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本姓何，名馥，字遠香，號旭如，別署雲間、濟廬、復生、復翁等，後改名換姓為白蕉。上海金山縣張堰鎮人。出身書香門第，幼承家學，少時就有書名於鄉里。工詩文書畫，白蕉自己說是詩第一，書第二，畫第三。其實，他還治印，只是難得為人奏刀。傳統文藝修養相當全面，但白蕉最為人稱譽的，還是他那一筆秀逸的行書，他的行書以二王為宗，所創作的書法作品雋逸瀟灑，才情橫溢。寫蘭尤享盛譽。
40年代，他多次在上海舉辦個人書畫展，名噪一時，行家也頗推重。有人評論說，他寫的王字為當今第一。細看他的行草書，覺得這話並非過譽。白蕉的行草書，深得二王精髓。沈尹默、鄧散木、馬公寓、潘伯鷹諸家也都寫王字，但較之於他們，白蕉的字更富英銳之氣；流轉暢適，又能收得住，絲毫沒有浮滑薄俗之感。有些行書，還有王珣《伯遠帖》的明顯影響，十分可愛。
我經過相當時間的推敲和思考，決定用“書髓”二字來包舉本講。因為在這一講裡所要談的，可以說是書學上的最高修養，比較抽象，古人也不大把它分析、講明。正如孫過庭所謂：“設有所會，緘祕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又云：“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者希風敘妙，雖述猶疏。”這在初學者聽來，或者以為同書法不甚相關；對於引證古人的議論，或者感覺會很平凡，或者是感到不容易領會。其實呢，到是千真萬確，妙而非玄。現在為了諸位易於明瞭起見，提綱挈領，在本講總題之下，先總的、概括地談一談。
大概書法到了“爐火純青”，稱為“合作”的地步，必定具備心境、性情、神韻、氣味四項條件。那麼，四項條件的因成是什麼呢？闡述如下：
（一）心境：心境要閒靜。
如何會閒靜呢？由於胸無凝滯，無名利心。換句話說，便是沒有與世爭衡、傳之不朽的存心――不單單是沒有雜事、雜念打擾的說法。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心不知手，手不知心的境界。心緣靜而得堅，心堅而後得勁健。臨池之際，心境關係可真不小。《書譜》以“神怡務閒”為五合之首；“心遽體留”為五乖之首。又說：“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這是到了極閒靜的境界，才能如此。
白蕉《隸書用清所尚五言聯》
（二）性情：性情要靈和。
緣何得靈和呢？講到靈字，便聯想到一個“空”字。譬如鍾鼓，因為它是空的，所以才能響；如果是實心的話，敲起來便不靈了。和字的解釋是順、是諧、是不堅不柔，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性情的空靈，是以心境的閒靜為前題的。心境的能夠閒靜，猶如鐘鼓，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書譜》以“感惠徇知”為一合；一“意違勢屈”為一乖。又說：“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讃》則意涉環奇；《黃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史箴》又縱橫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志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又云：“右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歷，而風規自遠。”性情和書法的關係如此。
白蕉《行書蹈德正身八言聯》
（三）神韻：神韻由於胸襟。
胸襟須恬澹、高曠。恬澹高曠的人，獨往獨來，能夠不把得失譭譽擾其心曲，自舒機軸，從容不迫，肆應裕如。我們可以想像諸葛武侯，他羽扇綸巾的風度如何？王猛捫蝨而談的風度如何？王逸少東床袒腹的風度如何？神韻又是從無所謂而為來的。宋元君解衣槃礴，嘆為是真畫士；而孫過庭以“偶然欲書”為一合；“情怠手闌”為一乖，其故可思。有人說：神韻是譬如一個人的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大致果然不錯，但那個可觀可度，我看正不免見得矜持，還不夠形容一個人的逸韻。譬如館閣體的好手，不能說不是可觀可度，然而終不是書家，因為其中有功名兩個字。孫過庭說：“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諳於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灑流落，翰逸神飛。”所以能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也就是因為胸中不著功名兩字。
白蕉 《致君匋五月十三日札》
（四）氣味：其為由於人品。
人品是什麼？如忠、孝、節、義、高潔、隱逸、清廉、耿介、仁慈、樸厚之類都是。古人說：“書者如也。”又說：“言為心聲，書為心畫。”這個如字，正是說如其為人。晉人風尚瀟散飄逸，當時的書法也便是這個氣味。魯公忠義，大節凜然，他的書法，正見得堂堂正正，如正士立朝堂模樣。太白好神仙、好劍、好俠，詩酒不羈，他的書法也很豪逸清奇。本來，一種藝術的成功，都各有作者的面目和特點。面目和特點之所以不同，這是因為各個作品，有各人的個性融合在內。試看，同是師法王羲之，為何歐、虞、褚、薛的面目，自成其為歐、虞、褚、薛呢？孫過庭雲：“雖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慾，便以為姿。”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一個人的人品，無論忠義、隱逸、耿介等等，莫不反映到他的書法上去。讀書人首務立品，寫字也先要人品，有了人品，書法的氣味便好，也越為世人珍貴。
白蕉《書黃庭堅詩扇》
四者除了天賦、遺傳關係之外，又總歸於學識，同時與社會、歷史的環境和條件，也是分不開的。有天資而不加學，則學識不進。現試言：
（一）學識與心境的關係：孩子們初學執筆，寫成功幾個字，便喜歡聽大人們稱讚一聲“好”。藝術家如果不脫離這種心理，常常要人道好，這就糟了。為什麼糟呢？是因為他名利心太重的緣故。請設想一下，如果張三說他極好，李四說他不好，他還來不及辨別對方是什麼人，他們的話有什麼價值，而只是希望李四能改變主意，也說他好，結果又來了個王五，批評他某一點不好，你想，這樣他的心境如何能閒靜呢。
白蕉《行書七言聯》
（二）學識和性情的關係：天下事事物物，萬有不齊；各人的性情，自然像各人的面孔一樣，也大有不同。對於書法來講，也是如此。歷代大家，各有面目，各有千秋。如果甲說鍾王字好，乙說顏柳字好，於是各執己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成見在胸，入主出奴，由辯論、筆戰而相罵起來。結果去就質於一位學爨寶子的丙，那豈非笑話。本來顏、柳書雖有習氣，但不能掩其好處。自己不能靜觀體會，緣何便可一筆抹殺。所以學問深，則意氣平，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學問深者，必善於傾聽客觀的分析、各種不同見解；善於吸收各家精華，也必能保持冷靜的頭腦和閒靜的心境。
白蕉《行書觀盡化將七言對聯》
（三）學識和神韻的關係：學問高者，見多識廣，心胸高曠，獨來獨往。因為心中毫無雜念，毫無與世爭衡之心，書畫詩文，其氣息必超脫塵俗，瀟散飄逸，神采清奇。否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一庸人譽之，便自以為有餘；一庸人毀之，便自以為不足。”得失勞心，真是何必！也使人覺得可笑。“見富貴而生諂容，遇貧賤而生驕態。”其實，他的富貴於我何加；他的貧賤於我何損，這隻能顯露了自己的胸襟和人格。即如拿王逸少的胸襟來講，他所以“袒腹東床”，那時候，他正覺得大丈夫不拘小節，何患無妻，天熱樂得舒舒服服。一方面看了他的弟兄輩，一個個衣冠整齊，一副矜持模樣，目的原是想討郗家小姐做老婆！眼前來的，又不知是誰的未來的丈人峰，未免心中要暗好笑呢！
白蕉《草書白雲青天五言聯》
（四）學識與人品的關係：識由學而高，學又因識而進，二者是有相互密切聯繫的。“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是由於學識。“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這也是由於學識。有些人不能說是沒有學問，但為何他偏幹不忠不義的勾當呢？那是由於不能分別義、利，於是淫於富貴，移於貧賤，屈於威武。歸根結底，他原是並沒有得到聖賢的真學問，因此便無定識，而影響到他的人格。有些人學古人的書法，偏先學到他的惡習，有毛病的地方。這是好而不能知其惡，是由於不學以致無識，而以醜為美，影響到書品。宋代書家蘇、黃、米、蔡，據說這個蔡原是蔡京，但是後人因為蔡京人格有問題，不配和其他三家並稱，所以配上了一個蔡襄。元代趙子昂，本來是宋朝宗室，國亡之後，還做異族大官，這於人格上就有問題了。所以雖然他的書法功夫不僅好，也夠漂亮，但總覺得是浮滑一路，骨子差了。明末清初的王覺斯，天分真高，筆力比文徵明一輩強得多，《擬山園帖》的摹古功夫，更可見他的學力。但他自己面目的書法，粗亂得很。他又為宦官魏忠賢寫生祠碑，於是人家便看不起他了。講書法關係到人品，或以為不是“在藝言藝”的態度，但我以上所講的，即以藝術至上的立場而合到人品，我想，這並不離題。至於一輩嗜古的收藏家，珍貴新莽的泉貨、蔡京的《黨人碑》、秦檜的書札，那是歷史保存的意義，在我看來，倒不單單是好奇與物稀為貴。
白蕉《行書七言聯》
以上所言，實在是卑無高論，但與書道聯繫之處，各位可以隅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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