔“共”字的草法：共字的草法應首先寫上一橫，兩豎則如草頭之草法，左右連筆相向，後於橫筆下作重迭折筆下引完成，如此既符合草書行筆之使轉回環形成流暢筆勢的自然關係，結體也頗美觀。今舉智永、過庭二家之草書千文之“洪”字為例（圖8之一、之二）。沈書寫法將“共”字之左豎作為首筆向下引去與橫筆首端相屬，幾乎使“共”字變作“失”字，其後“垂拱平章”之“拱”也作如斯草（圖8之三），若離開千字文，此字則無法認識。
第二行首字“荒”字（圖：沈書千文）之中部是“亡”字，沈書寫法猶如“正”字草法。試看過庭千文“荒”與《書譜》之“芒”字之規範草法（圖9之一、之二）。
第三行末二字為“來暑”二字（圖：沈書千文）。“來”字非行非草，“暑”字筆畫支離而無連屬，且上部之“日”作橫扁形，可解讀為“四”字，則此字變成了“題署”之“署”，舉過庭、智永千文同樣二字作比較及《閣帖》獻之“來”字草法（圖10之一、之二、之三），正誤一目瞭然。
第四行第五字“藏”字（圖：沈書千文）草法嚴重錯誤：草頭之下右畔草法可視作草書之“武”字或“德”字右畔。正確之草法應當是直筆通過上面之短橫後，即轉為向字腹中作環帶形二折筆收尾。今舉《智永千文》及過庭《書譜》並《閣帖》十卷中獻之的“臧”字證之（圖11）。沈書之臆造昭然在目。
接著看第三頁之第四字“稱”字（圖：沈書千文），此字左畔“禾”字，右畔橫撇下行筆，不應作交互兩點，而應當作平橫……這裡舉《智永千文》之“稱”與《書譜》“自稱勝父”之“稱”可證（圖12之一、之二），而沈書右畔系 “帛”字草法，以沈自書《一剪梅》“雲中誰寄錦書來”之“錦”字右畔“帛”字可以反證“稱”字草法錯誤（見前圖）。
三頁二行第四字“李柰”之“柰”（圖：沈書千文）上部為“木”字，而沈書之“柰”可釋為“奈何”之“奈”，又極似草書之“索”字，試看《懷素小字千文》“索居閒處”之“索” 字（圖13之一）與沈書何其相似。再證以《草字編》所收宋高宗趙構及偈奚斯之草書“柰”字（圖13之二）則更為清楚。
最後一字，第三頁四行第三字“潛”字（圖：沈書千文）三點水偏旁除外，沈書將它寫成了近乎“昔”字的形貌，與正確之草法悖離甚遠。對照該字見於《閣帖》獻之所書、上文已提到的“潛處當日深”之“潛”字以及《智永千文》中之“潛”字（圖14之一、之二）足證沈書訛誤之甚；而這兩位大家所書“潛”字結字運筆又何其相似，幾疑出於一人之手。由此可見草書之筆畫結體，不容任意更改“創新”。對沈書《一剪梅》及《草書千文》謬誤之剖析就談到這裡。
以下我們就沈書的《草書千文》結字用筆作簡略評述。趙孟頫雲“書法以用筆（即筆法）為上，而結字也需用功”這是說書法除了講求筆法之外，結體佈置也需巧妙得宜。而草書要達到盡善盡美，則尤其之難。“草貴流而暢”（孫過庭《書譜》語，以下引語不另加註明者，皆引自《書譜》，不另說明）。草書之行筆，首先要能在疾速中旋轉圓暢，並能在鉤環盤紆的行筆中以或留或放的筆勢表現出“屈折便險、飛渡飄揚，隨情而綽其態，審勢而揚其威”（項穆《書法雅言》）。這些合於美學的極致境界，都是通過使轉運筆來完成的。所以有“草乖使轉、不能成字”之說。運筆精熟是草書的第一要素，然後如能做到“點畫精妙”，則可稱草書之上乘了。“使轉為形質（結字），點畫為性情”，倘若草書沒有遒麗優美的點畫，猶如一個人一樣，不是溫文爾雅，而是平庸粗俗，又怎能稱作佳書呢？沈書千文，連篇看去結字多是疏散支離，運筆未能圓轉流暢，遲緩滯澀的行筆觸目而是。《書譜》中論及草書之運筆說“勁速者超逸之機，淹留者賞會之致”但如果不能迅速，只能一味地用遲筆，結果就像過庭所說“因遲就遲，詎名賞會。”即這種遲筆又怎能表現出賞心會意的妍美效果來呢？至於沈書之點畫是否精妙，這與前面舉例中那些古代名家的書法作一比較就一目瞭然了。
論述至此，就很自然地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沈書中有如此多的訛誤，何以沈書在當今的書畫市場會那樣有名，價位居於一等呢？筆者以為這其中既存在書法評鑑的誤區，又有一個當前我國社會文化中的流行風氣問題。在信息傳播高度發達的今天，媒體在成就一位“名人”的宣傳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位名人從最初的“小有名氣”到聲名顯赫，無不由媒體的宣傳促成。
沈鵬為書法藝術展題詞
我們的文化領域，包含著文藝創作、評論、媒體的宣傳，都存在著嚴重的浮躁之風。“文化良知”到了日趨淪落，幾近泯滅的邊緣。
談到草書的鑑賞，這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孫過庭在《書譜》中曾說：“吾嚐盡思（極其用心地）作書……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書家認為美妙之處未受到觀賞者的注意，失誤之筆，反而被錯誤地讚賞）。又說：“既昧所見、又喻所聞”（既然不懂得如何鑑賞，就只好人云亦云了）。話說回來，要求今天媒體的青年編輯記者們具有書法藝術的高深鑑識能力，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但作為著名的新聞報刊決不宜輕率地追捧所謂“名人”，而應該謹慎行事，因為媒體承擔著一副重擔——社會良知的責任。此處再舉一例，《今晚報》在報道一位著名的作家、畫家、中國文聯的領導者之一時（因為此人近年來也喜歡書法，常為人家題寫匾額），在作家、畫家之後又奉上一頂“書法家”的桂冠，而據筆者看到過的此人的題署之作，竟不時將漢字寫錯，至其書藝，識者以為實不敢恭維。媒體之定格，真令人“匪夷所思”。
偶爾瀏覽幾個著名的網站，都可以看到有沈鵬先生作品展示與出售的網頁，其中都有“生平簡介”與“年表”之類的內容。有些《簡介》中摘載了某些名人或評論家對沈鵬先生書法造詣的高度讚譽。某評者盛讚沈鵬先生的書法成就是“當今書壇最具代表性的書風典型，在中國近現代書法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其行草“剛柔相濟、搖曳多姿、氣勢恢宏、點劃精到、格調高逸”，（見《百度·百科》）。對於這些崇高、壯美的評語，筆者實在不敢苟同。如果把這些譽辭用來評價徽宗趙佶的草書倒堪稱允當。所以筆者以為這位“書評家”如果不是對書法缺乏知識，那就只能視為庸夫俗子的佞諛之辭。
如今在我國的眾多報刊上，群眾經常看到的書法作品，十之九都是現實中的書家所作，真正超凡卓絕的書法，很少在報刊上被介紹，於是普通讀者不免形成“井蛙之見”。為使我們的普通讀者擴大眼界，在此冒昧地舉出現代傑出的堪稱一代宗師的大書法家吳玉如先生（已故）書寫的《韓詩外傳》的一段行草（局部）為例，筆者以為這篇書法才堪謂筆法高超，格調高雅，其運筆縱橫馳騁，千變萬化而不失規矩。值得一提的是在這隻有一百零七字的作品中，同一個字出現多次，如：馬、而出現七次，有、之出現六次，其字五次，騶、知二字四次，而其筆法、結體絕不相類，行筆流暢，揮灑淋漓，可謂心手會歸，絕無刻意矯造之處。而沈鵬先生在其發表於《搜狐·華夏藝術網》的一幅作品中緊連在一起的鼓鼙二字，下邊的鼓字頭與上一鼓字同一模樣，這與吳玉如先生相較相去何止千里！
人之學問、技藝，貴在時能自知有所不足，從而不斷學習進取，始可漸臻佳境，攀登巔峰。將那些過高的頌揚之辭置之自己的《簡介》中只能理解為一種自矜之意。
前面提及當今文化、藝術界的浮躁之氣，書法界恐也不在例外。彷彿記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某些書壇領導人就口出狂言，認為當今書法如此普及，人才輩出，書法藝術有望超越古人是完全可能的。筆者以為這種觀點幾同夢想。我們不妨看看，吳玉如先生在其晚年是怎樣評估現代的書壇的。吳先生認為“有清三百年來，楷尚館閣，行草遂失其傳，傅青主而後已無筆法可言，更無論神韻，書法雲何！”。先生又在其七十年代所寫的一首七言體詩中，不無沉痛地詠道：“文字（此處特指書法）漢唐才幾日，渺予何事哭興亡！”（末句）。吳先生學問淵博，人品高潔，其書法之成就，比肩古代名家，可謂毫不遜謝。筆者以為吳玉如先生的這些觀點可視作警語，並審視今天的書壇，進而思考書法文化長遠的發展方向。本文至此可以結束了，然又不禁令人長嘆：悲夫，書道陵夷，諸當事者先生，何日清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