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以身殉國，為什麼史可法成了英雄，他卻成了奸臣？'
一說起南明時期的忠貞之士，人們往往就會想到被譽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而一說起南明的奸臣，那大家的第一印象必然是馬士英、阮大鋮，或是阮大鋮、馬士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答案也很簡單，因為史書上都這麼說，所以大家也就都這麼信了。可是，很多人卻並不知道，馬士英的結局其實和史可法一樣，都是以身殉國而死的。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史可法殉國成了英雄，馬士英卻成了奸臣呢？
一說起南明時期的忠貞之士，人們往往就會想到被譽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而一說起南明的奸臣，那大家的第一印象必然是馬士英、阮大鋮，或是阮大鋮、馬士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答案也很簡單，因為史書上都這麼說，所以大家也就都這麼信了。可是，很多人卻並不知道，馬士英的結局其實和史可法一樣，都是以身殉國而死的。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史可法殉國成了英雄，馬士英卻成了奸臣呢？
有人認為史可法堅守揚州，寧死不屈，最終以身殉國，自然是英雄。而馬士英擁立昏君，誤國誤民，理當是奸臣。不過，夜讀史書卻認為這樣的觀點是以偏概全。
首先，在南明開局的擁立新君問題上，史可法的表現並不比馬士英好多少。當時南明最有權勢的人物就是史可法和馬士英，所以他們兩人在“定策”問題上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馬士英因擁立福王朱由崧這個大草包當皇帝而飽受世人唾罵，這也是他在史書上被定義為奸臣的最主要原因。可是按照“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皇位繼承製度，福王本來就是當時的第一順位繼承人，由他承襲皇位是最理所當然的事情。
一說起南明時期的忠貞之士，人們往往就會想到被譽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而一說起南明的奸臣，那大家的第一印象必然是馬士英、阮大鋮，或是阮大鋮、馬士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答案也很簡單，因為史書上都這麼說，所以大家也就都這麼信了。可是，很多人卻並不知道，馬士英的結局其實和史可法一樣，都是以身殉國而死的。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史可法殉國成了英雄，馬士英卻成了奸臣呢？
有人認為史可法堅守揚州，寧死不屈，最終以身殉國，自然是英雄。而馬士英擁立昏君，誤國誤民，理當是奸臣。不過，夜讀史書卻認為這樣的觀點是以偏概全。
首先，在南明開局的擁立新君問題上，史可法的表現並不比馬士英好多少。當時南明最有權勢的人物就是史可法和馬士英，所以他們兩人在“定策”問題上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馬士英因擁立福王朱由崧這個大草包當皇帝而飽受世人唾罵，這也是他在史書上被定義為奸臣的最主要原因。可是按照“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皇位繼承製度，福王本來就是當時的第一順位繼承人，由他承襲皇位是最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南明的東林黨和復社成員卻因曾得罪過老福王朱常洵，因而害怕小福王朱由崧登基會對自身不利。於是他們利用自身影響力，極力反對擁立福王，改而支持擁立血緣關係更遠的潞王朱常淓。史可法在政治上傾向於東林黨，所以自然成了反對福藩，擁立潞藩的主力。史可法和東林黨人提出福王有“七不可立”（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而潞王賢良聰明，所以在非常時期應該採用非常辦法，立潞王為君。然而從後來潞王畏敵如虎、主動降清的表現來看，他和福王朱由崧其實是半斤八兩，兩人都是廢物點心，誰也不比誰強。因此，史可法他們所提出的潞王“賢良”之說純粹是瞎扯。將個人恩怨和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史可法又能比馬士英高明到哪裡去？
一說起南明時期的忠貞之士，人們往往就會想到被譽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而一說起南明的奸臣，那大家的第一印象必然是馬士英、阮大鋮，或是阮大鋮、馬士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答案也很簡單，因為史書上都這麼說，所以大家也就都這麼信了。可是，很多人卻並不知道，馬士英的結局其實和史可法一樣，都是以身殉國而死的。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史可法殉國成了英雄，馬士英卻成了奸臣呢？
有人認為史可法堅守揚州，寧死不屈，最終以身殉國，自然是英雄。而馬士英擁立昏君，誤國誤民，理當是奸臣。不過，夜讀史書卻認為這樣的觀點是以偏概全。
首先，在南明開局的擁立新君問題上，史可法的表現並不比馬士英好多少。當時南明最有權勢的人物就是史可法和馬士英，所以他們兩人在“定策”問題上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馬士英因擁立福王朱由崧這個大草包當皇帝而飽受世人唾罵，這也是他在史書上被定義為奸臣的最主要原因。可是按照“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皇位繼承製度，福王本來就是當時的第一順位繼承人，由他承襲皇位是最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南明的東林黨和復社成員卻因曾得罪過老福王朱常洵，因而害怕小福王朱由崧登基會對自身不利。於是他們利用自身影響力，極力反對擁立福王，改而支持擁立血緣關係更遠的潞王朱常淓。史可法在政治上傾向於東林黨，所以自然成了反對福藩，擁立潞藩的主力。史可法和東林黨人提出福王有“七不可立”（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而潞王賢良聰明，所以在非常時期應該採用非常辦法，立潞王為君。然而從後來潞王畏敵如虎、主動降清的表現來看，他和福王朱由崧其實是半斤八兩，兩人都是廢物點心，誰也不比誰強。因此，史可法他們所提出的潞王“賢良”之說純粹是瞎扯。將個人恩怨和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史可法又能比馬士英高明到哪裡去？
後來馬士英和“江北四鎮”幾位總兵以武力強行擁護福王朱由崧登基稱帝，年號“弘光”，史稱弘光皇帝。南明開局的“定策”問題終於得到解決。馬士英由於“定策”有功，所以位極人臣，被封為弘光朝的內閣首輔。史可法則明升暗降，被派往江北督師“四鎮”官兵。因此，弘光朝的政策制定以馬士英為主，而弘光朝偏偏又是個“短命鬼”，僅存續了一年時間就被清軍攻滅，所以這又成了馬士英被口誅筆伐為奸臣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大家卻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馬士英和史可法在政治上雖然成為了對手，但兩人在大政方針上的意見卻是一致的。“聯虜（滿清）平寇（李自成）”是南明弘光朝的基本國策，這也是馬士英和史可法的共同意見。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項國策非常愚蠢，可以說是一手斷送了南明開局的大好形勢。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馬士英和史可法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光讓馬士英一人背黑鍋，顯然有失公允。
一說起南明時期的忠貞之士，人們往往就會想到被譽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而一說起南明的奸臣，那大家的第一印象必然是馬士英、阮大鋮，或是阮大鋮、馬士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答案也很簡單，因為史書上都這麼說，所以大家也就都這麼信了。可是，很多人卻並不知道，馬士英的結局其實和史可法一樣，都是以身殉國而死的。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史可法殉國成了英雄，馬士英卻成了奸臣呢？
有人認為史可法堅守揚州，寧死不屈，最終以身殉國，自然是英雄。而馬士英擁立昏君，誤國誤民，理當是奸臣。不過，夜讀史書卻認為這樣的觀點是以偏概全。
首先，在南明開局的擁立新君問題上，史可法的表現並不比馬士英好多少。當時南明最有權勢的人物就是史可法和馬士英，所以他們兩人在“定策”問題上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馬士英因擁立福王朱由崧這個大草包當皇帝而飽受世人唾罵，這也是他在史書上被定義為奸臣的最主要原因。可是按照“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皇位繼承製度，福王本來就是當時的第一順位繼承人，由他承襲皇位是最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南明的東林黨和復社成員卻因曾得罪過老福王朱常洵，因而害怕小福王朱由崧登基會對自身不利。於是他們利用自身影響力，極力反對擁立福王，改而支持擁立血緣關係更遠的潞王朱常淓。史可法在政治上傾向於東林黨，所以自然成了反對福藩，擁立潞藩的主力。史可法和東林黨人提出福王有“七不可立”（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而潞王賢良聰明，所以在非常時期應該採用非常辦法，立潞王為君。然而從後來潞王畏敵如虎、主動降清的表現來看，他和福王朱由崧其實是半斤八兩，兩人都是廢物點心，誰也不比誰強。因此，史可法他們所提出的潞王“賢良”之說純粹是瞎扯。將個人恩怨和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史可法又能比馬士英高明到哪裡去？
後來馬士英和“江北四鎮”幾位總兵以武力強行擁護福王朱由崧登基稱帝，年號“弘光”，史稱弘光皇帝。南明開局的“定策”問題終於得到解決。馬士英由於“定策”有功，所以位極人臣，被封為弘光朝的內閣首輔。史可法則明升暗降，被派往江北督師“四鎮”官兵。因此，弘光朝的政策制定以馬士英為主，而弘光朝偏偏又是個“短命鬼”，僅存續了一年時間就被清軍攻滅，所以這又成了馬士英被口誅筆伐為奸臣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大家卻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馬士英和史可法在政治上雖然成為了對手，但兩人在大政方針上的意見卻是一致的。“聯虜（滿清）平寇（李自成）”是南明弘光朝的基本國策，這也是馬士英和史可法的共同意見。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項國策非常愚蠢，可以說是一手斷送了南明開局的大好形勢。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馬士英和史可法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光讓馬士英一人背黑鍋，顯然有失公允。
弘光朝還有個致命問題就是東林黨、復社成員不斷質疑弘光皇帝的合法地位，並搞出了所謂的“南渡三案”，嚴重削弱了朝廷內部凝聚力和戰鬥力。後來清軍南下，弘光朝廷被迅速推翻，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人心渙散所造成的惡果。事後，東林黨、復社成員瘋狂指責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種種“劣行”，卻選擇性忽視了自己這一派人給國家造成的掣肘影響有多深。
弘光朝廷滅亡後，南明又相繼成立了魯王政權和唐王政權。此時的馬士英幾乎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他並沒有因此投降清廷。根據清朝官方檔案證明，馬士英曾參加過魯王政權組織的渡錢塘江攻餘杭、富陽以及攻打杭州等戰役。1646年六月浙東兵敗，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髮為僧，不久被清軍俘虜，英勇就義。這樣的一位人物，就算不能像史可法那樣被世人稱頌為英雄，但怎麼也不至於將其稱之為奸臣。
一說起南明時期的忠貞之士，人們往往就會想到被譽為民族英雄的史可法。而一說起南明的奸臣，那大家的第一印象必然是馬士英、阮大鋮，或是阮大鋮、馬士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印象答案也很簡單，因為史書上都這麼說，所以大家也就都這麼信了。可是，很多人卻並不知道，馬士英的結局其實和史可法一樣，都是以身殉國而死的。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史可法殉國成了英雄，馬士英卻成了奸臣呢？
有人認為史可法堅守揚州，寧死不屈，最終以身殉國，自然是英雄。而馬士英擁立昏君，誤國誤民，理當是奸臣。不過，夜讀史書卻認為這樣的觀點是以偏概全。
首先，在南明開局的擁立新君問題上，史可法的表現並不比馬士英好多少。當時南明最有權勢的人物就是史可法和馬士英，所以他們兩人在“定策”問題上可以發揮決定性作用。馬士英因擁立福王朱由崧這個大草包當皇帝而飽受世人唾罵，這也是他在史書上被定義為奸臣的最主要原因。可是按照“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皇位繼承製度，福王本來就是當時的第一順位繼承人，由他承襲皇位是最理所當然的事情。
可是，南明的東林黨和復社成員卻因曾得罪過老福王朱常洵，因而害怕小福王朱由崧登基會對自身不利。於是他們利用自身影響力，極力反對擁立福王，改而支持擁立血緣關係更遠的潞王朱常淓。史可法在政治上傾向於東林黨，所以自然成了反對福藩，擁立潞藩的主力。史可法和東林黨人提出福王有“七不可立”（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而潞王賢良聰明，所以在非常時期應該採用非常辦法，立潞王為君。然而從後來潞王畏敵如虎、主動降清的表現來看，他和福王朱由崧其實是半斤八兩，兩人都是廢物點心，誰也不比誰強。因此，史可法他們所提出的潞王“賢良”之說純粹是瞎扯。將個人恩怨和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史可法又能比馬士英高明到哪裡去？
後來馬士英和“江北四鎮”幾位總兵以武力強行擁護福王朱由崧登基稱帝，年號“弘光”，史稱弘光皇帝。南明開局的“定策”問題終於得到解決。馬士英由於“定策”有功，所以位極人臣，被封為弘光朝的內閣首輔。史可法則明升暗降，被派往江北督師“四鎮”官兵。因此，弘光朝的政策制定以馬士英為主，而弘光朝偏偏又是個“短命鬼”，僅存續了一年時間就被清軍攻滅，所以這又成了馬士英被口誅筆伐為奸臣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大家卻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馬士英和史可法在政治上雖然成為了對手，但兩人在大政方針上的意見卻是一致的。“聯虜（滿清）平寇（李自成）”是南明弘光朝的基本國策，這也是馬士英和史可法的共同意見。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項國策非常愚蠢，可以說是一手斷送了南明開局的大好形勢。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馬士英和史可法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光讓馬士英一人背黑鍋，顯然有失公允。
弘光朝還有個致命問題就是東林黨、復社成員不斷質疑弘光皇帝的合法地位，並搞出了所謂的“南渡三案”，嚴重削弱了朝廷內部凝聚力和戰鬥力。後來清軍南下，弘光朝廷被迅速推翻，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人心渙散所造成的惡果。事後，東林黨、復社成員瘋狂指責馬士英、阮大鋮等人的種種“劣行”，卻選擇性忽視了自己這一派人給國家造成的掣肘影響有多深。
弘光朝廷滅亡後，南明又相繼成立了魯王政權和唐王政權。此時的馬士英幾乎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他並沒有因此投降清廷。根據清朝官方檔案證明，馬士英曾參加過魯王政權組織的渡錢塘江攻餘杭、富陽以及攻打杭州等戰役。1646年六月浙東兵敗，馬士英逃入四明山削髮為僧，不久被清軍俘虜，英勇就義。這樣的一位人物，就算不能像史可法那樣被世人稱頌為英雄，但怎麼也不至於將其稱之為奸臣。
黃宗羲畫像
那麼，馬士英為什麼會成為明朝歷史上大名鼎鼎的奸臣呢？這就要提到被稱為“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黃宗羲了。黃宗羲的父親是“東林七君子”之一黃尊素，黃宗羲本人則是復社中的核心成員。他所身處的陣營決定了他對馬士英的判斷。
清朝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清廷正式開始纂修《明史》。黃宗羲身為當世大儒受到邀請，黃宗羲曾發誓不侍奉清朝，因此託病不肯出山。但修撰《明史》是他畢生的夢想，所以也不願意因此放棄機會。於是黃宗羲派自己的弟子萬斯同、萬言，以及兒子黃百家前往京城，以布衣身份參與修撰。
雖然萬斯同在名義上是布衣，但卻是《明史》的實際總纂。而萬斯同的絕大部分觀點又出自於黃宗羲，因此《明史》中將誰定義為忠臣，將誰定義為奸臣，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明史·奸臣傳》中共羅列了明朝二百多年時間中的十位奸臣。其中與黃宗羲處於同個時代的人物就佔去了四席，他們是：周延儒、溫體仁、馬士英、阮大鋮。這幾人的最大共同點就是都與東林黨有過節，其中周延儒、溫體仁、阮大鋮被定義為奸臣確實無可爭議，但將馬士英也列入《奸臣傳》不得不讓人質疑黃宗羲在對待歷史人物的態度上，是否還具備公正客觀性。在正史上夾帶私貨，實在是讓人難以苟同。
參考文獻：《明史》、《南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