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
作者：黃仁宇
版本：三聯書店 2015年8月
歷史學家黃仁宇從明末一個年份剖析明末社會癥結、觀察中國之來路。這種大歷史觀也見於《中國大歷史》《大歷史不會萎縮》等著作及自傳《黃河青山》等作品中。
《時間地圖》
作者：大衛·克里斯蒂安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7年6月
從宇宙演化的視角思考人類共同的命運，將自然史與人類史綜合成宏闊的時間地圖。
孫嶽 首都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歷史學（世界史方向）博士，對巫術史、全球史有研究，在國內率先譯介大歷史作品多種，主要譯作有《獨立宣言：一種全球史》、《歷史學宣言》等。
近兩年來，我常想：為何“大歷史”（Big History）經營了幾十年，出了數部專著，有了專門的教材，成立了國際大歷史協會，有比爾·蓋茨支持贊助的“大歷史項目”在全世界普及大歷史教育，甚至今年還正式出版了第一期的《大歷史學刊》，卻不及一個以色列青年學者尤瓦爾·赫拉利在兩三年時間內通過《人類簡史》和《未來簡史》兩本暢銷書製造出的學術和思想火爆呢？
學術界內外，前者都得到極高的評價，尤其是在中國，克里斯蒂安的“大歷史”雖被已故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推到堪與牛頓和達爾文媲美（見《時間地圖——大歷史，130億年前至今》序）的程度，卻罕有真正的讀者，更少相關的評述。同樣是“大規模跨學科的史學研究”，卻只有赫拉利被認為“就單槍匹馬地做了這麼件不可能的事，而且……做得不賴”。
五年前，我曾撰文探討大歷史“超越人類看人類”的優勢與不足，指出其直接用科學線索界說人類社會的起伏變故以及人內心中湧動的情感和信仰等問題“顯得天真和乏力”。這可能正是大歷史需要強力開拓的領域，而不只是侷限在自然科學的範式內。因為無論如何，人不只是物質和能量的混合體，還有精神追求、思想探索、制度變革、技術創新，還有喜怒哀樂、幸福不滿、虛構超越、毀滅沉淪，所有這些，或摹狀，或探究，或批判，都是改變現實的動力源頭。大歷史學者亟須拓寬胸襟，更多、更系統地關注人在宇宙間的發展軌跡和命運，且能開展不同文明間豐富多彩、彼此受益的學術對話。
正是帶著這樣一種思想和憂慮，我與赫拉利展開了對話。這對“大歷史”而言，可謂是首次。
大歷史
1991年，美國曆史學家大衛·克里斯蒂安在《為“大歷史辯護”》一文中提出“大歷史”這一概念。“大歷史”作為一種歷史敘事和歷史研究流派，將天文學、生物學、地質學等多學科融合，並藉助新的科學技術手段，講述從宇宙起源至今的宏大歷史。它的異軍突起掀起全球範圍內的大歷史閱讀潮。大歷史遊走在嚴肅與流行之間，有力地塑造著當代人的歷史思維。
在此之前，中國讀者更熟悉的“大歷史”，其實是以湯因比、黃仁宇等歷史學家所代表的宏觀歷史，即從宏觀視角探尋世界發展的長線趨勢與內在邏輯。
嚴格說來，赫拉利的《人類簡史》和《未來簡史》雖視野宏闊，卻不可歸入“大歷史”的範疇，但作者揮灑自如、獨具特色，因大開大合的論述方式引發更廣泛的關注與爭議。
“大歷史”缺少人類道德和生存意義的維度？
孫嶽：由於視野宏闊，動輒整個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未來，所以也有人稱您的《人類簡史》和《未來簡史》為“大歷史”。其實，近年來在西方興起的“大歷史”也有同樣的追求。
我想你可能讀過一些大歷史的著作。大歷史追根溯源，從自然科學所謂的宇宙起源“大爆炸”開始講起，主要圍繞“物質”、“能量”、“複雜度”等最根本的科學概念展開，發現整個歷史（包括人類的歷史）呈現出“複雜度不斷提升”的總趨勢，與熱力學第二定律（又稱“熵增定律”）相悖。人類能夠對抗“熵增”，是因為能夠通過科學文化等手段從自然界獲取愈來愈多的能量，所以才能夠不斷保持甚至提升人類文明的複雜度而不至潰敗（但這同時也增加了人類文明的脆弱性）。
大歷史本質上屬以（西方）“科學”為根基的敘事，雖然也有克里斯蒂安所謂的“現代創世神話”之說，甚至提出“集體知識”（Collective Learning）這樣的藉以區分人類與其他生命存在的本質，但這種新的試圖凝聚人類的“神話”體系終歸沒有真正建立起來，或者說，“大歷史”尚缺少人類道德和生存意義的維度。你對這種科學的歷史敘事如何評價？
赫拉利：你說得對，大多數大歷史著作都太過“唯物”（materialistic）了，並忽視了道德論題的維度。在我看來，大歷史缺少了對人類幸福和不幸的深層次理解，而不思考這一問題就看不清人類的本質和未來的發展方向。正因如此，我在《人類簡史》和《未來簡史》中既試圖利用最新的科學發現，又努力廓清物質的變革如何為人類帶來了幸福和不幸，並以此為基講述人類的歷史。比如，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究竟為人類帶來更大更多的幸福嗎？僅憑技術就能減少人類的不幸嗎？二十一世紀的技術變革能夠使人類更幸福嗎？
人類的新故事以什麼線索講述？
孫嶽：鑑於這一點，我很欣賞你所謂“文明乃故事所支撐”的說法。舊的故事沒人相信了，也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一定要編造新故事。你想要編造的這個故事主要線索是什麼？
赫拉利：人類當然需要一種新的故事，才有可能克服二十一世紀必須面對的諸多大問題。我還說不上這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故事，不過迄今也還沒有什麼人知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故事一定是全球故事、生態故事、述說人類幸福和不幸的故事，能讓後人接著講的故事。
之所以說是全球故事，是因為我們當今面對的問題本質上都是全球性的，必須全球合作才有望解決。之所以是生態故事，是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最大問題是氣候變化。除非我們將發展的生態背景考慮進去，我們將不可能從生態災難中拯救人類和地球。故事必然要講述人類的幸福與不幸，是因為這是全部真正倫理道德的基礎。道德並非是要人服從某種想象中的天國上帝，道德的本質是要減少人類的不幸。故事還必須讓後人能夠接著講，是因為我們現在對世界和人類還知之甚少，我們所講的故事註定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所以，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的無知。
孫嶽：我關於這點的認識是：對居間宇宙的人類，一切歷史不過是如下幾個核心觀念的展開，即知、愛、律、序。知就是認識天地人（或自然與人類，包括個體與人類社會），有了知便有了相應的行動和發展方向；愛是人類得以生存、維繫的另一主要機制，同時賦予人以生存的意義；律是服從由知所得的規律（law）並培養或貫徹愛的禮（ritual）；序是維持整體為繼的機制，可以是宇宙整體的“熵增”，也可以是人類的“逆熵”而動，但若要持久二者必然要彼此趨於接近。其原理是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
赫拉利：俗語說，只有在細節中才能洞悉到魔鬼。究竟什麼是知？什麼是愛？哪裡來的律？當然，我們大家都同意知和愛很重要，但不同的人對知和愛卻有不同的界定和解讀。比如，基督教就將自己說成是“愛的宗教”，但它卻比人類歷史上任何其他的宗教都更暴力、更富於壓迫性。基督教以“愛”為名，在全世界殘害了數以百萬計的生靈，或對他者進行奴役。因此，我們在將信仰付諸此類抽象的概念前一定要特別小心，哪怕它是“愛”。
古代理想如今是否仍值得追求？
孫嶽：與上個問題相關，中國古人提出了至今仍令國人怦然心動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而就個人（尤其是學者）而言，人生最值得追求的依然是張載“橫渠四句”所描述的境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赫拉利：這些當然是令人感奮的理想，但我們卻不能因此小看我們面對的諸多困難的程度，我們還要當心切勿對過去從未存在過的某種歷史抱有虛妄的幻想。在孔子生活的時代，中國是戰亂不斷，剝削壓迫與社會不平等盛行。孔子講在他之前一個久遠的年代曾是黃金盛世，但據當代考古發現可知，這一所謂的黃金盛世純系子虛烏有。
懷舊有時是非常危險的。當今世界有不少人都幻想過去曾有過某種黃金時代。比如特朗普就許諾選民要“使美國再度偉大”，就好像20世紀80年代或50年代的美國真的很偉大似的。伊斯蘭國（ISIS）的領袖們也許諾其追隨者要建立一個類似7世紀那樣的了不起的伊斯蘭哈里發王國。在以色列，也有狂熱的猶太教徒幻想回到更為久遠的所謂聖經時代。所有這些都是極其危險的虛幻之想。
人類在21世紀面臨史無前例的諸多挑戰，而要面對這些挑戰，我們就必須清晰領悟我們這個時代的現實，而不是幻想某種黃金盛世。我們當然可能從孔子等古代聖賢那裡得到某種啟發和智慧，但卻不要因此陷入懷舊的虛幻。
撰文/特約學者 孫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