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欣淼:清宮書畫鑑藏、佚存與研究述評

中國書法是中國傳統藝術中最集中而又充分地體現中華民族審美意識的樣式之一,中國傳統繪畫自成一套完整的繪畫美學體系。中國書法與中國繪畫關係緊密,所謂“書畫同源”,兩者的產生與發展相輔相成。中國書畫藝術歷史悠久,不僅具有獨特的技法和風格面貌,更與中華民族審美心理和思維方式密切相關,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書畫是中華民族文明史所產生的藝術結晶之一,也是中華民族文明史的一種物化見證。

大一統的中國古代社會的基本特徵決定了包括書畫在內的各種藝術珍品的收藏曆來都以皇室為中心。中國宮廷書畫收藏始至漢代,經魏晉、唐宋、元明清等歷代的收集、整理和鑑藏,期間雖有散佚損毀,但其最重要的部分仍較為完整地得以保存,成為中華民族文化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清宮書畫的鑑藏

中國宮廷書畫收藏的歷史可追溯到漢代,“漢明雅好丹青,別開畫室,又創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藝雲集”[1]卷一,3。董卓脅逼漢獻帝劉協遷都長安,軍人皆取內府圖畫縑帛為帷囊,“七十餘乘,遇雨道艱,半皆遺棄”[1]卷一,3。魏晉開始,個人書畫創作開始風行,宮廷對書畫作品的收藏隨之發展。“魏、晉之代,固多藏蓄,胡寇入洛,一時焚燒。”[1]卷一,3南朝政權更迭迅速,宮廷藏品幾乎成為末代帝王的隨葬品。梁元帝將降,“乃聚名畫法書及典籍二十四萬卷,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1]卷一,4。隋唐時期國家一統,加上帝王的喜好,天下書畫名品源源進入皇家“祕府”,然而“安史之亂”則使自太宗朝積累起來的唐內府書畫藏品“耗散頗多”。宋代內府書畫收藏在徽宗時達到鼎盛,《宣和畫譜》《宣和書譜》是其輝煌的見證,然“靖康之變”,宣和內府中的書畫收藏全部散失。元代宮廷收藏在文宗朝也曾相當可觀,後來則每況愈下。明代宣宗、憲宗、孝宗三朝的書畫收藏之盛甚至不亞於宋代宣和與紹興兩朝,但鬆懈的管理使藏品不斷流失,後期更將書畫作為發給官吏的薪金,即所謂的“折俸”。

書畫收藏曆來有官、私收藏(即皇家內府與民間私人收藏)兩個方面,又總是時聚時散,官私遞藏。清代皇室書畫收藏不僅遠勝於私家收藏,而且為前朝各代所不及。明末清初之際,流散在各地的書畫已有一部分為清室所收集,後來樑清標、高士奇、安岐等許多著名私人鑑藏家的藏品亦陸續歸入內府。臣民對帝王的進貢也是清宮書畫收藏的組成部分。逢年過節、萬壽大典或外出南巡,臣工往往多有貢獻,其中又以進書畫、文玩較為討喜。乾隆皇帝在《續纂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序》中說:“自乙丑至今癸丑,凡四十八年之間,每遇慈宮大慶、朝廷盛典,臣工所獻古今書畫之類及幾暇涉筆者又不知其凡幾。”[2]第3冊,1《祕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嘉慶皇帝的上諭中也說:“朕自丙辰受璽以來,幾暇怡情,唯以翰墨為事,閱時既久……至內外臣工,祝嘏抒誠,所獻古今書畫亦復不少。”[2]第8冊,4清自入關後經四代積累,宮廷書畫收藏在乾隆朝蔚為大觀。

在清宮書畫收藏中,“三希堂”與“四美具”有著標誌性的意義。王羲之的名跡《快雪時晴帖》原放在乾清宮,此為皇帝之正式寢宮。王獻之的《中秋帖》則置於御書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得到王珣的《伯遠帖》後,遂在自己辦理日常政務的養心殿居所中闢專室存放這三件晉人名跡,併名之為“三希堂”。他為此寫有《三希堂記》,認為這三件書跡不僅是中國書法的“稀世之珍”,而且是歷經宋、金、元諸代皇室收藏的“內府祕籍”,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了非凡的意義:“今其墨跡經數千百年治亂興衰存亡離合之餘,適然薈萃於一堂,雖豐城之劍、合浦之珠無以踰此。子墨有靈,能不暢然蹈抃而愉快也。”[3]卷一七,237所謂“四美”,即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和傳為宋李公麟的《瀟湘臥遊圖》《蜀川勝概圖》《九歌圖》。這四件畫作在明代即被董其昌稱為“四名卷”,他對此四件巨跡散佚後自己只能得其一而感慨不已。乾隆年間,在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藝術品蒐集行動中,這四件名品相繼進入清宮,至乾隆十一年夏,“四美”重新團聚。乾隆皇帝對“千古法寶,不期而會”嘆為“不可思議”,並非常高興地御題《蜀川勝概圖》,有“乃今四美具一室,賞心樂事無倫比”詩句。後特在建福宮花園靜怡軒闢出專室存放“四美”,並命名曰“四美具”。乾隆皇帝又命董邦達繪《四美具合幅》,並御題《“四美具”贊》,一再強調“劍合珠還”之意,足見其志得意滿及其收藏的千古之盛。此時,存世的唐、宋、元、明名畫幾乎收羅殆盡。這是繼宋徽宗宣和內府後最全的一次彙集。

據《祕殿珠林》《石渠寶笈》記載,書畫作品大致藏於乾清宮、重華宮、養心殿、御書房、寧壽宮、淳化軒、延春閣、清漪園、靜怡軒、富春樓、毓慶宮、安瀾園、獅子林、避暑山莊、繼德堂、諧奇趣、秀清村、靜寄山莊、九州清晏、養性齋、問月樓、長春書屋、學詩堂、敬勝齋、三希堂、懋勤殿、漱芳齋、清暉閣、鑑園、煙雨樓、畫禪室、南薰殿、弘德殿、思永齋、齋宮、瀛臺、畫舫齋、同樂園、玉玲瓏館、翠雲館,其中以乾清宮、重華宮、養心殿、御書房為古書畫收藏最集中的殿閣。

清內府所藏的書畫作品曾經專人鑑定,尤其是乾隆朝,更進行了全面整理與分類編目,數次組織書畫名家和鑑賞家對藏品進行鑑定和品評,區別上等、次等,並分詳簡著錄。參加鑑別、編纂者,如乾嘉時的張照、樑詩正、董邦達、勵宗萬、阮元、胡敬等,皆為精於鑑賞之人。其成果體現在奉敕編纂的《祕殿珠林石渠寶笈》正編、續編、三編。《祕殿珠林》取唐代佛教典籍《法苑珠林》之名,專記內府各宮所藏屬於佛道經典的書畫、石刻、木刻、織繡等;《石渠寶笈》取漢代宮廷祕籍典藏、講學之所“石渠閣”之名,專記內府藏非宗教題材書畫,以貯藏殿閣地點編次,又按照書法、繪畫與書畫兼有者按冊、卷、軸等不同裝裱形式著錄,不但詳記作品名稱、尺寸、質地、書體、題材內容、本人款識、印記、他人題跋等項,還集中了上述張照、樑詩正等一批飽學之士研究、考證、鑑定等語。全書的編纂過程前後長達74年之久,共收錄上起魏晉、下至清代中期近兩千年書畫作品一萬多件。有關清內府書畫著錄,也有一些編者筆記彙集的著作,如阮元的《石渠隨筆》、胡敬的《西清札記》和《南薰殿圖像考》等。

乾隆皇帝重視所藏書畫的鑑賞,常在文學侍從、內廷畫家陪侍下閱賞品鑑,作為政務之暇的消遣。他本人藝術修養甚高,嗜古成癖,對收藏的書畫及工藝珍品進行過認真的鑑評。閱賞鈐印是乾隆帝的喜好,故宮藏的很多傳世書畫精品上都鈐有乾隆的璽印。《乾隆御製詩》中僅繪畫詩就有2 000餘首。乾隆皇帝在書畫上的題跋則更多,僅《快雪時晴帖》在49年中題跋就達73處,在他認為是真跡的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子明卷)上題跋55處[4]。人們認為,乾隆皇帝的鑑定水平並不很高,但他又以鑑賞家自居,喜歡自加品評,在畫上題詩,加蓋鑑藏印記,這樣他人就很難再發異議。但這些題跋和題詩,或記敘文物的收藏經過,或抒寫感想,也是乾隆皇帝藝術趣味和審美觀念的反映,有其特殊的價值。

二、清宮書畫的佚存

經過乾隆皇帝近60年的搜求,清宮書畫收藏達到了巔峰,歷時74年纂修的《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前後三編整理、鑑定了從清初至嘉慶二十一年(1816)間清內府所藏總數在10 000件以上的書畫珍品,其中除當朝皇帝、大臣作品外,唐宋元的書法名畫近2 000件,明代作品亦存2 000件左右,可見清以前的傳世書畫佔了相當的比重,但後來清宮所藏書畫因各種原因散佚甚多。嘉慶時,皇帝喜用宮中所藏法書名畫頒賜親王和大臣,賞賜成親王永瑆的書畫中就有西晉陸機《平復帖》。道光以後,用書畫作為賞賜品更是有增無減。

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圓明園,200餘件歷代書畫悉遭厄運。後來,內廷太監也趁火打劫,盜竊書畫並售與古玩市場。溥儀在退居內廷的13年中,更以“賞賜”的名義,將1 200餘件書畫古籍珍品移運出宮。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我國東北後,於1932年3月9日在長春建立了偽“滿洲國”,扶持溥儀“執政”(年號“大同”),包括書畫在內的大批清宮文物亦由天津運至長春偽皇宮內。裝書畫的木箱存放在偽皇宮東院圖書樓下東間,即所謂的“小白樓”。在長春偽皇宮期間,溥儀曾先後將米元章《真跡卷》、趙伯駒《玉洞群仙圖》、閻立本《孔子弟子像》等書畫“賞賜”給“近臣”。

1945年8月10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小田乙三宣佈偽滿洲國遷都通化,溥儀一行帶走了精選的57箱珍貴文物。溥儀隨身攜帶的珍寶則裝在一個原裝電影放映機的皮匣子裡,運到了與朝鮮僅一江之隔的通化臨江縣的大栗子溝。後來溥儀在瀋陽機場被蘇軍俘虜,押往蘇聯。遺棄在大栗子溝的男女眷屬將100餘件書畫手卷上繳給了東北民主聯軍派來接收的代表。這些法書名畫包括晉、唐、五代、宋時的名家佳作,大多數是《石渠寶笈》所著錄的乾隆皇帝鑑賞的名品,都是見於《賞溥傑單》的。貯放古籍及書畫的小白樓在溥儀一行匆匆出逃長春之後遭到了守護偽皇宮“國兵”的哄搶,成為有名的“東北貨”。這些書畫流散出來後,大部分是流往關內,一部分則經香港等地流往國外。

清末民初,清宮書畫頻遭劫難,部分已損毀,部分散佚海內外。例如,乾隆皇帝十分鐘愛的“四美”現在分藏於中、美、英、日四國博物館,《九歌圖》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調撥自北京故宮博物院),《蜀川勝概圖》現藏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院亞洲藝術館(即弗利爾美術館和賽克勒美術館),《女史箴圖》現藏英國大英博物館,《瀟湘臥遊圖》現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一些散佚的清宮書畫則多年來不知下落。世人以為已不存於世,實則密藏在私人之手。近年來,在海外多種拍賣會上,不時有驚人藏品出現。例如,康熙帝命畫家王翬用數年時間完成的《康熙南巡圖》(共12卷),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其中的6卷,巴黎的博物館藏有2卷,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有1卷,加拿大的博物館藏有1卷,還有2卷被認為已佚失。2014年3月,《康熙南巡圖》的第6卷殘卷現身法國波爾多拍賣會,並以189萬歐元的天價成交。據統計,嘉德拍賣公司在1993年至2013年這20年中拍賣成交古代精品書畫500餘件,部分為清宮舊藏書畫,其中《石渠寶笈》上著錄者47件,包括王羲之、米芾、宋徽宗、宋高宗、趙孟、文徵明、仇英、董其昌等人的名作。此外,康熙、雍正、乾隆、道光等皇帝的書畫作品計達20餘幅,其中乾隆皇帝所畫的“金盞花”(水墨紙本)在2010年嘉德拍賣上以1 008萬人民幣成交。

清宮珍藏書畫雖然有所散佚和損毀,但其最為重要的部分卻比較完整地保存在北京與臺北兩座故宮博物院中。可以說,兩院薈萃了中國法書墨跡及繪畫作品的精華,有相當多的名跡巨品,完整地反映了中國書法史、繪畫史的發展歷程,是中國古代書畫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中也可見清宮書畫收藏的基本風貌。

兩岸故宮所藏的繪畫作品以明清宮廷收藏的中國古代繪畫為主,創作時間上起西晉,下迄清末,跨越17個世紀。質地以紙絹本水墨、設色畫為大宗,其他尚有壁畫、油畫、版畫、玻璃畫和唐卡等品種。繪畫裝裱的形式主要有手卷、立軸、屏條、橫披、鏡片、貼落、屏風、冊頁、成扇、扇面、扇頁等。較貴重的畫作多以綾絹、織錦、緙絲作為裱工材料,再裝以硬木、陶瓷、象牙、犀角乃至金玉質的軸頭、別子,裹以絲織畫套、包袱,襲以杉木、楠木、花梨、紫檀的冊頁封面或畫盒。古畫的創作題材十分豐富和齊全,計有山水、人物、風俗、花卉、翎毛、走獸、樓臺(界畫)等畫科,較為系統地覆蓋了眾多風格流派。

兩岸故宮收藏的法書,其創作時間上起西晉下迄當代。書體則篆、隸、真、行、今草、章草畢具。除一般意義上的書法藝術作品之外,尚有尺牘、寫經、稿本、抄本、奏摺、公文、題跋等手寫文獻。裝裱形式豐富多樣,有立軸、屏條、橫披、斗方、貼落、匾額、楹聯,也有手卷、冊頁、成扇、扇面、扇頁、扇冊等等;質地有紙本、箋本、絹本、綾本之分;墨色有墨筆、硃筆、泥金、泥銀之別。

兩岸故宮的書畫藏品互補性強、對應點多、聯繫面廣,既各有千秋,又不可孤立存在。如臺北故宮王羲之《快雪時晴帖》與北京故宮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合為乾隆皇帝所稱的“三希”;特別是許多互有關聯的書畫分藏兩岸故宮,例如郎世寧的《十駿圖》,五幅藏於北京故宮,五幅藏於臺北故宮;再如,臺北故宮所藏唐代懷素《自敘帖》原來的精美囊匣尚留於北京故宮。

多年來,兩岸故宮一直致力於徵求中國古代書畫珍品,彌補清宮收藏的缺項。自乾隆皇帝後,宮廷收藏日趨衰落。因此,18至19世紀的“揚州八怪”、“京江畫派”、“改費派”、“海派”等許多畫派的繪畫和書法為清宮所缺。清初屬於非正統畫派的“金陵八家”、“四僧”、“黃山派”等,也是乾隆朝不屑於收藏的藝術品,但如今,這些都已是藝術珍品。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故宮博物院利用各種時機已將上述幾個時期的書畫收藏齊備。此外,通過購買、調撥、接受捐贈等方式,早期珍貴書畫逐漸入藏兩岸故宮。這些繪畫藏品的徵求對於全面系統地研究和展現清宮書畫及中國美術史有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

北京故宮現在共有繪畫、壁畫、版畫、書法、尺牘、碑帖約15萬件。這個收藏量約佔世界公立博物館所藏中國古代書畫的1/4,其中約1/3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其中,繪畫4.7萬餘件,清宮舊藏1.5萬餘件;書法近7.4萬件,清宮舊藏2.2萬餘件;碑帖2.8萬餘件,清宮舊藏5 800餘件。北京故宮所藏清宮書畫包括碑帖合計4.28萬餘件,其中,繪畫珍品主要有:

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宋摹本)、《列女圖》(宋摹本)和傳為隋·展子虔的《遊春圖》。

唐五代:唐·閻立本《步輦圖》(宋摹本)、傳為周昉的《揮扇仕女圖》、韓滉《五牛圖》、傳為五代·黃鑑《寫生珍禽圖》、傳為胡環的《卓歇圖》、阮郜《閬苑女仙圖》、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衛賢《高士圖》、周文矩《重屏會棋圖》、董源《瀟湘圖》等。

北宋:郭熙《窠石平遠圖》、巨然《秋山問道圖》、崔白《寒雀圖》、趙昌《寫生蛺蝶圖》、李公麟《臨韋偃牧放圖》、王詵《漁村小雪圖》,宋徽宗趙佶《雪江歸棹圖》和趙佶所署押的《芙蓉錦雞圖》《聽琴圖》等,以及王希孟的青綠鉅作《千里江山圖》、張擇端所繪《清明上河圖》等。

南宋:趙伯駒《江山秋色圖》、趙伯驌《萬鬆金闕圖》、馬和之《後赤壁賦圖》、米友仁《瀟湘奇觀圖》、楊無咎《四梅圖》、趙孟堅《墨蘭圖》等精品。

元代:黃公望《天池石壁圖》、吳鎮《漁父圖》、倪瓚《古木幽篁圖》、王蒙《夏日山居圖》等。

北京故宮藏明清繪畫數量大、精品多。具有廣泛影響的大畫派,諸如明代的“院體”與“浙派”、“吳門畫派”、“松江派”、“武林派”、“嘉興派”以及“青藤白陽”、“南陳北崔”,清代的“金陵畫派”、“新安畫派”、“四王吳惲”、“四僧”、“揚州八怪”以及“海派”等,均有大批代表作品入藏。還有不少地方畫派的中、小名頭和冷名頭,對於全面系統地研究中國畫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北京故宮藏繪畫還有一個頗具優勢的品類是清代宮廷繪畫,這些繪畫作品的作者包括清代帝后、清廷詞臣(如蔣廷錫、張宗蒼、董邦達、錢維城、董誥等)、外國傳教士(如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賀清泰、安德義等),以及內廷供奉和“如意館”畫師(如冷枚、金廷標、丁觀鵬、姚文澣、方琮、楊大章等)。北京故宮繪畫藏品的種類較全面,除卷軸畫以外,還有版畫、年畫、清宮油畫、玻璃畫、屏風畫、貼落等,這些是其他收藏機構所缺乏的。明清大幅宮廷書畫也是北京故宮特有的庋藏。這些藏品篇幅很大,如明代商喜的《關羽擒將圖》大軸和清代西洋傳教士畫家們的一些煌煌鉅製。抗戰時期,這些藏品因具有一定的運輸難度而未南遷,目前這些藏品成為海外舉辦清宮文物展的重點挑選對象。

北京故宮法書收藏涵蓋了一批晉唐宋元大家名作,例如現存最早的名家法書陸機《平復帖》、王羲之《蘭亭序》三種最佳唐摹本、王氏家族唯一的傳世真跡王珣《伯遠帖》、唐代歐陽詢行楷《卜商讀書帖》和《張翰帖》、李白《上陽臺帖》、杜牧《張好好詩》,以及五代楊凝式,北宋李建中、范仲淹、文彥博、歐陽修諸人墨跡,等等。整體而言,明清法書較為系統全面,清代宮廷書法收藏獨佔優勢。

此外,清代帝后書畫是北京故宮頗具特色的一項收藏。據統計,清代帝后書畫原有21 371件,20世紀70年代初撥交承德避暑山莊和瀋陽故宮等博物館433件,現存20 938件。這些清代帝后書畫為清宮舊藏,多數是從故宮各個殿堂中收集的,也有從頤和園、承德等行宮牆上揭下來的,分不同時期運抵故宮,一直庋藏在祭神庫的黑漆描金龍的長箱內。自順治皇帝到宣統皇帝,清朝10位皇帝的書法完整保存,其中乾隆皇帝的書畫作品即達2 000餘件。此外,還有慈禧太后等后妃的作品。這批書畫有卷、軸、冊、橫額等各種裝裱形式,最多的則是故宮特有的貼落。在故宮龐大的建築群中,有很多書法作品一直張貼在宮殿建築內,並保持了原初狀態下的陳設格局。

在北京故宮收藏的2.8萬餘件碑帖中,《石渠寶笈》收錄碑帖僅百件左右,只佔一小部分,絕大部分是1949年以後陸續收藏的。其中大批碑拓是存世稀少、傳拓時代極早、拓工精良的原石拓本,如《西嶽華山廟碑》(華陰本),宋拓《魯峻碑》《九成宮醴泉銘》《李思訓碑》《天發神讖碑》《皇甫誕碑》《書譜敘帖》等,明拓《石鼓文》《史晨碑》《張遷碑》《孔廟碑》《崔敦禮碑》《衛景武公李靖碑》等,都是赫赫有名的珍本。北京故宮所藏法帖中著名的有《淳化祕閣法帖》《大觀帖》《絳帖》等。

關於北京故宮書畫藏品的出版物,主要有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年開始出版的《故宮博物院藏畫集》8冊和1985年開始出版的《故宮博物院明清扇面書畫集》5冊,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故宮博物院藏畫》,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60卷中的繪畫17卷、法書5卷。此外,文物出版社曾以珂羅版精印《故宮博物院藏曆代法書選集》2函40種。1993年榮寶齋出版《故宮藏明清名人書札墨跡選》(明代)2冊。從2008年開始,北京故宮出版《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其中“繪畫編”擬出100冊左右,已出12冊,25冊的“法書編”及30冊的“尺牘編”也在編輯出版之中[5]150~155,161~165。

臺北故宮現藏書畫總計1萬餘件。據介紹,運臺的故宮書畫共5 760件,除去墨拓、緙絲及成扇外,總數為4 650件。經審查,精品1 471件,其中法書237件,名畫1 234件。另據一份資料,品級達到“國寶”與“重要文物”者,逾2 000件。臺北故宮藏畫珍品琳琅,其代表性作品有:

唐五代:李思訓《江帆樓閣圖》、李昭道《春山行旅圖》、無名氏《宮樂圖》、韓幹《牧馬圖》、關仝《關山行旅圖》、荊浩《匡廬圖》、趙幹《江行初雪圖》、董源《龍宿郊民圖》等。

宋代:北宋·范寬《溪山行旅圖》、李唐《萬壑松風圖》、崔白《雙喜圖》、郭熙《早春圖》、文同《墨竹》、宋徽宗《臘梅山禽圖》、黃居寀《山鷓棘雀圖》;南宋·賈師古《巖關古寺》、蕭照《山腰樓觀》、夏珪《溪山清遠圖》、李嵩《市擔嬰戲》、梁楷《潑墨仙人》、馬和之《清泉鳴鶴圖》等。

金代:武元直《赤壁圖》。

元代:王冕《南枝早春》、王振鵬《龍池競渡圖》、趙孟頫《鵲華秋色圖》、高克恭《雲橫秀嶺圖》、柯九思《晚香高節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吳鎮《漁父圖》、倪瓚《容膝齋圖》、朱德潤《鬆澗橫琴》等。

明代:林良《秋鷹圖》、呂紀《秋鷺芙蓉圖》、吳偉《寒山積雪》、戴進《春遊晚歸》、唐寅《畫山路鬆聲》、文徵明《古木寒泉》、仇英《漢宮春曉》、陳洪綬《畫隱居十六觀》等。

清代:王翬《溪山紅樹》、龔賢《溪山疏樹》、惲壽平和王翬《花卉山水合冊》、石濤《自寫種鬆圖小照》、郎世寧《百駿圖》等。

清代紫禁城中的南薰殿原庋藏以宋、元、明三代的帝后像為主的圖像畫,民國初年由古物陳列所保管,後移交中央博物院,現由臺北故宮收藏。這些圖像畫共計152幅,尤以兩宋各朝帝后像出色,有的畫人情味表現真切,十分傳神。元代三位皇帝的圖像畫也很出色。這些畫對於歷史研究特別是服飾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清代帝后的圖像畫則完全由北京故宮收藏。

臺北故宮的法書珍藏代表作品有:

晉代: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遠宦帖》等。

唐代:褚遂良《倪寬傳贊》、陸柬之《陸機文賦》、孫過庭《書譜序》、唐玄宗《鶺鴒頌》、顏真卿《祭姪稿》和《劉中使帖》、懷素《自敘帖》等。

宋代:宋四家所遺名跡,如蔡襄《尺牘》,蘇軾《黃州寒食詩》《歸去來辭》《前後赤壁賦》,黃庭堅《自書松風閣詩》《諸上座帖》,米芾《蜀素帖》等,以及薛紹彭《雜書》、宋徽宗《詩帖》、宋高宗《賜岳飛手敕》、張即之《李衎墓誌》、吳琚《七言絕句》、林逋《手札二帖》、朱熹《尺牘》等。

元代:趙孟頫《赤壁二賦》和《閒居賦》、鮮于樞《透光古鏡歌》、張雨《七言律詩》等。

明代:初期有宋克《公讌詩》、沈度《不自棄說》及《歸去來辭》、沈粲《古詩》,中期有祝允明《臨黃庭經》和《飯苓賦》、王寵《韓愈送李願歸盤谷序》、陳淳《秋興詩》,晚期有邢侗《草書古詩》、張瑞圖《後赤壁賦》及董其昌的眾多作品。

清代:存藏多屬乾嘉以前供奉內廷宰臣所書,如沈荃、張照、王澍、永瑆等人。其中以張照手跡最多,次即王澍之《積雪巖帖》等。

尺牘方面,多收入《元明書翰》及《明人尺牘書翰》冊中。《元明書翰》原為80冊,運臺76冊,共593開。《明人尺牘書翰》共15冊,計294開。書翰尺牘合計有887開之多,其中除著名書家之外,盡屬名賢碩儒手跡。

臺北故宮現存藏碑帖474件,基本是南遷的清宮藏品。碑有宋拓《雲麾將軍碑》《嶽麓寺碑》《聖教序碑》《周孝侯廟碑》《多寶塔碑》《夫子廟堂碑》,以及漢《史晨碑》《顏氏家廟碑》等數種。法帖較多,如《定武蘭亭》《越州石氏晉唐小楷》《澄清堂帖》《淳化閣帖》《大觀帖》《臨江帖》《絳帖》《武岡帖》,以及清內府重刻《淳化閣帖》《三希堂法帖》等,其中若干法帖為宋代拓本。

關於臺北故宮書畫藏品的出版物,主要有1956年出版的《故宮書畫錄》上、下冊,為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全部運臺法書名畫的總目錄,1965年出版增訂本;1959年以珂羅版精印的《故宮名畫三百種》2函6冊;1963年出版的《故宮法書》集刊;1968年出版的《故宮藏畫集解》;1973年出版的《故宮歷代法書全集》30卷;1989年開始出版的《故宮書畫圖錄》,已出18冊;1993年出版的《故宮藏畫大系》16冊[5]155~166。

清宮書畫除基本收藏於兩岸兩個故宮博物院外,其他一些博物館也有多少不等的存藏,有些藏品還十分珍稀,例如遼寧省博物館、吉林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國家博物館等處收藏的清宮書畫。遼寧省博物館庋藏的清宮書畫約150件,有晉人小楷《曹娥誄辭》,唐·歐陽詢《夢奠帖》、張旭狂草《古詩四帖》、唐人《簪花仕女圖》,宋徽宗《瑞鶴圖》、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圖》、宋徽宗草書《千字文》、陸游《行書自書詩》、文天祥《草書木雞集序》等一批書畫巨品。吉林省博物館約40餘件,有北宋·蘇軾《洞庭春色賦·中山鬆醪賦》墨跡、南宋·楊婕妤《百花圖》、金·張瑀《文姬歸漢圖》、元·何澄《歸莊圖》與張渥《九歌圖》、明·董其昌《晝錦堂圖並記》、清·丁觀鵬《法界源流圖》等。上海博物館有東晉·王羲之《上虞帖》(勾填本)、唐·孫位《高逸圖》、五代·董源《夏山圖》、宋·郭熙《幽谷圖》、元·王蒙《清卞隱居圖》及蘇軾、黃庭堅、米芾的墨跡。國家博物館的清宮收藏多由北京故宮所調撥,有宋《九歌圖卷》《中興四將圖卷》《職貢圖卷》,元《大駕鹵簿圖卷》,清《千叟宴圖》《皇清職貢圖卷》《都畿水利圖卷》《清高宗弘曆像軸》《乾隆南巡圖卷》《平定準噶爾圖卷》《十全敷藻圖冊》《大駕鹵簿圖卷》等。旅順博物館有收入《祕殿珠林》的1件、《石渠寶笈》的8件,如宋·蘇軾《陽羨帖》、明·沈周《青園圖》與文徵明《老子像》、清·弘曆《臨孫過庭書譜》等。此外,瀋陽故宮博物院、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國家圖書館、南京博物院、黑龍江省博物館、無錫市博物館、首都博物館、中國美術館、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以及廣東省博物館、榮寶齋、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貴州省博物館、重慶市博物館、丹東市博物館等,都或多或少有所收藏。在中國內地以及香港、臺灣地區,一些私人收藏家也藏有清宮書畫。

關於包括清宮舊藏在內的中國古代繪畫在海外的存藏,從日本學者鈴木敬編的《海外所存中國繪畫目錄》中可以大致看到其基本狀況。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宋畫全集》和《元畫全集》則反映了存世宋元書畫的總體風貌。20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逐漸成為國外中國藝術藏品最豐富的地區。這些藝術品主要集中在各大博物館和大學美術館。其中的中國古代書畫收藏,有一批是清宮散佚出去的,不少收錄在《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以下簡稱《佚目》)中。據楊仁愷先生研究,有五六十件之多①。波士頓藝術博物館是美國收藏中國藝術品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原藏唐·閻立本《歷代帝王圖》及宋徽宗《五色鸚鵡圖》等名跡,後入藏6件《佚目》精品,有北宋·趙大年《湖莊清夏圖》,南宋·馬和之《小雅·南有嘉魚之什圖》、陳容《九龍圖》、傳為李公麟的《華嚴變相圖》及元·周砥《吳興小景圖》。弗利爾美術館和阿瑟·M.塞克勒美術館可稱北美質量最高的中國藝術館藏之一,藏有宋、元、明代浙派和清代繪畫的許多珍品,如北宋·郭熙《溪山秋霽圖》、元·趙孟頫《二羊圖》及文徵明、石濤等大家的精品,其中也有清宮舊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是北美最重要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地之一,20世紀70年代該館亞洲部主任方聞構造了大都會宋元繪畫的收藏和研究體系。該館僅《佚目》中的就有17件,還有未列入《佚目》的清宮舊藏。該館從王季遷手中所購得的25件宋元名畫中10件是清宮舊藏,例如北宋·屈鼎(原作燕文貴)《夏山圖》,南宋·李唐《晉文公復國圖》、馬和之《鴻雁之什圖》、無名氏《胡笳十八拍圖》、米友仁《雲山圖》,元·錢舜舉《王羲之觀鵝圖》、方從義《雲山圖》等,都是銘心絕妙之品。該館又獲得顧洛阜大量名貴書畫的捐贈,書法方面有北美其他博物館所缺少的如黃庭堅、米芾、趙孟等人的精品[6]。

位於堪薩斯市的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在青銅器和繪畫方面的藏品尤為世所重,如北宋·許道寧《秋江漁艇圖》、夏圭《溪山清遠圖》等,所藏清宮散佚的有傳為唐·陳閎的《八公圖》,傳為北宋·王利用的《老君別號事實圖》,南宋《瀘南平夷圖》、江參《林巒積雪圖》,金太古遺民《江山行旅圖》,宋元人仿《郭忠恕雪霽江行圖》,明·陳道復《荷花圖》、丁雲鵬《五像觀音於若瀛書楞嚴經合璧》、王穀祥《寫生花卉圖》,以及所謂唐人《十六應真圖》等10件,後又購入北宋·喬仲常《後赤壁賦圖》、南宋·馬遠《雅集圖》,雖非《佚目》物,亦是極精之品。克利夫蘭博物館亦以庋藏中國曆代繪畫見稱於世,有馬遠《鴛鴦竹石圖》、梁楷《花鳥圖》、宋人《雪景圖》和《蹴鞠圖》、元·李士行《清泉喬木圖》以及宋元散頁多幅,又收藏了《佚目》中的馬遠《豳風七月圖》、宋人《西山無盡圖》和趙光輔《蠻王禮佛圖》、元·姚廷美《有餘閒圖》等。普林斯頓大學博物館在庋藏中國曆代書畫上的成績也大有可觀,該館藏有北宋·李公年山水軸,堪稱傳世孤本,還有黃庭堅行書《行書贈張大同卷》、傳為李公麟的《孝經圖》、王洪《瀟湘八景圖》,元·錢舜舉《梔子來禽圖》、趙孟頫《幼輿丘壑圖》以及明初王紱墨竹和山水等;也先後購《佚目》作品7件,為元·趙孟頫等《趙氏一門合札》、柯九思《上京宮祠》、康裡巙巙《草書柳宗元梓人傳》(《佚目》外)、鮮于樞《御史箴》、俞和《樂毅論》和明人沈度、沈粲兄弟《真草書詩》等5件,以及北宋·米芾《三札帖》即《歲豐》《留簡》《逃暑》3帖(從日本購入,原為5帖,其餘2帖尚在日本)、南宋·張即之《楷書金剛經》3冊。以上所列肯定不夠全面。此外,在歐洲及日本也還有散佚的清宮書畫。

三、清宮書畫的整理與研究

(一)兩岸故宮書畫的整理與研究

1911年之前,清宮舊藏書畫一直是皇家的私人收藏,從未進入學術界的視野。只有在推翻帝制之後,清宮舊藏才成為公共財富,知識分子才能對故宮書畫進行科學、公開和民主的鑑定研究。1914年古物陳列所建立,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分批展出清室舊藏書畫,為藝術史教科書提供了基本可靠的素材和畫例、書例,首次引起了學界的高度重視。研究者認為清室舊藏有許多贗品,需要甄別,由此拉開了研究序幕。由於清宮舊藏中元以前的書畫佔世上收藏的一半以上,其鑑定的意義已遠不止於鑑定本身。只有系統的、大量的、科學的鑑定研究結果,才會使學界編寫藝術史教科書成為可能。

民國時期,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在清宮舊藏書畫的整理鑑定上做了大量初步的也是相當重要的基礎工作。1917年,古物陳列所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藏品整理編目工作。1925年,歷時多年整理編撰的《內務部古物陳列所書畫目錄》率先完成,並由京華書局出版,該書以時代為序,記錄了宋至清時期的歷代畫家作品,所錄書畫條目包括作者、名稱、尺寸、質地、內容、款識、題跋、印鑑、收藏印記等項。故宮博物院雖於1925年成立,但博物院各項工作走上正軌並全面開展則始於1929年。宏富的清宮藏品的整理與鑑定是一項十分龐雜的工作,不僅涉及物品時代的確定和真偽的鑑別,而且物品名稱的訂定更是錯綜紛紜,頭緒多端。因此,進行全面的文物審查鑑識工作,為學術研究和展覽陳列提供參考,成為博物院開展各項工作的基礎。1929年4月3日,故宮博物院依據《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第六條“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會之設立事項”,成立了以學術活動為主旨的專門委員會,審查鑑定清宮書畫藏品。

專門委員會對清宮書畫的審查與鑑定工作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

一是易培基院長時期。這一時期專門委員會審查鑑定清宮書畫的經過及研究成果雖未見詳細報告或記載,但從留存至今的零星檔案記載和回憶文字中,我們仍能大致瞭解當時專門委員會的構成、鑑定情形及審查成果。例如,從故宮博物院古物館最初提出的10位書畫候選委員的簡介中可以一窺當時遴選委員的標準:(1)關冕鈞,字伯衡,精鑑瓷器、書畫並富於收藏;(2)郭寶昌,字世五,精鑑瓷器,對於書畫能辨別唐宋元明紙絹之區別;(3)蕭愻,字謙中,善畫山水,取法宋元,不為清代作風所囿,實當代畫家之傑出者,所見宋元明真跡既多,遂精於鑑別;(4)葉恭綽,字譽虎,收藏書畫甚富,鑑別亦精;(5)陳瀏,字亮伯,善鑑別瓷器;(6)謝剛國,字次洲,善鑑別書畫,古物收藏極富;(7)福開森,美國人,主辦中國美術雜誌,善鑑別書畫、瓷器;(8)沈尹默,善鑑別晉唐以來法書名跡;(9)丁佛言,多識古文字,著有《說文古籀補補》;(10)容庚,字希白,精鑑銅器,古物陳列所銅器之鑑定多出其手,著有《金文編》②。另據莊尚嚴回憶,當時審查書畫的目的有三:鑑別文物名稱與質材,考定文物時代,判定文物真偽,即“一曰正名,二曰斷代,三曰辨偽”③。儘管當時故宮博物院多方網羅專門人才入院審查鑑定文物,但有能力鑑別明代以前文物並提出真知灼見的專家並不多。“本館物品雖多,而最難鑑別者,莫如書畫、瓷器、銅器三種。清代之書畫、瓷器可不至有贗品,所難者為明以前物品,當代之鑑賞家能鑑別清磁清畫者比比皆是,惟對於明以前物,有真知灼見者甚難其選。現組織專門委員會宜以此為標準,寧缺毋濫,好在將來可以隨時增加也。”④上述情況,那志良在其回憶錄也曾有生動記述⑤。但無論如何,專門委員會的審查鑑別工作是嚴謹認真的,其成績也值得肯定。據統計,截至1930年底,故宮的銅器審查了345件,瓷器審查了326件,書畫審查了956件⑥。

二是馬衡院長時期。這一時期主要是對存滬故宮書畫的審查和鑑定,包括黃賓虹為易培基盜寶案對故宮書畫的審查鑑定和駐滬辦事處奉命點收存滬故宮書畫兩方面。

20世紀30年代,故宮博物院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所謂“易培基盜寶案”[7]。自1935年12月起,黃賓虹受聘為故宮古物鑑定委員,審查鑑定故宮書畫。根據黃賓虹所作記錄《故宮審畫錄》記載,此項工作分五期在京、滬、寧三地進行,歷時348天,鑑定書畫4 636件,並按真、摹、偽、劣等標準加以鑑定。首都地方法院以“帝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為依據,將未審定為“真”的書畫作品認定為易培基所盜換。“易培基盜寶案”發生的背景及牽涉的人事十分複雜,尚需詳細研究,此不詳述。但還須提及馬衡的《關於書畫鑑別的問題》一文,此文為1936年馬衡為慶賀張菊生(即張元濟)70壽辰時所寫。該文旁徵博引,列舉了歷史上許多書畫名家和風雅帝王關於書畫鑑定方面的理論,指出:“書畫之真贗問題早已成為不易解決之問題。雖一代鑑家董文敏(即董其昌)也認為‘談何容易’。其中問題複雜得很,不是簡單的幾句話所能解決的。”“現在故宮所藏書畫,有許多品質雖劣,名頭則甚不小……凡是名氣越大的,件數必愈多。大約臣工進獻之時,不管內容如何,貢品單子上不能不寫的好看。好在是送禮的性質,無關政事,也談不到欺君之罪。於是‘往往有可觀覽’之外,盡有許多不可觀覽的。”對有些雖為贗本,但流傳有序、本身價值並無動搖的書畫,馬衡也發表了自己的見解。總之,此文通過大量實例論證了中國書畫之贗本自古有之。帝王之家所藏書畫大多來自民間,自然不乏贗品。書畫的真贗鑑定“談何容易”,而首都地方法院以“帝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則必為易培基盜換無疑”,實在是沒有道理。這篇文章雖不長,但所給出的意見卻十分重要。從清宮書畫研究角度來看,這是民國時期故宮學者所給出的一份關於清宮書畫的概要性鑑定書。而從評判“易培基盜寶案”角度而言,此文是判定易案為冤案的重要依據(根據1951年馬衡託王冶秋致董必武的函件,此文為專門針對易案而作)。《馬衡日記》1950年2月4日記載:“取舊日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論文集中抽印《關於書畫鑑別的問題》一文加以附識,託冶秋致董必老。”[8]113“附識”全文如下:“此文為易案而作。時在民國廿五年,南京地方法院傳易寅村不到,因以重金僱用落魄畫家黃賓虹,審查故宮書畫及其他古物。凡涉疑似者,皆封存之。法院發言人且作武斷之語曰:帝王之家收藏不得有贗品,有則必為易培基盜換無疑。蓋欲以‘莫須有’三字,為缺席裁判之章本也。餘於廿二年秋,被命繼任院事。時‘盜寶案’轟動全國,黑白混淆,一若故宮中人,無一非穿窬之流者。餘生平愛惜羽毛,豈肯投入漩渦,但屢辭不獲,乃提出條件,只理院事,不問易案。因請重點文物,別立清冊,以劃清前後責任。後聞黃賓虹鑑別顢頇,有絕無問題之精品,亦被封存者。乃草此小文,以應商務印書館之徵。翌年(廿六年),教育部召開全國美術展覽會,邀故宮參加,故宮不便與法院作正面之衝突,乃將被封存者酌列數件,請教育部要求法院啟封,公開陳列,至是法院大窘,始悟為黃所誤。亟責其複審,因是得免禁錮者,竟有數百件之多。時此文甫發表或亦與有力歟。著者附識。一九五〇年一月。”⑦

1934年4月,馬衡主持院務工作後,設立9個委員會。第一個就是書畫審定委員會,聘任朱文鈞、郭葆昌、福開森、沈尹默、鄧以蟄、吳湖帆、葉恭綽、張珩、龐萊丞、張大千等書畫鑑定專家為專門委員,承擔了存滬文物的書畫審查工作。此項工作歷時多年,成果亦十分可觀:“本院所藏書畫,前經古物館在北平組織專門委員會分別審查,評定甲乙,陸續擇尤影印,以廣流傳。逮文物南遷,審查工作暫時中輟。嗣以本院各種刊物之取材需要,乃商由本院在滬專門委員會組織審查會,於一九三五年五月間開始審查本院古物館遷存滬庫書畫。每星期舉行審查會議二次,每次至少須有委員三人以上參加會議,方為有效。審查數量,以五十件為限。審查標準,分甲、乙、丙三項:作品真而精者,或作品真而非精品者,屬甲項;作品精或流傳有緒而屬於疑似之間者,又作品精而時代款字不相當,須重定時代或作者,屬乙項;作品一無足取,或確定為偽品者,屬丙項。審查意見,分別記錄。同時編院藏書畫目錄,以時代為綱,以一時代之作者為目,以作品順序歸納於作者之下。審查工作完竣,編目同時告成。是年計舉行審查會議五十一次,共審查書畫二二五四件。”[9]35~36

此外,還須提及的是,在存滬文物點收工作進行的同時,專門委員會還承擔了赴英展覽的文物提選、審查和鑑定工作,並編撰出版了《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共4冊),其中提選書畫170件。抗戰時期,故宮書畫在重慶、貴陽、成都等地展覽,馬衡、伍蠡甫、莊尚嚴等曾在安順華嚴洞提選書畫,並編寫書畫展覽出品目錄。從保留下來的《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書畫展覽會展品目錄》《故宮書畫在蓉展覽目錄》《故宮書畫展覽目錄》以及《故宮讀畫記》等圖錄和研究文章中,亦可見抗戰時期故宮書畫整理與研究的部分情況。

抗日戰爭勝利後,隨著西遷文物的東歸、北平本院及南京分院的復原,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也逐漸恢復。1947年故宮博物院重新聘請專門委員,書畫方面有張珩、蔣縠孫、朱家濟、鄧以蟄、張爰、張伯駒、徐悲鴻、沈尹默、吳湖帆等,皆一時之選,惜因時局的變化,實際審查工作幾乎沒有開展。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北京故宮博物院院藏古書畫先後經過徐邦達、張珩、啟功、謝稚柳、劉九庵、楊仁愷、傅熹年等先生的鑑定,對這些書畫的作者、流派、時代、內容等方面給予了客觀的基本定位,是集體性的學術成果。這項工作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學術界主持,對皇家收藏的歷代書畫進行的全面鑑定與科學研究,推翻了皇帝個人的獨斷。由於故宮研究人員掌握了大量具有鑑定標尺作用的書畫,並對古代書畫有較為廣泛的涉獵,因此在書畫鑑定方面受到國內外的相當重視,故宮研究人員也形成了重文獻考據及鑑定的特色,其科研成果不斷補充著藝術史的內容。古書畫領域裡的第一代專家有徐邦達、馬子云、劉九庵、王以坤、朱家溍等,主要著作有徐邦達的《古書畫過眼要錄》《改訂歷代流傳繪畫編年表》《古書畫鑑定概論》等,劉九庵的《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劉九庵書畫鑑定集》等,王以坤的《書畫裝潢沿革考》《古書畫鑑定法》等,馬子云的《碑帖鑑定》(與人合作)、《金石傳拓技法》等;楊新、單國強、聶從正、肖燕翼、王連起、施安昌、餘輝等第二代已為世人所知,年輕的第三代也正在成長。其中,徐邦達很有代表性。他既繼承了傳統的鑑定方法,又汲取了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和現代考古學嚴謹的科學手段,將文獻考據與圖像解說有機結合起來,系統地建立了古書畫的鑑定標尺,真實地還原了中國書畫史的發展脈絡,將原先只可意會的感性認識發展成為可以傳授的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包括《古書畫過眼要錄》《改訂歷代流傳繪畫編年表》《古書畫鑑定概論》等在內的16卷、600萬字的《徐邦達集》,就是他古書畫研究的輝煌成果。

此外,北京故宮從20世紀50年代就闢有專門的書畫館,現在的書畫館在武英殿,從2008年開始,選擇中國美術史上的經典之作,以中國美術史為脈絡,每三年分九期,共展出五百餘件名跡巨品。2005年的《清明上河圖》展與2011年的《蘭亭》大展結合召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都引起強烈反響。2005年北京故宮成立了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其研究對象主要為故宮所藏的歷代中國書法、繪畫、碑帖和流散在外的清宮舊藏書畫,研究範圍包括鑑定文物的時代和作者,考釋其內容和形式及諸多深層次、多視角的科學研究,並研究書畫類文物的科學化管理和修復、複製技術,並聘請34位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作為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員和研究員。研究中心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自1949年故宮文物運臺後,清宮書畫亦經歷了多次整理與審查。1955年,由王世傑、羅家倫、蔣縠孫主持,對運臺的清宮舊藏書畫(包括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運臺書畫)進行了審查,並由莊尚嚴、吳玉璋與那志良三人編輯出版了《故宮書畫錄》(1956年)。該書出版後書畫審查仍在進行,對列入正目、簡目的書畫的品名及說明都做了較多改正,遂修訂該書,於1965年出版了增訂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重視院藏書畫的整理研究,其成果體現在展覽、出版以及學術會議之中,不僅豐富了中國美術史的理論體系,也不斷強化了該院中國藝術研究重鎮的地位。該院還通過舉辦海外展覽,激起了中外學者對中國及清宮書畫的研究興趣。臺北故宮以書畫為主要內容的對外展覽獲得極大反響,突出的是1961年以“中華文物”赴美國五大城市博物館展出253天及1996年以“中華瑰寶”在美國四大城市巡迴展出。特別是1961年的展覽,激起了北美研究中國繪畫史的熱潮,促使美國在20世紀60年代後成為中國藝術史研究的重鎮。

該院還通過舉辦學術研討會,加強與中外學者的交流。1970年舉辦“中國古畫討論會”,有14國的129位專家學者與會,會議論文結集為《中國古畫討論會論文集》,以英文出版。1991年又召開了“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其中書畫為重要內容,後出版了論文集。臺北故宮書畫處20世紀70年代就有張光賓《元四大家》、江兆申《吳派畫九十年展》、胡賽蘭《晚明變形主義畫家作品展》等成果。

此外,臺北故宮博物院十分注重與其他學術研究機構的合作,以培養研究人才。例如,自1971年起,臺北故宮博物院協助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增設中國藝術史組,後發展為藝術史研究所,培養出許多藝術史研究人才。再如,派遣人員到海外留學深造,擴大研究視角,提升研究水平,逐步在相關領域獲得話語權。自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於1959年設立“中國藝術考古學”博士課程,臺北故宮博物院就有計劃地派出人員赴美學習。傅申、石守謙、陳葆真、朱惠良先後在此攻讀博士學位,並於博士畢業後回臺北故宮博物院或臺灣大學任職,在中國古書畫研究方面都有出色成績。林柏亭、王耀庭、何傳馨等研究人員不僅在培訓美國到臺北實習的研究生方面有所貢獻,而且通過不同的機會作為訪問學者到美國交流學習,他們的研究成果也為世所重。這些研究人員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重視中西藝術史研究方法的結合,其中又以傅申先生為代表。傅申曾在耶魯大學與臺灣大學任教,同時亦在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與臺北故宮工作,除得見臺北故宮所藏書畫名跡外,又長期接觸美國及世界各地收藏。故其治學既以書畫實物為本,又結合中西理論,取其所長,堅持數十年,書畫鑑定與書畫史研究成果豐碩,主要論著有《海外書跡研究》《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中國畫鑑別研究》《書史與書跡:傅申書法論文集》(一、二)及《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等。

(二)中西方學者的整理與研究

故宮古代書畫研究的著重點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藝術史的角度,二是宮廷歷史文化的視野。兩岸故宮加上散佚國內外的清宮所藏古代書畫具有特殊地位,是所有中國書畫研究者所關注的對象。眾多的中國美術史以及中國繪畫史、中國書法史著作,關於書畫名家、書畫作品及書畫流派的研究,一般都離不開故宮的藏品。雖然許多經典的、有代表性的書畫作品藏在故宮,但仍有一些重要作品未曾進入宮廷,因此對於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往往是把故宮藏品與未被清宮收藏的作品結合起來研究。而兩岸故宮以及一些有清宮書畫收藏的博物館等,由於具有藏品的優勢,其研究人員的成果往往會引起同行的關注。藝術史學者與兩個故宮的合作也促進了對中國古代書畫研究的不斷深入。適應這種需要,已有一些學者在故宮古代書畫與其他傳世中國古代書畫的目錄梳理和整體性研究上取得不少成果。

餘紹宋《書畫書錄解題》(1932年)著錄了自東漢至近代共884種書畫類書籍,是我國第一部書畫類著作的提要目錄,對研究中國古代書畫類文獻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此外,徐邦達的《歷代流傳書畫作品編年表》、劉九庵的《宋元明清書畫家傳世作品年表》,以及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1984至1993年編寫的《中國古代書畫目錄》,2002年出版的由周積寅、王鳳珠合編的《中國曆代畫目大典》等,都各有特色,是中國書畫研究的重要成果。

故宮古代書畫研究的另一著重點是在清宮歷史文化的視域中去深入探討,這突出反映在對清代宮廷繪畫的研究上。對於清宮繪畫,長時期來總體評價是不高的。隨著兩岸故宮藏品陸續整理、發表以及有關清宮文物展覽的不斷舉辦,關於清代宮廷繪畫的圖像資料日漸豐富,加上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的出版,使原本只有少數專家才能接觸到的清宮繪畫活動情況逐漸被更多學者所瞭解,學界對清宮繪畫的整體評價也有所提升。近年來清宮繪畫研究逐漸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

北京故宮於2003年10月舉辦了“中國古代宮廷繪畫國際學術研討會”,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於2011年12月主辦了“宮廷與地方——乾隆時期之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於2012年10月主辦了“相遇清代:中國與西方的藝術交流國際研討會”,這些國際性學術研討會表明清代宮廷繪畫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關注,也使得清代宮廷繪畫逐漸展示出其原有的歷史風貌。清代宮廷繪畫研究涵蓋面廣且日益深入,包括對清代宮廷畫院機構、制度的研究,對重要繪畫作品價值的發掘,對清代宮廷繪畫所特有的“中西合璧”畫風的研究,對郎世寧等傳教士畫師、繪畫流派的研究,對帝后肖像畫的研究,對《康熙南巡圖》《乾隆南巡圖》的研究,對《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等一系列紀事性作品的研究,以及對一些著名書畫作品的流傳考略與真偽考辨等,圍繞這些方面,多年來已有大量成果問世。

宮廷書畫收藏在清乾隆朝達到巔峰,對前世歷代收藏具有總結性和集大成的意義,並對後世乃至今天仍有深遠的影響,因此研究清代特別是乾隆朝內府書畫收藏就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這種研究又與《祕殿珠林》《石渠寶笈》的研究結合在一起,如劉迪《清乾隆朝內府書畫收藏——以〈祕殿珠林石渠寶笈〉為基本史料之研究》(南開大學中國古代史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對清內府書畫的來源、貯藏、著錄、鑑賞等進行了全面研究,分析了其在中國藝術史上的傳承意義。此外還有王峰《從〈石渠寶笈〉初編看乾隆朝前期宮廷書畫收藏》(首都師範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熊雋《〈祕殿珠林〉文獻價值研究》(華中師範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楊丹霞《〈石渠寶笈〉與清代宮廷書畫的鑑藏(上)(中)(下)》(《藝術市場》2004年第10期、11期、12期)、孫曉鬆《清中期書畫收藏熱潮研究》(遼寧師範大學2010年碩士學位論文)、張多強《〈三希堂法帖〉研究》(吉林大學2011年博士學位論文)、趙琰哲《清乾隆朝仿古繪畫研究》(中央美術學院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等。與《石渠寶笈》的研究相比較,《祕殿珠林》長期未引起重視,以上情況說明已有了進展。在以《祕殿珠林》作為具體鑑定依據的應用價值方面,近年也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羅文華《故宮藏明內府金藏經》對照《祕殿珠林》卷之四“宇一”、“宙一”、“洪一”、“荒一”號所著錄的《明人書內府金藏經》四冊和實物,分析了北京故宮今存的三種《明內府金藏經》抄本的大致年代、抄經品種及裝潢、插圖風格[10]。又如,許忠陵《〈維摩演教圖〉及其相關問題討論》分析《祕殿珠林》卷之九“宙四”號所著錄的《李公麟畫維摩不二圖》一卷,認為傳世的《維摩演教圖》可能是它的一個臨本[11]。

此外,對清宮散佚書畫(特別是溥儀當年以賞賜其弟溥傑名義偷運出宮的一千多幅珍貴書畫)的研究,以楊仁愷的《國寶沉浮錄——故宮散佚書畫見聞考略》最具代表性,該書是一部以故宮散佚書畫為研究對象,集紀實、研究、鑑定、賞析於一體的重要著作。宮廷收藏既是供帝王鑑賞把玩的藝術品,同時也是天命所歸的象徵。對於清宮藏品的研究,除去藝術分析與真偽考辨等外,還有一些從藝術與社會、藝術與政治的關係去考察的成果,例如洪再新《皇家名分的確認與再確認——清宮至偽滿皇宮收藏錢選〈觀鵝圖〉始末》以1746年到20世紀40年代元代錢選《羲之觀鵝圖》(現藏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的收藏過程為脈絡,通過考察畫卷上諸多收藏印鑑和題跋來認識清宮繪畫收藏的興衰轉折及其歷史意義。該文指出,在近兩百年的皇家收藏中,特別是在清皇室20世紀所經歷的變故中,這一畫卷成為不可多得的歷史見證,其奇特的收藏始末深刻地向世人揭示了中國和世界政治、經濟及文化史中的一段精彩畫面[12]。

西方對於以中國書畫為重要對象的中國美術史的研究,發端於西方各大公私博物館及個人中國美術品的收藏和鑑賞,這些鑑藏奠定了西方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基礎。20世紀上半葉,漢學家在中國美術史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亞瑟·衛利在1923年出版了《中國畫的介紹》,普及了中國美術的知識,引起人們對中國美術的興趣。福開森對中國文物有深入研究,曾被聘為故宮博物院文物鑑定委員,他強調藝術品的獨特價值,重視傳世文獻的解讀。他編著的《歷代著錄畫目》(1934年)參考各種著錄200餘種,收入歷代畫家2 300餘人的畫作,目錄近50 000條,一一按姓氏排比編輯,並標明出處,把目錄學方法應用到中國美術史研究,為系統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在漢學研究傳統下,喜仁龍成為中國美術史研究的集大成者。中國美術史的研究者主動接受了圖像學的研究成果,這種從文化史角度出發研究中國美術史的方法取得了很大成果,島田修二郎是其中的傑出代表,高居翰、雷德侯、徐小虎等著名學者均是其弟子。美國學者高居翰在《中國古畫索引》(1980年)中,用相當的篇幅將北京故宮和臺北故宮出版的元以前古畫印刷品編成索引,供研究者查詢。此外,日本鈴木敬編有《中國繪畫總合圖錄》(1982~1983年)正編5冊、續編4冊,目前該圖錄的全部照片檔案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內,2004年完成了將照片轉為電子檔案的數字化檢索編錄工作,現在已經可以在網站上檢索正編、續編中的圖片相關資料。

20世紀60年代,美國成為中國藝術史研究的重鎮,這與臺北故宮所藏清宮書畫的深入影響有關。1961年臺北故宮博物院“中華文物”在美國5大城市巡展,觀眾多達46萬人次,可見其影響之大。20世紀70年代後,許多研究中國藝術史的著名美國學者事後回憶,都說因為觀看這場展覽引起對中國藝術的興趣轉而投入研究。這次展覽之後,高居翰等專家獲得了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贊助,專程去臺北拍攝故宮文物,共獲得高清晰的原版照片5 395張。後來這些照片典藏在密歇根大學照相檔案庫。與此同時,亨利·貝尼利還獲得了基金會授權把這些照片做成原版幻燈片,並向全美和海外的研究機構出售。能夠使用彩色幻燈片進行教學,且能夠接觸原作,給中國繪畫教學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也使研究者對清宮書畫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一些博物館和大學重視中國書畫的整理、鑑定和研究,有的還舉辦有關展覽和專題學術研討會。如1981年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和克利夫蘭美術館合辦的“中國古代繪畫收藏展”(出版圖錄《八代遺珍: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物館、克利夫蘭美術館藏中國古代繪畫》)、1989年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舉辦的“明清繪畫國際研討會”、1992年美國納爾遜博物館舉辦的“董其昌世紀藝術國際學術研討會”、1993年美國馬里蘭大學舉辦的“近代海派研究研討會”、1999年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舉辦的“艾略特收藏中國書法展”(還舉辦了中國書法史討論會,出版了討論會論文集)、1999年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辦的“董源《溪岸圖》真偽研討會”、2001年英國大英博物館舉辦的“顧愷之《女史箴圖》研討會”等。

20世紀50年代後,在公私收藏機構的努力下,中國美術史的研究逐步進入了西方各大學、科研機構等學術群體中,它借鑑了西方藝術史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併成為西方學術體系中一門獨立的人文學科。洪再辛選編的《海外中國畫研究文選(1950~1987)》收錄了美、英、德、法、日等國研究中國繪畫的著名專家如謝伯軻、羅樾、方聞、高居翰、蘇立文、雷德侯、鈴木敬等的文章,可瞭解西方的整體研究狀況。其中,謝伯軻在《西方中國繪畫史研究專論》一文中總括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之前的西方研究狀況:“為了跨文化交流的需要,已經產生了與之相結合的獨特的研究,將漢學研究和歐洲藝術史研究的問題和方法結合在一起。本著懷疑論的分析法和不帶中國傳統偏見的觀點,西方的這種方法為重定繪畫作品以往的日期和歸屬,提供了新的風格分析法;併為考察中國畫的理論、內容和社會文化基礎,準備了更為客觀的依據。”[13]11

時間已過去了二十年,研究當然也在不斷髮展。上述諸人在中國繪畫史研究上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曾長期執教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方聞與高居翰就很有代表性。以方聞為代表的“東部學派”和以高居翰為代表的“西部學派”,儼然已成當今西方中國藝術史學界兩大旗鼓相當的史學流派。方聞關注實物材料本身的視覺證據,強調運用本土視覺語彙詮釋藝術作品。高居翰同樣重視風格鑑定對傳統藝術史學科規範的作用,但他同時強調以“方法的多樣性”保證“不同藝術史的多元性”。有研究者認為,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歷程中,方聞和高居翰不僅主導並見證了20世紀西方中國藝術史學科的脈動和演變,也共同致力於使中國藝術為西方學界和一般公眾獲知與接受,並以各自的方式塑造了西方中國藝術史研究的格局與面貌⑧。

四、清宮書畫鑑藏研究的意義

可以說,書畫鑑定作為一門學術乃至一門學科,是在故宮博物院誕生的。在民國以前,書畫鑑定僅僅是文人之間的雅事,其分析與結論僅見於書畫題跋或文人的筆記裡,雖然十分重要,但是零星的,不成系統,其科學性也是有限的。隨著20世紀20年代西方考古學的引進與發展,書畫鑑定家從中獲益良多,特別是借鑑了其中的類型學,建立書畫真跡的“標準器”,並結合文獻學、考據學、材料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對《石渠寶笈》裡的一批早期書畫重新進行了系統、科學的鑑定與研究,較早的鑑定研究有:北京大學著名學者、後來的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唐蘭先生關於金代武元直《赤壁圖》卷的研究,啟功先生對五代董源《龍宿郊氏圖》軸和西晉陸機《平復帖》的研究,吳湖帆、徐邦達對元代黃公望《富春山居圖》的研究等等,這些都是以論文形式出現的,特別是徐邦達先生一生撰寫了600萬字的研究論文、專著等。這意味著故宮的書畫鑑定從文人筆記和題跋發展成一篇篇學術論文,這些學術論文猶如一塊塊磚石,構建了書畫藝術史的基礎,使之成為一門學科。書畫鑑定從過去少數文人的賞玩記錄發展為一項學術專業,無論是青年學生還是垂垂長者,都可以找到合適的教科書進行學習,而這一切主要是源自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學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以及20世紀50至90年代的努力,尤其是後面這個時期。由此,這種科學研究的態度和方法從故宮博物院和兄弟大館擴展到了其他中小博物館的書畫研究中。由於這些書畫鑑定研究成果,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之初,曾有一批西方學者訪問故宮博物院,到20世紀80年代末,包括臺北故宮博物院在內的臺灣地區學者也紛紛來訪,這些成果逐漸為他們所瞭解、認識甚至接受,也使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學者在國際學術領域獲得引人矚目的話語權。

1949年以來,在六十餘年間,中國大陸在美術研究方面漸漸形成了五個學術陣營,各自形成獨特的學術體系:一是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王朝聞等先生闡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理論引領的對古代美術進行審美欣賞的體系;二是在故宮博物院,徐邦達等先生以學術考證建立起來的書畫鑑定學科;三是在中央美術學院,王遜等先生以歷史學為本建立起來的藝術史教科書體系;四是在南京藝術學院,俞建華等先生以應用為目的建立起來的美術史文獻整理方法;五是在中國美術學院,範景中等先生系統引進和應用的西方藝術史的研究方法。其中故宮博物院的專家學者對清宮舊藏書畫的研究,使之成為一項學術事業、一門學科,是故宮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樹立了故宮學的學術形象。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造就了一個學派,成為上述五大學術陣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外,我們也看到,20世紀50到70年代中美外交的隔閡限制了美國學者的研究範圍,他們能接觸到的藝術品多僅限於我國臺灣地區、日本和西方博物館及個人的收藏,對中國大陸尤其是北京故宮豐富的古代書畫收藏瞭解不夠。無法到中國做研究或與中國學者交流,也導致了美國學者(包括華裔學者、收藏家和藝術家)形成了自成一體的治學之道,即側重於對作品的意義、文化、歷史、社會背景以及內容的研究,而不限於鑑定性研究。許多西方博物館尚未從藝術史方法的角度對其珍藏的大量中國繪畫和藝術品進行系統性的嚴格檢查,現有的研究大多是在物質文化或視覺研究範疇內進行的,並不是在藝術範疇內。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博物館界與藝術史界空前活躍,北京故宮在書畫資源的整理、刊佈與研究上持續努力,與海內外的學術交流不斷加強,2005年成立的古書畫研究中心就聘任了方聞、高居翰、蘇立文、李雪曼、李鑄晉、韋陀等多位客座研究員,北京故宮的一些書畫專家也應邀參加海外的有關研究,共同推動了中國書畫藝術研究的進程。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故宮研究院副院長兼祕書長餘輝研究館員、故宮學研究所徐婉玲博士提供了有關資料,給予了協助,在此謹致謝意。)

註釋:

① 本文所引有關清宮散佚書畫資料多依據楊仁愷《國寶沉浮錄》第四章第四節《國外公私庋藏〈佚目〉書畫概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147頁。

②見《故宮博物院·組織人事類》第43卷《古物館專門委員會》,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③“所謂正名者,院藏所有物品,都先經過‘點查’手續,前已言之。點查辦法,也是請院外人士參加,為的是‘昭信實,避嫌疑’。而外界前來參加點查之人士,都由當時各部所派定,對於古物研究有素者固多,但也有茫然一無所知者。因之同樣物品,往往名稱不同,時代也不一致,真偽好壞更不能定。”見莊嚴《前生造定故宮緣》,(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98~99頁。

④見《故宮博物院·組織人事類》第43卷《古物館專門委員會》,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⑤“我們古物館,成立了三個審查委員會,是銅器、瓷器、書畫。別的審查會不能成立的原因,是當時玩古董的人多,研究古物的人少。玉器在當時是熱門古物,玩的人也最多,竟請不到一位審查委員。這個審查會,銅器由馬衡先生主持,他是專門研究銅器的人,瓷器由郭葆昌先生主持,也是當時首屈一指的瓷器專家,也能稱職。書畫就有問題了。審查之前,先把準備審查的書畫,軸子就掛起來,冊頁、手卷就放在桌上,委員來時,自己先看一遍,人到齊了,大家聚攏在一張畫前發表意見,然後把決定意見記錄下來。有時一個人先開口說出‘真’,別人也不好再說‘假’,大家本是來藉機看看畫,誰還和人爭執?”見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56~57頁。

⑥見《故宮博物院·計劃總結類》第11卷《北平故宮博物院報告》第18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⑦轉引自方繼孝《馬衡〈附識〉談易案》,見《舊墨記——世紀學人的墨跡與往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版。

⑧參見陳雲海《西方語境中的中國藝術史研究——以方聞和高居翰為例》,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院2010年博士學位論文。

原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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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張照等編:《祕殿珠林石渠寶笈彙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Zhang Zhao et al.(eds.),Compilation of Midian Zhulin and Shiqu Baoji,Beijing:Beijing Publishing House,2004.]

[3]于敏中等:《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Yu Minzhong et al.,Rixia Jiuwen Kao,Beijing:Beijing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83.]

[4]鄭欣淼:《乾隆皇帝的收藏與鑑賞》,《中國美術》2014年第2期,第94~97頁。[Zheng Xinmiao,“The Collec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Emperor Qianlong,”Art in China,No.2(2014),pp.94~97.]

[5]鄭欣淼:《天府永藏——兩岸故宮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Zheng Xinmiao,Tianfu Yongcang:An Overview on Both Side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Beijing:The Forbidden City Press,2008.]

[6]徐敏:《北美中國藝術史研究文獻資源概述》,見張海惠主編:《北美中國學——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Xu Min,“An Overview on the Chinese Art History Research of Literature Resources in North America,”in Zhang Haihui(ed.),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Research Overviews and Literature Resources,Beijing:Chinese Publishing House,2010.]

[7]鄭欣淼:《由〈魯迅全集〉的一條註釋談故宮“盜寶案”》,《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9期,第49~57頁。[Zheng Xinmiao,“Talk about the Imperial Palace Pirates Case through a Comment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Xun,”Lu Xun Research Monthly,No.9(2007),pp.49~57.]

[8]馬衡:《馬衡日記附詩鈔——一九四九年前後的故宮》,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Ma Heng,MaHeng's Diary and Poems:The Imperial Palace before and after 1949,Beijing:The Forbidden City Press,2006.]

[9]歐陽道達:《故宮文物避寇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Ouyang Daoda,Survival of the Imperial Palace Treasures,Beijing:The Forbidden City Press,2010.]

[10]羅文華:《故宮藏明內府金藏經》,《紫禁城》2003年第3期,第34~39頁。[Luo Wenhua,“Buddhist Text Manuscripts from Ming Court in the Imperial Palace Museum,”Forbidden City,No.3(2003),pp.34~39.]

[11]許忠陵:《〈維摩演教圖〉及其相關問題討論》,《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第120~129,160頁。[Xu Zhongling,“A Discussion of Illustrations of Vimalakirti Teaching(Weimo Yanjiao Tu)and Related Questions,”Palace Museum Journal,No.4(2004),pp.120~129,160.]

[12]洪再新:《皇家名分的確認與再確認——清宮至偽滿皇宮收藏錢選〈觀鵝圖〉始末》,《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3期,第114~140頁。[Hong Zaixin,“Confirm and Reconfirm the Status of the Royal:The Whole Storyof the Qing Palace to the Puppet Palace Collect the View Goose Painting of Qian Xuan,”Palace Museum Journal,No.3(2004),pp.114~140.]

鄭欣淼:清宮書畫鑑藏、佚存與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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