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施一公為引，看那些改革開放初期出國的一部分人

冷戰期間的美國，國防同教育、科研深度綁定，每年龐大的國防經費中，超過11%直接流入相關領域科研，30%的裝備採購費用流入西雅圖的波音、硅谷的IBM、惠普、洛克希德，軍事需求的溢出造就了兩個科技工業中心，更為美國帶來了CPU、計算機和後續的整個互聯網時代。

而同期的中國，經濟建設成為絕對的中心。總設計師在會議上要求部隊“要忍耐幾年”，即大量裁軍以節省軍費，支援國家建設。為了引進技術和建設的資金和技術，市場換技術的舉措被執行，促進了市場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國產化的停滯不前。

國家的科技和技術底子確實非常薄弱。從1992年開始的10年間，每年評選的國家自然科學獎和國家技術發明獎一等獎陷入發不出來的困窘境地，前者10年間只頒發了兩次，並且得獎的馮康和秦仁昌院士都已經去世。後者10年間發了3次。“兩彈一星”元勳們都已經領過了榮譽，然而後續卻沒人能跟上。2002年自研ARJ21飛機項目上馬時，設計人員要麼是50多歲60歲的老人，剩下的是20多歲的年輕人，1代人失去蹤影。

這一時期的中國，高層次科研人才規模不足且年齡失衡，1992年中科院研究院平均年齡為53歲，全國56歲以上的高校教授佔比達到了驚人的80%，亟需新鮮血液的補充。中科院、人事和教育部委先後牽頭了“國家傑青基金”“百千萬工程”和“長江學者”計劃，然而基礎環境的匱乏，調動力量和成果十分有限。“長江學者滿足門檻的候選人都不到10個，跟海外大學一個教職上百人搶的對比非常明顯。”

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後，中國人才流失的問題更加突出。從2000年起，我國留學生的回國數量就逐漸走低，至2004年僅有20.9%留學生選擇歸國。留學英語培訓機構新東方成為每個人心中的聖地，俞敏洪被比喻成新時代的“摩西”。

有失去便有所得到，我們用人口紅利和市場換回了經濟的狂飆，GDP在20年彙總維持了近10%的年均增長。1990年，中國經濟體量佔世界總量的1.82%，2000年增長到3.69%，而在2010年，中國的佔比已經達到9.36%。今天這一佔比為16%，美國為24%。

1999年10月，作為在美國的華人傑出青年專家，李彥宏應邀回國參加建國50週年國慶觀禮，大街小巷的網站廣告給他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此時國外技術一統天下的格局讓他感受到了創業的機會。2000年1月1日，百度開始在北大資源賓館辦公。

“歷史劇變正在祖國發生”。2007年，已經在西北大學擔任終身講席教授的饒毅回國，經過應聘擔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他決定“與其在海外批評，不如回中國實踐”。

在饒毅的激勵下，施一公也辭去普林斯頓終身講席教授，回到清華大學生物系任教：“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強的時候回來至少為祖國健康工作30年。”

巨大的環境鴻溝，使得極少有人想要回來。在留學生開閘的30年中，僅有四分之一的人歸國。施一公曾在演講中提到：我那屆清華2251位本科生，畢業後去美國的有一千六七百，現在大部分還在美國，但脫穎而出的很少，知足常樂是非常大的問題。施一公在美國讀博的學習過程非常痛苦，“經常不及格”，然而博士後的研究開始後，施一公發現自己對生物學的興趣逐漸濃厚，並很快在X射線晶體學解剖蛋白結構上取得了成果。1998年，施一公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一名助理教授，並很快成為建系以來最年輕的全職教授。

同許多人一樣，施一公原本幻想美國是一個美好、自由、民主的國家，然而在實際的生活中，他開始認識到想象和現實的差距。1995年，博士畢業的施一公產生了回國的念頭，但問題是國內並沒有匹配的研究環境，回國或許只能當英文老師、導遊甚至出租車司機。

2011年，分別擔任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生命學院院長的施一公和饒毅牽頭，在教育部支持下成立清華-北大生命科學聯合中心，成為科研和教育體制改革的先鋒試點：引入國際接軌的Tenuer Track體系，6年聘用期後“非升即走”；對人事體系進行改革，實行政學分開，教授享有更高的教學和科研自治權利。

生命聯合中心的出現，使得清華北大在生命科學領域的科研能力一躍成為國內頂尖，顏寧、柴繼傑、吳嘉煒、王宏偉、楊茂君等世界級的青年科學家相繼湧現。2009年前，清華生命學科在《科學》和《自然》兩大頂刊上，一共只發表了1篇文章，而在之後的8、9年間，累計發表了70多篇。2018年，施一公辭去清華大學副校長職位，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型大學西湖大學的創辦工作中。西湖大學是施一公對“錢學森之問”的解法：小而精、高起點、優先學科，建校之初以培養博士生為主，培養優秀的拔尖創新人才，目標在十五年後對標頂尖研究型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創始捐贈人中，出現有馬化騰、王健林等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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