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曄旻
文｜郭曄旻
彩繪陶壺，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遺址
20世紀80年代的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之後，隨之而來的整個90年代，關於陶寺文化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卻停滯不前。直到1999—2001年，科技部重點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順利結項，“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呼之欲出。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重新啟動了在陶寺的考古工作，終於在新世紀迎來了激動人心的“大豐收”時刻。
2002年，考古工作者發現並確認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貴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與大型倉儲區等。第二年春季，為了尋找陶寺城址中的宗教、禮儀建築，考古隊員在中期小城內墓地以南進行大範圍勘探時，發現了大面積的夯土。研究者起初推測這些夯土是中期小城內的一道隔牆，後來才意識到，這是一座平面呈等腰梯形的、模樣怪異的夯土建築。最奇特的是，在此發掘出了從北向南排列成圓弧形的12座夯土柱。12座柱子中間共有11道縫隙，縫隙之間的寬度在20釐米左右。
這是做什麼用的呢？考古學家發現，將夯土柱之間的11道縫隙的地基部分垂直向上復原，若是從中心處通過柱間縫隙向塔兒山望去，除了第5根夯土柱與第6根夯土柱之間的縫隙沒有對應塔兒山上的山尖外，其餘各縫都對應著一個山頭，可見這些柱子的位置都是有意設置的。
文｜郭曄旻
彩繪陶壺，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古城遺址
20世紀80年代的考古工作取得一系列成果之後，隨之而來的整個90年代，關於陶寺文化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卻停滯不前。直到1999—2001年，科技部重點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順利結項，“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呼之欲出。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重新啟動了在陶寺的考古工作，終於在新世紀迎來了激動人心的“大豐收”時刻。
2002年，考古工作者發現並確認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中期大城、中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貴族居址、中期墓地及大墓與大型倉儲區等。第二年春季，為了尋找陶寺城址中的宗教、禮儀建築，考古隊員在中期小城內墓地以南進行大範圍勘探時，發現了大面積的夯土。研究者起初推測這些夯土是中期小城內的一道隔牆，後來才意識到，這是一座平面呈等腰梯形的、模樣怪異的夯土建築。最奇特的是，在此發掘出了從北向南排列成圓弧形的12座夯土柱。12座柱子中間共有11道縫隙，縫隙之間的寬度在20釐米左右。
這是做什麼用的呢？考古學家發現，將夯土柱之間的11道縫隙的地基部分垂直向上復原，若是從中心處通過柱間縫隙向塔兒山望去，除了第5根夯土柱與第6根夯土柱之間的縫隙沒有對應塔兒山上的山尖外，其餘各縫都對應著一個山頭，可見這些柱子的位置都是有意設置的。
根據遺址復原的陶寺古觀象臺
考古工作者進一步假設，由北向南的第9與第10根夯土柱之間的縫隙是用來觀測冬至日出的。也就是說，當太陽從東邊的塔兒山升起，光影正好透過這道觀測縫時，這一天就是陶寺先民理解的“冬至”。根據天文學家的研究，冬至日出方位用目視觀測並不難確定。如果站在同一地點觀測，那麼一年中日出方位在冬至這一天到達最南點，而後向北移動，人們只需找到日出方位的最南點，通過地面標誌物與之相對，便找到判斷冬至來臨的簡便方法。2003年的冬至時分，考古工作者專門來到現場觀測，結果發現日出時，太陽並不在縫中。後來，著名天文學家和曆法專家陳美東指出，由於黃赤交角4000年的變化，導致今天冬至日出向北偏出縫外，關於冬至觀測的猜測其實是正確的。4000年前的陶寺先民的確在這條縫中觀測日出。這樣一來，陶寺遺址裡的這座奇怪建築的作用就水落石出了，一座觀象臺，很可能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觀象臺（公元前2100年）。陶寺先民根據陽光透過縫隙照射到圓心點來觀測天象，以確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農時節氣。在最北觀測柱與夏至觀測南柱之間搭上一根門楣就成為一個小門。從觀測點經此門向東看去，又可形成一條寬50釐米的觀測縫。這12道縫中1號縫沒有觀測功能，7號縫居中，為春分、秋分觀測縫。除2號縫觀測冬至、12號縫觀測夏至各用一次之外，其餘縫皆於上半年和下半年各使用一次。
假如回到4000多年前的一個春天的話，大約會是這樣一幅場面。晨曦微露，陶寺城內還是一片沉寂。此時東南城牆外的觀象臺內，陶寺貴族們已經陳設好了石磬、鼉鼓、俎豆和犧牲，肅穆以待。這座建築面向塔兒山，略呈半圓形，有13座連續的夯土臺基，呈扇形排列，臺基上起牆，森然壁立，牆間形成12道神祕窄縫。半圓形的圓心處，是一個圓形的夯土臺，站立其上，12道縫隙盡收眼底。東方漸白，貴族們躬身屏息，等待著一個莊嚴而神奇的時刻。朝陽終於從塔兒山頂噴薄而出，剎那間，一道燦爛的陽光從第四道縫隙中精準地射入這特殊的建築，直達圓心。春分太陽的準時來到，意味著“敬授人時（《尚書·堯典》）”的權威安然無恙。或許這也是當時的陶寺統治者用宗教來控制整個社會的一種手段。